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新世纪的亚太地区——记“跨世纪的亚太地区：问题与前景”国际学术研讨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太地区论文,新世纪论文,跨世纪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前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冷战结束以来，亚太地区一直是国际关系舞台上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地区，在新的世纪即将来临之际，外交学院的外交学系和亚太研究中心与美国富布莱特高级访问学者王乐欣（Gaye Christofferson ）教授合作，在美国驻华教育交流中心的资助下，于1999年11月8—9日举办了“跨世纪的亚太地区：问题与前景”国际学术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力分校、哥伦比亚大学、依阿华州立大学、奥本大学、加州州立大学蒙特雷分校、美利坚大学、波士顿新英格兰法学院的学者。中方参加会议的有来自社会科学院有关研究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防大学、北京大学、外交学院等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的学者。
一、地区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
会议首先对亚太地区形势进行了研讨。外交部前副部长，现任外交学院院长杨福昌在会议的开幕式上指出，亚太地区是国际关系舞台上十分重要的一个地区，地区内的政治经济发展历程和未来前景，对世界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亚太地区自冷战结束以来相当一段时间里，政治保持相对稳定，经济发展迅速，国家间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一些热点问题得到了解决或缓解。这是值得肯定的。我们还需对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寻找到合理地处理问题的良好途径。一些中方与会者认为，冷战结束以来，亚太地区在政治上保持了相对的和平与稳定，为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条件。尽管爆发了金融危机，但总体来看亚太地区各国都希望改善关系，国家间关系基本呈稳定状态。亚太地区多种力量相互制约的格局已初步形成。有的学者则从系统论的角度来分析亚太地区国际关系。认为冷战后的亚太地区国际环境是由大量的子系统组成的非线性动态系统。地区机构的形成带有明显的“自组织性”，冷战结构的特征依然存在，地区国际关系系统的演化是目的性和随机性的统一，由细小事件而引发重大问题的“蝴蝶效应”异常明显，地区内一些新的不稳定因素在增加，如科索沃战争后所出现的“新干涉主义”，可能在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中，找到动用的借口，地区军备竞赛也有加剧的倾向。与会的美方学者则从全球化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目前世界贸易、交流等已达很高的程度，国际分工广泛开展。全球化在政府主导下，具有某种政策的导向性。我们可以看到有形的社会经济现象，但还有无形的社会经济现象，造成了一些社会问题。在重视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应注意与此伴生的问题。亚太地区的发展，应将政治与经济结合起来，协调处理好政治、经济、安全和社会等各方面的问题。
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是与会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主题。与会者认为，地区经济发展的特点是，各国经济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经济增长快，经济合作广泛展开，经济发展呈良性互动，有的学者在分析中认为，新世纪亚洲的发展将改变世界经济版图。虽然金融危机给东亚地区经济发展造成的严重影响是历史上罕见的。但过去的一年里，各种经济指标均已显示，东亚地区业已步入恢复和发展阶段。近年来，在经济学界管制学说向自由经济理论发起挑战，成为解救金融危机的反潮流思路。如马来西亚对资金管制的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其经验值得深思和总结。下一世纪，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将会涌现出一些经济大国，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它们将改变世界经济的现有版图。可以预言，面向21世纪的亚洲，仍将是牵引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有的学者则认为，对亚太格局经济分析，预测要慎重。应该对地区经济危机根源和影响未来的因素进行渗入的研究。金融危机反应出全球化有很多问题，新的经济形势下，生产力上升，但未形成资本，货币投向股市，从而造成经济结构性问题。
二、地区机制化发展趋势
在讨论地区机制化发展时，学者们认为，冷战后区域机制化趋势加强，但应注意的问题是，区域合作不能干涉别国内政。经济上的区域合作是可行的，但在政治上要慎重。有的学者认为，亚太经合组织（APEC）曾确定贸易自由化和技术合作两个方向，但更注重贸易自由化发展。金融危机的产生是市场自由化的冲击的结果，发展中国家对此准备不够，手段不足，能力有限。由于高科技专业化，发展快，水平高，加大了发展中国家实现技术转移的困难。APEC成员国应将增强人员和机构的能力建设、科学技术交流、基础设施建设与开发等经济技术合作相结合。通过设立金融论坛来加强国际金融体制，支持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在APEC中由于主动权在大国集团，机制不民主化，问题很大，机制的调整过程不轻易能完成。有的学者则对亚欧会议进行分析，指出作为一个洲际非机制化的组织或论坛，它的出现体现了有利于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亚欧会议确定了经贸合作、政治对话和文化交流三个领域的活动。目前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如何在政治对话中讨论国际安全合作，以便促进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三、大国关系与次区域形势
地区大国关系是会议讨论的重点。有的与会者认为，目前地区各种力量相对均衡，美国力量分散在全球，故在亚太地区并没有明显的强势。有的与会者则认为，1997年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地区政治经济形势出现很大变化，大国力量出现失衡状态，美国经济力量得到很大扩张。与会者认为，大国结盟的趋势有所发展，与北约东扩相呼应，美日安保加强，有人提出美日印加强合作的主张，地区大国有产生摩擦的可能。在东亚，一些热点问题有大国卷入的趋势，存在着发生军事对抗的倾向。由于大国在亚太地区最集中，它们都力图维持地区的和平稳定，保持现状，不希望出现大的变动，通过稳定带来经济的繁荣，努力维持正常的国家间关系，以便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因此，大国间在探寻相互关系的定位时，可以找到利益的汇合点。大国应推行均衡政策，加强对话，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共同负起责任来，有的学者主张目前大国关系应争取实现良性互动。有的学者则不同意大国关系的良性互动的观点，认为金融危机以前是这样，但现在不能以此来概括大国关系的特征。
与会者对中美日俄四大国关系进行了讨论。中方学者认为，美国在苏东剧变和东亚金融危机这两场大的震荡后，搞了两场大的战争，即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显示美国试图追求世界霸权地位。这一历史现象值得注意。美国基于其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强势地位，具有攻击性，它注重其全球利益，其他国家总是处于反应式的地位。所以应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推动亚太地区的多极化发展。对此，美方学者看法不同。他们认为，美国的行动不是单边主义的，因为有北约的参与，这是多边行为，是北约在新形势下的新作用。美国是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采取行动的。美国政府的政策得到了国内公众的支持，美国国会也达成了一致。中国学者则批评美国提出的“新干涉主义”是霸权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反映，它给中国的国家安全带来重大挑战：（1 ）毒化国际政治生态、阻遏中国走向崛起；（2）激化国际矛盾， 破坏中国的安全环境。中美学者都认为，亚太地区大国中最重要的是中美关系，应保持这一关系的稳定。
中方学者指出，美日加强同盟关系，无助于地区的稳定。日本力图确立政治大国的地位，其安全政策，给周边造成很多消极影响。加强“防务”，巨额军费开支，对国民心理施加影响等，这些因素使得日本未来是和平的，还是走军国主义道路，其发展趋势不明朗。美方学者则指出，日美加强安保关系，是因中国在台湾海峡演习，美国实际考虑的一个因素是防止日本成为军事大国。两国学者都认为，冷战后中日关系，从双边关系变为世界性的中日关系，值得重视。
中方学者认为，俄罗斯进一步增加独立性，但要走出困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存在着西顶东靠的趋势，中俄合作的前景还是很广阔的。一位美国学者则在分析中俄关系时指出，中俄伙伴关系更多是政治军事合作，几年来中国是俄罗斯武器的主要买主。但经济关系则不同， 1996年双方确定2000年的贸易量要达到200亿美元，但事实上未超过60亿。问题是俄罗斯经济不稳。
在讨论东北亚地区形势时，中方学者认为朝鲜问题是美苏冷战造成的，西方强调朝鲜是不安定因素，这不公平。由于朝鲜发射远程火箭，使日本决定加入TMD的研制，开始公开加速军事力量建设。 美方学者认为，冷战结束后，朝鲜的对外政策对东北亚的日本构成威胁。美国前国防部长提出的“预防性国防”的概念，就是美国通过对朝鲜半岛形势的处理而提出的一种安全战略。今后美国以“预防性国防”为基础的接触政策是否成功，取决于朝鲜和美国双方在外交上的交锋与妥协的进展。中国学者分析了美国对东北亚和东南亚的政策。认为美国是预防性外交和预防性国防的结合，带有“冷战思维”的色彩。其政策的核心是三步：（1）预防；（2）威慑；（3）武力击败。实际是用武力之前， 给外交一个机会。目前应加强大国协调，维持东北亚地区的稳定。在东南亚则是以东盟地区论坛为主导的安全对话，大国起次要的作用。不应该削弱东盟的作用，因为任何大国要想在东北亚和东南亚次区域安全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都是不可能的。
四、地区安全问题分析
亚太地区安全形势是各国政府和学术界都十分关注的问题，也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重点。与会者首先对亚太地区的安全观念问题进行了仔细的讨论。中方学者认为，安全是相对于威胁而言的，传统军事安全仍居重要地位。当然高科技的发展提出了新的安全领域，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使经济安全更为突出。由于亚太地区安全形势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促使地区内国家建立了东盟地区论坛这样的多边对话机制。安全合作很重要，合作重于防御。有的学者认为，国家安全是有国家权力和市场力量两股力量推动，安全观也呈多元性。还特别强调，相互依存不等于相互安全；综合安全不代替军事安全；合作安全不等于绝对安全。
与会者对地区安全观进行了较多的讨论。有的学者提出了“国家安全观念的形成模式”，即从传统文化形成思维方式，从历史进程中得出经验教训，从安全现实获得感性认识，在三方面的综合分析判断的基础上，形成安全观念。基于此，分析了亚太地区“集体防务”、“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等安全观念。有的学者认为东盟的“综合安全”观念把安全的内涵从传统的军事领域扩展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非军事领域，形成一种全方位、多因素的安全概念。中美学者都认为“综合安全”不仅是军事问题，而且还包括全球性的问题。
在讨论预防性外交这一亚太地区安全中值得注意的问题时，有的学者指出预防性外交的基本内涵是“外交”，而非军事，执行的主体是联合国及其相关机构，以及联合国授权的地区组织。在亚太地区开展预防性外交，必须考虑该地区的历史背景和政治文化，把预防性外交限定在“防止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发展成武装冲突”的范围内。而且应该遵循主权原则，循序渐进和协商一致原则。
美国研制并试图在亚太地区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 这对亚太地区局势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不少学者认为，TMD 的真正防范对象主要是中国。美国试图将台湾变相地拉入TMD的系统中， 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围绕着TMD问题所引起的亚太地区三角关系的互动， 与冷战形成初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如果任由事态发展，将可能导致亚太地区国际关系格局重蹈冷战的覆辙，重演军备竞赛的恶梦，甚至导致新的对峙，使整个地区陷于一种危险的境地。 美方学者则辩称美日联合研制TMD，主要动因是朝鲜半岛试验导弹。但也认为如果美国部署TMD，中国将加强自己的对应能力，其结果将挑起军备竞赛。
在这次会议上，中美两国的学者对亚太地区其他重要问题进行了讨论，坦率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进行交流。会议对促进中美学者间的交往，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