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经济学”之三大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大论文,经济学论文,快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06年以来，《光明日报》刊发了多篇快乐经济学的文章。如，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王冰的“快乐经济学的发展及其公共政策内涵”（2006年10月9日），浙江财经学院工商管理学院陈惠雄的“快乐经济学的理论难点、发展向度与现实价值”（2006年11月20日），《光明日报》记者叶辉的“陈惠雄与快乐经济学”（2007年3月13日），天津商学院经贸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王继平、陈甬军的“‘幸福悖论’的研究与启示”（2007年4月24日），国民幸福与快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经济社会发展、生活品质提升与国民幸福快乐”学术研讨会发言摘编（2006年5月29日）等。似乎中国的一些学者发现了经济学的一块新大陆，似乎传统的与现有的中国经济学存在致命的缺失。然而，冷静思考一下，快乐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块新大陆吗？没有快乐经济学的中国经济学果真存在致命的缺失吗？笔者愿意抛砖引玉，对所谓的快乐经济学进行质疑，拟从经济学、逻辑学和文化文字学三大方面对“快乐经济学”进行批判。
一、“快乐经济学”的经济学批判
1、经济问题无边界，但经济学有边界
所谓经济问题无边界是说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可以用多种方法、多个学科，可以用经济学方法去研究，也可以用法学、哲学、生态学、物理学等非经济学方法去研究，可以用理论方法去研究，也可以用实验方法去研究。
所谓经济学有边界是说经济学有自己的特定研究对象，有自己的特别研究方法。经济学不能什么都研究，经济学要有所不为。自然科学以自然为研究对象，社会科学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分支，以社会系统中的经济子系统为研究对象。显然，无论对经济如何定义，经济都是客观范畴，作为主观的快乐决不会成为经济的本体，因此经济学决不能以快乐为研究对象，经济学也不会改为快乐经济学或快乐学。
现代科学的发展，一方面表现为学科的分工、分化，比如大类学科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一级学科的数学、物理学、化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新闻学等；另一方面表现为学科的融合、交叉，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边缘学科，如经济数学、新闻法学、物理经济学、心理经济学等。这里的融合与交叉是建立在独立存在的学科之间的。显然，就快乐之类的主观感受而言，可以有快乐论、论快乐，但不存在快乐学（类似的，可以论爱情，但不存在爱情（科）学），快乐也只是心理学研究的问题之一，因此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快乐学与经济学的交叉与融合，自然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快乐经济学。尤其已经存在了心理经济学，就更无必要整出所谓的快乐经济学。
经济学是什么，正如数学是什么，直到今天仍然是有争论的。但争论不等于没有相同或相近的看法，不等于基本对立或水火不容，经济学还是有自己的边界的。这个边界就是：经济学要研究社会的财富，要研究资源的配置，要研究物质利益，要研究直接与间接以货币作媒介的社会运动，要研究竞争。经济学不会以政治、新闻、法律、物理、化学、心理等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当然，经济学肯定与这些问题相关，涉及这些问题，也可以建立二级学科，如政治经济学、新闻经济学、法律经济学、物理经济学、心理经济学等。但它们是经济学家族里的成员，经济学是其本，它们是对经济学的丰富。
2、经济学不应该把快乐作为核心
快乐经济学的提出者所设计的快乐经济学不是要以数百年来公认的经济学为本，而是要拔掉此本，重新植一个快乐之彼本。他们认为，由于经济学是分析人类行为的科学，而快乐是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因此快乐应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近百年来的新古典经济学对此有所偏离，由此导致经济理论连同其解释和引导的发展实践也有所偏离。①
对以上观点，我们可以这样反驳：如果说经济学是分析人类行为的科学，而快乐是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假定如此），因此快乐应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由于政治学也是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因此快乐也应成为政治学研究的核心命题？所有的社会科学都是研究人类行为的，我们是否要说所有社会科学都是以快乐为核心命题呢？所有的社会科学就是快乐学呢？快乐学就可以替代所有的社会科学呢？相声的目的是快乐，但相声学必须以相声为核心命题，而不能以快乐为核心命题。
3、经济学不可能把快乐作为核心
快乐经济学论者认为，快乐是可以衡量的，可以将交易双方的快乐加权平均，使得经济或交易活动的总快乐达到最大。然而，快乐是不可加的。因快乐都没有统一的计量单位，不同的人之间其快乐是无法比较大小的，也没必要比较大小。至于可以用问卷、访谈等方法来了解人们的所谓快乐水平，这种做法在社会学中早已经存在，也只是社会学的一个部分，更无可能成为经济学的部分，绝无可能成为经济学的核心。
不难想象，经济学如果以快乐为核心会出现怎样不合理的状况：在竞争的经济活动中，有人获利，有人受损；有人成长，有人破产；有人变富，有人变穷；有人机遇好，有人没机遇，等等。此时，我们如何以快乐为核心呢？一个各方都快乐而没有矛盾与竞争的经济还是经济吗？经济运行不仅需要动力（快乐，竞争成功的快乐），而且需要压力（不快乐，竞争失败的不快乐）。快乐与不快乐的矛盾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所以，如果经济学要以快乐为核心，那也至少是双核心：快乐与不快乐，如何可能只要正面而不要反面呢？甚至，把快乐区分为高尚的快乐和低级的享乐，只要高尚的快乐，而不要低级的享乐，更让人不得其解。经济学似乎又变成了伦理学。
4、经济学不以快乐为核心，但涉及快乐
当然，经济学可以涉及快乐或娱乐，可以对快乐进行经济学分析，比如快乐的成本与收获，快乐的供应与需求，快乐产业等。不过，很明显，快乐因人而异（18世纪英国经济哲学大师边沁提出快乐有14种之多），不可用货币衡量，它主要属于艺术范畴而不应该属于科学范畴。
经济学的发展应该有快乐经济或快乐产业的分析，应该有快乐产业的经济学。快乐产业当然与快乐有关，但其落脚点是产业而不是快乐。这种快乐产业也有人把它叫做娱乐产业或休闲娱乐产业或有闲产业。目前比较公认的快乐产业主要有：旅游产业，影视媒体产业，体育健身产业，美容、美发、美体产业，宠物产业，手机短信产业，网络游戏娱乐产业，文化艺术产业（包括歌厅、剧院、酒吧等），博彩产业（包括赛马、彩票、赌业等），体验产业，心理咨询产业（包括算命等），选美产业（包括超女、快男、时装模特等），博物馆产业，公园产业，俱乐部产业，等等。这些产业在整个经济中所占有的份额越来越高，粗略估计，在发达国家，要占到30%-50%。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其收入的一半以上都用于休闲娱乐。因此，有人说经济学没有研究快乐，岂不是笑话？这种实实在在的快乐比那种抽象的甚至是空洞的快乐更具有经济学意义。经济学一直以产业的视角关注快乐，可以有旅游（产业）经济学，网络游戏（产业）经济学，博彩（产业）经济学，美体（产业）经济学，可以有快乐产业的经济学，但显然不需要有快乐经济学，也不可以把快乐产业的经济学简化为快乐经济学，正如在发达国家存在性产业经济学或性经济，但绝没有所谓的性经济学。
5、快乐不等于好（效率高），快乐不等于和谐
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建设自身的企业文化时开始更多的关注员工的快乐，快乐的员工可以带来高效率。但很显然，员工的快乐是有度的。只有快乐而没有压力是不会有高效率的，一味地追求快乐也会产生负面影响。企业是以赢利为目的的组织，不是普乐众生的慈善组织。科学地满足员工的要求，而非全盘接受员工所提的要求，才能真正的达到组织与员工之间的双赢，也只有这样才能对提高企业绩效起促进作用。
一个和谐的、和而不同的环境，能够为人们的快乐创造更好的条件，但并非就能使所有人感到快乐。虽然，不同的人对和谐的理解有所不同，人们总会根据自己的文化背景或知识结构对和谐进行再认识，但实际上，和谐有着一定的客观评判标准，而快乐因为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感受，不会有一个具体的明确的标准。因而，社会的和谐不能保证处于该社会中的人都能获得同等的快乐，和谐的社会恰恰是不仅有人快乐，也有人不快乐；今天快乐之人明天可能不快乐，今天不快乐之人明天可能快乐了。因此，快乐不等于和谐。
二、“快乐经济学”的逻辑学批判
1、快乐不是人类终极目标，人类没有终极目标
快乐经济学论者多次提到追求快乐是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趋乐避苦是人的天性。首先，这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人类主要不是为了追求快乐而生。孔子言：“朝闻道，夕死可矣！”；谭嗣同临刑前说：“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国人言：“士可杀不可辱”，如此种种，不少人都把对真理的渴望、正义的维护、工作的勤奋作为人生的追求……以上这些都与快乐经济论者的“人的最终追求是快乐”相距甚远。其次，人的追求是什么，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个人、处于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均会有着不同的答案。其结论受到很多方面的限制，因而，一般意义上的人类社会，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公认的所谓最终目标。对相当一些人来说，避免痛苦的零快乐是他们最大的追求。世界是物质的，是运动的，人类社会必然处于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状态。人类社会可以在其每一特定的阶段有着特定的目标，但终极目标，作为一个静止不变的范畴，却是不存在的。如果真的存在人类的终极目标，那么人类就没有发展进化的可能和需要，也就没有其存在的意义了。再次，“趋乐避苦是人的天性”这一论点是快乐经济学提出者的杜撰。原本的提法是：取利避害。自古英雄多磨难，避苦而不吃苦如何成就事业呢？这不是悖论吗？
2、快乐经济学与笑经济学、极乐经济学、疯狂经济学之谬
如果因为有快乐，或快乐很重要，就要有所谓的快乐经济学，依此逻辑，我们是否应该有笑经济学、哭经济学、舒服经济学、高兴经济学、极乐经济学、疯狂经济学、七情六欲经济学、意识经济学、理智经济学、感觉经济学、记忆经济学、想象经济学、欲望经济学呢？既然没有后者，“快乐经济学”是不能独立存在的。
3、快乐经济学与吃经济学、玩经济学、情经济学、性经济学之谬
众所周知，人们可以在吃、玩、情、性等活动中得到快乐。正如一个问题可以并且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研究，那么研究快乐自然不得不将能够带来快乐的吃、玩、情、性纳入视野。既然需要开辟一个专门研究快乐的学科——“快乐经济学”，那么我们也该按照同样逻辑为吃、玩、情、性成立相应的经济学，即吃经济学、走路经济学、呼吸经济学、眨眼经济学、玩经济学、情经济学、性经济学。但这样显然有悖于学科的系统性和逻辑性，使经济学这门学科不仅混乱不堪，更有失其严肃、严谨。
4、快乐经济学与磨难经济学之谬
如果因为有快乐，就要有所谓的快乐经济学，依此逻辑，是否应该有磨难经济学？因为磨难是干大事的必要条件。是否还应该有不快乐经济学？
古人云：“人生逆境十常八九”。这么说来人总是在追求那十之一二的快乐，生活中的快乐总是稀少的、短暂的，更多的是磨难。“自古英雄多磨难，纨绔子弟少伟男”，磨难是人生宝贵的财富。人类也正是在磨难中战胜天灾和人祸，不断取得进步。我们每个人都是在磨难中战胜困难和挫折，取得成就。因此，如果存在所谓的快乐经济学，则首先存在的应该是磨难经济学。没有磨难经济学的快乐经济学，是不合逻辑的。
5、快乐化的经济学、经济学中的快乐、关于快乐的经济学
从逻辑上看，对经济学的探讨应该包括：快乐化的经济学、经济学中的快乐、关于快乐的经济学分析。所谓快乐化的经济学，就是把抽象的经济学搞得更活一些，形式更多样化一些，比如，可以有幽默式的经济学，故事式的经济学，戏剧式的经济学。所谓经济学中的快乐，就是经济学要体现真理，要有案例，要有文学色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用了很多希腊神话）。所谓关于快乐的经济学分析，就是用经济学中的成本与效用、供给与需求对快乐作分析，这种分析当然不限于快乐，还可以分析舒服、健康、爱情、友情、家情、家务劳动、婚姻等。
其次，快乐经济学已经是人造、人为，在此基础上把什么都与快乐经济学挂钩，例如快乐经济学视野下或背景下的某某问题探讨等，都是赶时髦、追流行的做法，是缺乏科学的逻辑的。
6、快乐、幸福与GDP的对立之伪
快乐经济学的提出者经常逼问：经济社会发展究竟是以快乐、幸福为核心还是以GDP为核心？其实，这是一个逻辑上的伪问题，因为快乐、幸福与GDP本来就不是对立的、非此即彼的、此消彼长的。从宏观上讲，GDP增长后所带来的问题一定小于GDP不增长或负增长所引起的问题。即使我们承认GDP增长不一定带来幸福增长，但GDP不增长或负增长一定带来不幸福或幸福下降。改革开放的历史早已证明了这一点，不惜偷渡、想方设法或羡慕成为高收入国家的公民早已证明了这一点，想进城市的人远多于想下农村的人早已证明了这一点，一些口头上不追求收入而追求所谓快乐幸福的人在内心、在背后更加希望自己成为或已经成为高收入者、私车拥有者；他们在嘴上大加赞美所谓的快乐国度如不丹，但他们自己决不会去不丹那里生活（一辈子）。而且，GDP增长中所出现的问题，如污染、收入差距扩大等，并不是因为追求GDP，而是因为我们的配套改革滞后所引起，公民的权利受到侵犯，环保法律执行不严，一些部门的垄断暴利，对政府与官员的监督不力等所引起。与经济学没有任何关系，GDP本身是中性的，是生产成果，当然多多益善（这里不涉及经济过热，经济过热或速度过高是另一个问题）。我们本来就不应该让经济学、让GDP包打天下。
提出经济社会发展究竟是以快乐、幸福为核心还是以GDP为核心这样问题的人就相当于说：母亲与妻子同时掉进河里，你先救哪一个？这是一个伪问题，是一个人造的问题。为什么？因为，首先不是先救哪一个，而是有没有能力救。没有能力，根本不存在先救哪一个，哪个都不救；有能力，一手托一个，两个同时救；有半能力，那就要具体分析了，可能先救容易救的。中国的传统比较习惯于非好即坏的二元论，其实社会是多元的。
所谓许多国家收入急剧增长，而同期平均幸福却保持不变甚或下降了更是一个伪问题，首先没有给出实证案例或总体可靠的实证案例，也不可能给出“许多”实证案例，即使有某个案例，也不等于作为案例的国家的多数老百姓愿意回到所谓幸福的过去（相信老百姓不会就这样的问题进行投票的）；其次同一个国家不同时期的幸福、同一个时期不同国家的幸福、同一个人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幸福都是不可比的、不同质的，此幸福非彼幸福，如果可比，那必然是不患寡、只患不均，我们都应该回到贫穷、回到猿人时代，由城市回到农村。
三、“快乐经济学”的文化文字学批判
也许是传统因素的影响，相当一些国人过度地喜好高大全，喜好走捷径，经常是还没学会走就要快步跑，动辄建立XX学。如果我们假设存在所谓的快乐经济学，那么，从学科发展的规律看，首先应该建设的决不是快乐经济学，而应该是快乐经济论。先有“论”，而后才可能有“学”。比如，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马克思没有把它叫做《资本学》，尽管《资本论》完全有资格叫做《资本学》；亚当·斯密的力著《道德情操论》，亚当·斯密没有把它叫做《道德情操学》，尽管《道德情操论》完全有资格叫做《道德情操学》；马歇尔的名著《经济学原理》，马歇尔没有把它叫做《经济学》，尽管《经济学原理》完全有资格叫做《经济学》。1994年去世的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石油工业功勋科学家翁文波教授被人尊称为当代中国预测宗师，翁先生对预测学的发展路径曾敏锐的指出：第1阶段是预测论基础（20世纪80年代中期），第2阶段是预测论（20世纪90年代中期），第3阶段与第4阶段分别是预测学与预测运筹学（21世纪以后）。可是，看一看国内的预测研究者，除了翁先生，有谁遵循了从预测论基础到预测论、再从预测论到预测学的发展路径呢？他们一写书就写预测学，他们喜好大字眼。②
这种好大喜高的畸形心态在很多方面都有表现。突出的有，最近一些年中有学校把很有品牌的校名改掉，由所谓的学院升格为大学；还有经济研究者提出所谓的总部经济的概念。这里对总部经济做点简要分析。以笔者实际观察，所谓的“总部经济”或“总部基地”就是房地产开发商看中了某块地，要开发，要卖出去，就需要找卖点，因为写字楼、高级公寓、别墅、商住楼、办公区、中央商务区、花园式商务区、金融街、广场、花园、开发区、观景豪宅、皇家楼宇等概念已不再有吸引力，此时“总部经济”或“总部基地”就顺其自然地提了出来。如此就似乎出手不凡、出口不俗：吾地是总部、是上级、是中心，你们是非总部、你们是下级、是边缘。在中国的汉字里，总部就是高等级。如，军队四总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武警总部、总指挥部、总司令部、机构总部等。可能是因为发达国家实在是没有什么“总部经济”或“总部基地”，也无法与外国对话，CBD又为他人所用，为了让跨国企业能进来，“总部经济”或“总部基地”只好翻译为高级商务花园(ABP—advanced business park)。从北京朝阳的中央商务区(CBD)、北京西城的金融街、北京中关村的科技园，到丰台的总部经济，我们可以看出北京乃至中国房地产的一条发展轨迹，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意识中的崇大拜高（大字眼、高等级）、习惯于把对象分为三六九等的心理：从住宅到豪宅，从公寓到皇家气派，从商务区到中央商务区，从科技园到高科技园，从开发区到高新区，从一般的公司集聚到总部经济。受丰台的总部经济影响或跟风模仿，据说北京怀柔地区要搞总部新城，北京通州区要搞总部小镇，北京石景山要搞民营总部育成基地，甚至南方的广州与深圳也在搞了。中国房地产业正在流行的这种总部热与动辄建立XX学是异曲同工。
作为发展中、转型中、竞争中的大国经济，我们还没有资格说钱已经多了，目前或今后相当长时间里更需要的决不是什么快乐、为快乐而快乐，而是卧薪尝胆、以苦为乐，需要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安全经济学。
最后，笔者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不同意快乐经济学提出者的观点，但绝对尊重他们的权利，也不排除笔者可能是错的。
注释：
①陈惠雄：《快乐经济学的理论难点、发展向度与现实价值》，《光明日报》2006年11月20日。
②王志明：《当代预测宗师》，中国文学出版社，1994年8月；翁文波：《预测论基础》，石油工业出版社，198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