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世家[1]2016年在《《夷坚志》口传故事主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夷坚志》的故事来源分口述和文献摘抄两种形式。其中来源于记录他人口述的故事简称为“口传故事”,共有2022则。本文试图从传播者的角度,对《夷坚志》口传故事进行解读。内容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探讨《夷坚志》口传故事的基本情况。首先对口述者进行梳理。根据口述者的不同,分为直接口述者和间接转述者;根据他人为洪迈提供故事的时间长短,分为长期转述型、短期转述型和萍水相逢型;根据口传者的职业,分为官员类、平民类、僧道类、术士类、俚妇类和亲眷类。其次对口传故事进行研究分类。论文在借鉴暨南大学王瑾分类研究法的基础上,从《夷坚志》口传故事的创作全局入手,将其分为神仙僧道主题、鬼灵精怪主题、梦兆主题、报应主题、人事主题。第二部分细究《夷坚志》梦兆、报应、人事三大主题口传故事。通过研究梦兆主题口传故事,可以发现时人关注的主要是科举仕途和日常生活等内容。仔细分析这类主题的具体史源和特点,归纳出当时所迫切关注和担忧的士子科举、官员仕途、生死、生育、求助五大主题,体现了一种命定论思想;基于对报应主题口传故事的把握,将其分为忠孝节义报、冤对报、贪谋报,以此得出中国传统的善恶报应观念与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的融合;《夷坚志》中也涉及一些人事主题故事,具体包括清官能吏、侠士、奇女子、卜士以及医者等人物传记主题和异象、名物、诗词杂谈以及药方等博物杂记主题,一方面评价了人物背后所反应出来的品行德义、精湛技术,另一方面也为了解及研究宋代社会提供了极富价值的宝贵资料。第三部分分析《夷坚志》口传故事对后世小说的影响。《夷坚志》取得了极大的艺术成就,不仅成为小说家们获取素材的对象,也对他们的小说创作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尤其是梦兆和报应两大主题,冯梦龙、凌濛初对其中的一些优秀故事进行了改编再创造,使得“三言”“二拍”成为短篇白话小说的巅峰之作。如此看来,《夷坚志》的故事内容、创作体例以及叙事手法等仍有其优越性,《夷坚志》仍有可读之处。
伍红玉[2]2000年在《中国口传鬼故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鬼故事是民众自发地口头创作和传承的幻想故事之一。它们大都以鬼为建构故事的主体形象，以人鬼未了情为生成故事的轴心，以自由转换的阴阳世界为展开故事的空间，以形形色色的鬼魂形象和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再现生活。由于鬼属于民间信仰之列，鬼故事属于鬼文化范畴，民间文化研究者视野里的鬼故事在具有其它民间文学，特别是其它民间故事的普遍性特征的同时，又独具特色。 本文在整理中国鬼故事发展基本特点的基础上，通过发掘鬼故事在巨大时空背景下凝聚的多种文化因子和深厚文化意蕴，进而探讨鬼故事在民间信仰和人文思想两方面的研究价值。论文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中国鬼故事的发展演变及其基本特征。本部分从中国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探寻中国鬼故事的发展史，并从中研究鬼故事发展的内在逻辑。在鬼故事发展的历史背景和内在逻辑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中国鬼故事的文化特征。 第二部分是中国鬼故事的信仰色彩。本部分依照民间信仰产生和发展的顺序，结合传播规律依次探讨民间信仰对鬼故事内容的影响。特别是对鬼魂信仰、准宗教信仰、自然宗教信仰和人为宗教信仰对鬼故事的影响做实证分析。 第三部分是中国鬼故事的人文取向。本部分在批判地分析鬼故事情节内容的基础上，探求鬼故事复杂表层下闪光的民间思想，从中发现蕴涵在鬼故事中的道德褒贬、人本关照和理性取向等人文思想。
塞黑迪·赛达合买提[3]2015年在《维吾尔口传鬼故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鬼故事是人们用自己幻想来口头创作和传承的魔法故事之一。它们大部分把鬼魂作为鬼故事的主要角色,以各种鬼魂形象和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反映生活。因为鬼本来归于民间信仰范围之内,同时鬼故事也归于鬼文化范畴,在研究者眼里的鬼故事在其他民间文学里有普遍性特征的同时,又独具特色。本文以伊犁地区维吾尔族的民间和鬼魂信仰作为研究对象,在更一步探讨这种习俗的特点,而且对于社会的影响及功能；在发展与保护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同时,“相信科学,反对迷信”,建设健康、和谐、稳定的新型社会。本文分为三个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讲述鬼文化诞生的各种条件,同时社会对鬼魂观的各种态度。对于鬼文化产生的历史根源和内在逻辑的条件下探讨鬼文化的文化特征。维吾尔族鬼文化及口传鬼故事的信仰色彩分为第二部分。本部分按照对于田野调查的形式展现了鬼魂观念与民间信仰的关联性。主要包括鬼魂崇拜,对鬼的迷信,对民间鬼魂的信仰,偶像及英雄人物崇拜。第三部分是维吾尔鬼故事是人类现实生活的一种反映。本部分利用批判的形式来探讨鬼故事情节、内容的基础上,反映出鬼故事复杂表层下的各种民间思想,发现隐含在鬼故事中的道德品位、人本关照和理性取向等人文思想。
刘蕊[4]2012年在《戴尔的《海岸闹鬼》及纽芬兰鬼故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加拿大纽芬兰民俗学者戴尔吉尔伯特贾维斯的鬼故事集《海岸闹鬼——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的真实鬼故事》为主要研究对象。在细读英文原书《海岸闹鬼》的基础上，先分析书中的鬼形象、鬼故事类型和鬼故事母题，再将其与我国类似鬼故事进行比较，窥见异同。又从悬念设置、时空布局、纪实写法三个方面分析该书鬼故事的叙述特点。接下来，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以及与西方文学的传承关系三方面探讨纽芬兰盛产鬼故事的原因。本文更进一步，从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方式和传播效果四个要素着手，分析纽芬兰鬼故事在当地传播接受情况，认为正是通过理性有序的文学传播，纽芬兰鬼故事才成为当地雅俗共享的文学资源。文章最后提出，中国鬼故事的创作可借鉴纽芬兰鬼故事的创作和传播经验，以理性态度正视鬼故事这种文学活动，科学对待鬼故事创作和传播，让鬼故事成为文坛上一种有益、有趣的异葩奇花。
张相宽[5]2017年在《莫言小说创作与中国口头文学传统》文中指出本文的研究对象是莫言小说创作与中国口头文学传统。莫言曾经在他的长篇小说《檀香刑》后记中提出"大踏步撤退"的设想,后来又多次对"撤退"的内涵进行过论述。根据莫言本人的阐释并联系他的创作实践,可以确定莫言所说的"撤退"主要就是向中国口头文学传统的回归。毋庸置疑,相对于莫言所在时代的创作潮流,莫言的创作的确是在"撤退",而且他几乎是在一开始写作的时候就己经身在"传统"之中,他的"撤退"也是相当彻底,一直"撤退"到小说的起点。莫言正是"撤退"到了中国口头文学传统的原点,带领着我们重返原始民间讲述故事的情境,带领着我们又回到了那个围绕在大人身边听故事的时期,他用他的原始而又现代的创作阐释着中国当代小说的发生学。本文主要从口头文学传统的天然滋养与写作理念的自觉追求、故事的没落与崛起、说书传统的承继与创新、民间谣谚与民间小戏的汲取、向中国口头文学传统回归中的变与不变几个方面论述莫言小说创作与中国口头文学传统之间的关联。在绪论部分,主要交代了论文选题的缘起、研究现状、拓展研究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口头文学传统的概念以及论文的研究方法。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议,特地对口头文学传统的概念进行了梳理和廓清,而且,也正是以口头文学传统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为依据,限定了本文所要论述的内容和结构。第一章主要从口头文学传统的天然滋养与写作理念的自觉追求两个方面来论述莫言向中国口头文学传统回归的必然性与可能性,这也为下面诸章节的进一步展开提供了依据。莫言出生于山东高密大栏乡平安庄,作为文化水平比较落后的农村,识字人少,书籍也不多见,这就为口头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土壤,民间故事的口耳相传就成为口头文学传统的主要承传路径。莫言正是听着平安庄的故事长大的,由于民间故事的耳濡目染,他天然地成为口头文学传统的受益者和继承者。此外,莫言小时候也极爱听说书人讲故事,并且表现出自己的说书天赋。同时,由于莫言过早辍学在家,没有经历初中和高中的教育阶段,这种"不幸"反而使他在民间口头文学传统的海洋里吸足了营养。莫言不仅潜意识中受到了口头文学传统的影响,而且他还很快就建立了向中国口头文学传统回归的写作理念。中国口头文学传统潜移默化的影响与写作理念的自觉追求,使得莫言在创作中汲取中国口头文学传统的叙事艺术也就成为必然。第二章主要论述"故事"在莫言小说中的重要地位以及莫言坚守"讲故事"这一小说创作理念在当代小说创作中的重要意义,同时论及莫言小说中民间故事的插入、叙事功能、存在缺失,探讨了荤故事在莫言小说中的审美意义,也对莫言小说整体上讲述故事的风格进行了论述。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是以故事的讲述为中心的,只是到了近代之后,由于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特别是五四以来的新小说将小说的诗化和散文化提上日程,许多作家和理论家都提出了不同于传统小说的观点。到了 20世纪80年代的新时期,小说要不要讲故事的话题也比较流行,而且更是出现了对故事的蔑视,同时出现了小说创作抽象化的趋势。这不仅是在当代的中国,就是在为中国提供理论资源和写作经验的西方,也是对故事表达了不同于传统的看法,讲故事已经被视为落伍的写作方法。所以,从历史的角度,从世界的视阈来看故事在小说中的流变,就更能体现出莫言小说的传统性、独特性,也更能体现出莫言坚持自己的勇气,体现出莫言小说创作宽广的胸怀、广阔的视野和超脱的智慧。当莫言的童年记忆被唤醒之后,口头文学传统的资源都纷纷涌到他的眼前,汇聚到他的笔下,从而使得他的小说中插入了许多民间故事。莫言在自己的小说中一方面充分利用和借鉴口头文学传统讲述故事的技巧,另一方面又通过直述、转述,或者是将民间故事化为小说中人物经历等方式使之不留痕迹地编织进小说的情节之中。这些被嵌入的民间故事增强了莫言小说的传奇色彩,在情节上和主故事有承续关系,有助于推动情节的进一步发展,同时起到升华小说主题、渲染和加强主故事的叙事氛围的作用。但是,不容否认的是,也有极个别的被插入的民间故事和主故事有脱节的嫌疑。荤故事在中国民间口头故事中特色鲜明,数量众多,莫言小说深受中国民间口头文学传统的影响,在他的小说中也插入了一些荤故事。莫言小说中荤故事的插入,有助于揭示人性的复杂和塑造小说中的人物;可以深化小说的主题,赋予小说更加开放的阐释空间,有助于充分认识人物所遭受的性压抑心理,更加准确地理解人物的行为及其动机。莫言小说中嵌入的民间故事及其嵌入方式和叙事功能,似冰山一角,反映了莫言小说与口头文学传统的联系,而实际上我们如果仅仅是从莫言的叙事姿态,从整体上来考察莫言的小说,也能够看出莫言小说无论从形式到内容,还是从语言到结构都与中国口头文学传统有着密切联系。第三章是探讨莫言小说对中国说书传统的承继与创新。莫言的小说创作受到中国说书传统的重要影响。首先,表现在莫言小说中"类书场"的重建与异变。莫言的小说大都含有多个叙述层次,而叙述者层次的存在遮蔽了叙述者所叙故事层次的说书特征。莫言小说中充满个性化的叙述者讲述的是自己的或与己相关的"同故事",与传统说书中模式化的"异故事"的说书人拉开了距离。莫言小说中"说——听"叙述模式中双方人物的具体化、说书场合的多样化和闲谈风格的形成使得其说书形式从传统的独白型转变为莫言小说中的对话型,从单向灌输走向双向交流。其次,表现在叙述者跳进跳出,有说有评的叙述特征上。叙述者介入故事进行评论是传统说书最为鲜明的特点之一,莫言作为一个受到说书传统影响的作家,他在小说中保持了充分的冷静与客观,但是我们在他的作品中能够感觉到作家的声音,能够看出作家的介入。第三,莫言小说也体现出传统说书所承袭的绿林传统,并塑造出一系列英雄传奇人物。莫言受到说书传统的影响,他的小说有着显著的草莽英雄和传奇侠义的特征。第四,莫言小说的语言由于受到了说书艺术的影响,往往同义铺排、夸饰华赡,不在意语言的简洁精炼,但求随意挥洒、一吐为快,由此形成了气势磅礴、元气淋漓的语言的狂流。这可以从莫言喜用排比、雅俗共融、语体混杂和讲究语言的韵律势能几个方面见出。第四章主要论述莫言小说对民间谣谚与民间小戏的汲取。作为农村出身的作家,莫言对反映了民间生存体验的俚谚俗语耳熟于心,他在自己的写作中也对俚谚俗语进行了淋漓尽致、颇为夸张地运用。论文对莫言小说中俚谚俗语特定的审美意蕴与修辞效果进行了详尽的论述。民间歌谣在民间喜闻乐见,莫言受到这种口头文学潜移默化的影响,在自己的小说中充分利用各种民间歌谣塑造人物、表达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展示独特的民情风俗、讴歌男女之间真挚野性的爱情、营建小说神秘的气氛、揭示狂欢的精神和生命,也用民谣构建出一个独特的儿童世界。莫言对流行于山东的茂腔、吕剧、柳腔等民间小戏怀有深厚的感情,这些民间小戏在莫言的小说中表现出民间生命的混沌苍茫与英勇悲壮,而戏中戏的结构形式对于塑造人物、推动情节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莫言的"撤退"之作《檀香刑》更是以戏代言、以戏叙事、以戏言情,使得整部小说回荡着小戏的旋律,达成"戏剧化的小说,小说化的戏剧"的效果。论文的第五章主要论述莫言小说向中国口头文学传统回归中的变与不变。莫言的叙事艺术经历了一系列变化,先是从原先按照教科书上的理论写作变为在西方文学影响下的先锋性写作,再从西方文学影响下的先锋性写作变为逃离西方影响向传统回归的写作。但是,莫言在向中国口头文学传统回归的过程中作品的先锋性一直都没有变。他在运用口头文学传统的创作形式时也会怀念现代技巧,而在运用现代技巧时会反思对技巧的过度运用以防止作品"读不懂",莫言是在中国文学盲目向西方学习的时候转过身来向民族叙事传统汲取营养的,而同时并未摒弃西方的于他相宜的创作技巧。可以说,莫言的创作在寻求着传统与现代的完美融合,他努力使自己的创作既有鲜明的本土性,同时也褒有充分的世界性。论文的结语主要是探讨莫言向中国口头文学传统回归的意义,认为莫言既保持本土性又不失世界性的创作为中国当代文学民族化路径的选择提供了借鉴。
王巳龙[6]2017年在《藏汉“龙”文学形象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对藏汉文学当中“龙”这一文化元素的文学形象进行了比较研究。文化形象在文学作品中的表达同时也是一个文化圈的意识之表达,因此从文学形象中能够窥知文学表达主体的观念意识,进而对其文化认知进行分析,并对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层面的民族文化特性研究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在研究过程中,本文首先对藏汉文化体系中“龙”元素的起源进行了追溯。根据考古发现的古代遗存以及文本资料记载,论证了“龙”元素在藏文化与汉文化当中各自具有相对的原创性,是各自独立起源的文化元素,并在文学起源阶段通过必然途径纳入文学创作之中。在此基础上,对藏族文学和汉族文学表述当中的“龙”进行了界定,将龙定义为满足“具有一定的通灵能力、能够影响自然环境且与自然现象密切相关的水族生物”条件的一类文化元素。根据这一边界条件,藏族文学中“鲁”的一部分和“珠”,以及汉族文学中的上古龙、蛟龙、虬龙、黄龙等均属于“龙”形象的不同表达方式。对这些龙形象分别进行分析,即可确定龙形象在藏族文学史与汉族文学史上各自的演变历程。龙的形象在藏族文学史与汉族文学史上各自经历过两次主要的形象跃迁,且两次跃迁发生与完成的时间段在藏汉文学史上接近或重合。藏族文学史上龙形象的两次跃迁分别为公元3-5世纪“珠”形象被引入到藏族文学语境下的“龙”形象类群,以及公元7-9世纪“鲁”的形象受到佛教文化影响而发生的较为明显的转变;汉族文学史上龙形象的两次跃迁分别表现为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6世纪从上古龙到经典龙亦即黄龙形象的变迁,以及公元7-8世纪龙形象的人格化与社会化过程。在公元13世纪以后,藏汉文学中的龙形象则体现出高度趋同性,且龙在文学作品中已经具有较为成熟的通用形象。运用比较文学方法对藏汉文学史上龙的形象演化历程以及两次龙形象跃迁进行比较研究,可知龙形象最初的文学化,起源于人类对自然既有矛盾又有敬畏和依赖的关系。龙被塑造为自然力量的代表,文学作品中对龙与人类互动的描述,折射出的实际上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龙的文学形象变迁,体现的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模式的改变,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的认知与情绪反馈。而这种关系模式的改变,则源于生产力水平的发展以及民族经济生产模式的成熟化。龙形象的趋同演化这表明,无论藏族文学还是汉族文学,其发展都与社会文化发展具有内在联系;而藏汉社会文化发展历程体现出的相通性,则符合社会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文学表达的主体是人,文学作品实际上是人的情感、意识、观念等方面的表达。文学形象的发展历程,实际上正是社会形态演化与文化发展历程的投射,而文学形象的变化,又和社会文化发展演变的过程息息相关,同步于文化形态变迁。通过龙文学形象变化体现出的规律也符合一切客观事物发展共同的内在规律。
叶静[7]2010年在《洪迈与《夷坚志》的民间性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民间的视角考察文人作者与中国古代小说的文化生态,能够在老套的文学史叙述框架之外获得富有新意的理解；对古代文人价值观念中的民间立场和民间情怀作细致的研讨和分析,也能为现代的知识精英与底层写作提供可贵的历史参照。南宋士大夫洪迈(1123—1202)通过《夷坚志》的写作找到了文人与民众交流对话的渠道,作为这部小说集的采录者、编辑和出版人,洪迈历经60年不断积累起来的《夷坚志》不仅保存了南宋时期的小说文化,而且对后世的小说创作影响深远。本文以文艺民俗学的理论视域,通过对洪迈的民间立场、民间视角和《夷坚志》叙事方式的考察,试图准确地刻画出洪迈的文化性格,分析其文学观念中的民间倾向,描述南宋的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的相互吸引和相互碰撞,同时对《夷坚志》的民间叙事及其意义作出新的阐释。本文分五个章节展开论述：第一章绪论主要说明选题缘由,相关学术回顾和研究情况述评,对本文使用的主要学术概念进行界定,并说明本文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第二章主要通过洪迈的家世生平考察民间立场在他内心世界中的确立。相关问题主要是：他为什么会有民间立场,民间立场在他的价值取向、人文情怀等方面的体现,以及洪迈民间立场的特点。我们认为,洪迈的民间立场是在对“士”的理想的自我实现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其思想的主体部分是儒家的入世思想和经世济民的责任。第三章主要考察洪迈的民间视野以及《夷坚志》的写作方式,这是洪迈与民间的关系之一。我们发现,在洪迈的民间视野中,风俗、民间信仰、社会传闻都占据着重要位置：他善于观察现时的风俗变迁并作出历史的考证；信仰习俗对他个人的信仰观念以及生活实践发生过重要影响；对于充满怪力乱神的民间传闻,他热衷于搜采和记录,《夷坚志》的不断出版调动了民众的叙事热情,使民间文化的能量得到释放。第四章对洪迈文学观念中的民间关怀进行专题考察。洪迈所生活的南宋中前期是一个文学发生历史性转向的重要时期,精英文学与非精英文学之间的显著区别此时正在消解,各自的内部发生了一些性质上的改变,两者也能够互为所用。本章对洪迈在文学写作中的民间倾向和民间关怀进行了分析。第五章综合运用叙事学、民俗学以及文化功能主义的相关理论,考察《夷坚志》的民间叙事问题。本章结合与《夷坚志》同时代的相关笔记小说资料,通过对相同母题故事的比较,分析《夷坚志》在叙事视角、叙述方式、情节叙事等方面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对这部小说集的叙事特性作出阐释性的概括。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笔者深深地感受到,在文艺民俗学的理论视域中去解析中国古代小说的文化生态和文人的创作方式,的确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对我们开阔文学的研究思路是颇具启发意义的。我们研究古人并不是单纯为了古人而去了解,我们更希望对今人有所增益。中国知识分子和所谓的“草根”阶层是渐行渐远,还是相互对话与沟通,取决于知识分子的立场是居高临下的审视还是真心诚意的陪伴。对于学术研究者而言,同样需要对研究对象真心诚意的了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提高自身理解和吸收民族文化遗产的能力,也才能在不断开展的研究道路上越走越宽。
藏族, 李连荣, 诺日尖措[8]2007年在《简论安多口承《尸语故事》》文中研究说明搜集到一部口承本《尸语故事》,将这本故事集和目前所见各种版本的《尸语故事》比较后发现,这个完整的18章本《莫拉塞尔雍鸟的故事》,语言简炼,口语性强。从故事溯源上,它上承敦煌藏文文献中记载的《尸语故事》部分篇章,下接目前所见安多13章缮本,同时又与拉萨21章抄本密切相关。可以说它是"安多本"(基本型)与"拉萨本"(发展型)之间的"过渡型",但更倾向于安多本的特色。
于静[9]2015年在《中·韩两国女鬼形象变迁的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旨在以中韩两国鬼类叙事文学中的女鬼为研究对象,在考察不同历史阶段代表性女鬼叙事中塑造的女鬼形象的基础上,探讨女鬼形象在两国文学作品中发展演变的过程,并结合时代背景分析两国女鬼形象的独特性。女鬼,作为鬼类叙事中的主要角色之一,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但她却成为历代文人不断描绘的对象。可以说,以女鬼为主要描写对象的文学作品,在中韩两国的古典文学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中国从魏晋志怪、唐传奇,到宋元话本,再到明清小说；韩国从新罗殊异传到高丽《三国遗事》和稗官文学,再到朝鲜时期的小说,里面均有很多以女鬼为主要描写对象的文学作品。不同历史阶段女鬼叙事中塑造的女鬼形象形形色色,她们既一脉相承又带有时代的烙印。通过对两国代表性女鬼叙事文学作品中女鬼形象变迁的考察,不仅可以了解两国女鬼形象的独特性,还能够切实感受到两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价值观等不同。首先,本文对中韩两国女鬼叙事的起源和发展以及代表性的女鬼叙事文学作品进行了梳理。然后,从纵向上对两国不同历史阶段代表性女鬼叙事作品中女鬼形象的变迁进行了整体考察。在探讨每个朝代的女鬼形象时,尽量结合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作者的经历去分析,重点把握女鬼形象的时代特色,分析两国不同朝代文学作品中塑造的女鬼形象的不同。最后,用分类和比较的方法,从横向上对两国代表性女鬼叙事中的女鬼类型及各类女鬼形象在具体刻画和演变上的特征进行了比较。将两国文学作品中共同出现的女鬼形象分为四个类型进行了具体分析和比较；同时,对两国文学作品中不同类型的女鬼形象也进行了讨论。联系时代背景分析了各类女鬼形象所蕴含的不同意义,揭示不同女鬼形象所影射的各种社会现实问题。总之,女鬼作为一种文学形象,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有着特殊的历史文化渊源,而这一形象随着社会历史进程发展演变的过程,也与社会、历史、文化环境以及文人创作意识的变化等息息相关。但总的来说,在变化过程中,儒·道·佛三种价值观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赵莉[10]2011年在《网络鬼故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网络鬼故事,指以鬼故事作为题材的所有网络文学作品。是由网民在电脑上创作,通过互联网发表,供广大网民阅读,并在创作过程中不断得到读者反馈并随时修改其内容的网络原创鬼故事作品。通过对所搜集的网络鬼故事进行分析,本文认为从网络鬼故事的范围进行区分,可以将网络鬼故事的定义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网络鬼故事是指网民在互联网上发表的、其他网民可以阅读的、发生在网络上的鬼故事作品。广义的网络鬼故事是网民在网络上发表的、其他网民可以阅读的鬼故事作品。通过对各大中文文学网站、论坛发展历史的梳理,和对所搜集网络鬼故事作品数量和影响力大小的分析,本文将网络鬼故事的发展分期概括为,萌芽期(1995年——1997年)、发展期(1998年——2005年)、第一次高潮(2006年)和稳步发展期(2007年——今)四个阶段。网络鬼故事按其内容进行分类,可分为盗墓鬼故事、校园鬼故事、出租车和公交车鬼故事、电梯鬼故事、殡仪馆鬼故事、手机短信鬼故事、通灵故事、鬼打墙与鬼遮眼和鬼压床类故事、黑白无常鬼故事、猫鬼故事、网络鬼故事十一类。本文运用“5W”传播模式,从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途径、接受者和传播效果五个方面对网络鬼故事的传播过程作了具体分析,并提出影响传播过程的各种因素。网络鬼故事具有明显的民间性特征,本文分别从创作者和受众的匿名性、创作的集体性、语言的口头性、文本的变异性、传承的民间化方面分析了网络鬼故事的民间性特征。对于网络鬼故事的兴起和流传原因,本文从科技发展、社会因素和传统文化层面作了解释说明。网络鬼故事不仅有正面的作用,同时也产生了负面影响,我们应采取措施对其进行引导,使其充分发挥有益的社会功能,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公共精神土壤做出贡献。本文共分为正文四章以及绪论、余论、参考文献等七部分组成,全文共4.7万余字。
参考文献：
[1]. 《夷坚志》口传故事主题研究[D]. 孙世家. 陕西理工学院. 2016
[2]. 中国口传鬼故事研究[D]. 伍红玉.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0
[3]. 维吾尔口传鬼故事研究[D]. 塞黑迪·赛达合买提. 西北民族大学. 2015
[4]. 戴尔的《海岸闹鬼》及纽芬兰鬼故事研究[D]. 刘蕊. 广西民族大学. 2012
[5]. 莫言小说创作与中国口头文学传统[D]. 张相宽. 山东大学. 2017
[6]. 藏汉“龙”文学形象比较研究[D]. 王巳龙. 西藏大学. 2017
[7]. 洪迈与《夷坚志》的民间性问题研究[D]. 叶静.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8]. 简论安多口承《尸语故事》[J]. 藏族, 李连荣, 诺日尖措. 民族文学研究. 2007
[9]. 中·韩两国女鬼形象变迁的比较研究[D]. 于静. 山东大学. 2015
[10]. 网络鬼故事研究[D]. 赵莉. 青海师范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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