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数字化视野中的《大正藏》与佛典整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佛典论文,古籍论文,视野论文,大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15)04-0017-(09) DOI：10.13852/J.CNKI.JSHNU.2015.04.003 一、《大正藏》功勋著史、流泽深远 《大正新修大藏经》(以下简称《大正藏》)，全藏100卷：计正藏55卷、续藏30卷、图像部12卷、昭和法宝总目录3卷。高楠顺次郎在《大正新修大藏经全百卷完成之献词》中总结说：《大正藏》编辑工作从大正十一年(1922)开始，到昭和九年(1934)完成，历时13年，总计约4500天。参与者共约300人，关联人员约达45万人。耗资280万日元。全藏收录各种典籍、图像3493部，13520卷。高楠顺次郎是《大正藏》的重要发起人与实际主持人之一，他在文中提到：《大正藏》的编纂经历诸多困难，甚至有几次接近“艰苦崩坏之命运”，以致抚今追昔，不胜感慨。在文中，高楠顺次郎还总结了《大正藏》的十大特点。①至今读这篇文章，依然感人。 《大正藏》完成以后，嘉惠学林，功德无量。正如长井真琴所说，《大正藏》是“东方文化的金字塔”。我也曾经撰文指出：“这部大藏经对世界佛教研究的普及与深入贡献之大，实在无与伦比。堪称佛教文献学史上一座前所未有的里程碑。”②可以说，《大正藏》编成以后，世界上没有一个佛教研究者未曾直接或间接承受其学恩。 作为佛教文献研究者，我曾经在两篇文章中评论过《大正藏》。第一篇是《〈大正新修大藏经〉评述》，原文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参加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召开的一个学术会议递交的会议论文，1997年发表在《闻思》第一辑；第二篇为《略谈汉文大藏经的编藏理路及其演变》，原文是2009年参加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递交的会议论文，2012年发表在《世界宗教研究》第1期。 第一篇文章专门评论《大正藏》。在文章中，我把《大正藏》的优点归纳为七个方面：(1)精选优秀底本；(2)确定科学体例；(3)进行认真校勘；(4)加以断句训点；(5)实用的版本目录与索引；(6)现代印刷与装帧；(7)编纂配套的词语索引。当然，《大正藏索引》实际是《大正藏》完成以后另行开展的，但它是在《大正藏》基础上开展的后续工作，故不妨将它与《大正藏》看作一个整体。文章也指出《大正藏》存在着如下不足：(1)选篇标准问题；(2)结构与分类问题；(3)对敦煌文献的整理问题；(4)校勘问题；(5)错版及擅加文字问题。 第二篇文章主要探讨汉文大藏经的“内在编藏理路”。文章提出： 任何时代、任何人，花费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来编纂大藏经，必然有他的目的。为了达成这一目的，必然有一个与这一目的相适应的甄别、选取佛典的入藏标准，有一系列与这一目的相配套的编纂藏经的方法。我认为，编藏目的、入藏标准、编藏方法三者，构成了大藏经编纂的内在理路。从历史上看，大藏经的编纂者，一般很少公开宣示自己编纂藏经的目的、标准与方法。但无论哪一部藏经，实际都存在这三者，它们贯穿于该藏经筹备与编纂的整个过程，并体现在最终完成的这部大藏经中，所以称之为“内在”理路。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一部一部的藏经，来探讨它们各自的内在编藏理路。当然，就某一部具体的藏经而言，还有一个它的预设编藏理路能否从始至终贯彻到底的问题。本文对此不予讨论，仅从宏观的角度，探讨古今编藏理路的表现形态及其演变轨迹。③在这篇文章中，我从分类结构、多语种校勘、编纂版本目录、增列“外教部”与“疑伪部”等四个方面指出：在高楠顺次郎等学者的心目中，“大藏经固然是佛教的宗教圣典，同时也是重要的学术研究资料”，“古代编藏主要出于宗教目的。日本《大正藏》的编纂，体现了大藏经从宗教性向学术性的演变”。④至今我依然认为，在具体的编藏实践中，对佛教大藏经这一宗教圣典加入学术因素，使之完成从宗教性到学术性的演变，是以高楠顺次郎为代表的日本佛教研究者对汉文大藏经的历史性贡献。 今年距《大正藏》编辑完成已经整整81年。81年来，佛教研究、佛教文献研究都取得了无与伦比的长足进展，大藏经研究与编纂也成果迭出，可以称之为进入新的阶段。那么，新的阶段的特点是什么？仅仅是新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与叠加吗？我认为层出不穷的新成果固然体现了佛教文献学的蓬勃发展与强大生命力，并为佛教研究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但与81年前高楠顺次郎等编纂《大正藏》的时代相比，新阶段的最大变化是世界已经踏入数字化的门坎，人类社会已经不可逆转地进入信息化时代。 数字化对佛教大藏经的发展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我们能否面对挑战，抓住机遇，把佛教大藏经的发展推向历史的更高点呢？今天是昨天的继续，明天是今天的发展。我们只有认真回顾前辈走过的足迹，才能选对方向，更加坚定地前进。我想，这就是我们在今天研究、评论《大正藏》的意义所在。 二、古籍数字化视野中的佛典整理 数字化是信息技术的基本形态，也是现代信息技术的生存方式。⑤目前，现代信息技术对社会各个领域都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并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无限的可能。纵观当今世界，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数字化已经是现代社会得以存在与发展的基础。 由于数字化已经逐渐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佛教大藏经自然也不例外。实际上，几十年来，数字化技术已经与佛教大藏经紧密结合。与近代图书具有各种不同的形态相应，数字化大藏经也具有不同的形态。如近代有影印本大藏经，其对应的数字化形态则有扫描本大藏经；近代有逐字排版铅印本大藏经，对应的数字化形态则有逐字录入的电子文本大藏经。扫描本大藏经可反映古代大藏经的原貌；电子本大藏经则可提供全文检索、复制乃至标点等各种功能，更加方便与实用。总的来说，两种大藏经各有优势，不可偏废。毫无疑问，由于使用方便，所以电子本大藏经流通更广。然而，电子本大藏经如何取得公信力，又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本文提到，数字化对佛教大藏经的发展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那么，数字化到底为佛教大藏经提供了什么样的挑战与机遇呢？我认为，所谓挑战与机遇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规模性 佛教是社会文化形态之一，古往今来，影响着无数的人们并还会持续发挥其影响，扩展到更多的人群中。所以，佛教自然而然成为我们学术研究的重要对象。学术研究靠资料，资料越完整越好，越全面越好。在古代，大藏经仅仅是宗教圣典；在今天，它还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对象。不言而喻，一部大藏经，容纳的资料越多，它的研究价值就越大。我曾经撰文指出，衡量一个图书馆的基本指标是看它的藏书量的多少。同理，衡量一部大藏经的基本指标，就是看它收经数量的多少。⑥ 《大正藏》共收经律论及汉文佛教撰著、图像3497部，13520卷，共100册。按照每册平均150万字计算，总计约达1亿5000万字。若干年前，我曾经做过一个粗略的估计，汉文佛教典籍总数大约在4亿字左右。⑦这些年在调查佛教典籍的过程中，发现上面的统计有点保守，世界上实际保存的佛教典籍数量更多。比如，当年统计没有计入日本、朝鲜半岛收藏的各种古AI写作本、刻本之未入藏佛教文献；没有计入越南古代撰写的汉文佛教文献；也没有计入现在依然在中国民间流传的各种法事文本。这些年，仅中国民间的各种法事文本我们就搜集到1500多种。也就是说，至今为止，虽然《大正藏》依然是世界上收入佛典最多的大藏经，但其所收典籍大约不足存世汉文佛教典籍总数的三分之一。 自然，由于受现实条件的限制和宗教立场的框限，以往人们编藏从来不可能把所有的佛教典籍全部收入。要有所选择、有所甄别。但今天，从理论上讲，数字化技术已经可以处理海量数据，已经可以无限扩展大藏经的容量，从而允许我们编纂出一部资料更加丰富、内容更加详实的大藏经，甚至允许我们把所有的佛教典籍统统收纳进来，使大藏经真正容纳八万四千法门，成就八万四千海藏，更好地发挥大藏经的佛教圣典功能、研究资料功能以及资料备查功能。 应该说，佛教界、佛教研究界已经在实践中逐步认识到这个问题。 从佛教大藏经数字化的历史看，1986年《中华大藏经》率先进行数字化试验，并得到初步成功。这一工作当时由我具体负责。《中华大藏经》中现有的几种计算机排版的经典，就是当年数字化试验的成果。可惜由于某些原因，这一工作后来中止，未能全面开展。20世纪90年代，韩国高丽大藏经研究所推出电子版《再刻高丽藏》，首次将整部大藏经的电子文本推向世界。以此为契机，大藏经数字化的热潮在全球掀起。由于《大正藏》拥有无可撼动的学术地位，所以除了一些例外，全球的汉文大藏经电子文本都以《大正藏》为目标，各种《大正藏》的电子版不断涌现。经过近20年的整合，现《大正藏》(第1卷到第55卷、第85卷)电子本主要整合在由中华电子佛典协会主持的《电子佛典集成》中，而由日本汉字文献情报处理研究会主持的“东洋学古典电子文献检索数据库”则收录了全部《大正藏》电子文本。此外，网上可以看到各种各样表现形态的《大正藏》电子本。 《电子佛典集成》以综合、集成汉文佛教典籍为己任。其最近发布的2014年版，已经收入《大正藏》、《卍字新纂续藏经》、《嘉兴大藏经》、历代藏经补辑(含《赵城金藏》、《中华藏》、《房山石经》、《佛教大藏经》、《高丽藏》、《乾隆藏》、《卍字正藏》、《永乐北藏》、《宋藏遗珍》、《洪武南藏》)、原“中央图书馆”善本佛典等，总计16927卷；此外还收入元亨寺版《汉译南传大藏经》70册，《藏外佛教文献》1至9辑，《正史佛教资料类编》、《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等。据介绍，《电子佛典集成》收纳的总字数已达1亿9000万字，加上在日本电子化的《大正藏》的其余部分，则电子化佛典的总字数已经超过2亿5000万字，比《大正藏》超出1亿字。与当年《开元释教录》所谓1076部，5048卷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人们在今天取得的成果，的确是前人所不能想象的。 成果虽然巨大，但必须指出，与现存的4亿多字的佛教典籍相比，我们面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如前所说，收集所有的汉文佛教典籍，编纂一部电子化的八万四千海藏，在理论上已经可以实现，这是数字化时代的信息技术为我们提供的巨大机遇。作为佛教文献工作者，能够生活在信息化时代，能够利用信息化技术来整理、研究佛教典籍，是我们的幸运。然而，理论上可以实现的事情，现实中是否真的可以做到？这又是当今信息社会对我们佛教文献工作者提出的重大挑战。面对机遇与挑战，我们需要做出自己的回答。 2.准确性 无论是宗教圣典还是学术资料，文本的准确性都是第一位的。但在古AI写作本时期，由于写本本身“唯一性”与“流变性”的双重作用⑧，某种文献在流传过程中非常难以保持文本的一致性。从历代僧人为校勘经典、编纂目录所付出的艰巨劳动，从《开元释教录广品历章》到《一切经源品次录》的不断编撰与内容细化，从敦煌遗书中的相关目录与文献，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僧人为保持佛教典籍文本一致性做出的不懈努力。即便如此，从敦煌遗书佛教典籍所反映的异本、异卷、异文等诸多情况，可知人们对佛典文本一致性所作的努力费工虽大，收效却依然有限。写本佛典的文本歧异，直接影响到刻本，由此形成刻本大藏经的三个系统。其实，三个系统只是对刻本大藏经的大致描述，如果仔细研究，则每个系统内部，各种不同的藏经又有各自的特点。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的以往观念中，后代藏经都是承袭前代藏经，续补新的内容编纂、刊刻而成。但新的资料表明，这一观点并不完全正确。比如《嘉兴藏》中的有些文字，与历代大藏经所收同一经典的文字均不相同，而与敦煌遗书中的相关写本文字一致。这说明《嘉兴藏》的原始文本来源并非前代的某一部藏经，而最早源于某部古AI写作经的某一民间传本。 总之，不同系统的藏经、同一系统的不同藏经存在着不少异同，来源于不同的传承。作为文献工作者，我们应该如何面对与处理这一问题？ 《大正藏》在此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范例。《大正藏》的方法是对各种能收集到的藏经及相关佛典进行认真的校勘，只指异，不辨正。所谓“指异”，是指同时将各种藏经或相关文本中的异文统统罗列在校勘记中，供研究者参考，供读者判定整理者的工作并做出读者自己的选择与判定。所谓“辨正”，是指在不同的异文中，整理者按照自己的理解，选择某种相对最为正确的文字，列入正文。隋彦琮“八备”称：“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⑨我认为《大正藏》编纂者的做法符合彦琮的上述标准。当然，作为佛教文献工作者，应该尽量为研究者扫除阅读的障碍。从这一点看，《大正藏》的“只指异，不辨正”就不够了。这当然也与《大正藏》编纂时缺乏大量高水平的校勘人员有关。所以我主编的《藏外佛教文献》采取“既指异，又辨正”。当然，我们的水平有限，不敢说所做的“辨正”全部正确无误，所以同时将各种异文全部列入校记，供研究者自行勘定正确文本，以补救我们可能产生的疏漏。 虽然《大正藏》当年对文本校勘花费大量精力、做出极大努力、也得到很大的成果，但现在看来存在的问题也相当多，有些问题甚至相当严重。比如我在《〈大正新修大藏经〉评述》中提出：《大正藏》所收二卷本《那先比丘经》卷下因错版而擅加文字，且不出校记，这是文献工作者绝对不可以犯的低级错误。但在《大正藏》中，这种错误毕竟是个案，大量的错误表现为校勘疏漏。这一点我们在编辑《中华大藏经》(上编)的过程中已经发现。最近中国某寺院对《大正藏》的校勘质量做了复查，发现仅就某四卷经文及其所用的两种校本而言，校勘错误率为13.6%，错误类型包括误校、漏校等。如果追究原因，姑且不考虑资料不足，有些校本中存有后代抄补故其本身未必正确等客观因素，仅从主观上追究，则自然可以归诸校勘工作者精审不足。 西汉刘向《别录》曾将传统的校勘方式归纳为“校雠”。《别录》后来亡佚，仅留后人的引文。虽然后人引文的表述略有差异，但刘向“校雠”的原意是清楚的，亦即在刘向时代，所谓“校”，指某人对某一文本进行阅读，如依据上下文理发现该本有误，则予以改正。看来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理校”。所谓“雠”，则由两人合作进行，其中一人执一本宣读，另一人对另一本逐字进行核对；因为由两个人面对面开展这一工作，故“雠”又有“对雠”之说。⑩ 《中华藏》最初也采用“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这种方式。由于《中华藏》共有八个校本，故实际上出现“一人读书，八人持本”，形成九人会校的局面。但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这种方式弊病极大。1986年起，改为一人同时对勘底、校两本，这也是目前古籍整理最通用的方法。为了保证校勘质量，《中华大藏经》采用一个校本由两个人背对背分别予以校勘，即每个校本校勘两遍、然后予以汇总的方法。这样，大部分经典都产生十六个校草。看起来这种方式已经很严格、很认真了，但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华藏》的校勘依然存在不少问题。 因此，问题就不仅仅在于是否有足够的“精审”精神。人毕竟是人，人力有时而穷。无论如何小心谨慎、一丝不苟，难免有头昏眼花、精神疏忽的时候。我本人常年从事佛教典籍整理，我主编的《藏外佛教文献》用“以精益求精之心，求尽善尽美之境”来勉励自己与同事。但每辑出版以后，总会发现依然存在各种各样的错误，有的错误实在让人感到无地自容。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自嘲：尽善尽美之境只存在于彼岸世界。在此岸世界，我们总要不断犯错误，只不过是错误的大与小、多与少的问题。2011年《藏外佛教文献》出版第十六辑之后，至今已经停顿多年。实际上，我们已经整理好的文稿足够出版五辑。之所以积压未出，问题就在于对已经整理好的这些文稿，我心中依然没底，不知道其中还会有多少错误，但又没有足够的时间再去一遍又一遍地审核。问题还在于即使再审核，能否把所有的错误都消灭掉？自己心中也没有底，由此拖延至今。所以，《大正藏》的校勘准确率能够达到86.4%，已经难能可贵。但应该讲，这一比例距离理想境界还有较大的差距。 此外，必须指出的另一个问题是，现在的古籍整理的出版物，一般均会在文本整理结束以后，提供给读者一个校勘本、一份校勘记。读者固然可以按照校勘记来复核校勘本，但如果校勘工作本身有疏漏，即校勘本的错误没有反映在校勘记中，或校勘记不能反映底、校本的真实情况，那读者就无可奈何了。如前所述，经过复查，发现《大正藏》中四卷经文对两种校本的校勘错误率为13.6%。对一般的研究者来说，不可能去做那样的复查工作，也就不可能发现那些错误，就可能被《大正藏》的错误文本所误导，乃至影响自己的研究成果。 面对这一现实，我们应该怎么办？ 在此应该先介绍中华电子佛典协会主持的《电子佛典集成》的工作。目前，《电子佛典集成》已经对《大正藏》中的若干错误进行校订。《电子佛典集成》的上述校订可见于网上电子本。这一校订仅用红色标注，如“[舍＞含]”，表示《大正藏》本此处之“舍”实际应为“含”。但《电子佛典集成》没有说明如此校订的理由。如果不是逐一查核《高丽藏》、《大正藏》的原文，我们也难以确知错误的原因。不知道上述标注是《电子佛典集成》的理校，是《再刻高丽藏》本身的错误，还是《大正藏》的植字错误。 也就是说，《大正藏》采用的传统校勘方法缺少让读者追溯原始资料的手段，《电子佛典集成》虽然已经采用数字化，依然没有纳入这一手段，故而读者难以发现校勘本的错误，或即使发现错误也无法知道错误产生的原因。传统校勘方法的这一缺陷，同样体现在其他古籍整理文本中。如中华书局出版的标点本二十四史，虽然当时集中了一批一流学者完成，但至今学术界对它们依然不满意。虽然不满意，但由于难以追溯原始资料，校改起来非常困难。 其实，信息化技术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解决此类问题的方案。我认为，可以按照如下四个基本原则，利用信息化技术解决上面的问题： 第一，起于最底层。古籍整理，要从最基础的原始资料的图形文字、书写符号的切割开始。 第二，信息全覆盖。信息采集要覆盖全部原始资料，亦即保留原始资料中全部可研究信息。 第三，过程可追溯。每一步工作都有记录，每一个环节均可追溯。 第四，功能可扩展。程序开放，界面友好，可随时根据不同情况扩展新的功能。 我们设想的具体的工作流程，可参见图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