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现代化历程的哲学省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文化论文,历程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鸦片战争后中国文化被迫走上现代化道路以来，历史已走过一个半世纪。而今，随 着新世纪的到来，中国文化的发展又面临着新的问题与契机。值此之际，对中国文化现 代转型的思想主题与发展逻辑予以梳理，对其成就与问题予以评析，对于更好地把握中 国文化的当代走势无疑是必要的。(注：需要指明的是，由于鸦片战争以来均属世界历 史的现代范畴，加之中国文化自1840年后就事实上是开启了现代化的历程，因此，本文 所指涉的时间包括了通常意义的近现代。)
一、现代性：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基本思想主题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是以“以夷为师”为历史起点的，虽然它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不能 等同于西化，但中西文化客观上存在着的势差决定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必然与向西方学 习相伴随。对于现代性的追求正是由此成为处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中国文化的 基本思想主题。
对何谓“现代性”的问题有着见仁见智的种种争论，本文赞成把现代性最基本的内容 归结为理性精神的突显、个人主义的兴起与进步历史观的出现三方面(注：详论参见唐 文明《何谓现代性》，《哲学研究》2000年第8期。)。其中，“理性精神的突显”(注 ：“理性”是一个义涵颇为丰富的概念。在广义上，它可以指与迷信、愚昧无知相对立 的人之健全的理智、思想和知识。这里所谓“理性”，系指以人类健全的理智为基础的 、首先在西方主体与客体二分的文化传统之中表现出其成熟形态的、以现代科学精神为 核心内容的人类精神机能。)居于基础性地位。这不仅是由于理性精神构成了西方文化 传统一以贯之的基本理论特质，更是由理性精神在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所决定的。 在中世纪，人不仅自觉地变成了神的奴仆，而且面对自然也是十分弱小的。文艺复兴特 别是启蒙运动之后，人们发现，正是由于人作为万物之灵具有认识与改造世界的理性能 力，人完全能够亦应当成为世界的主人。由此，人类开始了在理性的主导下认识进而征 服世界的历程。正是理性精神使得人类在一定意义上堪称取代了万能之神的地位：“面 对这种理性的统一性，神与人的区别就变成无关紧要的事情了，……管理万物的精神与 创造万物的神相似，都是自然界的主宰，与神相像的人具有支配定在的主权，是主人， 具有指挥权”(注：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洪佩郁、蔺月峰译，重庆 出版社，1990年，第7页。)。由此，理性精神的突显成为现代社会区别于前现代社会的 基本标志。进步历史观的出现与个人主义的兴起也是建立在认肯人之理性能力的基础上 的。只有充分显发理性能力，人才能有效地认识、改造自然与社会，从而使人类社会的 不断发展成为可能。同样，现代民主政治的兴起是以公民具有对于自身作为独立政治主 体的理性自觉为前提的。如果社会成员对自身所应享有的基本权利、义务与自由没有清 醒的认识，个人主义显然就无从兴起。在这个意义上，科学与民主可以说都是理性精神 的产物。因此，正是理性精神的突显构成了现代性的核心内容，现代性的成就与问题无 一不与理性有关，因而人们对现代性的是非毁誉也总是离不开对理性的评说。
由于师法西方成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基本理路，而现代性则构成了西方现代文化的核 心内容，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的价值目标就体现为对现代性的追求。与此相关 联，与传统中国文化相比，现代中国文化的一个最为显明的特点就在于：在中国文化传 统中并未得到突显的理性精神在中国近现代文化中逐渐得到显发，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 断推进，素重“德性”的中国文化传统正在逐渐演变为一个为“理性”所浸润的价值系 统。尽管由于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后发性，国人对现代性的认识有一个逐渐明确与深入的 过程，但就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整体历程来看，对现代性的追求堪称已贯穿于现代中国文 化的全幅层面。在这方面，鸦片战争时期出现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文化范式、戊 戌变法中提出的“统筹全局而全变之”的文化范式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打出的科学、 民主旗帜，可以看做是中国文化对现代性的追求不断从器物层面深入到制度直至理念层 面的基本标志。由此，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就为20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规约了基本的精神 方向。发端于这一时期并在日后的发展中鼎足而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 派与文化保守主义派，虽然在具体的文化主张与文化内容上有着相当差异，但就其基本 的理想目标而言，他们都是力图实现现代化的(注：详论可参见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 中国现代化》，《南开学报》1989年第4期。)，亦即都是以现代性为其基本思想主题的 。
二、从“外在冲击”到“内在转化”：现代中国文化发展演进的内在逻辑
就发展演进的内在逻辑而言，现代中国文化走过了一个现代化的价值理想从“外在冲 击”到“内在转化”的过程。换言之，现代化始于作为一个外在化的存在而对中国文化 传统产生冲击，而终于成为内在于中国文化的价值理想。
由于在发生学意义上现代化对于中国文化并不具有内发性，因此，对中国文化现代化 的整体发展历程而言，“外在冲击”可以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阶段。一方面，西化浪潮 对于中国文化之腐朽传统的揭露、批判，为中国文化现代化价值系统的重建廓清了内涵 空间。对于后起的现代化文化系统而言，没有这种外在化的冲击作为解构的力量，要想 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建构亦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正是这种冲击为中国文化的现代 化确立了科学、民主等现代化的价值目标，促使中国文化在被动之中开始走上了现代化 之途。
当然，中国文化现代化并没有停留在被动接受外在冲击的阶段，而是在经历冲击的过 程中，逐渐开启了通过将现代化内化为现代中国文化生命的基本价值目标，从而实现由 “外在冲击”到“内在转化”之转折的历史过程。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构成了这一历史 性的转折点。这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新文化运动标志着西方现代文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冲击已深入到了精神理念的 层面，在形式上可以看做是对中国文化传统中腐朽成分的解构达到了较为彻底的程度。 正是在新文化运动中，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终于认识到中西文化更为深刻的差距不在物 质与制度层面而在文化理念层面。有鉴于此，陈独秀把精神伦理的觉悟看做是吾人之“ 最后的觉悟”(注：参见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7年)第41页。)，胡适则进一步提出，“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 质上不如人，不但机械上不如人，并且政治社会道德都不如人”(注：胡适：《请大家 来照镜子》，《胡适文存》第3集第1卷，亚东图书馆，1930年，第47页。)。姑且不论 胡适全盘西化的偏颇倾向，“百事不如人”的结论的确表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已清楚地 意识到了西方现代文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全幅冲击。可以认为，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 志，西方现代文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批判与解构深入到了核心层面，从而为真正完成中 国文化现代建设中“破”的历史任务提供了可能性。
其二，新文化运动构成了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由“破”到“立”的历史分界线。我 们注意到，在有关研究中，不少人着力强调了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文化传统“彻底”批判 的一面。事实上，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如所周知，新文化运动是在中国文化现代转 型过程中出现的，其基本的理想目标是推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在这个意义上，激烈的 反传统只是为实现理想目标而采取的某种特殊的手段。我们认为，尽管新文化运动在整 体上确实具有激烈反传统的特征，但恰恰是它构成了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由“破”到 “立”的历史转折点。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文化传统 中已落后于时代要求的有关成分颇为彻底的批判和解构，为中国文化的现代重建提供了 基本前提，廓清了内涵空间。第二，新文化运动中不仅出现了对传统持彻底批判态度的 全盘西化派，而且也出现了力图立足于民族本位以重建中国现代文化的文化保守主义派 。就其都以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为基本理论出发点而言，全盘西化派和文化保守主义 派都应归之于“新文化”的范畴。如果说前者是以一种极端方式表现了解构中国文化传 统的彻底性，那么后者则是以一种同样极端的方式表现了建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之现代 文化的热切性。两者的并存可谓是以一种别致的形态表征了新文化运动既“破”又“立 ”的基本价值取向。第三，正是发端于新文化运动的自由主义西化派、保守主义的现代 新儒家派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派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国现代思想史上鼎足而立的三大思潮 ，成为推进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主要力量。由此，新文化运动成为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 由“破”到“立”的历史分界线。如果说此前主要体现为一种中国文化逐渐被由外而里 不断解构的过程，此后中国文化发展演进的主旋律则是要寻求中国文化的现代重建。即 使是全盘西化派，其基本的理论目标也依然是要建设现代“中国”文化，尽管其全盘西 化的文化建设道路与其理论目标之间事实上是南辕北辙的。
当然，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文化的现代重建并没有径直走上坦途。与20世纪中 华民族坎坷的现代命运相联系，中国文化的现代重建亦可谓一波三折。在经历了长期的 动乱之后，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文化的现代重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却又不幸在一段 时间里受到了左倾思想的干扰。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中国文化的现代建设终于在 一个更为理性、宽和的社会文化氛围中迎来了历史性的新契机。随着对中国现代化历程 屡遭挫折之经验教训的反省，随着改革开放后对左倾文化观念的清除与对马克思主义文 化方针的全面贯彻，特别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的深入探讨，国人对中 国文化传统给予了更多关注。在国际上，“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时代正在过去，民族文 化多元开展的历史合理性得到了更有力的肯定；工业东亚一定程度上具有东方特色的现 代化模式的出现也从一个侧面加强了国人确立具有民族特色之现代文化的紧迫感。由此 ，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了在现代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思想转变，人们对 “文化重构”倾注了更多的理性思考。其中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在沉寂多年之后，中 国思想文化界再次掀起了“国学热”。可以说，正是在“国学热”中，实现了现代文化 论争主题的“中心置换”。与先前历次的文化论争大多侧重于从文化之时代性的视角来 反省、批判中国文化传统不同，如何更好地批判继承民族文化传统，在中国当代文化的 建设中更为充分地体现中国文化的民族特质并使之贡献于当代世界，成为“国学热”中 备受关注的中心话题。正如有的论者在20世纪末指出的，“如果说，本世纪初学者们的 任务是如何‘开窗’而让‘西学东渐’，那么，本世纪末的学者们的任务则是如何开门 ，而让中国文化精神走向世界，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加入自己的声音”(注：《后现代主 义讨论综述》，《中国文化报》1993年4月11日。)。
尽管“国学热”难免出现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情况，但是它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 重大意义，却是应当予以肯定的。在以“以夷为师”为中国文化现代化之历史起点，经 历了长期主要是对中国文化传统施以否定性的批判之后，“国学热”的兴起可以看做是 中国现代文化建设中真正完成了从重“破”到重“立”的历史性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 它构成了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注重中国文化的现代重建，到真正完成从外在冲击到内 在转化之转变的结穴处。这种转变必将对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进一步产生深远影响。
三、民族文化慧命的延续与发展：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主要成就
回顾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历程，应当说，虽然道路颇为曲折但毕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概括而言，这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其一，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延续了中国文化的民族慧命，为中国文化面向未来的发 展争得了历史性契机。尽管中国文化在以往也曾遭遇过大大小小的危机，但它们在归根 结底的意义上都不能与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危机相提并论。这一危机有着内因外缘两方 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国文化传统在度过鼎盛时代之后，在世界历史的近代已陷入全面 的衰退之中。认定中国文化早已死亡，这是不少西方汉学家一度达成的共识。这种观点 虽然不免偏颇，但它确实注意到了中国文化的内在生命力正趋衰微这一事实。另一方面 ，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时代正是全球范围内“西方文化中心论”盛行的时代。现代化被 指认为是人类文化共同的发展目标并在相当程度上被等同于西方化，非西方文化被认为 只能是在彻底抛弃自身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全盘照搬西方文化的现代化模式。在这样的 时代背景下，中国文化的民族慧命无疑面临着断灭的现实危险性。
令人欣慰的是，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艰难坎坷，中国文化遭遇灭顶之灾的危险性终于得 以避免，中国文化的民族慧命终于得以延续和发展。这固然是由于中国文化传统蕴含了 可久、可大的内在生命力，但无论如何也与中国文化之民族慧命的现代承担者们为延续 、发展中国文化而作出的自觉努力有着密切关联。从广义上讲，由于文化归根结底与政 治、经济紧密相连，因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与建设民族国家的艰苦努力 ，都可以看做是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开展奠定了基础。从精神文化层面看，中国现代三大 思潮都堪称是为延续、发展中国文化的民族慧命作出了贡献。作为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 主流思潮，中国马克思主义派构成了护持民族文化慧命的生力军。从“古今中外”之文 化方针的阐发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时代任务的提出，就鲜明地体现了 这一点。由于保守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构成了以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基本理 论立场，因而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热切护持也是自不待言的。与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特 殊的民族意识相联系，即使是全盘西化派，其主观愿望也是要建设“中国”文化。胡适 明确认为，所谓“全盘”的西化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由于文化自有其保守性，全盘西 化的结果“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注：胡适：《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 设”》，《独立评论》第145号，1935年。)。同样，主张全盘西化最为彻底的陈序经也 专门强调了全盘西化与民族意识的统一(注：参见陈序经《对于一般怀疑全盘西化者的 一个浅说》，《全盘西化言论集》(岭南大学青年会，1934年)第121页。)。经过国人一 个多世纪坚苦卓绝的不懈奋斗，中国文化已没有了“断灭之虞”，其民族慧命经受住了 存亡续绝的历史考验。尤其值得欣慰的是，由于历史的因缘际会，现代中国成为马克思 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的汇聚之地，这就为中国文化面向未来的发展准备 了更为充分的思想资源。伴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 建设必将为中华民族文化慧命注入新的、更为深厚绵长的生机与活力。
其二，尽管中国文化至今仍没有彻底完成现代转型，但经过现代文化因子的长期浸润 ，中国文化已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现代文化的价值取向与思想框架。
首先，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已完成了向现代的转变。近代以来，在西方现代文化 的比照下，中国文化传统遭到了来自内外两个方面的严厉批评。批评的焦点在于中国文 化传统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与民主。中国文化关注的中心是以内敛的方式通过达致和谐 来寻求人之生命意义的安顿。它对“技”与“艺”的关注也总是服务于这一主题，因而 很难发展出独立的学理系统，而只能流于实用。这样，尽管中国文化在历史上曾经发展 出了高度的物质成就，但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世界历史阶段，依然停留在实用手工技术水 平的中国文化所具有的征服自然的力量就不可能与已发展出理论自然科学的西方文化同 日而语。同样，中国文化传统虽然在奠基时代就已表现出了浓厚的民本意识，但由于它 具有颇为鲜明的人治色彩，也由于历史发展的种种因缘际会，中国社会在春秋战国之后 就走上了长期的封建道路。在皇权专制统治下，老百姓被看做是自身没有任何自主权利 而只能接受专制权力之恩赐的存在者。这样，一方面是专制体制在对普通民众施以暴政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而陷于贫穷，中国传统社会的愚昧落后于此不 难见出一斑。而处于前现代阶段的中国文化，却恰恰是以论证这一社会形态存在之合理 性为其基本的理论落脚点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被封限于封建社会的中国文化 传统在基本价值取向上确有与现代化逆向的成分。经过一个多世纪现代文化的冲击与浸 润，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终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纵观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历程，人 们所着力掘发的传统精神资源，都自觉不自觉地集中在与科学、民主等现代精神相联系 ，至少是不明确反对现代精神的成分上。相反，那些与现代精神背道而驰的内容，则不 仅因被轻忽而鲜有人提倡，而且还遭到了各方面颇具理论深度的批评。时至今日，可以 认为，在基本价值取向上中国文化已基本完成了由前现代向现代的转化，科学、民主、 自由等现代精神已内化为中国文化的内在要求。
其次，中国文化已初步具备了现代性的思想框架。与对现代性的追求成为近代以来中 国文化的基本思想主题相表里，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一个总体趋势，就是如何在一个素重 “意志”的文化系统中充分“开显”“理性”之基本精神。可以说，如何达成与意志相 联系的德性与理性之间的内在连接，如何从素重德性的中国文化传统中发展出作为理性 之承载者的知性主体，以为理性在中国文化中确立内在根据，构成了中国文化现代化基 本的时代课题。在这一点上，现代新儒学是一个典型代表。或许是因为人们将中国文化 没有发展出科学与民主归罪于儒学传统的反激，新儒家对如何在素重德性的儒家文化中 接纳科学与民主的问题作了较多的论述。其理论成绩集中体现在第二代新儒家的重镇牟 宗三在20世纪中后期所提出的“良知自我坎陷”说中(注：详论参见牟宗三在《现象与 物自身》(台湾学生书局，1975年)中的有关论述。)。尽管这一学说遭至了多方批评， 而且其有关理论也确有未安之处，但就其主观愿望而言，这一学说的基本意旨又确实是 要在以往以圆融无碍的形态存在的儒学本体中确立主客、能所二分对立的“对列之局” (注：牟宗三：《政道与治道》，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第53页。)，换言之，亦即要 在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中开出能够涵容现代性的思想架构。因此，在基本精神 方向上，它不仅从一个侧面表征了中国文化对现代性的基本精神已有了比较完整的理性 自觉，而且所体现出的调适德性与理性、力图在中国文化中为理性精神确立形上根据的 理论努力，对中国文化的现代新开展而言实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在与后现代主义的比较 中，有论者曾指出，新儒学实际上是要把整个学理系统完全纳入到启蒙理性的观念框架 之中(注：参见梁燕城《西方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儒家哲学》，《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 第2期。)。这一论断虽然未必完全允当，但它确实从根源上准确地抓住了新儒学是要按 照以启蒙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性来重塑儒学之现代形态这一理论特质。在充分突显理性之 重要意义这一点上，新儒学堪称是现代中国文化的一个缩影。正如儒学的现代变革所表 征的，随着现代化的推进，素重德性的中国文化逐渐演变成为理性精神所浸润的文化系 统。过去片面注重主观境界的中国文化终于在接纳理智理性的客观架构方面迈出了坚实 的步伐。不仅主客对列的科学理性架构已出现在中国文化中，而且现代中国人也正在由 过去缺乏权利意识的“天民”逐渐成长为具有独立意识、足以作为政治实体的现代公民 。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化价值系统已初步确立。
其三，中国文化的世界化也迈出了坚实的步伐。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表明， 尽管向西方学习构成了其主体内容，但两者之间事实上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近代以 来一直与西学东渐相伴随的“东学西渐”的“暗流”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由此，中 国文化的现代化事实上是与世界化相伴随的，20世纪虽然是中国文化极度困厄的时期， 同时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逐步走向世界的重要时期。时至今日，中国文化不仅不再被简 单地看做是已僵死的“遗迹”，而且已融入“世界文明”(注：关于“世界文明”的概 念可参见爱德华·伯恩斯等《世界文明史》下册(赵丰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73 5页。)之中，产生了相当的世界性影响。这至少在以下三个层面得到了明确的表现：其 一，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自1840年以来中国尽管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在归根结底的 意义上它依然还是具有深厚的中国特色的，依然还是透显着中华民族文化之基本精神的 。亨廷顿将当代中国依然称为“儒教国家”虽然并不确当，但却也以一种别致的方式折 射出了当代中国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内在关联。而今，随着中国 国际影响的不断增强，中国文化也正在不断走向世界。其二，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特质 在经过现代转化后，已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现代东亚社会，成为型塑现代东亚社会与文 化的重要力量之一。现代化过程中“东亚模式”的出现与“亚洲价值观”的崛起就在一 定程度上表征了这一点。其三，随着“世界历史”的不断发展，中国文化在西方产生了 更大范围的影响。如果说汤因比、李约瑟等倡导人类文化将向中国文化复归、以南乐山 等为代表的“波士顿儒学”(注：关于“亚洲价值观”和汤因比、李约瑟中国文化观的 论述可参见李翔海《论当代中国的国际文化环境》，《学术月刊》1998年第1期；西方 学者关于波士顿儒学的论述，可参见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约翰·伯斯郎《道的传播：波 士顿儒学初探》(何世健译，《文化与传播》第四辑，海天出版社，1996年)。)的出现 还可以说是某种特例的话，当代美国哲学家理查·罗蒂的下面一段话或可代表当代西方 思想文化界对中国文化的一般性态度：“在一切非西方的文化间，中国的文化无疑是最 古老、最具影响力，也是最丰富多彩的。人们或许因此而可以希望，在西方理解自身过 程中最近发生的变化，将有助于西方知识分子从中国方面多多获益”(注：理查·罗蒂 ：《哲学和自然之镜》中译本作者序，李幼蒸译，三联书店，1987年，第16页。)。
四、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张力：当代中国文化面临的困境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艰苦努力，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已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性成就，这就 为中国文化面向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世纪之交的文化讨论中，有人正是据此 做出了“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文化的世纪”的论断。我们认为，虽然21世纪人类文化的 发展不会简单延续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发展轨迹，但也不可能走向中国文化中心论。事实 上，面向21世纪，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在已取得巨大的历史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深 刻的矛盾和问题。全面探讨当代中国文化的存在境遇显然是本文所难以胜任的。立足于 本文的特定视角，我们要指出的是，与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这一基本的时代课 题紧密相连，在当代人类文化面临着后现代转向的特殊历史时期，中国文化所面临的历 史性困限在于：如果说，此前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之路虽然相当坎坷，但从前现代走向现 代的基本取向还是颇为单一的，在西方后现代文化的比照之下，依然以现代化为基本价 值取向的中国文化由于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张力而不能不陷入两难困境。
正如历史的发展已表明的，自文艺复兴以来，现代化逐渐成为人类追求的理想目标。 它不仅在西方成为主导性价值取向，而且经西方文化的传布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 示范性影响。尽管现代化从起步之日起就存在对它的批评性意见，但与人类一往无前地 走向现代化的迅猛势头相比，这种批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只是历史长河中的涓涓细流。 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现代化的批评终于在西方酿成一场全面性的思想运动，形成 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后现代主义对文艺复兴以来人类社会与文化的发展进行了从根反省 ，面对当代人类所面临的深重困境，对在西方文化主导下所成就的以启蒙理性为核心内 容、以工业化为基本运作方式的“现代性”做出了全面的批判，并进而提出了“走出现 代性”的主张。在后现代思想家看来，“如果说后现代主义这一词汇在使用时可以从不 同方面找到共同之处的话，那就是，它指的是一种……认为人类可以而且必须超越现代 的情绪”。因为尽管直至最近，“现代”还几乎总是被用作赞誉之词，但随着时间的推 移，“人们不再把现代性看作是所有历史一直苦苦寻求以及所有社会都应遵守的人类社 会的规范，而越来越视之为一种畸变”。因此，“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我们可以 ，而且应该抛弃现代性，事实上，我们必须这样做，否则，我们及地球上的大多数生命 都将难以逃脱毁灭的命运。”(注：大卫·格里芬编《后现代科学》英文版序言，马季 方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第16页。)
尽管后现代主义作为一股社会思潮有着自身的局限，但并不能由此而轻忽其思想意义 。在一定程度上，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 它标志着人类对于自身前途命运的思考已指向了“现代”之后，而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 高度。正因如此，后现代主义甫经出现很快就产生了较大影响，成为国际学术界广泛关 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在中国，后现代主义也同样迅速产生了回响，以至于在进行世纪之 交的回省时人们将后现代主义在20世纪末的兴起看做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特别引人注目 ”的现象之一(注：参见《20世纪末中国哲学研究重大问题检讨之七·新儒学研究“编 者按”》，《求是学刊》2001年第2期。)。
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及其现实影响无疑复杂化了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存在境遇。当中国文 化还没有全幅享受到现代化积极成就的时候，西方则已对现代化的弊病提出了全面而尖 锐的批评，这就体现出了中国文化的当代发展与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的时代性势差。由此 ，在西方文化发展历程中主要是以历时性的形态依次出现的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文化 现象，在当代中国则在相当程度上以共时性的形态被同时挤压在一个平面上。这就不能 不使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面临着深刻的困境与严峻的挑战。概要而言，这种困境与挑战 至少包括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
第一，在基本价值取向上，中国文化如何才能真正走出“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 “两难困境”?在现代与后现代的比照之下，一方面，由于现代对比起前现代所具有的 历史性的进步意义，由于“现代”阶段的不可逾越，当代中国文化没有理由轻言解构和 颠覆现代性，终止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就人类文化面向未来的发展动向 而言，现代化却又已处于被批判、被超越的地位。如果中国文化只是依然一条鞭地追求 西方式的现代化，那它岂不是只能永远跟在西方文化后面亦步亦趋?
第二，在评价标准上，理解和诠释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系统、思想框架与话语体系怎 样才是更为合理的?怎样才能更好地把握中国文化的基本理论特质及其优长与缺失?长期 以来，人们开展相关研究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将中国文化放在现代化的背景之下，以 现代性为基本的价值标准来对其予以论衡。在相当程度上，后现代主义正是要对现代性 的基本价值系统予以颠覆乃至翻转。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比照之下，怎样的评价中国 文化的基本范式才是更为合理、合时、合宜的?
第三，在具体的思想资源上，中国文化的当代建设应当怎样更好地处理古今中西多种 文化资源之间的关系?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使得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呈现出一种更 为复杂的关系状态。一方面，作为西方文化之最新发展的后现代主义的某些理论特质与 中国文化传统之间形成了相当尖锐的对立(如虚无主义、反基础主义、碎片化、平面化 等)；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在思想主题(由以对外在自然的追寻为中心变为更加注重人 之内在生命意义的安顿)、价值取向(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言说形式(教化哲学、拟 文学哲学)等方面又确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亲缘性与类同性(注：详论请 参见李翔海《论现代新儒学与后现代主义》，《教学与研究》1998年第9期；《西方后 现代转向与中国哲学的当代意义》，《南开学报》1999年第6期。)。而与此同时，则是 在同属于西方文化的现代与后现代之间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差异乃至断裂。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文化应当怎样在继续吸纳西方现代文化之优长的同时，面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挑 战?中国文化可以向后现代主义学习些什么?与此相应，我们应当怎样更好地批判继承自 身的文化传统?面对人类多元文化并存发展的时代趋势，中国文化可以为当代人类贡献 怎样的智慧资源?
当代中国文化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表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在今天又到了一个新的 历史关头。由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张力构成了上述困境的核心内容，如何对其挑战做 出创造性的回应，就成为面向21世纪中国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
五、结语：中国文化面向21世纪的双重历史任务
中国文化在当代所面临的上述两难困境，历史地证明了“综合创新”文化方针的正确 性。中国现代三大思潮马克思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与保守主义现代新儒家派分别以 “综合创新”、“全盘西化”和“中体西用”为基本文化主张。如果说“中体西用”论 由于不可能带来中西文化在根本精神层面的真正会通，已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比较充分地 暴露了其内在的局限，后现代转向则有利于我们更为真切地见出“全盘西化”论的根本 制限。西化派主张完全照搬的显然正是西方现代文化。毫无疑义，在后现代性的比照之 下，无论如何它已失去了被全盘因袭的价值意义。不同于偏于一隅的西化派和新儒家， 中国马克思主义派植根于中华民族“百虑而一致，同归而殊途”和“会通以求超胜”的 智慧精神之中，在文化建设中兼重时代性与民族性，鲜明地体现了综合中西文化之长以 创造新的中国文化的精神品格。如果说，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道路事实上是体现为文化之 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对立与互动(西化派与新儒家分别以偏执的方式突显了时代性与民族 性对中国文化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因而实际上是体现为一个“综合创新”的 历史过程，那么，面对今天中国文化的两难困境，除了以更为成熟的理论形态自觉地走 综合创新之路外，可以说别无他途。立足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认为，面向21世纪，中国 文化要想真正摆脱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两难困境，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不容轻忽。
第一，必须切实挺立民族文化精神的主体性。在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全盘西 化论曾经产生了广泛影响。西化思潮的一个基本的偏颇，就是对自己的民族文化采取了 虚无主义的态度，只知一味地照搬西方。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历程是与向西方 学习相伴随的，在现代性成为中国文化之基本价值追求的背景下，西化派的有关文化主 张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积极作用，那么，在今天，如果不能切实挺立民族文化精神 的主体性，面对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张力，就只能陷入左冲右突之境而无所适从。为此 ，必须根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要求，确立民族文化的主体精神，按照“以我为主 ，为我所用”的原则，以更为主动、自觉、开放、平实的文化心态来批导、择拣、吸纳 、融汇不同形态的西方文化资源。这可以说是要走出两难困境不可或缺的理论前提。
第二，必须立足于新的综合与新的创造，明确中国文化面向21世纪所应当完成的双重 历史任务。新的综合与新的创造，既是综合创新文化方针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文化生 命面向21世纪进一步开展的内在要求。正如上文的分析所显示的，自19世纪中叶以来， 中国文化在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经历了一个由极度困厄到复苏进而生长发荣的过程， 其内在逻辑表现为由“外在冲击”到“内在转化”的发展演进。如果说，在“外在冲击 ”阶段，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只能是主要以西方现代性来作为自己的基本型范的话，当 进入“内在转化”阶段之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就已具备了挺立民族文化的主体性， 通过“以我为主”的发展而成就具有自身特质的现代文化形态的理论可能性。由此，面 向21世纪，以现代转型的历史性成就为基础，中国文化民族慧命的进一步开展就逻辑地 指向了新的综合与新的创造。由于今天所谓的“现代性”仅仅体现了西方文化之成就与 问题，因而它既不是完备的也不应当是封闭的，面向未来的人类文化完全有可能通过各 民族文化的交融互汇而成就更为合理、更为康健的现代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赞同哈 贝马斯关于现代性是一项尚未完成的事业的论断。立足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认为，要真 正走出“两难困境”，面向21世纪的中国文化必须在学习西方的基础上，走出一条既师 法西方又超胜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为此，必须切实完成双重历史任务：一方面必须继续 向西方学习的历史进程，以西方式的现代化为基本的参照系，真正实现价值系统从前现 代向现代的转换；另一方面又必须坚决超越形形色色的“西方文化中心论”，面对多元 文化并存发展、交流互汇的发展走势，借鉴后现代文化的警策性意义，以面向世界的眼 界和心胸，通过充分掘发出中国文化传统所独具的优良的民族物质，建立既体现时代精 神又具有充分的中国民族风格与做派的新型文化，以求超越西方式的现代性，为人类成 就一个对应于“传统”的、更为合理的“现代性”做出自己的贡献。
其三，为达此目标，必须摒弃因为机械地持守时代性之一维而坚持非此即彼之僵硬思 考的思维模式，在古今中西的多种文化资源之间形成高度辩证的联结。正如人们已经注 意到的，由于过于突显时代性这一维度，现代性思维往往在前现代与现代之间持守一种 非此即彼的思考模式，而使两者陷入了尖锐的对立。同样，在今天，这种思考模式又被 人们延续到了对于现代与后现代关系的思考中。如果说，强调前现代与现代的对立是为 了维护在人类现代化过程中的特定历史时期西方文化对于非西方文化的中心地位，在走 出了“西方文化中心论”的今天，人类文化更为重要的课题则是如何集中多民族文化共 同体的智慧解决“地球村”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为达此目标，必须摒弃上述因为机械地 持守时代性之一维而在各种文化资源之间坚持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僵硬思维模式。由 于从前现代到现代、后现代之间存在着环环递进的关系，而前现代与后现代之间又有着 “奇妙之暗合”的一面，面对中国文化的双重历史任务，我们完全可以将共时性地呈现 在同一个平面上的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文化因子均看做是一个整体的“诠释圆环”中 的不同组成部分，在挺立民族文化精神之主体性的基础上，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 为“理解平台”，通过互诠互释、互融互汇，在古今中西的多种文化资源之间形成具有 互补结构的辩证联结，以为“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新的综合与新的创造提供丰富的 思想资源。
面对困境与挑战，中国文化的历史任务无疑是十分艰巨的。但是，我们坚信，面对人 类文化多元开展的当代走势，有中国文化独异的精神特质作为基础，有中国文化内蕴的 强盛生命力作为保障，经过中国文化慧命之当代承担者的呕心沥血、不懈奋斗，伴随着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文化当代建设的历史任务一定能够完成，中国文化一定能够 成为21世纪人类多元文化中具有举足轻重之影响力的重要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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