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缘政治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缘论文,美国论文,国家安全论文,政治思想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9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398(1999)03-0061-04
1 地缘政治在美国的发展
在地缘政治作为一门系统的学问在欧洲诞生之前，美国人马汉就已经在研究国家力量与海洋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著名的“制海权”理论。马汉的战略思想深刻影响到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促使他致力于美国海军的发展。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则称自己是马汉的“热心学生和信徒”，他相信了解地理学对于认识世界事务的重要意义。[1]肯尼迪总统“控制海洋就意味着胜利”的思想，以及80年代中期美国军方宣布必须控制16个世界航道咽喉等事例，都体现了马汉海权理论对美国国家战略的影响。如今，马汉的海权思想在英国、日本、德国、印度等国家都有深刻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地理学界和政治学界先后出现新的思潮。在地理学界，地理领域的研究中心从纯自然方面转移到人地相关的人文方面。在政治学界，随国际政治力量的重新分布，有些政治学家从美国国家利益现实出发，寻找美国国家战略与对外政策的依据。在这种背景下，地缘政治在美国兴起，诞生了一批地缘政治学者，如威格特、斯皮克曼、斯蒂芬森、拉铁摩尔、惠特莱西等。其中，斯皮克曼的地缘政治论点对美国的国家战略最具影响。斯皮克曼认为，地缘政治学就是研究如何以地理因素为基础来制定国家安全政策。他主张世界力量的中心在中纬度地区，主要有北美洲的沿大西洋海岸地区、欧洲沿海地区和欧亚远东沿海地区三个力量中心。提出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是世界战略的要害，“谁支配着边缘地区，谁就控制欧亚大陆；谁支配欧亚大陆，谁就掌握世界的命运”。[2]他指出，虽然北美洲也是世界力量的中心，但它被欧亚大陆、亚洲和澳洲所包围，欧、亚两个力量中心的联合，将置美国于一种易被挫败的地位。这些世界政治地理特征决定了美国只能与英国结盟，建立欧亚大陆力量的均势，防止欧亚力量联合控制欧亚大陆。这些观点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长期与英国结盟就是这种地缘政治思想在美国外交上的反映。[3]50年代乔治·凯南提出的对苏遏制战略，就是以斯皮克曼的观点为基础的。[1]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地缘政治理论在美国进一步发展，针对新的世界战略格局，地缘政治学者们纷纷提出各自的看法。如索尔·柯恩的“分裂的世界”理论，认为世界有两大地缘战略区和多个地缘政治区组成，地缘政治区形成的多元化世界要比两极化的模式世界更现实。柯恩理论的目的在于试图为人们提供一个预测世界地缘政治态势的理论框架。[3]
而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执行者的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人则对地缘政治理论运用得炉火纯青。他们能将地缘政治理论的多个流派兼收并蓄，贯彻到美国对外战略的实践中。1986年，布热津斯基发表《竞赛方案——进行美苏竞争的地缘战略纲领》一书，为美国实施对苏冷战战略出谋划策，深受里根总统夸耀。1993年，布热津斯基又发表了《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描述苏联解体的冲击造成地缘政治上的真空，世界将有可能出现美国力所不及的失控状态，告诫美国政府应早作准备。1997年，布氏新作《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面世，为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作出地缘政治的筹划。
可以看出，地缘政治在美国经久不衰，深入人们的意识中，成为美国人打量世界的一种观念，并深深作用于美国的国家战略。
2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缘政治思想
斯皮克曼特别强调根据地理要素筹划一个国家的安全政策，指出：“要决定维护国家安全的政策，那就必须考虑国家的领土在世界上的位置、领土的大小和资源以及其它国家的领土和实力分布等情况”。[2]他积极鼓吹美国应采取“全球战”战略，他说：“与全球和平一样，全球战略意味着所有的战线和所有的地区都是相互联系的。不论它们彼此之间相距多么遥远，一个战线和地区的胜利或失败，对其它的战线或地区都有直接的和决定性的影响。”[2]他倡导美国要从“全球战”要求出发，要占领世界主要海、空军控制点，从而占领全世界。[4]可见，美国重视地缘政治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已有传统。
历届美国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都渗透出浓厚的地缘政治气息。下面以里根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为例，进一步分析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缘政治思想。
美国前总统里根于1988年1月向国会提交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总结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历史性特征。指出，虽然美国学术界和实际工作者对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历史性特点有所争议，“但基本的一点应该是清楚的，即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一直存在着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连贯性，它反映了这样的事实：这种战略是基于固定不变的地理考虑，其目的是要保持我们的民主的根本价值。”[5]这段话表明：①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具有历史的连贯性。因为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是基本稳定的，国家安全的根本目标也是相一致的，从而保证了其国家安全战略的连贯性，在某些“不连续性”中存在着基本的连续性；[6]②制定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指导思想中，有固定不变的地缘政治观念。
那么，是什么将地缘政治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连接在一起的呢？是美国的国家利益或国家安全利益。而国家安全利益或国家利益在相当程度上受国家的地理环境支配，至少说，国家利益的最基本方面是受国家的地缘政治环境控制的。这份报告引用了沃尔特·李普曼的著名论点：“各个国家在一个很长时间内的行为是表明它们国家利益的最可靠的标志，尽管这不是唯一的。因为尽管它们的利益不是永恒的，但却是相当持久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并不十分神秘。实际地理情况是永久的……因此，一代代的人都是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并且或多或少地以习惯的方式作出反映。”[5]这清楚地表明，一个国家的安全环境的地缘政治基础是相对稳定的，因而国家安全的利益、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等问题的基本规律是相同的；而且人们还养成了固定的地缘政治观念，以之为考虑国家安全问题的“习惯的方式”。所以，虽然“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会每隔4～8年由于新政府执行的结果而发生一次不规则的变化，实际上，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的政策，则是存在着明显的连贯性。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核心利益和目标几乎没有变化。”[5]
《报告》把美国人对美国安全环境分析的地缘政治观念作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第一个“比较简单、明确和非常合乎情理的”历史性特点。[5]在分析美国本土安全环境时，地缘政治观点成为了美国人的基本信念和出发点之一，“这种信念就是如果一个敌对的国家或国家集团统治了欧亚大陆——这个地区通常成为世界的腹地，那么美国最基本的国家安全利益就将处于危险之中。我们曾打过两次世界大战，就是为了防止发生这类事件。而且，1945年以来，我们一直谋求防止苏联利用其地理战略方面的优势来控制它在西欧、亚洲和中东的邻国，这样就能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不利的世界力量对比。”[5]这段话所包含的地缘政治思想是十分丰富与深刻的。首先，它认为欧亚大陆是世界的腹地，是全世界的战略中心。其理论依据源于麦金德的“大陆腹心学说”。麦金德把欧、亚两洲和非洲的部分称为“世界岛”(world island)，把欧亚大陆的核心部位比作“大陆心脏”(heart land)，提出了“谁统治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能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7]的著名论断。其次，它认为美国的战略对手苏联在美苏对抗中占有地缘优势。苏联具有地理战略方面的优势，是指苏联具有地理位置优势，能够依据本国领土、而不必依赖海外基地将战略力量输送到各个要害地区，在苏美争夺中具有地缘之便。正如在同一份报告中指出的那样：“苏联人拥有在欧亚边缘地区进行军事行动的地理上的天然优势以及在欧洲、西南亚和远东同时发动进攻的越来越大的能力。他们利用国内的交通线可以在广阔的地理范围内调动部队和进行补给。”[5]相反，美国需要远涉重洋、在远离本土之地与强大的对手较量，存在距离上的弱势。第三，认为美国安全的威胁的来源是大洋彼岸的欧亚大陆，位于美国本土的东西两个方向。这种观点源于斯皮克曼等美国地缘政治学者们。斯皮克曼认为，从地理形势上看，美国介于欧洲、亚洲、澳洲和非洲四大力量之间，美国的安全正受到来自大洋彼岸整个半球联合力量包围的威胁。[8]特别是欧洲和东亚，被看作是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的根本性来源。第四，指出美国应变被动为主动，积极干预欧亚大陆事务。从实践看，美国对外战略和对外政策的重点始终是欧亚大陆，军事上对欧亚大陆实施“前沿部署”，在欧洲设置“铁幕”，在亚太设立“岛屿锁链”。“实现这个目标的国家战略从广义上来说一直是遏制政策。”[5]
正如李普曼指出，地理情况决定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方面。[5]那么美国的国家安全地理环境怎样呢？对此存在两种看似矛盾的基本看法：有利性与不利性。传统上，美国更多的人倾向于认为其安全环境有利。“自19世纪初以来，我们不曾为入侵美国大陆而担心。即使在今天，我们国家的领土仍然比较安全，不易受到常规力量的进攻，这是由于我国的东西两面都受到海洋的保护，紧靠我们的南方和北方又都是友好国家。”[5]这是对美国安全环境优势方面的概括，这种优势在技术条件有限的早期表现尤为突出，并显著影响了美国政治家们的思维。在其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中也有明显表现，如“孤立主义”思想就包含着这种地缘政治意识。新的技术条件改变了地缘政治环境和人们的时空观念，以往被视作“屏障”的两大洋因战争教训的启示而受怀疑，甚至如斯皮克曼等人转而视之为外来威胁的“通道”，提出美国已不再“处于最安全的地位”了。在美国推行以欧亚大陆为核心并对其“前沿部署”的全球战略时，一些新的地缘政治弱势显露出来，暴露出地缘政治上的不利性。正如报告所述，“然而，核武器及其远程发射手段现在能够威胁到我们国家的生存。而我们的大部分朋友和盟国——以及与我们的经济相结合的市场和资源——在地理上与美国大陆的距离遥远。”[5]
美国本土安全环境的有利性，使美国能够腾出许多精力专门对付欧亚大陆的安全事务，以欧亚大陆为核心，实施其全球安全战略。同时，远离欧亚大陆的特性，对美国的安全战略提出了一些特殊要求，对国家安全力量、国家安全目标有特殊要求。“为了保护我们的盟友和盟国，以及美国在国外的其他利益，我们不仅必须拥有国家力量，还必须能够跨越海洋和天空的遥远距离来使用这种力量——外交的和情报的、经济的和军事的。在军事领域，我们必须拥有在世界范围内保护我们的交通线安全的能力；迅速投入军事力量的能力；在远距离长时间内给部队提供给养的能力；以及对那些可能图谋向我们的盟国和朋友进行侵略的国家施加一种可靠的威慑力量的能力。”[5]
由于地缘政治已经成为美国人考虑国际战略问题的一种习惯性的思维与观念，因此，在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无论是宏观的指导思想，还是微观的具体问题的分析处理，都能找到地缘政治的痕迹。
冷战后，国际形势和世界战略格局的演变，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国际关系问题，并呼唤新的国际关系理论。在此背景下，有人开始怀疑地缘政治理论的时代意义。对此目光深邃而犀利的布热津斯基告戒人们，“美国的对外政策还必须继续关注地缘政治问题，而且必须在欧亚大陆运用它的影响，以建立一种以美国为政治制裁者的稳定的大陆均势。”[9]“美国在发挥全球主导作用时应认识到政治地理仍是影响国际事务的关键因素。”[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