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杨衒之和《洛阳伽蓝记》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伽蓝论文,洛阳论文,之和论文,几个问题论文,于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关于杨衒之的籍贯，据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卷六《王臣滞惑篇》说是“北平人”。但据《魏书·地形志》，北魏时有两个“北平郡”，一个在今河北遵化一带，属平州；一个在今河北满城一带，属定州。先师周祖谟先生根据《广弘明集》作“阳衒之”，认为“考北朝以文学通显者皆北平阳氏，如阳尼、阳固并是。至于杨氏则未之见。”周师且据《魏书·阳尼传》及《北史》，以为“颇疑衒之姓阳，且与（阳）休之同行辈”。至于《史通·补注篇》作“羊衒之”，“羊为泰山姓氏，望非北平，当为传写之误”（见《洛阳伽蓝记校释》第1-2页）。据周师说则杨衒之当为今遵化附近的“北平郡人”。今人范祥雍先生不同意此说，认为《历代三宝记》卷九、《大唐内典录》卷四、《续高僧传》卷一、《法苑珠林》卷一百及《隋书·经籍志》等都作“杨衒之”，疑此说为“孤证只字，究难碻信”（《洛阳伽蓝记校注》第35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在范书《重印说明》中则以为杨衒之“北平（今河北保定）人”。我和沈玉成先生著《南北朝文学史》时，约请谭家健先生撰写《洛阳伽蓝记》一节，他认为“北平在今河北定县（今定州市）”。现在看来，北魏的定州北平郡，其治所虽在满城北，但定县与保定当在其辖区以内。至于杨衒之究为平州抑为定州“北平郡人”，则殊难确考。
设使杨衒之确定姓“阳”，那问题就很好办。因为“阳”乃平州著姓，早在十六国前燕时代，就有阳躭事慕容廆，阳骛、阳协和阳裕事慕容皝，后来北魏的阳尼、阳固和阳休之当为其后裔。问题在于多数典籍均作“杨”不作“阳”，尤其是与《广弘明集》同出道宣之手的《续高僧传》亦作“杨”，说明《广弘明集》的“阳”字，难成定论。这种因同音而误的例子，在古书中常有，只是此处涉及姓氏才连带而有了籍贯问题。不过，笔者认为不管衒之姓“阳”或“杨”和“羊”，虽都有为平州或定州人之可能，然平州的可能性却大于定州。要弄清这问题，似应首先探讨一下为什么北魏时会有两个“北平郡”？这个问题似当从十六国时代说起。原来“北平”之名，起于汉代的右北平郡，其地在今河北省东北部一带，所以平州的“北平郡”当沿自汉魏，是本名。这里在西晋灭亡时，由鲜卑人慕容廆占据。慕容廆在名义上拥戴晋朝，所以许多汉族士大夫不愿与前赵、后赵合作的，都避地于此。《晋书·慕容廆载记》：“廆乃立郡以统流人，冀州人为冀阳郡，豫州人为成国郡，青州人为营丘郡，并州人为唐国郡。”这办法与东晋南朝的侨置州郡颇为相似。当时归附慕容廆的士人甚多，平州阳氏自不必说，即使弘农杨氏和泰山羊氏，亦有可能来到平州。如《魏书·杨播传》：“杨播，字延庆，自云恒农华阴人也。高祖结，仕慕容氏，卒于中山相。曾祖珍，太祖时归国，卒于上谷太守。”这里说杨结为“中山相”，说明是前燕时事，因为后燕建都中山，已改为“中山尹”（见《慕容垂载记》）。可见杨氏在前燕时已出仕，很可能居住平州。羊氏似亦有可能到过平州，因为慕容廆的随从者中，有泰山“胡母翼”，亦泰山郡人，说明羊氏亦可能到过平州。至于定州的“北平郡”，则可能是后来平州的人曾大量来到定州后起的名字，亦属侨置州郡之例。原来自慕容廆之后，经其子慕容皝到孙子慕容俊
时，乘后赵内乱，入侵中原，建立前燕，都邺（今河北临漳）。慕容死后，子慕容
继立，被前秦苻坚所灭。晋孝武帝太元八年(383)淝水之战后，前秦大败，本已归降前秦的慕容皝子慕容垂乘机复国，前燕旧臣投奔他的人很多，是为后燕。慕容垂久攻前燕旧都邺城不下，遂以中山（今定州市）为都城，因此平州人大量移居中山。太元二十年(395)，后燕被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所败，接着很快灭了后燕。北魏当时因定州多有平州北平人，故设一“北平郡”。这与南朝在京口设南徐州、襄阳设雍州是一个道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多数定州北平郡人祖籍即为平州。所以杨衒之的祖籍为平州其可能性当大于定州，把他说成今遵化附近人似比说成今保定或定州市人为妥。
二
杨衒之的仕历，从现有史料可以知道他曾任奉朝请、期城郡守，抚军府司马和秘书监四个官职。在这四个官职中，奉朝请一职见于《洛阳伽蓝记》卷一，时间为“永安中”。按：“永安”乃孝庄帝年号，相当于公元528至530年。在这三年中，孝庄帝在华林园举行马射，只有二年(529)以后才有可能。因为北朝皇帝举行马射，一般为三月三日。但孝庄帝于永安元年进入洛阳称帝却在四月，接着就是尔朱荣在河阴屠杀公卿，连孝庄帝之兄元劭亦未能幸免，自然不可能有心思去举行马射。那么，杨衒之任奉朝请时间应在永安二年左右。
他任期城郡守见于《历代三宝记》、《续高僧传》诸书。按：期城在今河南泌阳，已靠近湖北，为梁与东、西魏兵争之地。这里非富庶之区，从《隋书》和《旧唐书》的《地理志》看来，户口也不多，只能算是一个中郡或下郡。据《魏书·官氏志》，中郡太守属第五品，下郡则为第六品；而奉朝请则为第七品。因此即使期城是个下郡，杨衒之也算升迁了。不过，期城据史籍记载，在孝静帝元象元年(538)以后，就为西魏攻占，不再属于东魏。那么他为期城郡守时间，应在是年以前。具体说是从永安三年即建明元年(530)至天平四年(537)这八年间。
杨衒之任抚军府司马一事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因为各本《洛阳伽蓝记》均题“魏抚军府司马杨衒之”。这个官职据《魏书·官氏志》，应为五品。因为抚军将军是“从第二品”，而“从第二品将军、二蕃王司马”是第五品，与中郡太守同等，比下郡太守高一等。若期城郡是下郡，那么他也算升了一等。这个官应该是他写作《洛阳伽蓝记》时的官职。现在看来，《洛阳伽蓝记》成书时间当在魏孝静帝武定五年(547)以后，因为书中两次提到武定五年：“至武定五年岁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览洛阳”（原序）；“武定五年，（孟仲）晖为洛州开府长史”（卷四）。但书中称高澄为“大将军”而不称“文襄”（卷三），说明书成时高澄尚未死。高澄死于武定七年(549)九月，那么本书当成书于此前。但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卷二谈到荀济时说：“颍川荀济，风流名士，高鉴妙识，独出当世。按：荀济是武定五年八月因反对高澄被杀于邺城的。如果《洛阳伽蓝记》成书于是年八月以后，似不大可能这样称颂一个被高澄看作“谋反者”的人。以此推测，本书应成书于武定五年八月以前。以此推测，杨衒之在武定五年时仍任抚军府司马。
此外，据《广弘明集》还说到杨衒之“元魏末为秘书监”。这一记载似颇可疑。因为据《魏书·官氏志》秘书监为第三品官职，地位较高，一般来说如果某人官至秘书监，史籍中即使无专传，亦不至不见其姓名。今按：魏末为祕书监者：孝明帝时为李琰之。《魏书·李琰之传》：“迁国子祭酒，转秘书监、兼七兵尚书。迁太常卿。孝庄初，太尉元天穆北讨葛荣，以琰之兼御史中尉，为北道军司。”据此，在魏孝明帝时秘书监为李琰之，但到孝明帝末年，已易人。但此时杨衒之不可能任此职。因为他在孝庄帝时刚做到奉朝请，此时是否已入仕还成问题。孝庄帝在位总共不过两年多时间，但到他后期，秘书监为祖莹。《魏书·祖莹传》：“庄帝还宫，坐为（元）颢作诏，罪状尔朱荣，免官，后除秘书监，中正如故。以参议律历，赐爵容城县子。坐事系于廷尉。前废帝迁车骑将军。”祖莹之后为常景。《魏书·常景传》：“普泰初，除车骑将军，右光禄大夫、秘书监。……天平初，迁邺，景匹马从驾。……后除仪同三司，仍本将军。武定六年以老疾去官。”按：《魏书·官氏志》，车骑将军和右光禄大夫皆第二品，但这些均为荣誉官衔，不负实际责任，其真正职务为秘书监，后为仪同三司，属从第一品，但亦虚衔。所以秘书监一职，在武定六年(548)以前，应为常景。常景之后，应为魏收。《魏书·自序》：“文襄崩，文宣如晋阳，令与黄门郎崔季舒、高德正、吏部郎中尉瑾于北第参掌机密，转秘书监，兼著作郎，又除定州大中正。时齐将受禅，杨愔奏收置之别馆，令撰禅代诏册诸文，遣徐之才守门不听出。天保元年，除中书令……”《北齐书·魏收传》同。从武定六年常景去官至次年八月高澄（文襄）被刺杀仅一年左右，离开《洛阳伽蓝记》成书不过二年左右，杨衒之就自五品的抚军府司马升迁为三品的秘书监，可能性很小。再说秘书监一职，一般都在当时颇享文名，如李琰之、祖莹、常景和魏收，《魏书》或《北齐书》都有专传。杨衒之虽因《洛阳伽蓝记》扬名后世，在当时却未必有文名，否则至少也应在《文苑传》中留名。至于入北齐以后，已非“魏末”，而且继魏收为秘书监者为赵彦深。《北齐书·赵彦深传》：“天保初，累迁秘书监”。根据上述情况，杨衒之在魏末曾任秘书监一说，恐不可信。
三
历来论《洛阳伽蓝记》的人常认为杨衒之是反对佛教的，他们主要是根据《广弘明集》卷六《叙历代王臣滞惑解》中所载那段文字：
阳衒之，北平人，元魏末为秘书监，见寺宇壮丽，损费金碧，王公相竞侵渔百姓，乃撰《洛阳伽蓝记》，言不恤众庶也。
同书同卷又说杨衒之：
后上书述释教虚诞，有为徒费，无执戈以卫国，有饥寒于色养，逃役之流，仆隶之类，避苦就乐，非修道者。又佛言有为虚妄，皆是妄想，道人深知佛理，故违虚其罪。[启又广引财事乞贷，贪积无厌。]又云读佛经者，尊同帝王，写佛画师，全无恭敬。请沙门等同孔老拜俗，班之国史。行多浮险者，乞立严敕，知其真伪。然后佛法可遵，师徒无滥，则逃兵之徒，还归本役，国富兵多，天下幸甚。（方括号内十二字，严可均《全北齐文》卷二作双行小字）
从这段文字看来，似出自道宣节录，非尽杨衒之原文。但这段文字恐亦无否定佛教之意，只是指斥僧徒之滥及其不能对佛尽敬，主张严加甄别，才能“佛法可遵”。这种思想与《洛阳伽蓝记》卷二记“崇真寺比丘慧嶷，死经七日还活，经阎罗王检阅，以错召放免”，所说入冥见闻，可相印证：据云慧嶷见五个僧人的鬼魂同受阎罗王查问，其中一个是宝名寺智圣，“以坐禅苦行得升天堂”；一个是般若寺道品，“以诵经四十卷涅槃，亦升天堂”。另有三人则情况不同：一个融觉寺昙谟最，讲《涅槃》、《华严》，阎罗王以为“讲经者心怀彼我，以骄凌物，比丘中第一粗行”；“阎罗王敕付司，即有青衣十人送曇谟最向西北门，屋舍皆黑，似非好处。”一个禅林寺道弘，“自云教化四辈檀越，造一切经，人中金像十躯”。“阎罗王曰：‘沙门之体，必须摄心守道，志在禅诵，不干世事，不作有为。虽造作经像，正欲得他人财物；既得财物，贪心即起；既怀贪心，便是三毒不除，具足烦恼。’亦付司，仍与曇谟最同入黑门。”再一个是灵觉寺宝真，“尝作陇西太守，造灵觉寺，寺成，即弃官入道。”阎罗王说：“卿作太守之日，曲理枉法，劫夺民财，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劳说此。”“亦付司，青衣送入黑门。”这个故事和《太平广记》卷一○九和三七七两卷所记赵泰入冥故事颇类似，不过赵泰所见乃俗人而非僧人。据注：卷一○九故事出南齐王琰《冥祥记》；卷三七七故事出宋刘义庆《幽明录》，刘、王二人均笃信佛教，那么这些故事当从佛教而来。且《洛阳伽蓝记》说到坐禅、诵经可升天堂，说明作者还是承认佛教灵验的。杨衒之虽然认为僧徒人众很滥，但也肯定有真心奉教的人，如卷一记永宁寺塔遭火灾时，“时有三比丘，赴火而死”。至于书中讲到佛像灵验之事亦复不少，如卷二平等寺佛像，国有吉凶，会出“佛汗”预示；卷一记段晖捨宅为光明寺，中有“金像一躯”，有人想盗窃此像，“像与菩萨合声喝贼，盗者惊怖，应即殒倒。”卷四宜年里陈留王（元）景皓宅，有孟仲晖所造佛像，“此像每夜行绕其坐，四面脚迹，隐地成文”；“至永熙三年秋，忽然自去，莫知所之。”卷五记：“于阗王不信佛法，有商胡将一比丘名毗卢旃在城南杏树下，向王伏罪云：‘今辄将异国沙门来在城南杏树下。’王闻忽怒，即往看毗卢旃。旃语王曰：‘如来遣我来，令王造覆盆浮图一所，使王祚永隆。’王言：‘令我见佛，当即从命。’毗卢旃鸣钟告佛，即遣罗漷罗变形为佛，从空而现真容。王五体投地，即于杏树下置立寺舍，画作罗漷罗像……”根据上述例子，说明杨衒之在写《洛阳伽蓝记》时，并不反对佛教，即使对建寺造像也不完全反对。释道宣把他归入反佛者之列，也许他在过去曾有这主张，但从《洛阳伽蓝记》和道宣所引文字看，并不是这样。同时，《洛阳伽蓝记》中写到当年佛寺的壮丽，不无赞叹之辞，而写到后来的荒废，又有凄凉伤悼之感。这些事例都说明杨衒之作《洛阳伽蓝记》，其目的主要不在反对佛寺壮丽，而是反对王公们“不恤众庶”。
四
《洛阳伽蓝记》的写作宗旨在原序中其实早已说清，乃是哀悼洛阳的残破。原序云：
暨永熙多难，皇舆迁邺，诸寺僧尼，亦与时徙。至武定五年，岁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览洛阳。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寺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游儿牧竖，踯躅于九逵，农夫耕老，艺黍于双阙。始知“麦秀”之感，非独殷墟；《黍离》之悲，信哉周室。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今日寥廓，钟声罕闻。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
这段话很清楚，杨衒之是要通过写佛寺之盛衰，以哀悼北魏之亡。在这里很值得注意的是杨衒之对高欢父子的态度。对于高欢，书中只是在卷五末，提到“北邙山上有‘齐献武王寺’”一语。对于高澄，书中只在卷三述石经时提到“武定四年，大将军迁石经于邺”一语。更应该注意的是本书既作于武定五年(547)以后，但书中对普泰元年(531)高欢战胜尔朱氏以后的史事谈得极少，甚至像韩陵之战这样重大的事件及高欢入洛的情况，均一字不提。更值得注意的是高欢进入洛阳后把魏节闵帝元恭囚禁在崇训佛寺中（见《魏书·废出三帝纪》及《北史·魏本纪》、《通鉴》卷155），但本书不但未载此事，连崇训寺之名亦未提到。《洛阳伽蓝记》既然记佛寺，却忽略了崇训寺，这事很值得考虑。
我们再看从东魏和西魏分立之后，洛阳发生了好几次重要的战争：一次是天平四年(537)西魏派宫景寿等进攻洛阳，东魏洛州大都督韩贤打败了他们，却又被当地作乱者所杀。此后，西魏独孤信攻入洛阳的金墉城，天平五年（即元象元年，538），东魏派侯景、高敖曹等围攻金墉城，高欢率大军为后继，侯景放火烧了洛阳城内外所有的官府和民居，洛阳的残破实由于此。此战西魏虽失利，却杀死了东魏枭将高敖曹。武定元年(543)，西魏和东魏又在洛阳北部的邙山激战，也是东魏取得胜利。但《洛阳伽蓝记》中也无一字提到。甚至和高欢作对的宇文泰和东魏君主元善见之事，书中亦未提及。
《洛阳伽蓝记》中对北魏君主的称呼颇可注意：书中所记大多皆孝文帝以后事；对孝文帝，书中一般称庙号（“高祖”）；宣武帝则多称谥号，有时亦称庙号（“世宗”）；对孝明、孝庄二帝均称谥号（其实孝明庙号“肃宗”）；对节闵帝和孝武帝均只称“广陵王”和“平阳王”。这大约因为节闵帝被高欢所废，而孝武帝因与高欢失和，逃奔关中之故。但是，在书中如卷二记节闵帝亲自为赦文事及对尔朱世隆说尔朱荣当死，又同卷记卢景宣对孝武帝讲“石立社移”之事，亦称节闵帝和孝武帝为“帝”。可见他还是承认节闵帝与孝武帝为北魏皇帝。
《洛阳伽蓝记》谈到节闵帝的部分几乎都是赞扬的，如：
（尔朱）世隆以长广本枝疏远，政行无闻，逼禅与广陵王恭。恭是庄帝从父兄也。正光中为黄门侍郎，见元叉秉权，政归近习，遂佯哑不语，不预世事。永安中遁于上洛山中，州刺史泉企执而送之。庄帝疑恭奸诈，夜遣人盗掠衣物，复拔刀剑欲杀之，恭张口以手指舌，竟乃不言。庄帝信其真患，放令归第。（卷二）
黄门侍郎邢子才为赦文，叙述庄帝枉杀太原王之状，广陵王曰：“永安手剪强臣，非为失德；直以天未厌乱，故逢成济之祸。”谓左右：“将笔来，朕自作之。”“朕以寡德，运属乐推，思与亿兆同兹大庆。肆眚之科，一依恒式。”广陵杜口八载，至是始言，海内士庶，咸称圣君。（卷二）
初，世陵北叛，庄帝遣安东将军史仵龙、平北将军杨文义各领兵三千守太行岭，侍中源子恭镇河内。乃尔朱兆马首南向，仵龙、文义等率众先降，子恭见仵龙、文义等降，亦望风溃散。逃遂乘胜逐北，直入京师，兵及阙下，矢流王室。至是论功，仵龙、文义各封一千户。广陵王曰：“仵龙、文义于王有勋，于国无功。”竟不许。时人称帝刚直。彭城王尔朱仲远，世隆之兄也，镇滑台，表用其下都督□瑗为西衮州刺史，先用后表。广陵答曰：“已能近补，何劳远闻！”世隆侍宴，帝每言：“太原王贪天之功以为己力，罪亦合死。”世隆等愕然。自是已后，不敢复入朝。（卷二）
普泰元年，广陵王即位，诏曰：“禽兽囚之，则违其性，宜放还山林。”狮子亦令送归本国。送狮子者以波斯道远，不可送达，遂在路杀狮子而返。有司纠劾，以违旨论。广陵王曰：“岂以狮子而罪人也。”遂赦之。（卷三）
这位节闵帝虽是尔朱世隆等所立，但史籍记时人对他被高欢所废，似都有不满。《魏书·废出三帝纪·前废帝广陵王》：
（普泰二年）夏四月辛巳，齐献武王与废帝（后废帝元朗）至邙山，使魏兰根慰谕洛邑，且观帝之为人。兰根忌帝雅德，还致诽谤，竟从崔
议，废帝于崇训佛寺，而立平阳王脩为帝。（《北史·魏本纪》五同，惟“齐献武王”作“高欢”）
《北齐书·魏兰根传》：
及高祖（高欢）将入洛阳，遣兰根先至京师。时废立未决，令兰根观察魏前废帝。帝神采高明、兰根恐于后难测，遂与高乾兄弟及黄门崔同心固请于高祖，言废帝本是胡贼所推，今若仍立，于理不允。高祖不得已，遂立武帝。废帝素有德业，而为兰根等构毁，深为时论所非。（《北史》略同）
同书《崔传》：
高祖入洛，议定废立。太仆綦俊盛称普泰主贤明，可以为社稷主。曰：“若其明圣，自可待我高王，徐登九五，既为逆胡所立，何得犹作天子。若从俊言，王师何名义举？”由是中兴、普泰皆废，更立平阳王为帝。（《北史》略同）
《魏书·綦俊传》：
及尔朱世隆等诛，齐献武王赴洛，止于邙山。上召文武百司，下及士庶，令之曰：“尔朱暴虐，矫弄天常，孤起义信都，罪人斯剪。今将翼戴亲贤，以昌魏历，谁主社稷，允惬天人？”申令频烦，莫有应者。俊乃避席曰：“人主之体，必须度量深远，明哲仁恕。广陵王遇世艰难，不言淹载，以人谋察之，虽为尔朱扶戴，当今之圣主也。”献武王欣然是之。时黄门侍郎崔作色而前，谓俊曰：“广陵王为主，不能绍宣魏纲，布德天下，为君如此，何圣之有？若言其圣，应待大王。”时高乾邕、魏兰根等固执言，遂立出帝。及出帝失德，齐献武王深思俊言，常以为恨。（《北史》略同）
可见同情节闵帝元恭是当时北魏士人中普遍的思想，杨衒之亦属这类人。他们所以同情元恭，正因为元恭的言行颇能体现一些儒家思想的色彩。杨衒之在书中多次歌颂元恭和很少提到高欢父子，其中体现了他的爱憎。因为元恭之废，虽由崔、魏兰根提议，最后还是由高欢作主。
《洛阳伽蓝记》之不提孝静帝即位后事，自然与都城迁邺有关，但在杨衒之心目中，迁都邺城是北魏的大灾难，甚至已意味着灭亡。因为迁都洛阳是孝文帝的决定，体现了他汉化的政策，而迁邺却意味着六镇军人出身的高欢之政策，实为加强鲜卑化。《北齐书·神武纪》上：“神武既累世北边，故习其俗，遂同鲜卑。”如卷一记永宁寺塔大火后说：“至七月中，平阳王（孝武帝元脩）为斛斯椿所挟，奔于长安。十月而京师行邺。”卷二记永熙二年(533)孝武帝造五层塔一所完工后，“帝率百僚作万僧会，其日寺门外有石像，无故自动，低头复举，竟日乃止。帝躬来礼拜，怪其诡异。中书舍人卢景宣曰：‘石立社移，上古有此，陛下何怪也？’帝乃还宫。七月中，帝为侍中斛斯椿所使，奔于长安。至十月终，而京师迁邺焉。”卷二记殖货里归觉寺，“普泰元年(531)，此寺金像生毛，眉发悉皆具足。尚书左丞魏季景谓人曰：‘张天锡有此事，其国遂灭，此亦不祥之征。’至明年而广陵被废死。”卷四记孟仲晖所造佛像“永熙三年秋，忽然自去，莫知所之。其年冬，而京师迁邺。”显然，杨衒之对迁都邺城的态度，正是他对高欢父子的态度。因此在《洛阳伽蓝记》中不提高欢父子事迹及邙山大战、高敖曹之死等事，恐怕都与此有关。因为杨衒之既不满高欢迁都邺城，把孝静帝完全控制起来，更不满他的文化政策，却又有顾虑，不敢直书高欢在崇训寺囚杀节闵帝及侯景焚毁洛阳之事（此事在侯景叛东魏前八九年，且有高敖曹参加）。根据这些情况，笔者觉得严可均把杨衒之视为北齐人，并推测他卒于天保年间(550-559)虽无确切证据，却也近理。大约齐文宣帝高洋代魏之后，杨衒之就不再出仕了。
五
杨衒之所以不满高欢父子，恐怕不完全是由于“忠君”，而有其文化背景。因为北魏自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汉化以后，已经得到多数汉族士大夫的认同。杨衒之正是这样，在他心目中，迁洛后的北魏政权已经是中原正统，是汉文化的中心。这在他贬低南朝的一些言论中，表现得很明显。例如：《洛阳伽蓝记》中记杨元慎驳斥和嘲笑梁将陈庆之的事，是大家所熟知的。但这些记载所反映的决不限于南北方人物间的地域偏见，更重要的倒是杨衒之所崇奉的北方文化究系什么内容。这段文字最后几句颇重要：
北海（元颢）寻伏诛，陈庆之还奔萧衍，衍用其为司州刺史，钦重北人，特异于常。朱异怪复问之。曰：“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如登泰山者卑培
，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庆之因此羽仪服式悉如魏法，江表士庶竞相模楷，褒衣博带，被及秣陵。
这段话也是人们所经常引用的。但很少人注意到这里所谓“魏法”的“羽仪服式”是“褒衣博带。”这种服式，正是孝文帝改制以后所定。对孝文帝这种改制，不少鲜卑贵族是不赞成的。《魏书·神元平文诸帝子孙·乐平王丕传》：
丕雅爱本风，不达新式，至于变俗迁洛，改官制服，禁绝旧言，皆所不愿。高祖知其如此，亦不逼之，但诱示大理，令其不生同异。至于衣冕已行，朱服列位，而丕犹常服列在坐隅。晚乃稍加弁带，而不能修饰容仪。
孝文帝在推行这种汉化服式时，鲜卑族人开始时很不习惯，也曾受到南朝人讥笑。《梁书·陈伯之传》讲到随从陈伯之投魏后未跟他归梁的褚緭，在北魏元会之际戏为诗曰：“帽上着笼冠，袴上著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魏人见了很生气，把他调任始平太守。陈伯之投魏及返梁在天监初(502-506)间，离孝文帝改制不过十几年，在一些鲜卑人中，汉族衣冠似尚未被普遍接受。
不过，这和“褒衣博带”的服式，是否像杨衒之说的那样真为“魏式”，恐怕未必。因为“褒衣博带”为梁代士大夫通行的服式。《颜氏家训·涉务》：
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持，郊郭之内，无乘马者。
这种风气，自然不能说是由陈庆之带回来的北方风尚。相反地倒是北朝模仿南朝。正如王仲荦先生说的：
拓跋族起自塞外，其俗编发左衽。孝文帝于迁都洛阳之前，即锐意改作，命李冲与冯诞、高闾（二人均拓跋氏外戚）、游明根、蒋少华等，议定衣冠于“禁中”，时亦问刘昶（南朝宋文帝刘义隆第九子，从南朝逃至北魏，北魏妻以公主，封为宋王）。鲜卑族把袴褶（胡服）作为朝贺大会的礼服，不合魏晋以来传统的礼仪。为了服制未定，孝文帝曾下诏暂时停止太和十五年（491年）十二月初一日的小岁贺和太和十六年(429)正月初一日的元旦朝贺。经过六年不断研究，始制定官吏的冠服。妇女的服饰也有了规定，大抵模仿南朝。（《魏晋南北朝史》下册第554页）
王先生这段话，主要依据《魏书·术艺·蒋少游传》及《高祖纪》等书的记载，是符合事实的。孝文帝对服饰问题非常重视。《魏书·任城王传》载，孝文帝末年出巡邺城后返洛，“见车上妇人冠帽而著小襦袄者”，就以此责怪任城王元澄。同书《咸阳王传》载，孝文帝望见“妇女之服，仍为夹领小袖”，还责备留京的咸阳王元禧等官员。他曾对元禧等人说：“自上古以来及诸经籍，焉有不先正名，而得行礼乎？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见在朝廷之人，语言不听任旧。若有故为，当降爵黜官，各宜深戒。如此渐习，风化可新。若仍旧俗，恐数世之后，伊洛之下复成披发之人。”孝文帝一心仰慕汉族文化，他儿子元恂却不服洛阳水土，想逃回代地，孝文帝认为“今恂欲违父背尊，跨据恒朔。天下未有无父国，何其包藏，心与身俱。此小儿今日不灭，乃是国家之大祸，脱待我无后，恐有永嘉之乱”（《魏书·孝文五王·废太子传》）。这些话说明他热衷于汉化，在一定程度上对留在朔漠一带的鲜卑人有所轻视。这种思想对迁居于洛阳的鲜卑人和一些汉族士大夫，都有较大的影响。《北齐书·魏兰根传》载魏兰根在魏孝明帝时随李崇北征茹茹，曾对李崇说：
缘边诸镇，控摄长远。昔时初置，地广人稀，或征发中原强宗子弟，或国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来，有司乖实，号曰府户，役同厮养，官婚班齿，致失清流。而本宗旧类，各各荣显，顾瞻彼此，理当愤怨……
这些六镇军人既饱受歧视，一旦得势又反过来压迫汉人及汉化的鲜卑人。高欢父子也是这样。高欢虽自称勃海蓨（今河北景县）人，是河朔高门，但这说法颇可怀疑。据当时人看来，大抵以鲜卑人目之。前引《北齐书·神武纪》的话就说明他的习俗已同于鲜卑，而《神武纪》下又云：
侯景素轻世子（高澄），尝谓司马子如曰：“王在，吾不敢有异，王无，吾不能与鲜卑小儿共事。”
《北史·慕容绍宗传》载，侯景反东魏时，高澄派慕容绍宗讨伐，侯景知道后说：
谁教鲜卑小儿解遣绍宗来？若然，高王未死邪？
与此同时，高欢父子及随他们进入中原的六镇军人，也极端歧视汉人和汉化的鲜卑人。《北史·高允附高昂（即高敖曹）传》：
……明日，（御史中尉刘）贵与昂坐，外白河役夫多溺死。贵曰：“头钱价汉，随之死！”昂怒，拔刀斫贵。贵走出还营，昂便鸣鼓会兵攻之。侯景与冀州刺史万俟受洛解之乃止。时鲜卑共轻中华朝士，唯惮昂。神武每申令三军常为鲜卑言，昂若在列时，则为华言。（《北齐书》略同，无拔刀斫刘贵情节，唯称“小有忿争”）
《北齐书·杜弼传》：
显祖（高洋）尝问弼云：“治国当用何人？”对曰：“鲜卑车马客，会须用中国人。”显祖以为此言讥我。
后来杜弼竟以此被高洋杀害。《北齐书·恩倖·高阿那肱传》：
尚书郎中源师，尝咨肱云：“龙见，当雩。”问师云：“何处龙见？作何颜色？”师云：“此是龙星见，须雩祭，非是真龙见。”肱云：“汉儿强知星宿！”
源师是北魏源贺子孙，本姓秃发，是南凉秃发氏之后，改姓源，乃鲜卑族，由于南迁后接受汉文化，亦被视作“汉儿”。由此可见当时汉人与汉化鲜卑人与“六镇军人”间矛盾之深。所以杨衒之的对高欢父子怀有不满，实际上反映了北魏后期这两部分人的对立情绪。
六
至于杨衒之对南朝人的嘲笑，恐怕主要是出于地域的偏见。像卷三记王肃嗜“鱼羹茗汁”不甚爱“羊肉酪浆”之事，只是个生活习惯，东晋士人如陆玩也和王导开过类似玩笑（《世说新语·排调》），说不上歧视。杨衒之对南朝人的著作还是很熟悉的，《洛阳伽蓝记》中一些情节，似皆取自南人著作。如前面提到阎罗王处理几个僧人的事，情节就和《幽明录》、《冥祥记》类似。又如卷三记孝昌初樊元宝得假还京师，为同营人骆子渊传书故事，据云骆子渊即洛水之神，其部分情节和《搜神记》中胡母班为泰山府君传书与女壻河伯故事相近似。同卷记“沙门达多发冢取砖，得一人以进”，徐纥说：“昔魏时发冢，得霍光女壻范明友家奴，说汉朝废立，与史书相符，此不足为异。”按：此故事虽见张华《博物志》，却与《三国志·明帝纪》裴注引《世语》相同；而《三国志》注引《博物志》故事又与此不同，疑今人辑《博物志》时有误（《三国志·明帝纪》注引《傅子》及顾恺之《启蒙注》亦有类似故事）。同卷又记：
（李）崇为尚书令，仪同三司，亦富倾天下，僮仆千人。而性多俭恡，恶衣粗食。食常无肉，止有韭茹，、韭葅。崇客李元祐语人云：“李公一食十八种。”人问其故，元祐曰：“二韭一十八。”闻者大笑。世人即以此为讥骂。
按：此亦受《南齐书·庾杲之传》影响，《南齐书》云：
清贫自业，食唯有韭菹、
韭、生韭杂菜，或戏之曰：“谁谓庾郎贫，食鲑常有二十七种。”言三九也。
萧子显卒于梁大同三年(537)，在《洛阳伽蓝记》成书前十二年，而《南齐书》成书还要早些，杨衒之自然可能见到。又卷三记潘崇和论荀子文云：“汝颍之士利如锥，燕赵之士钝如锤。信非虚言也。”按：“汝颍”二句，原见王隐《晋书》记祖逖兄祖纳事，（原书今佚，见《太平御览》卷763引），此亦东晋史书。
这些例子说明杨衒之对东晋以来南方人著作颇为熟悉，这也正是孝文帝迁洛以后北方士人普遍的现象。由此更可以说明《洛阳伽蓝记》反映了北朝后期北方的社会矛盾和文化冲突，其意义决不仅限于他个人对佛教或某个人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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