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浪漫主义情感诗学的女性先驱--以鲁滨逊和史密斯为例_诗歌论文

英国浪漫主义情感诗学的女性先驱--以鲁滨逊和史密斯为例_诗歌论文

英国浪漫派情感诗学的女性先驱们——以罗宾森、史密斯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密斯论文,浪漫派论文,诗学论文,英国论文,为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斯图亚特·卡润,作为当代重新定义浪漫主义的核心人物,在其研究中提到了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史中的两次“遗失的链接(missing link)”,第一次是18世纪中后期直至18世纪末19世纪初浪漫主义诗歌兴盛时期之间的遗失链接,第二次是19世纪主流浪漫主义男性诗人或去世或创作力减弱时期至维多利亚文学兴起之间的遗失链接,而这两次“遗失的链接”所遗失的主要就是女性诗人。①近年来,随着当代西方对浪漫派女性诗歌研究热潮的兴起,女性诗歌开始被重新解读、重新接受,女性诗人在浪漫主义时代的成就与贡献被重新挖掘、重新承认。可以说是玛丽·罗宾森(Mary Robinson)、夏洛特·史密斯(Charlotte Smith)等女性诗人开启了浪漫主义,又是弗雷西亚·海曼斯(Felicia Hemans)和利蒂希娅·兰登(L.E.Landon)等女性诗人衔接起了从浪漫主义诗歌到维多利亚时代文学创作的过渡,架接起了这两次“遗失的链接”。这些浪漫派女性诗人在诗歌创作之余,也不断阐发自己的诗歌创作理论,在浪漫派诗学思想的建构方面也同样表现出非凡的创造力和影响力。她们除了创作有别于新古典主义诗风的作品,也建构了以情感论为代表的浪漫派诗学理论。

一、秕糠派与女性创造的“情感崇拜”

提到浪漫派情感诗学,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华兹华斯那“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想到那“在平静中回忆起的情感”,想当然地认为情感诗学的缔造者是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浪漫派男性诗人。实际上,早在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集〉序言》(1800)之前,就已经有了情感诗学的建构,而建构者主要是以罗宾森和史密斯等为代表的女性诗人,是她们的情感论思想及创作开启并成就了后来的浪漫派情感诗学。

18世纪中期,以情感、伤感为核心的感伤主义开始出现于英国文坛,感伤主义(Sentimentalism)是浪漫主义的前奏,而“‘感伤主义’一词与‘情感’及‘伤感’可互换使用,指的是沉迷于情感感觉与同情共鸣的状态”②,“很难区分伤感诗、情感诗及浪漫诗之间的差别”③,因此本文所谈到的情感是以“伤感”为前奏,以“浪漫”为高潮的情感,是浪漫派诗歌创作及诗学理论的核心之一。感伤主义“最初体现为以多愁善感为基础的情感崇拜(Cult of Sensibility),信奉情感表达所能证明的那种内在品德与社会善行”④。这种情感崇拜在兴起之初更多的是一种女性的建构,正如戈德斯坦所说,“感伤主义尤其应归于女性的创造,因为女性被认为是赋予了更为细腻的情感。”⑤

罗宾森情感诗学理论的建构主要是在其作为秕糠派诗人(The Della Cruscans)期间实现的。18世纪80年代的英国文坛,出现了一个名为“秕糠派”的诗歌创作团体。秕糠派的发起者是彼奥兹夫人(Hester Lynch Piozzi),她在意大利及英国聚集了一众诗人朋友,其中包括以“秕糠(Della Crusca)”为笔名的著名文人罗伯特·梅利(Robert Merry),他们的诗作痴迷于浪漫爱情及强烈情感。“在1790年冬天,罗宾森开始与罗伯特·梅利,也即秕糠通信”⑥,也就是从这时起,罗宾森开始建立与秕糠派的联系,逐渐成为其中一员。而秕糠派也是浪漫派的前驱,预示并开启了浪漫主义的诗风。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秕糠派的许多骨干诗人即为女性,是女性诗人开启了英国浪漫主义运动,这尤以罗宾森为代表;其二,秕糠派突出了情感在诗歌中的作用,拉开了浪漫派情感诗学的序幕;其三,秕糠派特立独行,在诗歌创作上颠覆传统的新古典主义,为浪漫派诗风的形成奏响了序曲。正如克莱尔·诺里斯所总结的那样,“秕糠派诗歌,不管以怎样的形式,都力图回避其他那些更为成熟的诗歌形式。几乎毫无疑问的是,对许多18世纪的该运动的批判者来说,秕糠派现象例示了对于文学权威的传统形式的更大威胁,而构成这种威胁的便是那些我们逐渐认作‘浪漫派’的作家”⑦。诺里斯在探讨浪漫派女性诗学传统时首先便提到了秕糠派诗歌,尽管秕糠派诗歌并非仅仅只有女性诗人创作。

麦甘恩在其《情感主义诗学:诗歌风格的革命》(1996)一书中也特别提到了18世纪的秕糠派及罗宾森等浪漫派女性诗人,强调女性诗人对浪漫派情感诗学的建构。麦甘恩认为,秕糠派诗歌“对于研究情感诗歌的传统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并且“了解情感诗歌的传统可以更好地理解1760-1840年间主要诗人的作品”⑧。秕糠派诗歌因为夸张的情感和做作的表达而受到当时评论界的抨击,其中就包括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集〉序言》,“这篇伟大的文章是对秕糠派及其写作风格的有意识的批判,当华兹华斯说他的描写对象是‘普通生活事件’时,当他说他要使用‘简单而没有雕琢’的平实语言以遵循‘自然的基本规则’时……他实际上是在有意使自己偏离秕糠派的风格”⑨。表面看来,秕糠派的诗歌是妖娆的,是做作的,是戏剧化的,而华兹华斯的诗歌则是淳朴的,是自然的,是生活化的。但是这两种风格都是情感的表达,只不过一个是夸张的情感,一个是理性的情感而已。华兹华斯并没有真正偏离秕糠派诗歌的本质,只是他“努力将其诗歌的表演性质隐藏在不断重申的能表现真诚的华美辞藻中”⑩而已。

罗宾森作为秕糠派的重要成员,她典型的秕糠派诗作是发表于1796年的长篇系列十四行诗《萨福与法翁》(Sappho and Phaon),这部作品是“对诗歌的综合宣言(也即,是对情感诗歌这类诗歌的宣言)……这份宣言既是理论也是实践,这两部分在形式上体现于该作品的散文部分和诗歌部分”(11)。《萨福与法翁》在散文部分是有关诗歌的理论,而诗歌正文部分则是对其理论的实践。罗宾森的这份宣言既有着自然诗风的把握,又体现出情感主义诗学的思想。罗宾森在《萨福与法翁》中所宣扬的情感“作为理论与实践的论证,明确带有女性特质,这不仅仅是因为她的女性身份,更关键的是因为其论证的实质需要这种女性特质”(12)。也就是说,女性诗歌与情感崇拜相辅相成,正如库伦所说:“突然出现在18世纪中期、不仅是与女性诗人的崛起同时发生而且还是其标志的一个突出现象,便是情感崇拜,这种情感崇拜尽管有卢梭的影响,但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女性的创造。”(13)尽管浪漫主义情感的哲学话语是以男性为主导的,但实质上却是一种女性化的“经验”,是女性诗人的创造。

二、在情感主义运动中复兴的十四行诗

十四行诗在浪漫主义时代得到了复兴与发展,威廉·莱尔·鲍尔斯(William Lisle Bowles)被认为是浪漫主义初期十四行诗复兴中的一个主要人物,其后的华兹华斯、柯勒律治以及济慈等男性诗人也都创作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十四行诗,但是在浪漫派十四行诗的复兴中起到引领作用的,乃是当时以罗宾森、史密斯等为代表的女性诗人。

史密斯对浪漫派情感诗学的建构与其对十四行诗的复兴与创作相辅相成,她将十四行诗的诗体与哀伤的情感结合起来,写出了一系列的十四行诗,结集成《挽歌十四行诗》(Elegiac Sonnets)。这部诗集在1784年初版时就获得了巨大成功,到1789年已经出了第五版,这也正是华兹华斯在剑桥读书时所读到的版本。在华兹华斯还是学生的时候他就开始阅读史密斯的诗歌了,可以说史密斯对华兹华斯的影响是不能忽略的。尽管华兹华斯在1802年公开表示弥尔顿是激发其十四行诗创作的前辈,但彼得·斯波特里通过研究却表明,华兹华斯的公开表白是故意误导的,他说:“显而易见的是,一个完全成形的、发展良好的十四行诗流派在浪漫主义高潮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我有理由认为正是这个流派,而并不是弥尔顿,对华兹华斯最早期的十四行诗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14)

西尔维亚·摩根桑在《夏洛特·史密斯与浪漫主义十四行诗的复兴》(“Charlotte Smith and the Romantic Sonnet Revival”)这篇论文中也指出,虽然华兹华斯明确提到自己的十四行诗创作受益于、承袭于弥尔顿,但实际上18世纪末期的女性诗人史密斯对其产生了巨大影响,而由于不言自明的性别因素的关系,华兹华斯刻意回避了谈及史密斯。摩根桑在论文的结尾处指明,从诗歌的创作时间、诗人间的私人往来等各方面都显示出了史密斯才是浪漫主义时代复兴了十四行诗创作的先驱。

史密斯所复兴的十四行诗带有明显的情感色彩,就像库伦所说:“情感十四行诗像眼泪一样泛滥开来。肇端于18世纪80年代,持续了大约40年,英国传统中这种要求最为严格的诗歌形式被弯曲,被拉伸,被重塑,被重思。它的复兴与可界定的女性文学运动的兴起及浪漫主义的开端同时发生。十四行诗的复兴与女性文学运动的兴起都可以追溯到史密斯那里……她的《挽歌十四行诗》……建立了一种新的带有哀伤沉思的十四行诗范式。”(15)斯波特里也认为十四行诗是在情感主义运动中获得再生的,他说:“诗歌所表现的情感与十四行诗同时获得了流行,然而这绝不是巧合。由于有了情感的范式,十四行诗为自己找到了一种新的声音来表达,远离了文艺复兴时期那‘爱与宗教的陶醉’,代之以‘徒劳的悲伤’。同时,情感能够得以盛行也是由于惊人数量的致力于过度情感状态表达的十四行诗的发表。”(16)情感的崇拜、十四行诗的复兴、女性文学的兴起及浪漫主义的开端,这四方面交织而行,相得益彰。

在史密斯之后,罗宾森也通过其系列十四行诗《萨福与法翁》捍卫了这种交织着强烈情感的诗体,她“勇敢地将自己确立为萨福抒情诗传统和‘合法的’彼德拉克式十四行诗的现代继承者,她与当代同辈史密斯一起努力重建十四行诗在浪漫主义时代的赞誉与流行……正如杰罗姆·麦甘恩所说,罗宾森将18世纪早期的女性化情感的传统转变成了可辨识的女性天才的浪漫主义想象。”(17)

在罗宾森、史密斯等女性诗人创作、建构了“情感”诗歌与诗论以后,“第一代浪漫主义男性诗人开始进军传统上为女性化的情感领域……这种‘盗用’的过程,也即,对女性文化(及道德)权威的篡夺,反映在柯勒律治对十四行诗的评论上,此评论是柯勒律治对1797年其自己、鲍尔斯、史密斯及其他一些诗人的十四行诗诗集所作的简介。柯勒律治的简介进一步强化了史密斯对十四行诗的概念界定,却只是简略地提到了史密斯,反而把鲍尔斯——史密斯的继承者,也是她的模仿者——树立为更重要的文学典范”(18)。从柯勒律治和华兹华斯的行为来看,他们都承认女性诗人的影响与实力,却都刻意回避了对她们成就的公开承认,华兹华斯认为自己的十四行诗创作的灵感得益于弥尔顿,柯勒律治认为鲍尔斯的诗歌才是18世纪末十四行诗的典范,而这些有欠公允的论述或多或少都体现了男权文化的色彩。

女性诗人创造的情感十四行诗激发了浪漫派的十四行诗创作,就像库伦所说:“一些我们与英国浪漫主义联系最密切的文体、著名的十四行诗的复兴及韵律歌谣的创造,都是由女性诗人强有力地推动的。”(19)

三、女性情感诗学的德国浪漫派哲学渊源

浪漫主义时期的德国哲学家们致力于探讨人的心灵(mind)与世界的关系,这是一种认识论的转向,以人为主体,强调“心灵对外部世界创造的作用,心灵观察的主动性而非被动性,人类主体的自由以及心灵与自然的和谐——所有这些主题都是作为文学运动及文化运动的浪漫主义的核心思想”(20)。这些思想对于浪漫派情感诗学的建构起到了哲学奠基的作用。早在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之前,作为浪漫派先驱的女性诗人,她们良好的教育背景使她们不仅接受了法国启蒙主义者卢梭的“回归自然”思想的影响,更得益于德国浪漫派哲学思想。比之男性,女性的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使得她们更加渴望心灵的自由。

在德国,以歌德和席勒为代表的狂飙突进运动是浪漫派哲学思想的前奏,其核心是表达一种人类内心的情感冲突,这实际上是一种与古典主义所强调的理性相悖的思潮。歌德的思想和作品不仅影响了德国浪漫派,也影响了英国浪漫派。华兹华斯、柯勒律治等许多英国浪漫派诗人都读过或译过他的作品,而在史密斯的《挽歌十四行诗》中,也包括了一些有关歌德作品的诗歌,其中第21首十四行诗《理应由维特所写》(Supposed to Be Written by Werther)(21)中的维特,便是歌德著名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的主人公。这首诗既是以维特的口吻所写的,同时也可看做是史密斯写给维特的。史密斯通过这种“互文性”的写作,建立起与歌德的共鸣。史密斯在诗中感喟:“为什么爱与绝望如影相随!”她在为维特那绝望的爱而叹息,但转而又歌颂那炽热的爱与激情,“在荆棘丛生之处仍然在寻找鲜花”,满含激情“嘲讽理性那温和的、冷静的光”,这是18世纪末期典型的以情感反抗理性的思想。

史密斯的诗歌大多都是面对自然时人对自我内心的一种拷问和思量,通过自然来抒发诗人的内心所感,“忧郁、痛苦和沮丧是其常常表现的情感,而自然万物又为其提供了情感共鸣的对应物”(22)。她的《致月亮》(To the Moon)、《海景》(The Sea View)等诗作都体现了主体的情感感受与思想感受。史密斯作为借物抒情的感伤诗人,体现了德国浪漫派哲学的思想,即“以对客观事物的反思作为基础”(23)。

席勒以诗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参照,将诗歌分为“素朴的”与“感伤的”两大类:“素朴的”诗歌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合一,素朴诗人只是在创作中简单地模仿自然;而“感伤的”诗歌则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分裂,感伤诗人只能在创作中去刻画理想中的自然。史密斯在自己的十四行诗创作中“通过异化的人物形象等手段,能够表达出自我与世界的一种基本的分裂;柯勒律治在其1797年十四行诗的简介中将这种分裂称为‘孤独的感情”(24)。史密斯诗歌中的很多人物都是边缘化的,这本身就表达出席勒在区分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时所提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而罗宾森在《萨福与法翁》序言中所表达的诗学思想也体现出席勒的影响,正如麦甘恩所说:“《萨福与法翁》很好地阐释了席勒对素朴诗歌与感伤诗歌之间的理论辩证。罗宾森的作品是全然感伤的,而这恰恰就是因为它(富有想象力地)建构了萨福式写作的素朴。”(25)这浓浓的怀旧情结表达了对现实的逃避,对理想的追求。通过追忆萨福的素朴、自然而使自己的诗歌充满感伤。

罗宾森的诗歌体现了人性的束缚,反映了一种没有自由的状态,一种人与自然分裂的状态,揭示了人活在压抑之中,无法获得自由与和谐,因此从创作主题上罗宾森也同史密斯一样,体现出了德国浪漫派哲学的思想。她的《疯者》(The Maniac)、《作于连续多晚的悲伤梦境之后》(Stanzas Written after Successive Nights of Melancholy Dreams)等诗作,模糊了梦境与现实,混淆了疯癫与理智,无疑是对理性的嘲讽。在《疯者》中,罗宾森将疯者比作“彷徨灵魂的报信者”(26),那些所谓的正常人在彷徨,彷徨于现实与理想之间,彷徨于心灵与自然之间,正常人那悲伤与痛苦的情感感受却要由一位疯者传递出来,这种反讽的表达方法增强了诗歌的情感震撼力。在《作于连续多晚的悲伤梦境之后》中,罗宾森借其对噩梦的描绘,揭示出现实世界的恐怖。史密斯在其《海景》中表达的是,牧羊人对大海之自然美景的欣赏被海上漂浮的士兵尸体所破坏,战争作为人类文明的一块伤疤,不仅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也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这揭示出自然之美与人类社会之丑之间的对照,既体现出诗人对于现实的反思,也表达出对和谐自然的一种渴望。

杰弗里·罗宾森说:“浪漫主义的特点是伤感,浪漫主义诗歌是对破损世界的自觉承认。”(27)罗宾森和史密斯的诗歌以哀伤的情感为主要基调,而感伤的似乎总是与失落的联系在一起,当人与自然不能够合一,不能够和谐相处,就会产生分裂,这种分裂可以是人与自然的分裂,也可以是理想与现实的分裂,所以当时的诗歌有的评述现实,有的追寻理想,体现出感伤诗所具有的矛盾、不谐和的特点。

四、情感作为诗的本质、作为知识力量

柯勒律治在谈到诗之为诗的本质时提到了三点,其中最后一点是“它必须是热情奔放的,能够打动我们的情感、唤醒我们的爱慕的”(28),强调诗歌必须浸润诗人的充沛情感,同时能够唤起读者的情感共鸣。柯勒律治在提到独创性的诗的天才的诸多特性时,还指出诗歌意象“只有在受到了一种主导的激情的制约之后;或受到了由这种激情所引起的联想或意象的制约之后”,才能“变成独创性天才的证据”。(29)华兹华斯在1845年版的《〈抒情歌谣集〉序言》中也总结说:“这些诗与现在一般流行的诗有一个不同之点,即是,在这些诗中,是情感给予动作和情节以重要性,而不是动作和情节给予情感以重要性。”(30)这就总结性地强调了浪漫派诗学中情感论的思想,突出了情感作为浪漫主义诗歌的一种本质特征。不仅如此,华兹华斯还认为诗人“被赋予了比普通人更为生动的情感,更多的激情与细腻,有着更伟大的人类本质的知识和更具领悟性的灵魂。”(31)并说:“诗是一切知识的菁华,它是整个科学面部上的强烈的表情……诗人总以热情和知识团结着布满全球和包括古今的人类社会的伟大王国。”(32)华兹华斯歌颂诗人的情感与智慧,将情感上升到与知识并重的地位,一方面突出情感作为诗歌的本质,另一方面将情感当做一种知识力量,而在这两方面,罗宾森和史密斯等女性诗人的相似论述都要早于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

史密斯推动了十四行诗在浪漫主义时代的复兴,并将这种诗歌形式与充溢哀伤情感的挽歌结合起来,使得诗歌与情感相互交织,互为彼此,隐含了情感作为诗歌的本质。在其《挽歌十四行诗》不同版次的系列短序中,史密斯阐明了悲伤情愫之为其整部作品的基调,而且,正如西尔维亚·麦根索所言,“史密斯明确地邀请她的读者把身为作者的她自己看做是其诗歌的陈述者,她还要求她的读者带着‘审美的朴素’以及‘由衷的情感’来读她的诗歌”(33)。史密斯的系列序言可以看看是其诗学思想的一种宣言,尤其是在第一版与第二版的序言中,她强调自然清新的诗歌风格,强调情感的共鸣,情感应该贯穿赋诗与读诗的整个过程,而且无论是诗人的创作情感还是读者的接受情感,都应该是由衷的、真挚的,真诚的情感是诗歌的本质。(34)

史密斯的许多诗歌就好比是日记,有着具体的时间、地点,有的则直接以具体时间或地点为题,如《作于苏塞克斯郡米德尔顿的教堂》(Written in the Church-Yard at Middleton in Sussex)、《作于1794年仲夏的布里斯托尔》(Written at Bristol in the Summer of 1794)等,被认为是一种“诗体日记”,这给人以既真实又真诚的阅读感受,所以“史密斯在其诗歌中所表现的情感被其读者普遍解读为真诚的情感”(35)。

18世纪末期,“‘由衷的情感’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流行的文化用语……大量的女性作家……都宣称情感尤其具有女性化的特质,而且这种特质赋予了女性以某种程度(不管多么有限)的道德和文化权威……甚至提出(女性化的)情感是孕育智力发展的自然氛围”(36)。这就把女性、情感与男性权威的智力、知识联系到一起,这也是当时的女性文人通过情感来表达自己的权威、争取自己地位的一种手段,正如诺里斯所说:“情感,作为一种明确与女性有关联又以生理感觉力为核心的话语,变为一种重要的媒介……情感的话语赋予了女性强有力的途径,通过这种途径来宣传(经常是从政治角度来讨论处理)她们身体上及情感上的痛苦经历。”(37)女性诗人凭借情感发出女性的呼声,传递女性的力量。

在罗宾森的系列十四行诗《萨福与法翁》中,“激情”(passion)一词重复了12次,无可辩驳地成为整首诗歌的主旋律。她借古希腊女诗人萨福为载体来阐发自己的情感诗论。萨福的诗歌语言质朴,情感炽烈,是“以一种直接、朴素、简洁而又高贵的形式所传达的激情”(38)。对于罗宾森将情感看做是诗歌的本质特征这一点,麦甘恩也分析说:“《萨福与法翁》……是将‘情感’与‘感觉’作为诗歌创作的区别性标志的。”(39)就情感作为一种知识力量方面,“罗宾森作为‘讲给女性听的女性’说出了诗歌力量的女性化的源泉。有萨福作为她们的前辈,罗宾森的那些‘杰出的女同胞们’就感情与激情方面完全重构了文学的哲学话语。这里,情感作为一种杰出的知识力量被提出,这也是那个时代所宣称的任何社会的及哲学的进步的象征”(40)。萨福在罗宾森的作品中具有象征的意味,她代表了希腊文明的灿烂,同时也被赋予了情感与知识的力量。情感被抬高到了知识的高度,蕴涵了女性的文化身份和文化权威。

浪漫主义早期的罗宾森和史密斯等女性诗人崇拜情感,复兴了情感十四行诗,并在德国浪漫派哲学思想的影响下初步构建了浪漫派情感诗论,将情感看做是诗歌的一种本质,看作是一种知识力量。这些女性先驱们的思想在后来的浪漫派男性诗人那里都得到了进一步肯定和加强,成就了浪漫主义高潮时期的情感诗学建构。

注释:

①See Stuart Curran,"The I Altered",in Anne K.Mellor,ed.,Romanticism and Feminism,Bloomington:Indiana UP,1988.

②Norma B.Goldstein,"Sentimentalilsm",in Laura Dabundo,ed.,Encyclopedia of Romanticism:Culture in Britain,1780s-1830s,London:Routledge,1992,p.519.

③Jerome McGann,The Poetics of Sensibility:A Revolution in Poetic Style,New York:OUP,1996,p.96.

④Norma B.Goldstein,"Sentimentalilsm",p.519.

⑤Norma B.Goldstein,"Sentimentalilsm",p.520.

⑥Paula R.Feldman,British Women Poets of the Romantic Era:An Anthology,Baltimore &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7,p.592.

⑦Claire Knowles,Sensibility and Female Poetic Tradition,1780-1860:the Legacy of Charlotte Smith,Farnham:ASHGATE,2009,p.20.

⑧Jerome McGann,The Poetics of Sensibility:A Revolution in Poetic Style,p.96.

⑨Jerome McGann,The Poetics of Sensibility:A Revolution in Poetic Style,p.75.

⑩Claire Knowles,Sensibility and Female Poetic Tradition,1780-1860:the Legacy of Charlotte Smith,p.23.

(11)Jerome McGann,The Poetics of Sensibility:A Revolution in Poetic Style,p.97.

(12)Jerome McGann,The Poetics of Sensibility:A Revolution in Poetic Style,p.98.

(13)Stuart Curran,"The I Altered",in Anne K.Mellor,ed.,Romanticism and Feminism,p.195.

(14)Peter Spratley,"Wordsworth's Sensibility Inheritance:the Evening Sonnets and the 'Miscellaneous Sonnets'",in European Romantic Review,20(2009),p.96.

(15)Stuart Curran,Poetic Form and British Romanticism,Oxford:OUP,1990,p.30.

(16)Peter Spratley,"Wordsworth's Sensibility Inheritance:the Evening Sonnets and the 'Miscellaneous Sonnets'",p.96.

(17)Adriana Craciun,"Mary Robinson",in David Scott Kastan,ed.,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British Literature(Volume 4),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9,p.383.

(18)Sylvia Mergenthal,"Charlotte Smith and the Romantic Sonnet Revival",in Susanne Fendler,ed.,Feminist Contributions to the Literary Canon:Setting Standards of Taste,Lewiston & Lampeter:Mellen Press,1997,p.71.

(19)Stuart Curran,"The I Altered",p.189.

(20)Angela Esterbammer,"Kant and Theories of German Idealism",in Laura Dabundo,ed.,Encyclopedia of Romanticism:Culture in Britain,1780s-1830s,p.302.

(21)Charlotte Smith,"Supposed to Be Written by Werther",in Paula R.Feldman,ed.,British Women Poets of the Romantic Era:An Anthology,p.685.

(22)Deborab Kennedy,"Smith,Charlotte Turner",in Laura Dabundo,ed.,Encyclopedia of Romanticism:Culture in Britain,1780s-1830s,p.538.

(23)蒋孔阳《德国古典美学》,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96页。

(24)Sylvia Mergenthal,"Charlotte Smith and the Romantic Sonnet Revival",in Susanne Fendler,ed.,Feminist Contributions to the Literary Canon:Setting Standards of Taste,p.72-73.

(25)Jerome McGann,The Poetics of Sensibility:A Revolution in Poetic Style,p.99.

(26)Mary Robinson,"The Maniac",in Paula R.Feldman,ed.,British Women Poets of the Romantic Era:An Anthology,p.602.

(27)Jeffrey C.Robinson,"To Dwell in Possibility:Anthologizing a Revised Romantic Poetics",in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39(2006),p.252.

(28)柯勒律治《诗的本质》,收入刘若端编《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10页。

(29)柯勒律治《文学生涯》,收入刘若端编《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第74页。

(30)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序言》,收入刘若端编《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第7页。

(31)John Mahoney,William Wordsworth:A Poetic Life,New York:Fordham University Press,1997,pp.81—82

(32)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序言》,收入刘若端编《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第17页。

(33)Sylvia Mergenthal,"Charlotte Smith and the Romantic Sonnet Revival",p.69.

(34)Charlotte Smith,"Preface to the First and Second Editions of Elegiac Sonnets",http://libdev2.ucdavis.edu/English/BWRP/Works/SmitCElegi.sgm

(35)Claire Knowles,Sensibility and Female Poetic Tradition,1780-1860:the Legacy of Charlotte Smith,p.14.

(36)Sylvia Mergenthal,"Charlotte Smith and the Romantic Sonnet Revival",p.70.

(37)Claire Knowles,Sensibility and Female Poetic Tradition,1780-1860:the Legacy of Charlotte Smith,p.9.

(38)周瓒《“萨福”:传统中的传统》,载《中国图书商报》2004年4月2日,第A06版。

(39)Jerome McGann,The Poetics of Sensibility:a Revolution in Poetic Style,p.98.

(40)Jerome McGann,The Poetics of Sensibility:a Revolution in Poetic Style,p.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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