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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华民族是起源于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多元一体结构。本世纪五十、六十年代中国考古学的发现，充分证明中国这片大陆是人类起源的中心之一。早在远古的旧石器时代，在我国辽阔的土地上，就生息着各具特色的不同人类。新石器时代，原始社会文化遗址遍布全国，形成了细石器文化以及依次发展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小屯文化等。半坡民族遗址的发掘，一方面表明我国原始社会文化发展是多元的，另一方面也表明这些不同的社会文化是相互影响的。因而，可以肯定中华民族起源的多元论和本土说。
中国古代某一民族的“族源”来自新石器时代晚期某支原始文化的隶属者。它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民族的起源即氏族的起源，这是民族发展的第一阶段。从迄今民族志所提供的材料看，这不外乎是指氏族、胞族、部族、部落和部落联盟几种原始的人们共同体，其中主要的是部落和部落联盟。远古时代，在中国领域内，居住着许多不同祖先的氏族和部落。居住在东方的人被称为“夷族”，以蛇、龙为图腾；居住在北方、西方的人被称为“狄族”、“戎族”；以犬为图腾；居住在南方的人被称为“蛮族”；以猛兽为图腾；居住在中部地区的是炎帝族，以牛为图腾；居住在西北方的是黄帝族，为华族始祖。
由原始民族进入文明民族，这是民族发展的第二阶段。原始民族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部落为纽带。而由部落联盟向文明民族的转化契机，是国家的形成。文明民族以地缘关系为基础，以国家为纽带。因为只有国家的形成才能把失去血缘纽带的进入阶级社会的各个人们共同体包括在一个新型的、更大的共同体中。国家形成的过程就是文明民族形成的过程。国家作为一种力量，能把复杂的并非血缘关系的人们共同体凝聚在一起。因此，经过夏、商、周的漫长岁月，华族凭借优势的文化和政治力量，融合了众多的民族，春秋时期自称为中国，称其他诸侯国为四方。南方，包括长江汉水两流域，是蛮族居住地，有群蛮、百濮等，统称“南蛮”，淮河流域是夷族所居，通称“淮夷”；东方，多在今山东境内，有莱夷、颛臾等，通称“东夷”；北方，在今河北境内，有北戎、甲氏、鲜虞、白狄等，通称“北狄”；西方，在今陕西、山西、甘肃等地，有大戎、小戎、骊戎、犬戎、姜戎、茅戎、赤狄等，统称“西戎”。
众多的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空间分布上的相对稳定性。当代学者按照他们不同的地域关系和文化特征，将其分为三大民族系统，即氏羌民族系统、胡民族系统和濮越民族系统。
氐羌民族系统的各民族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并由黄河中游向四周扩散发展，东到太行山麓，南到云南西南部，西到贺兰山下，北到沙漠草原南沿。这广大的中原地区和西南半壁河山，都是氏羌民族系统的地理范围。现在的藏、羌、彝、怒、白、纳西、哈尼、景颇、普米、独龙、门巴、珞巴、傈僳、拉祜、基诺、阿昌等民族和汉族的先民们，在这些地区都有活动踪迹。
胡民族系统的各民族主要分布在长城以北，从东北沿内蒙古草原到西北的宁夏、甘肃、新疆以至藏北高原。《汉书》云：“南有大汉，北有强胡”。现在的满、朝鲜、赫哲、锡伯、蒙古、东乡、土、保安、达斡尔、哈萨克、塔塔尔、鄂温克、鄂伦春、维吾尔、裕固等族的先民，都包括在胡民族系统中。胡民族先后有匈奴、乌桓、鲜卑、柔然、契丹、回鹘、突厥、高车、铁勒、小月氏等。这些民族一年四季逐水草而居，游动在辽阔的北方草原，携带细小轻便的生产工具，居穹庐、毡帐、蒙古包，体强悍，善骑射，过着“马背上的生活”，被称为“马背上的游牧民族”。
濮越民族系统的各民族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区，其范围包括黄淮下游、东方沿海、渤海湾周围及东南半壁。在这广大的地区内，先秦时期分布着两个很大的民族系统——百越和百濮，总称濮越民族系统。现在的壮、布依、傣、侗、水、毛难、仫佬、黎、佤、高山、布朗等民族都出自濮越民族系统。
（二）
中国古代的少数民族都有一部属于自己的历史，情况错综复杂，很难一概而论。但一个民族的存在，离不开经济和政治的因素。长期的社会生产活动，为其生存、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而各个历史时期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又使其具有顺境又有逆境。在历史演变中，发展、分合、消失是必然要发生的。
一部分民族在演变中获得发展。不同的文明遇到挑战，如果能够应付，就能发展。我国现存的少数民族，就是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适应环境、不断奋斗而延续、发展起来的。它们中的一部分，如满、蒙、藏、回、维吾尔等族，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逐渐发展壮大，成为民族之林中人数较多、居住地域广阔、影响较大、创造了光辉业绩的民族。以满族为例，满族在商周时主要分布在今长白山以北、松花江中上游和牡丹江流域。秦以前名肃慎，汉朝称挹娄，处在氏族社会末期，住山林洞穴中，有农业和畜牧业，亦能织麻布。南北朝叫勿吉，隋唐时改为靺鞨，下分数十部，史传主要有粟末部、号室部、白山部和黑水部。黑水部即黑水靺鞨，是靺鞨诸部最强健者。唐代靺鞨诸部的发展很不平衡。粟末靺鞨公元7世纪建立起靺鞨族的第一个政权——渤海，黑水靺鞨也已经形成为有16个部落组成的大部落联盟。五代时，黑水靺鞨称女真。11世纪，女真完颜部逐渐强大，12世纪建立起金政权。以后，部分女真人迁居中原，留居东北部分明朝时分为海西、建州、野人三部。17世纪初，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统一三部，势力逐渐强盛，入主中原，建立起强大的清王朝。满族人民同全国各族人民在共同的疆域里，一起奋斗开拓，创造共同的文明，也分享共同创造的成果。这个伟大的民族，以企盼迅速发展的信念，以自己的智慧和创造力，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书写了浓重多彩的一页。
一部分民族在演变中被分合。历史上，有些少数民族曾经被肢解，其中一部分流入其它民族，改变了原有的民族成分及民族人口比例结构，接受了邻近民族的生活和文化特点，改变了本民族的语言和生活习俗，本民族的特点渐渐消失，慢慢融入其它民族。而另外的部分仍继续保留着本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特点，成为民族历史长河中没有干涸的支流。有的还不断吸收融汇其它民族的血液和成分，年深月久，流入的民族成员的后裔遵从这个民族的习俗礼仪，不知不觉地汇入这个民族。羌族的分合颇具典型意义。羌族曾是一个十分古老而庞大民族。古华夏族即源于西羌。中国第一个王朝——夏后氏，就是以羌为主体并与唐虞两个部落在黄河流域完成的一个统一大国。历史上的夏族、周族等同为羌系民族。它们的子民先后迁居中原地区融合为华夏族。而另一些仍留居在西北甘、青地区的羌人，主要从事畜牧业。中国西部广大疆土得到开发，主要是留居在这里的羌族的功绩。西晋末年，鲜卑慕容部酋长吐谷浑率所部七百户自辽东到青海，不久成为羌族的统治者。慕容部贵族和羌族酋长混合成统治阶级，羌族从一百几十个聚散无常的部落进而组成吐谷浑国和苏毗国、吐蕃国。隋末唐初，吐蕃国先后灭苏毗、羊同、孙波等国，统一了西藏高原，并扩地到蜀和吐谷浑境，进而组成统一的大吐蕃国。松赞干布为了巩固统一，采取一系列措施，使西藏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特别是藏文的创制，法律的制定，度量衡的统一，与唐和亲，吸收汉文化，为吐藩社会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使原来寂寞无闻的中国广大西部，因强有力的吐蕃国出现变得有声有色，中国西部居民开始参加创造中国历史的活动。嗣后，吐蕃又灭吐谷浑国，建立起统一的羌族国家。经过一百数十年的强盛时期，羌族人逐渐产生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形成蕃族，以此为基础，形成后来的藏族。还有一部分羌族，秦汉以后不断入居塞内，与汉人杂居，剩余的一部分羌族，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又不断分合。只有分布在四川西北的一支羌人延续至今，成为现在的羌族。
一部分民族在演变中逐渐消失。中国古代先后有过几百个民族，有的在历史天空中曾闪耀过灿烂的文明之星。如匈奴族、鲜卑族、契丹族、楚族等。但大多数都化作流星，只是在史书上留下了一道耀眼亮光。有的很久以前甚至连遗裔的着落都不清楚了。这些古代民族消失的原因，一是由于其它较先进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精神文明的输入，从而接受、仿效、吸收，本民族原有的特点逐渐褪化消失，代之以新的民族特点，这个民族演变成另一个民族。二是一个或几个民族以自己强大的军事力量迫使另一个民族屈服，而将本民族的特点注入这个民族，于是，这个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消失。在我国历史上，鲜卑族曾是影响极为深远的古族之一。鲜卑族自西汉后期由大兴安岭向西向南迁徙，到东汉时已呈扇形展开，分布成许多部别。公元一世纪末，汉族人击败匈奴，匈奴一部分远逃，鲜卑占领北匈奴故地，迫使匈奴残部10余万人称鲜卑。汉桓帝时，鲜卑人在高柳（山西阳高县西北）弹汗山立庭（类似建都），拥骑兵10万，在匈奴故地上建立起东西一万二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的军事行政大联合体。魏晋时，鲜卑一些部相继兴起，到东晋十六国时，这个民族曾建立前燕、西燕、后燕、西秦等一系列割据王国。公元386年，鲜卑首领拓跋珪即代王位，改国号为魏。接着，先后攻破高车等民族和部落，攻破后燕国，大河以北诸州郡全为魏有。公元398年，拓跋珪建都平城（山西大同市），次年改号称皇帝，统一了黄河流域，结束了十六国混乱的局面，基本上形成了南北朝对立的形势。鲜卑人建立北朝后，为了适应政治上的需要，采用了主动与汉族融合的政策，班官俸，立三长，改税制，行均田，并迁都洛阳。之后，又要求鲜卑人改变风俗习惯，禁胡服、禁说鲜卑话，实行与汉人通婚。由于学习汉族较为先进的经济和文化，北朝曾一时兴旺发达。但是，进入公元6世纪，北朝开始大乱，分为东魏、北齐、西魏、北周等国。魏政权崩溃后，鲜卑遗民难得再返回原居地，恢复旧生活，进一步和汉族人杂居。作为族称，鲜卑这个延续千年之久，显赫几百年的古代民族，到唐代已经完全消失。
（三）
中国古代各民族在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中，形成了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特点。这些特点，经过长时期的积淀和升华，集中地表现为一种民族文化传承。从比较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具有这样一些特点：
社会政治状况参差不齐。由于起源的时序不同，居住区域不同，生产方式不同，发展水平不同，相互影响的程度不同，使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政治状况如万花筒一般，既纷纭复杂，又差异较大。这种复杂的政治状况，构成了中国多民族大家庭的政治特点：有些民族按照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依次走过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成为历史上的先进民族；有些民族由原始民族进入文明民族的时期较晚，当一些民族早已走过愚昧的原始社会或禁锢的奴隶社会而进入封建社会时，有的民族还没有完全脱离原始民族状态，或比其他民族的历史发展慢半拍，成为历史上比较落后的民族；有些民族原来比较先进，但由于政治结构、政治制度长期滞留在原来的水平上，得不到应有的改革，而使其由先进变为落后；有些民族原来比较落后，但由于勇于吸收、溶入周围民族的东西，使其获得跳跃式的发，由原来的落后民族跨入先进民族的行列。大约在中原的殷周时期，海南黎族的远古祖先已处于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时期，但直到明代，黎族的大部分地区才进入封建社会，解放前夕，黎族社会还保留着大量的母权制残余。蒙古族的社会政治又是另一种情况。五代两宋时期，蒙古族还没有脱离氏族社会。13世纪初，蒙古族杰出首领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建立起强有力的蒙古政权。1260年忽必烈继承蒙古汗位，1271年定国号为元，1279年灭南宋，统一全中国，迅速完成了从氏族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成为历史上少数民族第一次对全中国实行统治的民族，对中华民族大家庭作出过伟大贡献。
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中国幅员广阔，民族众多，各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存在着差距和差异。《史记》对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即有记载。如《匈奴列传》记载匈奴民族生产生活方式是“随畜牧而转移，因狩猎禽兽为生业”。《大宛列传》记载西域各国分属两大类，大宛、楼兰、姑师等是农耕土著之国，乌孙、康居、大月氏等属“行国”（游牧迁徙）。《西南夷列传》记载西南夷各少数民族多达几十部，分为三类：夜郎、滇、靡莫之属，是耕田、有邑聚的部族；嵩、昆明等是“随畜迁徙”的部族；徙、笮等是土著或迁徙的部族。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有的曾制定过正确的经济政策，从而推动了民族经济的发展。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曾经实行过“均田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甚至消灭了一部分汉族门阀士族地主阶级，遏止了土地兼并的势头，保持甚至产生了一定数量的自耕农，促进了当时农业经济的发展。这个政策的实行甚至对唐初农业生产的繁荣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金史》记载女真族“旧俗无室庐，负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夏则出随水草以居，冬则入处其中，迁徙不常。”后来虽然定居下来，“以耕凿为此”。“种植五谷”，但是农业还处于比较原始的状态。进入中原以后，女真统治者十分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要求“所在长吏，敦劝农功”。为了适应中原地区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金政权逐步确立了封建的经济关系，遭受破坏的北方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有“北方小尧舜”之称。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同汉族发展水平相比，有的达到了和汉族同步的水平，有的经过跳跃式发展，赶上或接近汉族的水平，有的在落后的经济阶段滞留时间过长。这种不平衡发展的社会经济直到近代乃至现代仍不平衡。少数民族中资本主义经济因素一般是很不发达的。解放初期还滞留在初期封建农奴制经济的有400万人，还是奴隶制经济100万人，大约还有60万人在不同程度上保留着原始公社所有制。
社会文化传承各具特色。中国古代各少数民族都有区别于其它民族的文化传统，为了维护本民族的利益，这个民族总要设法巩固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总要强调一些有别于其它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并且进行艺术加工，提高成为民族形式，使人一望而知是哪个民族的东西，也就是所谓的民族风格。回族是十三世纪在我国逐渐形成的、散布于全国、与各族杂居的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们共同体。它的兴起、形成，作为一个民族出现于中国社会，主要是由于伊斯兰教这个宗教文化的传播。回族长期处于大分散状态，融而不化，合而不流，居于小集中领域，个性鲜明，世代延续。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形成了一个回回民族，它又给这个民族的发展以巨大影响。在这个民族内部，个体对全体的向心力和亲和力，首先根源于对伊斯兰教的认同。对伊斯兰教的认同，实际上就是民族文化素质的基础缔造。一个民族要繁衍发展，离不开外因，更离不开内因。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这就是内因，是民族发展的内在根据。正是由于各民族具有自己的不同于其它民族的社会文化传承，才升华为一种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为本民族的多数成员所共有、所信奉，进而成为对民族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四）
中国古代各民族长期共处，通过互市、和亲、结盟等多种方式进行交流、交往。虽然也有战争和对抗，也有屈辱和血泪，也有压迫和不幸，但在几千年生生不息的繁衍发展中，各民族相互学习，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相互汇聚，相互融合，逐渐形成了彼此依存，休戚相关，命运与共，谁也离不开谁的血肉关系。这种关系，对推动民族历史进程，对缔造统一的祖国，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民族关系问题，尽管涉及的方面很多，但最重要的是民族交往、民族融合和由此而产生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广泛的民族交往加快了各民族发展的步伐。基于生产、生活的需要，民族间的联系交往必然出现。在各民族的接触中，先进事物的传播与扩散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传播的媒介是多种多样的，商业贸易、文化交流、和平往来、战争影响、双向流动等都是交流交往的形式。没有一个民族不从相互交往中领受其惠泽。在我国民族史上，北方的游牧民族曾多次对中原农耕民族进行过冲击。他们用战车、骑兵向农耕民族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这种冲击，虽然是一种破坏力量，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少有积极意义的影响。冲击使两者之间扩大了通道，打破了各民族之间的闭关自守，彼此都向对方学得了有用的东西。例如，武灵王从北方胡人那里学得了骑射之术，强化了他的国家守备。蒙古人和突厥人从农耕民族中带走了能工巧匠，这些人向游牧民族提供了先进的生产工具，散布了农耕民族的经济文化影响。每次冲击后定居下来的游牧、半游牧民族，很快走上农耕化道路，逐步采取和适应了居地的生产技术和劳动方式，一批又一批地成为农耕民族历史发展中的新因素。随着民族关系的地理范围扩大，民族交往联系频率提高，民族间相互合作的机会和领域也不断增大。在我国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川南等地，从1250年到1850年六百年间，曾有大量北方各族人民流入。移民以百倍努力与西南民族一起开荒播种，扩大可耕。移民在黔东伐林，在种南修筑梯田，在个旧采锡，在铜川炼铜，为发展西南地区的生产起了很大作用。一些移民还把城市的商业意识带进西南，发展了城市的制造业、商业和服务业，使城市规模迅速扩大。当地各民族如白族、纳西族等很快适应了新的城市经济生活，有的还掌握了经济中的某些部门，如1850年前后，回族、纳西族、白族等已掌握了滇西大部分商业机构，垄断了运输行业，使新的城市社会获得了巨大的进步和发展。
不断的民族融合巩固了国家的统一。中国古代的民族融合与再融合，既为中国逐步发展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提供了前提，更为巩固国家的统一提供了保证。中国历史上经历过四次大统一，三次大分裂。以西周统一开其端，以后的历史进程都是在分裂与统一的反复交替中发展的。西周统一300年，春秋战国分裂500年，秦汉统一400多年，魏晋南北朝分裂300年，隋唐统一300年，五代、宋、辽分裂300年，元明清统一500多年。分裂时期，周边各少数民族无不争先恐后涌入内地。因此，每一次大分裂就是一次民族大融合。春秋分裂的结果，是把非华夏族的西戎之秦及南蛮之楚吸收到中原与华夏族融为一体。春秋末期原属东夷之列的吴越相继称霸中原，与中原连为一体，再不可分。到战国时，秦、楚、赵、魏各国，对西、南、北及东北地区的经营及对少数民族的融合，也与中原牢不可分了。秦、汉的“海内一统”局面，就是民族融合的结果。魏晋南北朝分裂时期是一次民族大融合。一部分汉族迁往周边地区，周边少数民族则移居内地，南北方同时进行，主要地区在北方，以少数民族内迁为主。此时，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流域充斥着各少数民族，象关中百万人口，少数民族竟占了一半，民族成分焕然一新。出现这一时期的所谓“五胡乱华”，其实正是氐、羯、羌、鲜卑、匈奴各族新兴统治集团对东汉以来由于汉族氏族地主的出现而日益腐败没落的中原封建文化的冲击和改造。北方各少数民族政权沉重打击了汉族士族地主，对中原文化是个挽救和复振，为隋唐文化走向繁荣昌盛并达到封建文化的顶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我们至今最引为自豪的盛唐气象，就是这种改造的必然结果。宋、辽、金、元时期是又一次民族大融合。不仅少数民族融合于汉族，而且大量的汉族融合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相互融合。这一时期，先是沙陀三王朝、党项西夏、契丹辽国，后是女真金国、蒙古元朝，也有五个少数民族联翩而至中原。此时期的民族融合，最为重要的是女真及蒙古二族从原始文化向封建文化的飞跃进步。清代再次出现民族的融合。满族贵族入主中原，以八旗子弟为主体的满族人分布全国各地。在两百多年的与汉人生活中，汉满两族逐渐融合。清政府还采取一系列政策和措施，自觉地加快融合的步伐。至“康乾盛世”，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今天我们国家所拥有的这块领土，基本上是这个时期牢固确定了的。从秦汉魏晋乃至两宋元明清，不论是汉人政权，还是少数民族政权，无不以图天下争中原为己任，各民族“逐鹿中原”都是为中国的一统。在漫长的岁月中，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共同缔造了东方大国，共同竭力维系中国的统一。中国历史的总趋势一直向着统一的方向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格局始终没有改变，各族人民要求安定、统一的强烈愿望始终起着主导作用，大统一的观念早已深深地扎根于中国各族人民心中。
炽热的民族情感增强了民族凝聚力。融合性增加内聚性。内聚性是在民族融合再融合的过程中，各民族都认为自己是中国的当然主人，从而使“中华民族”的内涵扩大，这奠定了包括众多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共同意识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在社会历史的进程和思想发展中，中华民族的伟大凝聚力出现了，发展了，增强了。于是，爱国主义象一条源远流长、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哺育和陶冶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爱国情操。历史上，在国家遭受内乱，人民陷入苦难之时，各民族人民挺身而出，为重整山河英勇奋斗，为伟大祖国流血牺牲。如在平定唐朝“安史之乱”中，就有畏兀儿等少数民族的兵将进入中原，在中央王朝的号令下，为平定动乱横刀立马。当有人不顾民族大义，割地称王，分裂国家时，各民族又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反对分裂、惩治叛乱的斗争之中。在清代，平定噶尔丹分裂政权和“三藩之乱”时，各民族勇士冲锋陷阵。在遭受外族入侵，中华民族面临危亡时，各民族更是奋起抗争，用血肉筑成伟大的长城。在东北，18世纪各族人民抗击沙俄入侵，捍卫了国家的疆土。在西南，19世纪各族人民英勇抵抗英军侵略者。这些都显示了中华各民族的爱国热情和为了祖国赴汤蹈火的伟大精神。正是这种炽热的爱国主义民族情感及其所表现出来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才使中华民族的儿女，不论身处哪个民族，不论生活在什么时代，不论社会地位、文化修养如何，不论宗教信仰、生活习俗有什么不同，在爱国主义这一基本点上是一脉相通的。在千百年来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的内聚力、向心力，中华民族的崇高爱国主义传统，代代相传，愈来愈强，从而使中华民族这棵参天树，以数千年的年轮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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