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镀金时代——兼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平衡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平衡感论文,别了论文,文化交流论文,中西论文,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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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当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铸成之日，中外学界对这位英国剑桥学者表现出由衷的敬佩。在伦敦举行的著作首发式上，一位童颜鹤发的华裔绅士在向李约瑟献花的同时说出这样发人深省的话：“假如这本书是中国学者写的，我将会表现出双倍的热忱和激动，尽管我知道科学没有国界。”
80年代中期，美国资深记者索尔兹伯里(Harrison Evans Salisbu-ry,1908-)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全面系统地描绘了举世闻名的长征，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盲点，在赞誉之后，跟着就是一片嘘吁：为什么中国人自己没有写下这样一部“长征”？
1977年，作家沈从文正受着冷落，大洋彼岸的美国学者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1948-)却“沙沙地”写出了《沈从文笔下的中国》。他的另一部著作《沈从文传记》于1985年出版，开沈从文学术研究之先河。
1989年，我在悉尼大学研究比较文学。在检索东亚系“中国研究”的博士论文题目时，我大为震惊，澳大利亚的汉学家已将触角伸到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从杨万里的诗到瞿秋白的杂文，从徐霞客到卞之琳，从孔子到延安文艺座谈会，从殷鼎到莫言……有些博士论文的选题，中国人还未涉及，比如《穆木天和他的诗》。穆木天在中国诗坛人微言轻，但在西方汉学中居然有一席之地。洋人染指中国如此之细，令人不可思议。这里只是远在南大陆的澳洲悉尼，如果是剑桥牛津，如果是哈佛耶鲁又当如何？想想李约瑟数十年如一日地钻研古文，索尔兹伯里以70老身纵横雪山草地，金介甫为和沈从文对话10余次在美中之间穿梭往返……就不由大发感慨：中国，你何以如此令人倾倒？如此令人着迷？如果将你比做金矿，那些洋人就是淘金者，他们把金子淘出来，成就了自己的功名，同时传播了中国文化。
西方人对东方的淘金显然可以追溯到马可·波罗时代。对于中国来说，真正的大规模的淘金则是在17世纪以后。如果说，明清时期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Mathtw Ricci,1552-1610)、汤若望(Schall Vor Beu J-ean Adam,1591-1666)和南怀仁(Ferdinadus Verbiest,1623-1688)的中国之行主旨在向中国输入宗教和科学，那么，美国冒险家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1831-1922)、理雅格(James Legge,1815-1892)、哈同(Silas Aron Hardoon,1847-1931)和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1862-1943)目的则是从中国攫取物质文化宝藏。在物质上，华尔和哈同都在上海获取了既得利益；华尔因担任洋枪队长而暴富：哈同因经营地产从一文莫名的看门人一跃为“东方巴黎”的大亨。在人文科学方面，理雅格是第一个系统地在中国淘金的西方学者。1843年，理雅格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很快就投入了对孔子的研究。他在中国淘了30年的金。1873年，理雅格离开中国时，已是著作等身，他将“四书”、“五经”等中国典籍全部译出，共计28卷。这位前传教士后来成为英国牛津大学的首位汉学教授。他的多卷本《中国经典》、《法显行传》、《离骚及其作者》、《中国古代文明》、《基督教与儒教之比较》和《中国编年史》等著作在西方汉学界占有重要地位。
如果说理雅格涉猎汉学事出偶然，那么斯坦因则是蓄谋已久。1883年，他在德国示宾根大学主攻东方学，后获哲学博士学位。不久，他又赴英国伦敦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从事东方语言和考古学的博士后研究。其后，他担任了印度拉哈尔东方学院的院长。从本世纪初开始，野心勃勃的斯坦因多次对包括中国新疆、甘肃等地在内的中亚地区进行考察，其学术著作《古代和田》、《契丹沙漠废墟》、《亚洲腹地》等成为国际东方学名著，从而奠定了斯坦因的东方学者地位。在对中国文化的淘金方面，斯坦因不象理雅格那样温文尔雅。他凭借西方的强权和经济实力，恩威并施，连哄带骗，巧取豪夺了上千种古代文物经书和绘画，显示出帝国主义强权和贪婪的一面。
在西方对东方的淘金中，理雅格和斯坦因代表了不同的风格——温文尔雅和凶悍霸道。但结果都是一样的，东方文化使他们一举成名。
在19世纪到中国淘金的洋人中，还有美国人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中国习惯上称作卫三畏，他1833年来华，1877年返美，在中国呆了40多年，后任耶鲁大学汉学教授。他的著作包括《简易汉语教程》、《中国地理》、《中国总论》、《我们同中帝国的关系》、《中国历史》、《汉英拼音辞典》。另一位美国人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中国称他为丁韪良。此公1850年来华传教，曾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1916年客死北京。在华凡66年，他的著作全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其中包括《中国人：他们的教育、哲学和文学》、《北京被困：中国对抗世界》、《中国知识》和《中国的觉醒》等。英国人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1795-1890)，1832年来华，1848年回国。在中国任外交官16年的生涯中，除翻译了大量的中国戏剧小说外，他的著述包括《中国诗歌论》、《中国见闻录》、《中国杂记》、《交战时期及讲和以来的中国》、《中国人：中华帝国及其居民概述》。英国人威妥玛(Themas Francis Wade,1818-1895)在华40多年，不仅著述繁多，还创造了汉字的罗马拼音法，为世界通用。1888年，他成为剑桥大学的首任汉学教授。
接下来的问题是，洋人在中国淘金，中国人在西方的作为又如何？古往今来，那些中国人文学者们在大洋彼岸急匆匆的脚步是否象在中国淘金的洋人一样坚实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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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年来，中国学者对西方文化的研究很大程度上驻足于译介方面。较早如明徐光启译出的《几何原本》，较迟如严复、林纾对西方哲学、文学作品的翻译。早年的中国学者很少有象西方学者那样直接去异国开采金矿的，后来即便身到异国，心却犹寄故乡。中国最早的留学生容元(1828-1912)留美7年，除一本散文《西学东渐记》外，别无它著。改良家王韬(1828-1897)曾赴英法俄多国游历，亦未留下任何有关上述国家的研究专著，尽管他曾帮助英国人理雅格翻译了大量中国古籍。那个有着12个博士学位、通晓9种语言、浪迹天下的怪杰才子辜鸿铭(1857-1928)曾在英国大学盘桓了15年，但他对英国的研究记录是零。他的最大贡献表现在对中国典籍的英译方面。鲁迅赴日学医不名，惟杂文天才滋生；郭沫若留日8年，娶东洋女为妻，研究的却是中国的甲古文和中国古代史。在早年留洋的文化精英中，除了留学德国哥廷根大学的季羡林（博士论文：“〈大事〉偈颂的动词变格”）、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马寅初（博士论文：“论纽约市的财政”）等少数人之外，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且看：留美康耐尔大学的胡适，其博士论文是“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哥伦比亚大学的冯友兰，其博士论文为探讨中国古典哲学的“天人损易论”；威尔斯利大学的冰心，其硕士论文主题是“李清照”；留学伦敦大学的费孝通，其博士论文为“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留学法国巴黎大学的王力，其博士论文为分析广西方言的“博白方音实验录”。留学英国牛津大学的钱钟书到底进了一步，他的学士论文为“17、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却还是离不开中国。
历史遗憾地表明，早年，中国出洋的社会学者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对洋文化直接而精彩的科学研究。也许可以这样说，早年留洋的中国社会学者，镀金者为多。当然，镀金对中国也是十分必要的。镀金为中国人提供了西方科学研究的先进方法。用西方科学研究方法分析中国事务，研究中国文化当然没有问题，但是，为什么留洋者鲜有直接以西方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呢？
拿西洋人与中国人彼此之间的研究两相对比，中西文化交流的不平衡性马上就显现出来——洋人对中国文化宝藏的发掘既深且广，而中国学者对西洋文化的开采则浅显而薄弱。
可以说，在中西交流史上，洋人从中国的金矿中拿走了真东西，是淘金。中国的许多学者在异域的金矿上浅尝辄止，浮光掠影，并没有淘出多少金子。这里有个时代迁移问题。早年的留学生镀金无可厚非，但当代的学者就不应满足于镀金。在海外的大学里，时下仍然会看到许多中国人在攻读“杜甫研究”，“孟子研究”一类的博士学位。中国人在海外研究象这种纯中国文化的东西究竟有几分价值？这样的博士学位含金量又有多少呢？
以西方文化为直接研究对象又取得卓越成就的中国学者并不多见，也许戈宝权、王佐良和杨周翰是其中较为突出的3位。早年任《大公报》驻莫斯科记者的戈宝权对苏联文学有深湛的研究。他著有《苏联文学讲话》并有对普希金、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马雅可夫斯基、谢甫琴柯等诗人、小说家、戏剧家的专项研究和大量译著。同在40年代中叶赴牛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的杨周翰和王佐良后来在同一领域双双取得了成果：前者有《欧洲文学史》（主编），《莎士比亚评论》（编著）等作品；后者则有《英国文学史》（主编），《英国诗史》（编著）等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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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博尼”是悉尼大学东方学系的中国文学博士Bonnie S.McDoug-all为自己起的中国名字。在我曾引为惊讶的那些洋人研究中国文化的项目中也包括她的博士论文——“何其芳及其诗论”。
70年代末杜博尼攻下了博士之后就来到中国，在外文出版社当了一名英语专家。其时，中国正处于政治变革期，文坛解冻，文艺界气象万千，这个有心计的淘金者很快将目光集中在一批新潮诗人身上。与此同时，杜博尼也成为世界著名的汉学家。她被哈佛大学聘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员。后来，她担任了英国爱丁堡大学中文系教授。杜博尼先后在中国逗留了大约10年。尽管她的中文口语仍然停留在“你好，你吃饭了吗？”这样的水平上，但她却毫无疑问地被公认为世界著名的汉学家。回头来看看我们，当留洋之后，一些中国学者除了带回了一口流利的外语，还有什么呢？杜博尼的成功是发人深思的。
类似杜博尼这样到中国淘金的西方学者，在80年代还有一批。美国加州大学的林培瑞博士(Perri Link)靠研究“新时期”的文学而地位显赫；芝加哥大学的教授李欧梵因研究中国的文艺思潮而知名；哈佛大学的教授杜维明以研究朦胧诗而身价倍增；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当代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白杰明(Geremie Barme)因追踪中国新潮作家而蜚声文坛；澳大利亚悉尼理工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古德曼教授(David Goodman)因研究中国政治特别是研究邓小平而引人瞩目……然而，中国有几个以研究西方人文科学著称的学者？人们注意到，留学澳大利亚的上海华东师大的黄源深教授写出了《澳大利亚文学史》，可惜，这种情况在留学归来的人文学者中所占比例太小。
中国学者去海外镀金的时代早应成为过去，中国人向西方淘金的年代业已来临。淘金和镀金已经成为留洋人文学者高下之间的分水岭。时代对留洋的人文学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学习皮毛，还要真正淘金；对西方文化，不能仅仅停留在译介上，还要有自己独特的科学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