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是“休克疗法”吗？——与萧功秦教授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戈尔巴乔夫论文,的是论文,休克论文,疗法论文,教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戈尔巴乔夫执政近7年期间，一直在推行改革，力图通过改革使经济走出困境。改革的进程是十分复杂和曲折的，最后改革以失败告终。有关苏联剧变与戈尔巴乔夫的关系问题，至今还存在不同的看法。
2011年第7期《社会观察》杂志发表了萧功秦教授题为《激进改革路径的苦果——苏联改革失败二十年的反思》一文。萧文认为，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经济上直接采取一步到位的市场经济休克疗法”。因此，“与其在意识形态上空洞地指责戈尔巴乔夫‘出卖了苏共’，不如实事求是分析苏联激进的改革路径与方针的失误”。
坦率地说，上述观点笔者还是第一次见到，因为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的改革是逐步推行的，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里连改革的市场取向都未提及，只是到了他执政后期经过激烈争论，才就实行市场经济改革达成共识，并制定了各种方案，但未等到实施，戈尔巴乔夫就下台了，哪谈得上实行了激进改革。我们不妨看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过程，就可充分说明这一点。
戈尔巴乔夫改革过程
戈尔巴乔夫改革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从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实际情况看，笔者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经济体制改革的准备阶段（1985年3月—1987年）
1985年召开苏共中央四月全会，它是苏联新的历史转折点的标志。戈尔巴乔夫在这次全会上，作了《召开苏共例行第二十七次代表会议及有关筹备和举行代表大会的任务》的报告。
谈及经济问题的主要点有：第一，分析当时苏联的经济形势，指出勃列日涅夫留下的经济困难远远没有克服；第二，困难发生的原因，主要是没有及时地对生产发展的客观条件作出变化、没有对加快生产集约化和经营管理方法的变革的必要性作出应有的评价；第三，解决困难的途径是，广泛采用科技革命的成果，使社会主义经营管理方式符合现代条件的要求，应当大大加速社会经济进步；第四，解决社会经济问题最终要靠改革。
这次全会，首次提出了苏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战略方针，即要实行大大加速发展的战略。
1986年2月苏共二十七大，首次正式提出“加速战略”和提出根本改革的方针。二十七大对过去一个时期（主要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内外政策（主要是国内政策）进行了总结，揭露和批评了这一时期存在的缺点和失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苏联今后一个时期（2000年前）的战略任务以及实现这一任务的大政方针，以适应新形势发展的要求，力图使苏联经济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转折阶段。
在经济方面，苏共二十七大主要解决两大问题：一是代表大会确认了苏共中央四月全会（1985年）提出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加速战略”；二是代表大会首次提出实现“加速战略”的两个基本途径，即加速科技进步和根本改革现行经济体制。
苏共二十七大虽然提出了根本改革体制的方针，但尚未提出一个改革方案。戈尔巴乔夫在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只是规定了今后改革的大致方向。
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对改革进行了大讨论和再动员。戈尔巴乔夫在会上做了以《关于改革与党的干部政策》为题的报告。会议的主题是改革、民主和干部问题，要集中解决的问题是：苏联究竟要不要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并提出要实现根本改革就要依靠民主化和排除来自干部方面的阻力。所以，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指出：“向好的方面的转变进展缓慢，改革工作比预想的更困难，社会中积存的问题的根源比原来预想的更深。”
在这次全会上，还首次正式提出了两个重要的理论观点：一是苏联社会正在积聚危机因素；二是由于过去政策的失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形成了“阻碍机制”。
1987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提出了引人关注的较为完整的综合改革方案。如果说一月全会主要讨论究竟要不要进行根本改革问题的话，那么六月全会主要解决如何进行根本改革的问题，要提出改革具体原则和方案。戈尔巴乔夫在这次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党的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任务》的报告。在报告中明确指出：“今天我们将讨论改革一个根本问题。这指的是根本改革经济管理，即经营机制的体制的质变。”
在六月全会上，通过了《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和《苏联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以下简称《基本原则》和《企业法》）两个重要文件。接着，1987年7月17日，苏联又通过了有关计划、价格、财政、银行、物资技术供应体制改革等11个决议。这样就与实施《企业法》相配套，形成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完整的综合方案。
（二）具体实施改革阶段（1987年—1990年）
在1987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方案形成之后，逐渐进入经济体制改革具体实施阶段。
按照戈尔巴乔夫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上的报告中的说法，1987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之后，“经济改革已经不仅是计划和意图，更不是抽象的理论推断。它已牢牢地进入生活。今天，有相当多的联合公司，工业、建筑业、运输和农业企业在自我补偿和自筹资金的原则基础上工作”。
具体安排是：1989年全部企业完成向新的经营机制的过渡，而对涉及集中的经济管理职能的改革，到1990年完成。这里，主要包括客观经济体制如计划、物资供应、财政、银行、价格等改革。这样，苏联就可以带着新的经济机制进入第十三个五年计划。简言之，苏联计划在1988年—1990年内，形成新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戈尔巴乔夫根据1987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前经济改革出现的情况，明确指出：“今后两年或三年将是最复杂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至关重要的阶段。首先因为将要同时解决经济方面、社会方面，国家和社会管理改革、意识形态和文化方面的规模巨大的任务。”
后来改革的实践证明，从1987年下半后到1990年具体实施改革方案过程中，苏联出现了极其复杂的局面，发生了不少重要事件，使得经济改革困难重重。
特别要指出的是，如果在1986年至1987年党内斗争主要表现在叶利钦与利加乔夫之间的话，那么后来叶利钦把戈尔巴乔夫视为斗争的目标，斗争的主要内容最后发展为如何对待苏共和苏联问题上。
1988年6月28日至7月1日，苏共举行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在会上戈尔巴乔夫做了《关于苏共二十七大决议的执行情况和深化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他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根本改革政治体制的任务。
后来有些人认为，苏联从这次会议之后，只搞政治体制改革而不搞经济体制改革了。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们可从这次会议的目的来分析。
戈尔巴乔夫在会上的报告，首先是总结了从1987年2月召开苏共二十七大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情况，一方面指出，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取得的进展，“已成功地阻止了国家滑向经济、社会和精神领域的危机”，另一方面指出，“今天我们面临着许多复杂的问题。但它们之中哪个是关键问题呢？苏共中央认为，改革我们政治体制就是这样的问题”。
另外，从政治体制改革要实现的基本任务和最终目的来看，它与经济体制改革要达到的目标也是相辅相成的。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谈及此问题时，用的标题是“始终如一地实行根本的经济改革”，他认为，应特别突出讨论“怎样实现根本的经济改革”。
但后来，由于政治斗争的激化，政治过热，经济体制改革受到很大冲击。
1990年7月2日—13日，苏共召开了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是在苏联政治、经济形势十分尖锐、复杂，党内产生严重分歧的情况下召开的。戈尔巴乔夫在此次会议上谈到苏联改革进程时认为：这个时期，苏联“已经进入改革的最重要阶段，下一步将是大规模的改革”。
戈尔巴乔夫经济体制改革第二阶段特别到1990年，一个最为重要的特点是，围绕制定与讨论向市场经济过渡方案进行了激烈的政治斗争，成了争权夺利的工具。可以说，经济改革成了政治斗争的“人质”。在这个斗争过程中，随着叶利钦权力与影响的扩大，戈尔巴乔夫时常出现退让与妥协。
（三）经济体制改革停滞和夭折阶段（1990年底—1991年底）
尽管在1990年下半年，围绕向市场经济过渡方案在苏联展开了尖锐的政治斗争，但最后还是通过了《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等官方正式文件，按理说，这可以作为推行经济改革的依据。但此后，并没有出现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八大上所期望的大规模改革，经济改革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最后改革以失败告终，成了加速苏联发生剧变的一个重要因素。
1991年经济改革之所以难以进行下去，一个直接原因是，这一年政治过热，争权夺利的斗争白热化，政治、经济和民族危机交织在一起，在此情况下，没有人也没有精力顾及经济改革。
在体现苏联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的1987年召开的苏共中央六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在其报告中指出：“我们是从经济的基本环节——企业和联合公司着手根本改造经济机制的，这里首先指的是为其创造最好的经济环境，加强其权利，同时提高其责任，并在此基础上根本改变经济管理的所有上级环节的活动。”
改革从基层环节的企业开始，主要是解决企业作为真正的商品生产者，它应负的经济责任和应拥有的权利问题。至于宏观经济体制的改革主要是围绕取消指令性指标进行的。可见，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思路措施同当时东欧及中国改革大体上相同的。
只是到了1990年，经过激烈的争论与斗争，苏联先后提出了四个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文件。围绕不同改革方案，各方争论不休，因此根本无法推行革，而到1991年底戈尔巴乔夫就下台了。所以，无论如何也得不出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是激进经济改革这个结论，推行“休克疗法”激进改革的是苏联剧变后的1992年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苏联剧变
苏联剧变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但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这有其十分复杂的原因，主要是以下三个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第一是经济体制改革本身的严重错误，突出表现在：在改革起始阶段，实行加速战略是错了第一步；未从农业开始，影响了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发展；在经济改革过程中，没有解决好“四个结合”问题——改革与发展的结合，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结合，改革的迫切性与长期性结合，微观与宏观改革措施的结合；政治体制改革从失控到迷失方向，使它对经济体制改革起不到促进作用；用政治领域中实行的妥协策略，运用到经济体制改革中来，致使经济体制改革停步不前，最后导致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
二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错误，逐步迷失了改革的方向，使苏共失去了领导地位，从而在苏联失去了领导改革的政治核心力量，最后导致政治局势失控，出现大动荡。
三是存在严重的阻碍机制，这种阻碍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其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根据各种情况的综合分析，笔者认为，在梳理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与苏联剧变关系问题时，应该做出以下两个不同层次的结论：
第一，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严重错误，特别是后期改革迷失方向，加速了苏联剧变的进程，是苏联剧变的直接原因；
第二，更应看到，苏联的剧变有其十分深刻的深层次的历史原因。就是说，不要因为苏联剧变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而忽略了苏联历史上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忽略引起质变的诱因，忽略量变背后更为重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东西。
“激进”与“渐进”不应绝对化
有关激进与渐进两种转轨方式的评价，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学术界至今仍存在不同看法。它既关系到经济转轨的理论问题，也关系到对这两种不同经济转型方式实际绩效的评价问题。这里，笔者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首先，不能以激进和渐进来划分市场经济体制模式，这只是过渡方式的区别。不论是激进还是渐进，都只不过是一种手段与方式。市场经济体制模式基本上有两种：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和社会市场经济模式。
其次，从过渡速度来划分渐进与激进也是相对而言的。有不少激进的改革措施具有局部性与临时性的特点。从波兰头5年的激进改革过程看，也很难认为全部变革都是采取激进的方式。俄罗斯政府也在不断调整政策，逐步放弃“休克疗法”初期的一些做法。中国采取渐进方式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是从这20多年来的整个改革过程来讲的。在各个领域、各个时期，改革的速度也不都是一样的，有时慢一些，有时快一些，应该认识到，“即使是激进的改革也有渐进的性质”。
第三，一个国家采用激进式的过渡往往是不得已而为之。它们或者是在多次采取措施仍无法控制通胀时，而被迫一次性放开价格；或者是在国内市场极其不平衡、赤字庞大、通胀失控、国家行政管理体系完全崩溃的条件下，通过政府有效地控制、逐步地实行价格改革已不可能，而不得不采用激进方式。
第四，从实行渐进式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一些国家情况来看，也并不像有些人所想的那样渐进式过渡必然拖得很长，进程很慢。拿匈牙利来说、它是东欧诸国中实行渐进式过渡的典型。虽然在转轨的头几年它离发育完善的市场体制还有较大距离，但匈牙利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另外，匈牙利的某些措施，如在企业破产方面，比实行“休克疗法”的波兰迈的步子要大得多。所以，渐进式绝不是慢慢来，更不是走走停停，而同样需要迈大步。
第五，人们对激进过渡方式所产生的问题容易看得比较清楚，如生产下滑速度快，通胀失控，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失业人数增加，承担的风险大等，但容易忽视渐进过渡方式存在的问题，如过渡时间拖得较长，在较长时间内价格仍不是市场价格，价格仍不能成为衡量经济效率的标准，不利于产权关系的改革，本国价格与国际价格长期脱节等。渐进的过渡方式，容易把问题与矛盾掩盖起来，搞得不好，有可能使问题越积越多，使改革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另外，由于渐进式过渡时间较长，在过渡期会出现双轨体制的运行状态，尤其是价格双轨制，难免会导致经济秩序混乱，企业行为短期化，会为官倒、私倒创造条件，成为产生腐败的—个重要因素。所以，不能忽视渐进式改革的负效应，而应该力争在实行渐进式改革过程中把它带来的负效应减少到最低限度。
第六，从苏联与东欧各国向市场经济过渡方式的发展过程看，其趋势是渐进与激进两种方式的混合，但侧重于渐进式。笔者认为，搞激进转型的国家，经过一段时间后转向渐进，并不意味着对前一段时间激进改革政策的根本否定，亦不是什么纠偏，是合乎逻辑的发展。转轨是一个推陈出新的过程，如果从通过转轨达到制度建设的目的这一角度讲，所有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国家，其经济体制转轨实质上都是渐进的，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以上的分析说明，不要对激进与渐进转型方式作绝对化的理解。拿中国改革来说，一般认为是渐进的典型，而吴敬琏教授在分析中国改革战略问题时指出：“不能用‘渐进论’概括中国的改革战略。”他认为，从中国改革的实际情况看，在国有经济的范围内，改革的确是渐进进行的，而中国的农村改革、特区和对外开放，其速度都是快的，也并不是以时间拖得很长的渐进式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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