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管理心理思想研究[，1]_荀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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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思想解放、学术自由的时期，其思想内容之丰富，涉及社会和人生的各个领域。管理心理思想便是其中的一个领域。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对此予以概论。

1 有关管理的人性假设

美国管理心理学家道格拉斯·麦格雷戈（Douglas Mcgregor）认为，在每一个管理决策或每一项管理措施的背后，都必有某些关于人性本质及人性行为的假设。我国先秦思想家的管理策略也是建立在一定的人性假设之上的。先秦思想家关于人性的假设，主要有三种观点，即性善论、性恶论和性无善无不善论。

1.1 性善论 以孔子、孟子为代表，主张人性善。 如孟子就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1]我国古代启蒙教材《三字经》开篇所言“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即源于这一派观点。主张人性善者，其管理理念即是强调仁爱德治、礼义教化。性善论的实质是弘扬人的善性，形成健康的价值观，使个体通过价值观的内控作用，促进正确行为，抑制错误行为。这种观点有似于麦格雷戈在《管理理论X或Y的选择——企业的人性面》中提出的Y理论以及美国现代管理心理学家雪恩（E·H·Schein ）提出的“自动人”假设，强调了人性的光明面。

1.2 性恶论 以荀子、韩非子等为代表，主张人性恶。 荀子就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2]又说：“今人之性， 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2]韩非子也认为“好利恶害”、“喜利畏罪”是人的本性。 但是荀子和韩非子的管理理念有所不同，荀子既重视通过法制来控制和消灭人性之恶，同时也重视通过教化的作用使人性由恶变善。而韩非子则是坚决主张以严刑峻法、重赏厚罚从外部打击、控制和消灭人的罪恶行为，肯定、促进和强化人的正确行为。韩非子将“庆赏”和“刑罚”称作管理的二柄。这种性恶论有似于麦格雷戈的X 理论或雪恩的“经济人”假设，强调了人性的阴暗面。

1.3 性无善无不善论 主张性无善无不善论者，是告子。 告子说：“性无善无不善也。”“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1]在告子看来，人的本性无所谓善恶，可以为善， 亦可以为不善。其善与不善之表现取决于把他置于何种环境。善可以扬善，暴则可以引暴。这一观点相当于雪恩提出的“复杂人”假设。它更切合现实的人。因为人的本性是无所谓善与恶的，人之所以有时表现为善，有时表现为恶，完全是生存环境、生存需要和生存能力综合作用的结果。

2 管理策略

先秦思想家基于一定的人性假设，提出一些具体的管理策略。归纳起来，有五个方面：即明分使群，知人善任，多途激励，集中权利、上下同心，衡听显幽、重明退奸。下面逐一分析之。

2.1 明分使群 “明分使群”语出《荀子》一书。 所谓“使群”，即是把人们划分成一定规模的群体，过有组织的生活。“明分”即是对群体内部成员的名分、职位、等级地位作相应的规定，使各得其所、各得其宜。这相当于现代管理心理学所说的组织的建立、群体的分工和角色的确认。荀子说：“离居不相待则穷，群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者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2] 荀子还从正反两个方面强调“明分使群”的重要性，他说：“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2] 又说：“有分义则容天而治，无分义则一妻一妾而乱。”[2] 荀子所谓“分则和”即是指有分工才能有协作；“和则一”即是指只有相互协作，才能成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一则多力”即是指成为有机的统一体，才能产生强大的力量。荀子的这一辨证统一思想是非常正确的。在荀子之前，孔子就十分重视角色确认，即“正名”。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3] 荀子之后的《吕氏春秋》对“正名”和“定分”也多有论述。《吕氏春秋》写道：“名正则治，名丧则乱。”[4] 《吕氏春秋》还就管理者与下属的职责关系作了形象的说明：“人与骥俱走，则人不胜骥矣。居于车上而任骥，则骥不胜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则是与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夫人主亦有居车，无去车，则众善皆尽力竭能矣。”[4]显然，作者既反对管理者事必躬亲，包揽下属之事， 也反对下级的越权行为，而强调各守职分。

2.2 知人善任 管理活动有两大任务，一是用人，二是决策。 要用人，一是要知人，二是用的恰当，使人能尽其才。在如何知人的问题上，先秦思想家提出了多种方法，如孔子的“听观法”、庄子的“九征法”、荀子的“试观法”、管子的“试用法”、鬼谷子的“揣情术”、《六韬》的“八证”法、《吕氏春秋》的“八观六验”法等。其中以庄子和《吕氏春秋》的知人方法最为全面。庄子说：“故君子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卒然问焉而观其知，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告之以危而观其节，醉之以酒而观其侧，杂之以处而观其色。九征至，不肖人得矣。”[5] 《吕氏春秋》进一步写道：“凡论人，通则观其所礼，贵则观其所进，富则观其所养，听则观其所行，止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喜之以验其守，乐之以验其僻，怒之以验其节，俱之以验其特（指卓异才能），哀之以验其仁，苦之以验其志。八观六验，此贤主之所以论人也。[4]在用人方面，先秦思想家一是主张用人如器， 取其所长，反对求全责备、吹毛求疵。如孔子针对仲弓问政回答说：“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3] 《吕氏春秋》亦写道：“以全举人固难，物之情也。……尺之木必有节目，寸之玉必有瑕疵。先王知物之不可全也，故择物贵取一也。”[4]二是主张量德、量能授官。 管子说：“国有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于尊位；功未见于国者，则不可授以重禄；临事而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6]三是主张用人不疑， 并认为用人而疑乃是管理者之大患。《吕氏春秋》写道：“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之，用之而与不知者议之也。”[4] 四是强调管理者在用人中要避免“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的愚蠢行为。

2.3 多途激励 为了提高管理的效能， 先秦思想家主张采用多种途径进行激励。概括起来，有表率激励、尚贤激励、赏罚激励、足欲激励、爱民利民激励、劳酬相符激励等。

2.3.1 表率激励

先秦思想家从“上行下效”这一社会心理现象出发，要求管理者正己修身，为被管理者树立榜样，成为被管理者的表率和典范，进而激励被管理者积极进取、勤勉作事。孔子、孟子、管子、荀子、吕不韦等都持此说。如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3]管子也说：“凡民从上也，不从口之所言， 从情之所好也。上好勇则民轻死，上好仁则民轻财，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6]这些言论体现了一种思想，即通过管理者自身表率进行激励。

2.3.2 尚贤激励 即通过重用贤才来激励人们进取有为。 在这方面，以荀子、墨子和吕不韦的观点最具代表性。荀子主张彻底打破论资排辈和世袭统治，从而让贤能之人脱颖而出。荀子说：“请问为政？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元恶不待教而诛，中庸民不待政而化。分未定也则有昭缪。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2]在阶级社会里，能提出如此观点， 这充分显示了荀子管理心理思想的进步性。

2.3.3 赏罚激励 即通过赏善罚恶、赏功罚过来劝民上进。 人们因为竞赏，所以上进；人们因为惧罚，所以上进。对此，韩非子、管子、荀子、商鞅、吕不韦等都有论述。管子说：“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故百姓皆悦为善，则暴乱之行无由至也。”[6] 荀子说：“赏不行，则贤者不可得而进也；罚不行，则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贤者不可得而进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则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若是则万物失宜，事变失应，上失天时，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敖然，若烧若焦，墨子虽为之衣褐带索，嚽菽饮水，恶能足乎！”[2]韩非子说：“是以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赏不迁，行诛无赦。誉辅其赏，毁随其罚，则贤不肖尽其力矣。”[7] 《吕氏春秋》亦有类似的观点：“人臣亦无道知主，人以赏罚爵禄之所加知主。主之赏罚爵禄之所加宜，则亲疏、远近、贤不肖皆尽其力而以为用矣。”[4] 这些言论都强调了赏罚的重要激励作用。

2.3.4 足欲激励

这是指通过满足被管理者的需要来激励其积极进取，勤于作事。管子和吕不韦都持此说。管子说：“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6] 《吕氏春秋》亦写道：“使民无欲，上虽贤犹不能用也。夫无欲者，其视为天子也与为舆隶同，其视有天下也与无立锥之地同，其视为彭祖也与为殇子同。天子至贵也，天下至富也，彭祖至寿也，诚无欲则是三者不足以劝。舆隶至贱也，无立锥之地至贫也，殇子至夭也，诚无欲则三者不足以禁。……故人之欲多者，其可得用亦多；人之欲少者，其可得用亦少；无欲者，不可得用也。”[4]所以“善为上者，能令得欲无穷， 故人之可得用亦无穷也。”[4] 管子和吕不韦的观点与西方现代管理者将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运用于管理实践有一致性。

2.3.5 劳酬相符激励 “劳”即劳绩，“酬”即报酬。 管子认为，“凡牧民者，以其所积者食之，……其积多者其食多，其积寡者其食寡，无积者不食。”[6]这样，才能有劝民的效果。 否则“或有积而不食者，则民离上；有积多而食寡者，则民不力；有积寡而食多者，则民多诈；有无积而徒食者，则民偷幸。故离上、不力、多诈、偷幸，举事不成，应敌不用。”[6]这一激励策略既反对不劳而获和劳而不获， 也反对平均主义和大锅饭。

2.3.6 爱民、利民激励 爱民，即是对民众施以仁政；利民， 又说裕民，即施民以惠。荀子认为，这两项措施都有激励效果。荀子说：“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后利之之利也。不爱而用之，不如爱而后用之之功也。利而后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爱而后用之，不如爱而不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也，爱而不用也者，取天下者也。利而后利之，爱而后用之者，保社稷者也。”[2] 又说：“故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民不亲不爱，而求其为己用，为己死，不可得也。……故君人者，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两者无一焉而亡。”[2] 这一激励策略是先秦思想家基于对上下关系的本质的认识而提出来的。在先秦思想家看来，上下关系并不纯粹是一种压迫与被压迫、奴役与被奴役、统治与被统治的简单关系，而是一种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的关系。早在《周易》中就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2]

此外，先秦思想家还提出教化激励、法制激励等策略。

2.4 集中权力、上下同心 管子、荀子、韩非子、 吕不韦等均持此说。管子认为，上下同心，则战可以胜，守可以固。他说：“秦誓曰：纣有臣亿万人，亦有亿万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纣以亿万之心而亡，武王以一心而存。故有国之君，苟不能同人心，……则虽有广地众民，亦不能以为安也。”[6]又说：“不为六者（亲者、贵者、 财货、美色、奸侫之臣、玩好之物）益损于禄赏。若此，则远近一心；远近一心，则众寡同力；众寡同力，则战可以必胜，而守可以必固。”[6]荀子也说：“权出一者强，权出二者弱。”[2]又说“上下一心，三军同力，是以百事成而功名大也。”[2] 《吕氏春秋》亦写道：“一则治，两则乱。今御骊马者，使四人，人操一策，则不可以出于门闾者，不一也。”[4]这些言论的实质就是要求管理活动必须集中权力、 统一政令，上下一致、同心同德。也就是说，要增强群体凝聚力，反对多头领导或拉帮结派。

2.5 衡听显幽、重明退奸 这是荀子提出来的一项管理策略。 所谓“衡听”，即是兼听，不偏听。所谓“显幽”，即是揭露阴险。所谓“重明”，即是表彰忠信。所谓“退奸”，即是屏退奸邪。荀子说：“朋党比周之誉，君子不听；残贼加累之谮，君子不用；隐忌雍蔽之人，君子不近；货财禽犊之请，君子不许。凡流言、流说、流谋、流誉、流愬；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闻听而明誉之，定其当而当，然后士其刑赏而还与之。如是，则奸言、奸说、奸事、奸谋、奸誉、奸愬莫之试也。忠言、忠说、忠事、忠谋、忠誉、忠愬莫不明通，方起以尚尽矣。夫是之谓衡听、显幽、重明、退奸、进良之术。”[2]

上述五个方面即是先秦思想家提出来的主要管理策略。

3 管理者的人格特征

关于管理者的人格特征，孔子、孟子、荀子以及《吕氏春秋》等都各自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3.1 孔子的管理人格说 孔子认为，管理者必须具有君子人格。 所谓君子人格，即是“尊五美，屏四恶”。《论语》写道：“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3]在《论语》和其他著作中， 孔子还就君子人格与小人人格作了比较。孔子说：“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3]“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3]“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3]“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3]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3]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3]“君子上达，小人下达。”[3]“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3]“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3]“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3]等等。孔子之所以主张管理者必须具有君子人格，是因为君子人格的核心价值是仁和义，小人人格的核心价值是私和利。君子兴德遵礼，而小人则害德违礼。

3.2 孟子的管理人格说 孟子认为， 管理者应当具有“大丈夫”人格，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1] 孟子的管理人格特征说是正确的。

3.3 荀子的管理人格说 首先， 荀子继承了孔子的君子——小人分类法，并认为，优秀的管理者必须具备君子人格。荀子将君子人格与小人人格的特征作了进一步的对比。荀子说，“君子，小人之反也。君子大心则敬天而道，小心则畏义而节；知则明通而类，愚则端悫而法；见由则恭而止，见闭则敬而齐；喜则和而治，忧则静而理；通则文而明，穷则约而祥。小人则不然，大心则慢而暴，小心则淫而倾；知则攫盗而渐，愚则毒贼而乱；见由则兑而倨，见闭则怨而险；喜则轻而翾，忧则挫而慑；通则骄而偏，穷则弃而儑。”[2]“ 君子能则宽容易直以开道人，不能则恭敬繜绌以畏事人；小人能则倨傲僻违以骄溢人，不能则妒嫉怨诽以倾覆人。”[2]又说：“君子贫穷而志广， 富贵而体恭，安燕而血气不惰，劳倦而容貌不枯，怒不过夺，喜不过予。君子贫穷而志广，隆仁也；富贵而体恭，杀势也；安燕而气不惰，柬理也；劳倦而容貌不枯，好交也。怒不过夺，喜不过予，是法胜私也。”[2]

其次，荀子还根据德行把人分为通士、公士、直士、悫士、小人五种。荀子说：“上则能尊君，下则能爱民，物至而应，事起而辨，若是则可谓通士矣。不下比以暗上，不上同以疾下，分争于中，不以私害之；若是则可谓公士矣。身之所长，上虽不知，不以悖君，身之所短，上虽不知，不以取赏，长短不饰，以情自竭，若是则可谓直士矣。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独甚，若是则可谓悫士矣。言无常信，行无常贞，唯利所在，无所不倾，若是则可谓小人矣。”[2] 理想的管理者显然是通士或公士，其次是直士，但不能是悫士或小人。

再次，荀子还从行为方式上将管理者分为四种类型，即修礼型、法治型、笼络型和聚敛型。并指出各种类型管理者的管理效果。荀子说：“故修礼者王，为政者强，取民者安，聚敛者亡。”[2]

3.4

《吕氏春秋》的管理人格说 《吕氏春秋》从正反两个方面谈及管理者的人格特征。该书认为，成功管理者的人格特征主要是：公心、欲正、反思、勿自多。与此相反，失败管理者的人格特征主要是：自骄、自智和轻物。该书写道：“亡国之主，必自骄，必自智，必轻物。自骄则简士，自智则专独，轻物则无备。无备召祸，专独位危，简士壅塞。”[4]

此外，《孙子兵法》还提出管理者应当具有“智信仁勇严”的人格特质。

综上所述，先秦思想家的管理心理思想多有卓越之见，表现出丰富性、深刻性、科学性、实践性等特点，同时体现了一种正大光明、积极向上、以人为本的精神。这些是先秦管理心理思想的精华，我们必须继承。此外，我们也应注意到先秦管理心理思想存在一些消极、反动的成份，如韩非子的深藏诡使思想、老子的“弱民”思想。这是先秦管理心理思想中的糟粕，我们必须将之抛弃。这样才能达到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效果。

1）本文初稿于1997年1月27日收到，修改稿于1997年3月31 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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