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与叶名琛的悲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鸦片战争论文,悲剧论文,叶名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作为两广总督的叶名琛，战败被俘，在中国近代史上又留下了屈辱的一页。历史学者多以此归罪于叶之无能与妥协投降，本文试图分析当时的各种因素，说明叶名琛的悲剧固然有其身的原因，而更重要的根源是在清廷内部的举措失误。
关键词 中国近代史，第二次鸦片战争，历史人物
中图分类号 K256
第二次鸦片战争初期，叶名琛任两广总督兼对外交涉事务的钦差大臣。1858年1月，广州失陷，叶名琛为英军所俘， 送往印度的加尔各笞，一年后死于那里。尸体运回国内时，成丰以其辱国而夺爵。在广州时，人称为“六不”，即“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1〕而这“六不”以后似乎就成为了叶名琛的定论，认其为投降派。然而，细披史料会发现，叶名琛并非一味无能投降，他的悲剧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
一
叶名琛的悲剧以及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可以说是清政府当时的对外方针造成的。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朝的道光皇帝制订的对外方针是：“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2〕一方面， 皇帝的谕旨经常改变，其政策并无科学性、稳定性。如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道光幻想以天朝声威，慑服英夷，战争初期，林则徐由于准备充分，取得一些胜利，皇帝马上虚骄之心上升，改变政策，下令停止英国一切贸易包括正当的茶叶、大黄贸易。当侵略者绕开福建而攻古海防空虚的天津后，马上又惊惶失措，贬斥林则徐，起用投降派。政策的随意更动，给了侵略者以可乘之机。
另一方面，这条方针无论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是一个让人殊难两全，不可能实行的死方针。因此，当事大臣多因之被议处。林则徐、邓廷桢因“启边衅”被处“斩监候”，甚至守卫台湾的姚莹、达洪阿，虽获胜仗亦被“交部议处”。这说明清廷行事，唯以皇帝意旨为准，办事官员倘稍违“圣谕”，即使对事情本身有利，亦会受到严厉的处罚，叶名琛鉴于前车，丝毫不敢越范，结果成了这一政策的牺牲品。
1857年末和1858年初，形势已经起了变化。经过两年的筹划，英国人已经作好了充分准备，派遣加拿大总督额尔金率舰队开到广东海面。又勾结了法国侵略军，势力更强，而清政府虽然道光皇帝换成了咸丰皇帝，但其对外方针却基本未变。在“亚罗号”事件之后，也未因英国的战争威胁而作任何军事上的准备，这当然也因为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清政府把主要力量用于镇压农民起义，抵抗外国侵略的力量已大为减弱。况且镇压农民起义需要大量军饷，这些军饷的一部分来自海关，所以清政府又不愿意断绝对外贸易，亦即不愿意同外国人打仗，于是便把“不启边衅”看得更为重要。当时朝廷给边臣的上谕，集中反映了这一思想。
咸丰四年（1854年）八月二十四日，谕江宁将军托明阿、湖北提督向荣、两江总督怡良、江苏巡抚吉尔杭阿时，深责吉尔杭阿对英、美、法三国修约公使交涉的软弱无能，“是直要朕以必得允其所请而后可，是何言语？该抚意出诸口，览奏曷胜痛恨。”〔3〕同时又谕直隶总督桂良等，对北上天津的三国修约公使“妥商开导之法”，“当此畿辅未靖之时，切不可稍涉张皇，致生事端。”〔4〕
咸丰五年七月十四日，因沙俄侵略者驱我回民金夫，杀我回民，塔尔巴哈台挖金民众愤怒焚烧俄商贸易圈子。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英秀探得俄罗斯聚众前来报复，请伊梨将军拨派官兵。对于此事，清廷上谕却斥责了英秀，认为如调兵弁“不但无以折服夷心，并恐激事生变”。令英秀将烧圈子的人民“赶紧严拿，遗失货物按令赔偿”，目的是“不至构兵起衅。”〔5〕
咸丰七年五月，谕署直隶总督谭廷骧，俄夷来津时“勿使该夷疑贰，至启衅端。”〔6〕
同年八月，谕令黑龙江将军奕山等，“妥为驾驭，毋令开衅。”〔7〕
从以上所举数条谕令可以清楚地看出，清廷对“不启边衅”强调是何等严厉，所以使边疆的官弁“皆知自守，谁敢启衅。”〔8〕
下面我们再看看“亚军号”事件发生后，英国借口进攻广州，边衅已开，清廷给叶名琛的几条谕令。
咸丰六年十一月，谕叶：“此次已开兵衅，不胜固属可忧，亦伤国体，胜则该夷必来报复”，“当此中原未靖，岂可沿海再起风波！宽猛两难之间，叶名琛久历海疆，谅能操纵得宜，稍释朕之愤懑。倘该酋因连败之后，自知悔祸，来求息事，该督自可设法驾驶，以泯争端，如其仍肆鸱第，亦不可迁就议和，致起要求之患。”
次年正月，再谕叶名琛：“从前林则徐误听人言，谓英咭利无能为役，不妨慑以兵威，致开衅端。迨定海失后，即束手无策，前车之鉴，不可不知。”
三月，再谕曰：“当此中原多故，饷粮艰难，叶名琛总宜计深虑远，弭此衅端，既不可意存迁就止愿目前，又不可一发难收复开边患。”
十二月，叶名琛胡说英国女王“不准妄动干戈”，英人在华计穷，居骑虎难下之势，并企图将外国侵略者要求各项“一律斩断葛藤，以为一劳永逸之举”。上谕称赞了他，相信了他的无稽之谈，并令他“务将进城赔货及更换条约各节，斩断葛藤，以为一劳永逸之举”。但又因急需军饷，还希望与洋人“恢复贸易，以早裕利源。”〔9〕
综上可知，咸丰时期清廷的对外方针仍然是：“不失国体”，“不启边衅”。又因为财源的关系，对“不启边衅”尤为重视。叶名琛一唯朝廷意旨行事，在这“宽猛两难”之间“常以雪大耻，尊国体为言”。又“默念与洋人角力必不敌。既恐挫折以损威或以首坏和局膺严遣，不如听彼所为，善藏吾短。又私揣洋人重通商，恋粤素富，而未尝不惮粤民悍，彼欲与粤民相安，或不敢纵其力之所至以自绝也。”〔10〕可见叶名琛的想法多么呆板而又天真。然而现实是残酷无情的，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面对准备并不充分的英国侵略者，清政府的对外方针已不能实行，而如今面对蓄谋已久的英法联军，清政府的这条方针就更是行不通了。死抱这条方针的叶名琛，如果不想弃职而逃，就只有束手被擒。而叶名琛却是选择了后者。
当然，促使叶名琛这样选择还有一条内在的原因，即他的出身和经历。
叶名琛（1807——1859），字昆臣，湖北汉阳人。从其曾祖起，世代为官。道光十五年（1835）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从此踏进仕途，且十分顺遂，到道光二十八年（1848），已成为广东巡抚，从入仕到成为一方大员仅13年时间，可见清廷膺寄之重。到咸丰二年（1852），授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可谓青云直上，这造成了他对清朝皇帝的感恩心理与绝对的忠心，因此在处理政事中，一依皇帝旨意行事，不敢稍作更移。譬如道光二十九年（1849）三月，英人欲入城，巡抚叶名琛与总督徐广缙采用的办法是一方面向英国人宣示不准进城的“假圣旨”，〔11〕以不失天朝国体，另一方面又加强海陆边防，并利用当时民众反进城的声势，企图以兵威吓退侵略者，以达到“不启边衅”。正象他在奏折中所说的：“若不慎始慎终，何以固藩篱而安衽席。”〔12〕其实他这办法本是行不通的，但由于当时侵略者准备不足，不想在这个时候打仗而搁置了入城的要求。因而使叶名琛等人这次获得了意外的成功。〔13〕
叶名琛在此前一年还处理了一件洋教士潜入内地的案件，他用的办法是强硬的“申列条约，奏交各国领事，严加约束，勿任复至内地。”〔14〕由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没有洋教士可到内地传教的条文，所以叶名琛这次又获得了“不失国体”、“不启边衅”的成功。几次偶然的成功增加了叶名琛自负的心理，也增强了叶名琛死抱着清政府那条行不通的对外方针的坚定性。所以说，叶名琛的悲剧完全是清政府一手造成的。
叶名琛被俘后，黄宗汉任两广总督兼钦差大臣。在黄未到达广州前，由巡抚柏贵署理。这时，清政府的对外方针依然未变，仍谕柏贵等对侵略者“固不可失之太刚，如叶名琛激成事变；亦不可失之太柔，致生该夷轻视中国之心，是为至要。”〔15〕事实上，在广东办理外交事务的钦差大臣，几乎没有一个得到好运的。继林、邓、琦、奕之后，耆英在英人步步威逼要求进城时，就左右为难的表示，允之则“惧激民变”，不允则“惧启边衅”，最后采取狡滑的办法，“俟两年后”〔16〕允其进城，然后设法运动内调，企图事过境迁，置身事外，推卸责任。内调虽然成功，但在咸丰八年，终因在广州时欺谩朝廷，被赐自尽。与耆英同时任两广将军、钦差大臣的伊里布，到任后“见民心不服，夷情狡横，忧悴，逾月病卒”〔17〕。
叶名琛死抱着清朝的对外方针为大清皇帝卖命，但皇帝并不体恤他。他被俘后，清政府不仅不向英国政府提出抗议，索还要人，反而认为他不死而被虏，丢了朝廷颜面，伤了国体尊严，因而给他定了罪：“此次夷情猖獗，原因叶名琛刚愎自用，办理乖谬，以致夷人激忿。”并用革职的办法来讨好侵略者，以求息衅泯兵。上谕说：“叶名琛办理不善，朕已将该督革职，可见一秉大公，该夷当知感悔。”〔18〕叶名琛就这样当了清廷的那个不能实行的对外方针的替罪羊。叶死后，尸体运回国，只因朝廷宽大，才“免其戮尸。”〔19〕
二
作为封疆大吏又兼管对外交涉事务的叶名琛，在此事件中当然也有其责任，他“好自负”、“喜大言”，迂腐。对外国情况无知，处理外交事务固执，这些是造成他悲剧的主观原因。
道光二十九年阻英人入城，赴英船谈判的是总督徐广缙等几人，当时任巡抚的叶名琛没有去，事后轻而易举地获得一等男爵的奖赏。从此，他背上了这个沉重的包袱，越发自大自负。“亚罗号”事件发生后，咸丰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叶名琛在校场看乡试马箭，英军入侵而他却笑曰：“必无事，日暮自走耳。”并且命令：“敌船入内，不可放炮还击。”咸丰七年十一月初旬，当侵略军不仅侵入省河，而且夺占河南许多店铺时，我方军民都很忧虑，而叶名琛却说：“彼故作恐吓之势以逼和，我已悉其底蕴，决无事变。”又不许增添兵力和招募乡勇，说“谁添兵谁给饷，如添兵勇，彼转有以借口，必示以不疑，大约过十五日，便可了结。”〔20〕
对朝廷，叶名琛也多说大话，从他的奏折中即可看出。如咸丰七年十二月叶上奏，他已经对英法美三国“设法反间”，又说侵略者已“计穷力竭”，准备将侵略者要求各款“一律斩断葛藤，以为一劳永逸之举”〔21〕，其实他根本没有办法。再把叶名琛和徐广缙对比一下来看，就更能说明这个问题。道光二十九年英人逼允进城时，徐广缙承认自己“智尽能索”，阻止进城没有把握，请求将自己“交部严加议处”；认为进城一事“事关重大，不敢不请旨定。”〔22〕可见徐不说大话。不仅如此，徐在赴英船谈判之前，做好了决裂和牺牲的安排，他把总督关防交给叶名琛，并与叶约：“若议不决，请以炮碎夷船，誓与俱烬。”〔23〕而叶名琛则不然，他办理外交事务，从不与将军、巡抚、都统商量，而多自作主张，认为谈判是“徙自取辱且示弱，令其窥我虚实。”〔24〕因而不去英船谈判。在城失被俘前，他已一筹莫展，却又不认输，说“有人劝我具疏请罪，不知今上圣情只要你办得下去，不在虚文请罪也。”〔25〕可见，心中无底数，办事无把握的叶名琛故作镇静，硬着头皮去支撑门面，其失败是无疑的。
叶名琛缺乏与外国交涉的知识。当英法侵略者插白旗投递照会时，他却错误地认为插白旗是“全馁”，“彼国凡弱而降服者，则竖白旗。”〔26〕把投递照会与投降混为一谈，可见其无知。
关于克里米亚战争，他胡诌为俄胜英败，说“土耳其本为俄罗斯属国。”〔27〕关于英军镇压印度人民起义，当时误传英军败绩，叶名琛深信不疑，当英政府正准备侵华之时，叶名琛却说英主厌兵，“粤事皆新使额罗金所为。”〔28〕把一国公使所为同英国政府截然分开，说明叶名琛是多么缺乏对外国的知识。
叶名琛十分相信乩仙，这得自家学。其父就喜乩，他为父在广州建侈丽的长春仙馆，内供吕洞宾、李太白二仙。他自己也常临坛扶乩，“一切军务，皆取决于神仙。”〔29〕被俘到印度时，仍不忘携带《吕祖经》一本，“日诵《吕祖经》不辍。”〔30〕可见迷信也是导致其悲剧的一个原因。
在中外交涉中对情报的处理，更足以说明叶名琛的昏庸。他派人刺探洋人情报，但所派人员缺乏训练，得不到真实敌情，便用假情报欺骗他，所几乎都相信，有时甚至相信汉奸的假情报。如张同云本来是投敌叛国为侵略者效劳的，叶名琛却用重金收买，企图让他为自己效力，结果张同云刺取中国情报向侵略者报告，“而所告名琛者皆狂语也。”〔31〕此外，当时新闻纸上登载的消息很多是不真实的，叶名琛亦多相信，并把新闻纸上的假消息与汉奸的假情报及乩仙之话相对照，或有一致，便洋洋自得，当部下人提醒他不要被一些假消息、假情报欺骗时，他却说：“如不可信，亦不能支持至今。”“从前林文忠公好用探报而反为探报所误，偏听故也。我则合数十处报单互证，然后得其端绪。既如彼中大汉奸张同云，前日尚有信来，不过不惜重资，故彼为我用，且各处神签亦无不吉。”〔32〕这样处理军国大事，岂有不失败之理，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对外情茫无所知、迂腐昏聩尚可原谅的话，那么在十几年以后的第二鸦片次战争时仍然如此，则是不可原谅的。特别是叶名琛身膺重寄，又处于与外国人接触最多的广州，其无知则更令人发指。
三
史学界根据所谓“六不”而定叶名琛为投降派。愚见如下：
叶名琛对外一直持强硬态度。咸丰五年九月发生“亚罗号”事件，广东水师营千总梁国定缉拿了13个走私犯，英方索人，并提出无理要求，“须梁国定亲往伊船，由彼讯明定案。”〔33〕对此叶名琛回答说：“阿罗号非英国船，乃中国船也，中国官入中国船捕中国之海贼，于理为当”。〔34〕并拒绝了英方的无理要求。叶的回答和决定不可谓不强硬。九月二十八日，绅商伍崇曜认为此事须调停，必须给英国银钱才能了结，但不敢向叶名琛说明，因为他知道叶是不会妥协和答应的。〔35〕咸丰六年九月末十月初，叶名琛同英国公使包令互相照会，在照会中，叶坚持原则，毫不让步，当广州城已靡烂之时，柏贵派人与敌议和，而叶名琛“仍执不可许进城之说。”〔36〕因为阻英人进省城是中国官民在道光二十九年斗争的胜利成果，是中国人民民族尊严的表现，维护了这一点就维护了民族尊严。叶名琛坚持不许进城是完全正确的，咸丰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叶名琛向各国领事发出了照会，严正声明：此次战争是英国领事巴夏礼发动的，中国不能负保护各国“民人身家”之责，“倘有疏失，惟向英国巴领事官是问，勒令伊赔偿也。”〔37〕这一声明很有必要，把罪责实事求是地归于英国，说明了事实真像，把矛头指向侵略者，坚持了原则，维护了国家尊严。外国人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说叶名琛在广州时持蛮横排外态度，马士说：“蛮横排外”应译作“态度强硬，不妥协退让。”〔38〕
在英军步步紧逼，广州城岌岌可危的情况下，叶名琛深知备兵抵抗，必获“启衅”之咎，于是想依靠民力来反击侵略者，他发出告示：准许民人对“滋事英匪，痛加剿扑，准其格杀勿论”，又“悬赏格，斩英人头一颗及生擒一名，俱赏银一百两。”〔39〕在朝廷束缚其手脚的情况下，他能用民力抵抗，决不是屈服投降之表现。
叶名琛的不妥协投降，从侵略者方面也可得到证实，由于叶名琛态度强硬，遭英国侵略者忌恨，因此攻城时炮火“专攻督署”。英军头目巴夏礼、威妥玛及汉奸张同云、李小春等都“大责叶相，恨恨不已。”〔40〕咸丰六年十月初四日，巴夏礼发出告示说“此案起衅总无与于百姓，”“实因大宪偏见失礼之极使然。”〔41〕由于叶名琛坚持原则，毫不妥协，侵略者曾要求清廷撤他的职，声言“必得另有钦差会议”，若仍令到广州同叶会谈，“则头可断而不能前去。”〔42〕最后英人掳之而去，目的是侮辱他，以泄切齿之恨。
以上是叶名琛不屈服投降的一些表现。在叶被俘之前，各地官吏对他并无贬词。如两江总督怡良奏：“叶名琛素为该酋等所惮”。广东正考官鸿胪寺卿王发桂等奏：叶名琛在同英方交涉中“坚持定见，将照会层层驳斥，该夷计无所出。”广东巡抚柏贵奏：督臣叶名琛早知英人诡计“愈见坚定不摇。”〔43〕叶名琛被俘后，巡抚柏贵告喻人民要以礼待英国侵略者，不可挑衅。对此投降行径，“绅民义愤难忍，答言：‘我是大清百姓彼虏我制军，据我省城，戕我民命，夺我财物，实义不戴天，来则击之，虽受荼毒而不悔’”。〔44〕这答言中指控了敌人无理掳叶名琛的侵略行径，说明民众并没有把叶名琛排斥在外。据此可知，在清廷不提抗议，不索要人的情况下，民众尚能以叶为怀，那么，所谓“六不”等话，也就决不是大多数人的定论了。
“六不”中的“不死”，论者或以为叶名琛惜身怕死，不能死节，也是妥协投降的表现。这也是不确切的。当英军炮轰广州城时，巡抚柏贵的表现是：“口噤手颤”，而叶名琛在炮火”专击督署”的情况下，还整理紧要文件“坚不肯避”〔45〕。后经人再三敦促才迁入内城粤华书院暂避。在他被俘上船时，随从人员曾示意他投水自尽，以全名节，但他没有做，其原因从随他到印度又随棺柩回国的许庆、胡顺（一作胡福）二人口中可以知道。许、胡二人转述叶名琛的话是：“我之所以不死而来者，当时闻夷人欲送我到英国，闻其国王素称明理，意欲得见该国王当面理论，既经和好，何以无端起衅，究竟孰是孰非以冀折服其心，而存国家体制。彼时此身已置诸度外，原期始终其事。不意日望一日，总不能到他国，淹留此处，要生何为？我所带粮食既完，何颜食外国之食物。”〔46〕此后，叶名琛遂绝食而死，其书生之见固属可笑，而其心诚可悯。由此可见，说叶名琛惜身怕死是根据不足的。
叶名琛在印度尚保持着民族气节，他拒绝乘外国马车“游玩”。拒绝食用外国食物，而且还时时惦记着国内的战事：“闻战稍有喜色，闻和则太息耳。”〔47〕
综上所述，清政府的无法实行的对外方针造成了叶名琛的悲剧。但叶名琛对外国侵略者的态度是强硬的，行动是抵抗的。而且被俘以后仍然保持民族气节，并未向侵略者低头乞怜。因此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实际上，叶名琛都不能算作是投降派，“六不”之论不切实际，不能以此为叶名琛之盖棺论定语。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初期，在这个变化的时代，上层社会必然出现形形色色的人物，这些人物又会有各种不同的表演，对外国侵略者，有抵抗的，有投降的，还有的则如叶名琛，令人觉得奇怪不解，其实细分析则并不奇怪，各种人物出现，都是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的，都是各个人物的阶级立场和当时的历史条件造成的，叶名琛想抵抗外国侵略者，然而环境和清廷的对外政策制约了他，而他的出身和经历又使他不可能跳出这一樊篱，加上他的愚昧、固执、自负，因而导致了一个悲剧结局。但这个结局不能证明叶名琛是投降派。
收稿日期：1995—11—08
注释：
〔1〕〔10〕〔16〕〔20〕〔22〕〔23〕〔24〕〔25〕〔26〕〔28〕〔29〕〔30〕〔31〕〔32〕〔33〕〔35〕〔36〕〔37〕〔39〕〔40〕〔41〕〔44〕〔45〕〔47〕分别见《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册第233， 228—229，221，165，179，239，154，212，171，184，178—179 ， 248，224，184，233，247，179，165，166，183，171，197，169 ， 180，183，200，190，182，184，185页。
〔2〕《清宣宗实录》道光二十年七月癸丑。
〔3〕〔4〕〔43〕《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三册，第22，23，11 ， 101，115页。
〔5〕〔6〕〔7〕〔8〕〔9〕〔15〕〔18〕〔21〕〔27〕〔42〕分别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十一，卷十五，卷十七，卷十二，卷十四，卷十五，卷十七，卷十七，卷十七，卷十七，卷十二，卷十三。
〔11〕〔13〕参见澳籍黄宇和著，
区洪译：《两广总督叶名琛》1984年版第20页，15页。
〔12〕〔14〕《清史稿》卷394，《叶名琛传》。
〔17〕《清史稿》卷370《伊里布传》、《耆英传》。
〔19〕李伯元《南亭四话》上海书店1985年版，卷二。
〔34〕日本稻叶君山著，但焘译《清朝全史》下册，台湾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
〔38〕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二，5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11月出版。
〔46〕《第二次鸦片战争》第四册，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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