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工制造、金融危机与东部地区产业升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代工论文,金融危机论文,东部地区论文,产业升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5766(2010)01-0025-10
一、问题的提出
贸易的一体化和生产的非一体化构成了经济全球化的突出特点(Feenstra，1998)，生产的非一体化使得产品制造过程中不同工序和环节可以被分割到不同的国家进行(卓越、张珉，2008)。在跨国公司的主导下，国际分工已从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进一步细化到同一产品不同工序之间的分工。跨国公司将中游加工部分低附加值的工序环节转移到具有廉价熟练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加强对高增值的上游和下游部门的集中控制，形成了全球价值增值的U型产业链(齐兰，2009)。目前，全球多数跨国公司60％以上的业务通过代工生产实现，少数跨国公司业务则完全实行代工生产。
改革开放以来，得益于特殊的政策、优越的资源禀赋、良好的区位优势以及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战略，我国东部地区①与跨国公司之间形成了紧密的代工关系(刘志彪，2005)，国际代工成为推动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长三角和珠三角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表现为国际产业资本转移背景下大量接受FDI的外资加工贸易(刘志彪，2006)，大部分企业要么是为跨国公司贴牌进行产品加工，要么是承接国际生产订单进行产品制造，要么是利用跨国公司的专利技术进行生产活动(卢福财、胡平波，2008)。产业在国际分工中被迫依附于跨国公司和国际采购商，形成生产者和购买者双重驱动的出口导向型代工产业模式，产业内源性升级的内在动力机制无法建立。
由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衰退造成了国际市场需求锐减，作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利用外资最集中、参与国际分工最广泛的区域，东部地区出口导向型代工产业首当其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东部地区出口导向型代工产业模式的缺陷被前所未有地放大，再一次被推到风口浪尖。而金融危机是否是产业升级的一个恰当时机也已经在理论界和实践上形成了激烈的争论②。
二、文献回顾
学术界关于代工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乐观的看法认为代工是参与国际分工，发挥比较优势，实现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而持否定看法的学者则认为代工产业由于被低端“锁定”而陷入“贫困化增长”的陷阱，进入产业发展的死胡同。
乐观的观点强调，通过参与国际产业分工，代工企业能够获得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产生强烈的“干中学”效应(林毅夫，2001；Gereffi & Humphrey，2005)。因此，通过代工产业模式，企业或许学会核心部件的制造和获得关键技术，从而取代原先的进口，并逐步提高产业的技术含量，实现产业升级(Desai等，2005；Ghodeswar & Vaidyanathan，2008)。Gereffi等人(2004，2005)把外向型经济战略的调整与升级问题放在本地企业升级的框架内进行论述，认为在全球价值链中，产业可分为生产者驱动和购买者驱动两种类型。跨国公司和国际采购商出于竞争和自身利益的考虑，会鼓励下游各个层次的供应商和分包商加快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产业升级的次序将会遵循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的路径，从OEM、ODM向OBM转换(Gereffi，1999；Humphrey & Schmitz，2002)。
否定的看法认为，代工实际上是一种过度注重初级要素专业化的产业发展战略，存在引发产业危机的潜在可能性。它意味着代工者始终处于技术含量较低的加工环节，从而沦为一个“世界组装车间”。不仅如此，中间品的大规模进口有可能使得关键技术的研发活动变得无利可图，企业从而很可能会被“锁定”在那些低端环节，形成新的中心—外围格局(Cramer，1999；刘志彪，2007)，并且会出现所谓“贫困化增长”(刘志彪，2007)。最新的发展态势显示，跨国公司通过外包对全球产业价值链实行了超强控制(齐兰，2009)，并进一步强化了我国的技术依赖性(阙澄宇、李丹捷，2006)。基于全球代工体系的工业化发展道路，虽然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实现起飞或低端阶段的工业化进程，但是，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到高端工业化进程中，却广泛地出现了被“俘获”现象(Schmitz，2004)。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和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代工环节中付出了的高昂成本代价(Grossman & Helpman，2002)，跨国公司投资对我国的产业升级同样具有局限性或负面效应(裴长洪，2006)。
三、出口导向与“依附型”产业
吸收外来投资，发展与跨国公司相配套的当地产业及网络，以代工方式切入全球产业链，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在全球化格局下实现工业化道路的有效战略。并由此形成了以代工为主导的产业发展模式，且呈现出不同于一般代工产业的两个突出特点：出口导向和“依附型”产业。
在出口导向策略下，东部地区的代工产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只承担制造环节，产业链的剩余环节全部由跨国公司和国际采购商一揽子解决，所生产的产品呈现“两头在外”的特点。除了利用国内廉价的初级生产要素进行生产外，代工产业不再与国内市场发生联系。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截然分开，代工产品一般不进入国内市场直接销售。基于出口导向的模式之所以成为可能，部分是由于对土地、公用事业、能源以及资本的控制性定价，这些都可以视为对出口导向策略的补贴(郑京海等，2008)。各级政府出于赶超的需要，对比较优势和发展路径进行了有目的的强化性干预。结果虽然符合了比较优势，但也造成超过60％的工业出口来自外资企业，其余的出口也有很大一部分是OEM制造品，以及为世界性的大公司(如服装、鞋类、家具、玩具)生产的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无品牌的产品(郑京海等，2008)。
在全球产业分工中，跨国公司和国际采购商由于在设计、研发、营销、品牌等一个或多个环节具有优势而占据产业链的高端，处于产业链低端的代工者一般只具有生产能力优势，形成高端道路与基于创新的产业同低端道路与基于低成本的产业同处一条产业链上的状况。产业链高端控制者拥有的是稳定、不可替代的绝对优势，而代工企业拥有的却是生产能力的相对优势，随时面临着更具成本优势竞争者的进入替代。不对称的优势决定了跨国公司和国际采购商始终处于产业链的主导地位，而代工者只能处于从属和依附地位。在出口导向策略的强化下，东部地区的代工企业只需按照订单要求从事单点单环节的制造部分，完全不用也无需考虑设计、研发、营销等产业链的剩余环节，处于被动等待跨国公司和国际采购商的订单“喂给”状态，形成了“依附型”的产业格局。
东部地区代工产业的“依附型”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产业链上游对生产者驱动的供给终端依附；二是在产业链下游对购买者驱动的需求终端依附。目前，东部地区除了少数主要以国内市场为导向的企业形成了一定的品牌，绝大多数企业都是通过加入由跨国公司和国际采购商所主导的全球分工中，在产业链低附加值环节上进行国际代工。代工的订单来源于价值链高端的跨国公司和国际采购商，或由其主导的二三级经销商的市场需求，市场营销的网络、管道、品牌以及产品和服务的规范和技术标准都为这些从事非实体生产活动的厂商所控制，代工产业通过资源的大量消耗和占用，仅仅收取微薄的加工费③(刘志彪，2007)。
出口导向和“依附型”产业之间相互强化，共同构成了我国东部地区代工产业的两大特点：一方面，出口导向策略进一步强化了代工产业的依附性质；另一方面，对跨国公司和国际采购商依赖程度越深，代工企业在产业链中的话语权也就越弱，又反过来强化了对出口导向策略的路径依赖。其后果是，原本基于比较优势发挥的出口导向型代工产业却需要维持甚至压低国内劳动力成本和生产要素资源的价格以保持竞争优势，造成劳动者工资收入增长缓慢，企业福利和保障严重缺失，影响了国内市场需求的扩大，形成恶性循环。
四、东部地区代工产业模式的“锁定”过程
东部地区出口导向型代工产业模式是在FDI主导下逐步形成的。珠三角是率先承接海外产业转移，参与国际分工的地区。1978年8月，广东省纺织品进出口公司与澳门纺织品有限公司签订来料加工协议，在珠海创办香洲毛纺厂进行来料加工，拉开了利用外资进行代工制造的序幕。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越来越多的香港企业开始选择具有区位和成本优势的珠三角东部地区投资建厂，在其分工体系中承担全球加工厂的角色。通过率先承接产业转移进行代工制造，深圳、东莞与香港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关系。虽然这种“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却极大地促进了深圳、东莞的工业化进程，带动了纺织、服装、鞋帽、玩具、日用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迅猛发展。在深圳、东莞示范效应的影响下，珠三角东部地区外向型代工产业模式迅速向珠三角西部佛山、中山等地扩散，甚至连被誉为自主品牌阵地的顺德在金融危机前外向型代工产业的比重都已超过内需型产业比重④。
随着第一波港资主导的代工产业在珠三角的试水成功，来自台湾地区的制造业也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向大陆转移，方式以投资办厂和贴牌生产相结合，产业以IT和家电制造为主。第二波台资主导下的代工产业早期主要集中于珠三角的东莞等地，以简单的电子零配件加工和IT产品组装为主。其后随着更大规模台资的进入，逐渐从珠三角向长三角扩散，尤其是在昆山等地形成了以IT成套设备代工生产为主的加工制造业基地。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来自日韩的制造业也开始向中国内地转移，主要分布于环渤海地区。最大规模的第三波制造业产业转移和代工热潮是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由欧美发达国家掀起，涉及产业既包括劳动密集型，也包括资本、技术并重型，转入地主要集中于长三角地区，但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也有大规模分布。
从东部地区出口导向型代工产业模式形成的历史过程来看，经历了从珠三角东部到西部，然后从珠三角到长三角，再到环渤海地区，由南及北逐步扩散的过程。从代工产业的演进来看，经历了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到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并重，由单纯的制造业向生产服务业蔓延。但无论是过去以简单加工技术为主的组装制造，乃至目前生产技术水平已经得到大幅度提升的贴牌生产，代工始终是主要采用的产业模式。从最传统的纺织、玩具产业，到高新技术的信息产业，都基本没有拥有自己的品牌，而仅仅持续地为世界各大厂商代工，这是东部地区目前大多数制造业和部分高技术产业的基本特征(刘志彪，2005)。从代工的主要方式看，最初珠三角的代工主要以来料加工装配为主，作为利用外资、扩大出口的启动模式，显示出与吸收香港投资的相关性；随后珠三角和长三角的代工则以进料加工为主，台湾地区的制造业转移成为代工产业发展的直接动力，在产品构成上与台资更加趋于一致；在第三阶段，欧美日等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FDI成为推动东部地区代工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在产业特点、技术档次以及分工的层次上都有较为明显的提升，代工产业与跨国公司和国际采购商契合的更为紧密，依附型的出口导向型代工产业模式由此全面形成(如表1所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出口贸易呈“爆炸式”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跨国公司将制造工序或环节垂直外包给我国(吴福象、刘志彪，2009)。在东部地区出口导向型代工产业的带动下，我国加工贸易比重大幅提高，使得出口结构由一般贸易为主逐步转向加工贸易，直至占据将近半壁江山。在FDI的主导下，东部地区的加工贸易比重更是超过一般贸易成为进出口贸易的主流，各地经济增长更普遍地依靠规模庞大的加工贸易来推动。更具体地看，东部地区加工贸易进口占加工贸易比重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反映了代工产业对跨国公司原材料和成套设备的依赖。在加工贸易出口占加工贸易比重方面，长三角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也符合现实，说明长三角部分代工产业是面向内需市场的，珠三角则更显著地表明代工产业生产者和购买者双重驱动的依附特征。表1同时也说明，东部地区代工产业得到稳步提升，尤其是长三角加工贸易的增值率有较大幅度提高，表明东部地区代工产业经历了逐步升级的过程，但这个过程是缓慢且不稳定的。即便如此，东部地区通过大规模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形成的出口导向型代工产业造就了我国工业产品的强大生产能力和出口能力，缔造了“世界工厂”的经济神话。
除了跨国公司对产业链的超强控制造成了依附型产业的路径依赖外，东部地区出口导向型代工产业模式的“锁定”还有着历史和现实原因：一是内需市场长期存在着高的成本壁垒。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经历了一个逐步的过程，国内企业在较长时间里面对的是较为复杂的国内市场环境，高昂的制度成本、交易成本等使得不少企业被迫放弃国内市场；二是技术和品牌成长机制缺失。一直以来，国内消费者对“中国制造”的工业产品认同度不高，对国外品牌和进口产品具有强烈而持久的消费偏好。知识产权保护与执行机制的缺失也导致企业不愿意进行研发投入和营销开发。因此，面向内需的产业需要面对的是有待开发、诚信精神较低的市场，并且需要多层次的人才和更强的经营管理和风险掌控能力。在这种背景下，原本面向内需的产业也开始不断转向利润稳定、风险较低的外向型代工产业。不仅如此，在出口导向型代工产业模式的示范效应下，政府也有意识地通过产业政策促使产业发展朝着出口代工这个方向转移。相对于内需产业的培育，政府更乐于通过出台类似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出口退税等简单而又效果明显的鼓励政策促进企业从事代工生产⑤。
五、金融危机与东部地区产业升级的选择
1、金融危机：出口导向型代工产业缺陷的“放大器”
实际上，我国金融系统由于具有较强的内闭性，并未受到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受影响最深重的反而是实体经济。金融危机造成了东部地区企业哀鸿遍野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外向型产业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遭受了致命的冲击⑥。
表面上看，造成东部地区目前产业发展困境最直接的原因是金融危机引起的国际市场需求急剧下降。长期以来，美国等发达国家依靠金融创新为超前消费提供信用支持，金融危机使得以借贷进行提前消费的经济运行环路出现短路，造成市场需求迅速疲软，各国纷纷出台救市措施，贸易保护主义纷纷抬头。在这种形势下，出口依赖程度越高的国家，其经济增长和工业生产的放缓程度就越严重(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2009)，东部地区在本次危机中首受其冲也是理所当然。出口导向型代工产业得以承继的前提就是跨国公司和国际采购商能够源源不断地“下单”，金融危机造成的国际市场需求萎缩从生产者驱动和购买者驱动两个终端切断了数以万计依靠出口代工而赖以生存的企业的生命线。受金融危机冲击的东部地区代工产业缺乏国内市场的回旋空间来承载和减缓其破坏力。国际市场需求的急剧萎缩，以及短期内无法实现往国内市场转向，使得中小代工企业纷纷面临关门倒闭的局面，部分大企业也无法幸免于难。
但是，金融危机只是东部地区目前产业发展困境的导火索，其根本原因在于在参与国际分工的过程中，由于对出口导向型代工产业的路径依赖形成了依附型的产业格局，长期忽视和缺乏对产业升级动力机制的构建。早从2007年初开始，受人民币不断升值、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影响，东部地区代工产业赖以生存的低成本优势已经遭受冲击，企业经营困难、破产倒闭现象开始出现，代工产业对成本高度敏感的内在缺陷在产业链中游的代工生产端已经暴露⑦。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则使得东部地区出口导向型代工产业模式的缺陷在产业链上游的代工供给端和产业链下游的代工产品需求端被前所未有地放大。
图1 产业链“金字塔”
东部地区经济成长模式的实质，是基于FDI的出口加工发展模式，它是东部地区工业化道路的重要特征之一(刘志彪、张晔，2005)。跨国公司通过把产业链上的生产环节大规模转移到东部地区，将我国的低成本生产能力比较优势进一步强化为其竞争优势。东部地区产业过度依赖低成本资源要素的投入以及跨国公司和国际采购商的订单“喂给”，缺乏进行产业升级的内在动力，造成了“有产品无品牌”、“有产业无技术”的状况。不仅如此，出口导向型代工产业“两头在外”，始终处于高度不安全的风险状态，一旦国际经济形势风云变幻，则极易遭受致命打击。这两点可以从东南亚地区移入日本的产业转移得到佐证。通过接受日本的产业转移，东南亚一度成为世界经济最受瞩目的地区。但由于日本只是把一般元件生产和加工组装环节外包，设计和核心部件都保留在国内生产，东南亚国家始终没有建立自己独立的产业体系。随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东南亚国家的经济神话泡沫纷纷破灭，在世界加工贸易中的地位更是被中国所代替。这不仅说明了移入式的产业成长道路注定是坎坷不平的，更清晰地表明试图依托产业链高端控制者实现产业升级注定只能是幻想。一旦跨国公司和国际采购商寻找到加工能力更强、成本更低的代工者，它们会马上进行产业的再转移。
金融危机的爆发彻底放大了东部地区长期依靠初级要素投入出口导向型代工产业模式的缺陷，并进一步凸显了摆脱跨国公司和国际采购商产业链高端控制，进行产业升级的迫切需要：一是定位于产业链低端的国际代工者，依靠初级要素投入的低成本战略并不能排斥其他更具成本优势经济体加入竞争，例如越南、印度等初级初级要素成本更低的国家加入。以低成本资源、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推动的代工产业可能陷入“逐底竞争”的深渊而无法自拔，进而导致产业的衰退；二是将自己定位于低端加工或代工者，已经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被俘获，形成了对跨国公司和国际采购商的高度依附，产业基本丧失独立性和稳定性。
2、代工产业的内源性升级模式
东部地区代工产业模式有利的方面是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发挥我国比较优势，更为最重要的是促进相关产业的形成，通过“干中学”进而实现产业的缓慢升级；不利的方面是基于代工的产业虽然初步形成，却始终无法实现自主发展，产业链的高端环节全部为跨国公司和国际采购商所控制，任何升级的努力都会遭到强有力地阻击，产业长期被锁定在低端环节动弹不得。
在出口导向型代工产业模式下，东部地区产业升级存在内源性升级和外源性升级两种驱动模式。在内源性升级模式下，代工产业在生产者驱动和购买者驱动溢出效应的影响下，沿着产业链的低端缓慢向高端延伸，产业进行自我演进和升级。在这种情形下，一个完整产业链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产业逐步升级的过程。内源性升级作为产业发展的自我调整和完善，自始至终都贯穿于产业演化的一般过程。跨国公司将生产工序环节和零配组件生产外包，产生技术溢出的横向和纵向联动效应，如国内代工企业为满足跨国公司对委托生产产品的质量要要求，主动学习和追赶引进技术；或通过跨国公司直接的技术培训提高生产技能等(齐兰，2009)。其规范性流程和近乎苛刻的要求为不熟悉国际市场运作的东部地区代工产业提供了难得的学习机会，成为代工产业内源性升级的一般路径。代工产业在产业链低端的有限升级与拥有设计、品牌和营销等核心能力的产业高端主导者在产业分工上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冲突。实践也证明，被全球大买家“抓住”的中国本土代工企业，在产业链的低端经历了快速的学习过程，表现为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的周期不断降低(刘志彪，2007)。
图2 代工产业的内源性升级
但是，东部地区代工产业的内源性升级会受到不同程度的阻碍，其原因在于升级过程中的内外双重因素制约。内在制约的一方面在于，产业链高端环节的控制者不允许从事代工生产环节的企业进行节点突破和产业升级。分工的冲突决定了跨国公司和国际采购商不可能对代工生产环节进行大规模和高强度的升级支持。当代工企业的行为与其存在一致利益时，就会给予有限的、局部的技术溢出和转移支持，此时，代工产业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生产效率提升和产出增长效应；当代工企业与其利益发生冲突时，就会封锁和压制代工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此时，代工产业很难构建攀升产业链高端的能力。浙江临海是中国模具业的集聚地，当初日本企业将其纳入全球产业链，并在生产过程中进行一定的技术转移。但是，当临海决定进军高端市场时，却遭到日本企业的围追堵截，对其进行设计封锁、技术封锁，甚至市场封锁(刘志彪，2007)。
内源性升级的另一内在制约在于代工产业自身能力的缺失，不具备产业升级所需的条件。东部地区产业的竞争优势是建立在低要素成本之上的生产能力，即便有改革开放以来30余年的代工生产经验，代工企业仍然普遍欠缺完整的产业链经验，与产业升级所要求的研发能力、营销能力、管理能力等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向产业链高端攀升的困难显而易见。
东部地区代工产业内源性升级的外在制约在于，由于既有的市场定位和产品形象，代工产业的升级过程还受制于供应商、金融机构、政府部门、社区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正当性认同。当代工产业选择涉足产业链中其他价值活动时，最快做出质疑和反应的往往不是产业链里的高端控制者，而是代工产业的直接利益相关者。其原因是产业链的高端控制者可以很容易地重新选择替代者，但利益相关者却不能。不仅如此，代工产业要在既有市场里占取份额，塑造产业形象更是所费不菲。国内消费者长期偏爱“洋品牌”的事实足以反映，“中国制造”要想获得认同重重困难。
因此，代工模式下的产业内源性升级过程由于受到内外双重制约而缺乏有效的动力机制，产业升级往往无法实现。改革开放30余年来的实践也已经证明，尽管出口导向型代工产业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本土配套企业的发展，但关联性和带动性仍明显不足，独立生存能力较差。能够摆脱产业链高端主导者控制，顺利实现升级的产业乏善可陈。
3、代工产业的外源性升级模式
在产业内源性升级动力不足的情况下，东部地区出口导向型代工产业的升级就需要外源性动力的介入。一般而言，在产业正常演化路径中，外源性因素的介入可能会对产业的升级造成不必要的干扰，导致产业发展的紊乱。但在特殊情况下，尤其是在产业受到外部环境的巨大冲击时，外源性动力的介入有利于帮助构建产业升级的动力机制，成为解决代工产业升级的有效通道。
外源性产业升级可以是一个跳跃式的过程，其有利之处是不必经历产业内源性升级的一般路径，而是通过获得某种资源或能力直接介入产业链的某个高端环节。在产业外源性升级模式中，代工产业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实现升级：一是获得产业内源性升级所需资源和条件的外源供给，如知识共享、人才供给、品牌收购等促进产业沿着内源性升级的一般路径成长；二是在政府、金融机构、研发部门等强外源力量的支持下获得某种竞争优势直接介入产业链的某个高端环节实现快速升级，如技术支持、排他性授权、市场保护等。依附型的东部地区代工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产业升级方向在于利用这一千载难逢的契机对产业链上游的生产者驱动进行技术破坏和下游的购买者驱动进行市场破坏。
(1)对生产者驱动的技术破坏。在创新的过程中并不存在真正的技术障碍，主流的竞争对手总是在维持性技术竞争中获胜，获取先占优势(苏启林，2006)。东部地区代工产业对生产者驱动的技术破坏目标并不总是要获取核心技术能力，而只需对产业链中的某个模块或环节进行技术开发，将自己嵌入到产业链主导者的流程中去。在呈现泡沫的资本市场和产业投资向理性回归的背景下，技术创新被重拾成为产业发展的焦点。国家为应对危机而抛出规模庞大的产业振兴计划中，技改和创新投入占了很大比例，如何通过自主创新在危机中赶超成为我国政府和企业梦寐以求的目标。利用欧美经济衰退加快从国外引进高端技术和人才，弥补技术破坏所需资源和条件更是恰逢其时。
(2)对购买者驱动的市场破坏。同技术破坏原理一样，在竞争对手已经占据主流市场的情况下，代工产业对购买者驱动的市场破坏目标并不一定要通过向消费者提供功能更强大、性能更优越的产品，而是通过引入与现有产品相比具有某方面突出特点的创新性产品，甚至尚不成熟的产品或更加简单、便利与廉价的产品，创造新的市场空间和消费需求，吸引被市场主导者所忽视或不重视的次要市场的消费者，甚至是潜在消费者。金融危机背景下，国家为启动内需市场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如何开发出适应我国内需市场和老百姓需要的产品成为代工产业进行市场破坏的机遇和关键。中国具有竞争力的资产就是市场庞大的非消费群体的数量，为各行业的新市场破坏企业提供了肥沃的土壤(Christensen，2004)。东部地区代工产业的未来优势并不在于同市场主导者在主流市场进行残酷的竞争，而是通过对市场需求的精准把握，吸引既有消费市场上的非消费者和潜在消费者，例如内需市场上的农村消费群体。
图3 代工产业的外源性升级
4、实证研究：危机冲击下的产业外源性升级
(1)基于技术破坏的台湾IT代工产业升级。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台湾岛内投资环境恶化，企业大规模进行产业转移，岛内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一直独领台湾经济风骚的制造业增长乏力，被视为经济支柱的IT代工产业衰退得尤其厉害。为应对危机，台湾当局花费大力气制定政策、投入资金、购买技术、引进人才，其目的就是要拥有自主技术，实现产业升级，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例如，1991年出台提升台湾产品设计能力计划，1992年导出提升台湾产品形象计划；相继在东京、米兰、旧金山设立海外设计中心，负责研发企业拓展海外所需的当地产品，费用则由企业和政府共同承担；投入巨资成立超层次的创意设计中心等。在政府的强势介入下，包括鸿海、广达、台积电等在内的一大批台湾IT代工企业在狂风骤变的环境下实现逆势成长，从普通代工者成长成为全球专业代工者的龙头。纵观这些企业的共同特点就是通过掌握自有技术，把自己嵌入到产业链分工的关键环节中去。由于拥有零配件和模具设计能力的竞争优势，即便仍处于代工生产，这些企业非但没有被取代，反而成为连接生产端与消费端必不可少的纽带。台湾IT代工模式更是因此悄然改变，许多厂商由于拥有自有技术，开始和跨国公司平起平坐，共同设计开发产品，挤入产业链高端环节的门槛。在全球IT制造业产业链中的位置已经全面扩展到设计、零组件、采购制造、全球运筹，甚至存货管理，跨国公司和国际采购者的优势已只剩渠道和营销。通过技术创新和学习能力建立起竞争优势的台湾IT代工产业成功嵌入到产业链主导者所控制的流程中去，并不断往高端蚕食跨国公司和国际采购商的地位和利润，实现产业升级。
(2)基于市场破坏的三星公司产业升级。早期的三星依靠技术模仿，制造大量毫无创意的电子产品，一度成为廉价货的代名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将依靠低端成长的三星逼入绝境，企业最高时背负了180亿美元的债务，濒临破产的边缘。为帮助三星走出绝境，韩国政府提供了强有力政策和资金的支持，但前提是三星进行聚焦和断尾，推进企业进行升级裂变。在此情况下，三星对自身产业结构进行了调整，凡是市场占有率不在前两名的部门统统撤掉，并投入巨资对优势部门进行升级。2005年，三星的产业升级战略显示成效，一跃成为全球利润率最高的大型高科技企业。三星不仅成功利用亚洲金融危机实现重生，还一举超越传统欧美及日本的企业巨头，就连英特尔、微软等世界一流企业都积极与其结成战略合作伙伴。依靠对主流市场的破坏，三星演绎了从一个由模仿者到跟随者再到领跑者的成功典范。其市场破坏的秘诀在于瞄准数字产品即将全面兴起的市场趋势，发现市场空白点，同时以国际市场需求导向，进行高强度的研发和品牌塑造。仅在移动数码网络产品方面，三星公司就开发了世界第一个商业用途的CDMA、第一个CDMA2000手机、第一个可视电话、第一个MP3手机、第一个摄像手机。三星的这些主导产品，由于具有新颖性、实用性的特点，吸引了主流市场所忽视的众多年轻人和时尚者爱好者，不仅为公司带来了数目可观的利润，更让三星一举成为世界电子业的巨头。如图4所示。
图4 基于市场破坏的三星公司产业升级
六、结语
东部地区出口导向型代工产业模式具有先天性的缺陷，只是在世界经济的繁荣时期，这种产业模式的缺陷没有被完全暴露出来。金融危机引发的国际市场需求锐减对我国出口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也将东部地区产业带入前所未有的发展困境之中，进而使得这种产业模式的缺陷被前所未有地放大。因此，当前东部地区产业发展困境的实质是代工模式的“产业危机”，而非金融危机。
在出口导向型代工产业模式里，依附型的代工产业由于内在升级动力无法得到有效激活造成产业内源性升级缓慢。对于东部地区来说，金融危机的爆发虽然对东部地区产业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困难，但却在客观上为代工产业的外源性升级提供了契机。东部地区代工产业摆脱依附发展，顺利实现产业升级的方向在于：一是沿着产业链的上游对生产者驱动进行技术破坏，从代工供给终端摆脱对生产者驱动的依附；二是沿着产业链的下游对购买者驱动进行市场破坏，从代工需求终端摆脱对购买者驱动的依附。
注释：
①本文东部地区根据国家“十一五”规划的标准分为京、津、冀、鲁、苏、沪、浙、闽、粤、琼共计10省市。
②金融危机背景下管理层在产业升级问题上存在着较大的争论，有观点认为，只要是落后生产力就应该淘汰，金融危机正是一个好时机；也有观点认为，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当前的任务是保就业和保增长，民生更为重要。
③美国《洛杉矶时报》曾在头版头条算了一笔账：在美国，一个售价为99美元的芭比娃娃从中国进口时为2美元，其余部分是美国国内的运输、广告和商家利润等费用，但就是在进口的2美元中，中国也只占有35美分的劳务成本，其余部分是65美分的原材料和1美元的运输与管理费用，还包括经营玩具的香港公司所获得10～20美分的利润。对此，《洛杉矶时报》评论道：“若一个发展中经济体的名字(指产地标识)从芭比娃娃臀部消失，就能够切实表明它已经不再跟在屁股后面(为外国企业做贴牌生产、加工低价产品)了。”参见Tempest & Rone.Barbie and the World Economy,Los Angeles Time,A1 & A22，September 22，1996。
④事实上，顺德许多知名家电企业如美的、格兰仕、科龙、格力等都是从代工起家的，在创立和维护自己品牌的同时也为许多国际知名企业(如GE、LG等)进行代工生产，参见陈宏辉、罗兴：《“贴牌”是一种过时的战略选择吗》，《中国工业经济》，2008年第1期。在陈宏辉、罗兴的问卷中，占调查总数63％的广东制造型企业既做代工，也同时经营自己的品牌。
⑤我国为了吸引外资而设立的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以及浦东新区等均存在明显的出口导向意图，为加工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诸多的优惠政策。
⑥2009年1季度珠三角所有城市出口出现清一色的负增长：广州为-21.0％，深圳为-15.3％，佛山为-22.9％，东莞为-26.1％，中山、惠州为-12.1％，珠海为-23.7％，江门为-19.9％，肇庆为-15.6％。企业大面积减产、出口急剧下滑等成为这些地区一季度经济的关键词。
⑦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受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下降、生产成本上升等影响，大量代工企业已经出现经营困难。据香港贸发局统计,2007年广东倒闭企业超过1万家。中国纺织品行业协会统计则显示，六分之一的中国纺织品企业在2007年亏损，1万多家纺织企业在2008年上半年倒闭，没有倒闭的企业平均利润率也仅有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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