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抑制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劳动力转移论文,抑制论文,剩余论文,农村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针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而形成的就业压力，许多城市倾向于实行抑制性政策，主张农村就地消化、吸纳剩余劳动力，排斥、限制其向城市的转移、流动，以重点保障城市下岗、失业职工的优先就业。应当说，这种抑制性政策对于实施城市再就业工程，减轻城市就业竞争压力，实现短期就业目标具有一定积极作用，但它却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劳动力流动的内在规律不相符合，也有碍于城乡经济的共同发展和劳动力市场调节机制的形成与建设。因此，笔者认为，应取消这种抑制政策，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
一、抑制政策违背经济发展客观规律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流动，是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趋势。只要城市和农村二元经济存在差距，只要城市实际收入高于农村，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就是不可避免的。
二元经济结构是人口流动的第一个原因。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认为，只要城市收入水平高于乡村实际收入的30%，农村劳动力就必然会向城市流动。我国经济的二元结构特征明显，城乡经济差距长期以来客观存在，收入水平悬殊，城乡人均收入自80年代以来不断拉大，1978年为2.36:1，1984年为1.86:1，1988年为2.19:1，1992年为2.51:1，已远远超过刘易斯提出的30%的收入差距，这一差距在目前农村人均收入增速减缓的条件下，在短期内很难缩短，这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直接动因。
预期城乡收入差异的扩大是驱动人口流动的第二个原因。西方经济学家托达罗认为，预期的而不是现实的城乡工资差异促使人们作出向城市迁移的决策，只要预期城市收入水平高于在农村的实际收入，而且具有较高的城市就业概率，人口向城市流动的规模就会扩大。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明显，收入差异较大，农村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也很有限，推动了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一方面，我国农村耕地面积每年以500-700万亩速度递减，同时农村劳动力又以每年1000万的速度在递增（见冯兰瑞《中国第三次失业高峰的情况与对策》，《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5期），客观上存在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另一方面，城市经济发展速度加快，有较高的劳动报酬和优裕的生活条件，可能的就业机会和选择空间比农村要多得多，存在强烈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拉力因素，在预期的心理因素和实际收入差异影响下，也推动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据统计，截止到1995年，农民在城镇就业的人数已增加到5000万，城镇平均4个职工中就有一个农民工，“九五”期间农村尚有1.37亿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很显然，只要导致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这两个客观原因存在，只要预期城乡收入差异在扩大，那么对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进行硬性抑制的政策就难以真正见效，某种程度上是在违背这种转移的客观规律。
二、抑制政策对劳动力流动的积极作用估计不足
抑制政策不但违背经济发展的规律，同时也对劳动力流动的积极作用认识不足。应当承认，在城市失业问题已很严峻的形势下，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客观上确实会给城市就业带来压力，甚至会增加城市在交通、住房、治安、教育等方面的新问题，存在一定的消极作用或弊端。但是，也应当看到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有其内在规律，它带给城市的并不仅仅是消极作用，无论对城市，还是对农村经济的发展都存在诸多的积极作用。
首先，农村劳动力可以其工资要求低，就业期望值不高，勤劳肯干等特点增强城市就业的竞争性，促使城市劳动者就业观念的转变，推动劳动就业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和劳动力市场的培育与发展。其次，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大多从事的是一些脏、累、苦的工作和城市工人不愿进入的工作岗位，提供的是城市居民生活中迫切需要的家政、医疗、环卫、建筑等特殊服务，对方便城市人民生活，适应社会化服务需要等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三，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城乡之间劳动要素的相互吸引和互动过程，早已超越了人口流动初期劳动者单纯追求个人收益最大化的阶段，更多地表现为追求在城市扩大视野、增长见识、掌握技术等人力资本积累，通过城市经济的“扩散效应”为农村的城市化、工业化发展注入更多资金、技术、信息，对推动农村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第四，外出务工农民的工资收入在扣除自身消费后寄回家乡的余额相当可观，事实上在发挥着提高农民实际生活水平，满足家庭日常开支，维持农业基本投资需求的作用；同时，外出打工农民回乡度假，又能将城市生活方式、观念与有关信息带回农村，对于缩小城乡生活差距，改变传统生活方式，提高消费水平与生活质量也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客观上为开发农村消费市场作了观念上和物质上的准备。以上几点，无疑是制定抑制政策时所忽视的或尚未真正、全面认识到的。看不到农村劳动力对城乡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而过多地强调其消极性和对城市就业的压力，显然也是有失偏颇的。
三、抑制政策不符合长期就业目标与效率原则的实现
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实行抑制性政策，潜含着一个长期存在的利益矛盾，即如何消除或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城乡收入差距及工农社会权利不平等的问题。从短期政策目标看，为首先确保城市职工就业，实行对农民工流动的硬性抑制和对城市职工的再就业承诺相并重的政策，似乎是合理的，但它却从根本上忽视了这一政策在法律、理论和实践上的合理性，等于在当前改革开放的年代继续推行了城乡割裂政策，排斥了农民正当的流动权、选择权和自主权，客观上忽视了城乡差距的利益矛盾在硬性抑制政策下所潜伏的危害性。如果这一歧视性的排斥政策继续硬性推行，工农利益矛盾的上升就可能成为危及社会稳定的新的隐患。充其量，抑制政策只是一种地方保护主义维护城市短期就业目标的手段，并不利于市场化的竞争就业机制目标的实现，也不符合市场经济体制允许要素自由流动、合理配置、公平竞争的内在要求。
同时，限制农民转移和阻止城市企业雇佣农民工，也要付出较高成本代价，得不偿失。一些地区制订了一系列强硬措施，如限时清退农民工、不允许雇佣农民工，征收临时工使用调配费等，但收效甚微，怨声载道。因为它首先提高了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增加了企业负担；其次，监督企业不使用农民工，从制定政策、下发文件到强制执行、监督检查，必须有专门机构与人员管理，又会增加监督费用与成本；第三，以城市居民替代农民工的替代成本也会上升，农民工从事的职业主要是城市职工本来不愿意从事的工作，限制使用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并不一定能保证城市职工会愿意替代这些就业岗位。如果政府强行干预，则会因城市工人福利待遇、工资要求太高而增加替代成本。最后，强制清退和限制使用农民工，会固化城市职工对政府安排“正式工作”的就业依赖，不利于劳动者就业观念转变和竞争意识的增强，客观上会延迟劳动就业制度改革步伐，加大劳动力市场形成的时间成本。因此，在损害社会总体效率的同时，又在加大限制农民工转移的成本，这表明，抑制政策不但是短期性行为，而且也是不符合效率原则的。
四、抑制政策忽视了劳动力转移的有限性
据估计，我国目前需要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有1.37亿。应当看到，对这部分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既不会完全向城市流动，也不会完全被乡镇企业所吸纳，而是存在一个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合理配置、逐渐消化的过程和选择区间。这种转移和吸纳过程，应当是一个市场调节过程，而不是硬性的行政配置和人为阻碍的过程。在这一前提下，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集中转移的可能性已大为减弱，迁移和流动的有限性亦已很明显，不会造成对城市的大规模冲击。同时以下几方面特性也使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有限性比较突出。
1.相当一部分农民工流动的短期性特征较强，没有在城市长期停留的打算。除了那些在城市已有稳定职业，积累了一定的资金与技术，且具备了相应社会关系的农民工外，很多人流动的目的只是为了积聚一定的资金，待基本目的实现后则会退出城市。
2.受经济周期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农民工流动也有较强的周期性与灵活性。一般农民工进入城市工作受大的经济环境影响、调节，在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增多，经济扩张速度加快，急需劳动力适应发展需要时，各种建筑工程队的劳动力来源主要是农民工。而一旦经济紧缩需裁减、压缩工人时，农民工又能及时地退出城市回到农村务农，实际上起着劳动力的后备储蓄作用。同时，因为每个劳动力在农村还留有一份土地作为基本生存资料，没有后顾之忧，外出务工只是额外增加收入，对在城市固定就业的依赖并不强，流动性较强，可以随经济发展对劳动需求的不同程度，进退自如，长期滞留于城市的可能性也会减弱。
3.城市现代经济部门对劳动要素需求的选择性较强，农民工因自身素质所限，能够进入的岗位与领域有限，使其向城市转移的规模与数量受到限制。一般只有那些文化素质较高，具有特殊专业技能的农民工才具有较大的就业可能性，这使相当一部分农民工难以向城市转移；即使能进入城市就业的农民工，大部分从事的也是服务性工作或“非正规劳动”，对城市就业压力的冲击主要体现在这部分市场上，即便与城市失业者竞争这部分岗位，农民工也会因自身医疗、住房等缺乏保障和文化素质差异，在整体竞争力上逊色于城市职工。因此城市对劳动力的选择、吸纳的有限性也使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具有了有限性，排斥了一部分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
4.在城市已经存在失业且就业制度改革加快的条件下，农民工在城市找到就业机会的概率会随城市失业率的上升而减少，其失业风险也在增大。如果缺乏确切的就业信息，也没有一定社会关系帮助联系，盲目向城市流动就要承担较大的失业风险与迁移成本费用。因此，业已增强的城市失业风险与就业竞争，也会排斥和限制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
此外，也应看到，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也存在不同产业吸纳和不同地区分散消化的可能。如果再考虑到城市一些特殊职业及岗位对农民工的需要及其所起的积极作用，那么，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这种有限性与有效性就会减弱其对城市的集中冲击。
综上所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是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差异的必然规律，它对城乡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实行硬性抑制政策既不符合客观经济规律也缺乏理论依据，还要付出社会效率损失的代价。因此，取消抑制政策，推动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与配置，是实现我国长期就业战略目标的一条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