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 “一带一路 ”视域下中国与阿富汗的文明交往
张甜甜，姚大学
(内蒙古民族大学 世界史研究所，内蒙古 通辽 028000)
摘 要 ：中国与阿富汗的文明交往自张骞凿空西域起，以丝绸之路为载体经历了汉朝的初创、唐朝的高潮、元朝的渐进与明清的衰微，为人们展现了中国与阿富汗文明交往的发展脉络。古代中国与阿富汗文明交往方式多样、内容全面、规模宏大，在丝绸之路之上展开的中国与阿富汗的文明交往在不同时期促进了中西方文明的交流与发展，也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放眼现代，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秉持丝绸之路文化内涵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拓展，使中阿两国关系在和平友好的文明交往中大放异彩。
关键词 ：中国；文明交往；阿富汗；丝绸之路；一带一路
中国与阿富汗文明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自张骞通西域后阿富汗渐成东西方文明交往的重要通道。载于中国史籍的古代阿富汗的名称较为多变且阶段性特征明显，期间中国与阿富汗的文明交往可以基本划分为贵霜王朝与汉代、吐火罗与唐代、伊儿汗国与元代、帖木儿帝国与明朝四个阶段。丝绸之路上不同时期中国和阿富汗的文明交往内容多元、形式多样、特点鲜明，共同交织呈现出古代丝绸之路上中阿历史往来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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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古代丝绸之路的中阿历史往来
阿富汗是东西文明交往的重要通道，也是古丝绸之路的中转站，经阿富汗中国的丝绸远销欧洲，丰富了欧洲人民的生活；火药、印刷术等技术推动了欧洲的社会转型；同时，景教、祆教、佛教、伊斯兰教先后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推动了中国与中东之间的文化交往，其中，中国与阿富汗的文明交往内容丰富、影响深远。
(一)贵霜王朝与汉朝中阿文明交往的初起
贵霜王朝由大月氏人建立，据《史记》《汉书》记载，月氏故地约居敦煌祁连山之间，由于受到匈奴人的迫害与赶杀，“复西走，徙大夏地”[1]，最终定居于大夏(今巴克特里亚)。占领大夏的大月氏不久分裂为五大歙部：双靡、贵霜、肸顿、休密和高附。其中贵霜部经过百年征战在大夏的废墟上建立了贵霜王朝。伴随着贵霜王朝的崛起壮大，渐与在东亚崛起的汉王朝相遇。贵霜王朝的扩张拉近了其与汉朝的距离，双方交往逐渐增多。
汉代建立之初统治者对内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对外部西域匈奴采取退让政策。至汉武帝时国力日盛，为反击匈奴，在战略上达到“断匈奴右臂”的目的，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前往西域，希望联合大月氏共同对抗匈奴。然而此时月氏已经向西迁徙，张骞辗转于公元前122年回国。这是有史料明确记载的中国与阿富汗历史上的第一次往来，虽然张骞于大月氏无功而返，但却加强了中国对西域的了解，便于日后与西域诸国的往来，为后来中国与贵霜王朝的交往开辟了道路。张骞通西域后，正式开通了这条从中国通往西方的陆上“丝绸之路”。大月氏占据了处于中亚腹地的大夏旧地，丝绸之路的南北两路最终于大月氏汇合，是葱岭以西又一重要中转站。
在商业贸易方面，自张骞通西域始，东西方交通愈加便利，商贸往来愈加繁荣。就当时的情况来看，“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钱器”[2]。自西汉长安至欧亚各国的丝绸之路上流淌的除了中国精美的丝绸和瓷器外，还包括玻璃、宝石、香料、颜料等，大批商人来往于丝绸之路贩运货物客观上促进了贵霜王朝的繁荣。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大夏“善贾市，及大月氏西徒，攻败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余万，其都曰蓝市城，有市贩贾诸物”[2]3164。如冯英所说：“在与欧亚各国进行通商贸易的过程中，大月氏成为中国的丝绸、漆器、铁器，印度的珠宝、香料，埃及和西亚的玻璃制品，罗马的麻织品等贸易物资的中转站。”[3]
在思想文化方面，发源于恒河中下游地区的佛教通过陆路经过中亚地区逐渐传播到中土。一般认为，伊存口授佛经标志着佛教传入中国，虽传入时间仍有待商榷，但月氏人向中国的经文学者传授《浮屠经》是可以肯定的。据《魏书》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4]另在考古史料方面，最能展现丝绸之路连接中国与阿富汗文明交往的当属蒂亚拉梯波遗址墓葬群，该墓葬群出土了大约两万件珍品，有力证明中国与阿富汗文明交往的是三面带有铭文的西汉末年的连弧铜镜。
(二)唐代中阿文明交往渐入高潮
5-13世纪时阿富汗先后处于厭哒、西突厥和阿拉伯帝国的统治之下。虽然该时期阿富汗地区纷争不断，但与中国的文明交往并没有中断，反而因游牧民族的迁徙和阿拉伯帝国的扩张，中国与阿富汗的文明交往进入高峰期。
“天、地、玄、黄”出自《易经》，是《千字文》第一句，基本含义是天的颜色是黑的，地的颜色是黄的，讲述的是关于大地宇宙的起源，日月星辰的运行。此处译者采取音译法将其直接译为，“Tian,Di,Xuan,Huang”，这样处理显得过于轻薄。
“一带一路”倡议并非重构古代丝绸之路的商贸路线，而是吸收古丝绸之路友好交往、共同繁荣的内涵，在丝绸之路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发展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关系。“‘一带一路’倡议借用古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融入新的时代内涵”。[17]在继承古丝绸之路开放包容、兼收并包的精神基础上，新时期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内涵、地理范围上实现了对旧有外交战略的超越，体现出别具一格的中国智慧。
其次，唐代经过丝绸之路与其他地区进行的物质、精神文明交往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开放性，通过丝绸之路交往的不仅是宗教与技术，文明的碰撞也改变着彼此居民的生活习惯与礼仪风俗。唐代全盛时期长安外来民族、西域异族杂居，在服饰方面，长安深受西域风气影响，远自波斯、吐火罗，近至突厥、吐谷浑和吐蕃都是当时模仿的对象。当时吐火罗人常着小袖袍小口裤，而天宝初长安盛行衣着式样襟袖窄小，表明唐朝与吐火罗等西域地区的文化交往是十分频繁的。显庆三年五月九日，高宗派遣使节前往康国及吐火罗等国进行采风了解，使节归国后编撰而成《西域图志》60卷。主动派遣官员前往吐火罗了解当地的习俗展现了唐朝文明的开放性。
明朝在与哈烈国的交往中，除经济贸易外，还存在官方层面的往来。其中出使西域的陈诚就是杰出代表。陈诚为今江西人，于洪武、永乐年间出使西域，巩固与西域诸国的友好关系。“时哈烈、撒马尔罕、八答黑商、于阗诸国皆遣使贡马，故遣陈等赍敕、各赐纸币等物。”[15]陈诚出使西域归来，将沿路的见闻撰文呈报给朝廷，即《使西域记》。该书较全面地记载了沿途包括阿富汗在内的十九国的社会经济、风土人情以及有关阿富汗地区的史实。陈诚出使西域推动了中原地区与西域诸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体现了明朝兼容并包的对外思想；同时陈诚出使路线沿袭传统丝绸之路的北道，继承并赋予了丝绸之路新的内涵，集中体现了中国与阿富汗地区在明朝的文明交往。
Cardona 1997: George Cardona, Pāini His work and its Traditions Volume one Background and Introduction Second Edition Revised and Enlarged, Delhi: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Private Limited.
丝绸之路历经千年沧桑，是古代中国与中亚、西亚和欧洲沟通的“主动脉”。“千百年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薪火相传，推进了人类文明进步，是促进沿线各国繁荣发展的重要纽带，是东西方交流合作的象征，是世界各国共有的历史文化遗产。”[16]2013年9月和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倡议。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阿富汗仍为重要的节点国家。秉持古代和近代的友好交往，两国的文明交往在新时期、新战略下逐渐深化、不断发展，在“一带一路”的联接下大放光彩。
(三)伊儿汗国管理下的阿富汗与元朝的文明交往
元朝与伊儿汗国政治上属于宗藩体制，一直保持友好关系，政治关系的和睦促使其双方经济、文化交往密切。作为元朝与欧洲、西亚等地文明交往的中转站，伊儿汗国地处欧亚南路交通要冲，元时期丝绸之路的再次畅通使伊儿汗国成为不同文明沟通的交汇点，不同的文明在阿富汗境内展现出不同的风采。
元朝与伊儿汗国的关系基本可以定位为宗主与藩臣之间的关系，具体表现为：政治册封、赐贡贸易和军事联盟三方面。伊儿汗国历代伊儿汗即位都需要得到元朝大汗的册封。旭烈兀逝世后其子阿八哈在大臣鼎力拥戴下仍辞曰：“无伯父忽必烈可汗之命，不能即位。”[8]伊儿汗国与元朝保持和平友好的关系，一方面伊儿汗国臣服于元朝统治之下，对元朝进行积极的朝贡。《元史》记载泰定三年，伊儿汗国进贡骆驼、虎、玉等次数达五次，次年又两次进贡：“以文豹、西马、佩刀、珠宝等物来献。”另一方面，元朝需要伊儿汗国的支持以抗衡察合台汗国与窝阔台汗国，因此，对伊儿汗国每年都给予丰厚的岁赐和封地，其中岁赐由于中间察合台汗国的阻碍无法保证实时赐予，一直保存于元朝的国库，直到成宗大德四年，伊儿汗哈赞派遣使节来到元朝时，“元成宗命给旭烈兀离京后所积四十年之岁赐，优待诸使，居大都四年而归”[9]。
蒙古在统治范围内建立驿站制度，通过在其沿线建立驿站强化了对丝绸之路的掌控和疏通力度，[10]使丝绸之路之上商旅往来络绎不绝，出现“四方往来之使，止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则有饮食，而梯航毕达，海宇会同”[11]。伊儿汗国出产桑蚕和羊毛，是生产珍贵纺织品的国家，如提花锦缎、绫织品、天鹅绒、地毯等都闻名于世。值得一提的是元朝烧制的青花瓷通过绿洲丝绸之路在伊儿汗国广泛流通，合赞汗后伊儿汗国改宗伊斯兰教，穆斯林认为蓝色代表纯洁、透明，深爱蓝色的装饰物和建筑，而中国烧制的青花瓷正好迎合了他们的审美。
元朝时期结束了各地分裂的局面，使自宋衰落的丝绸之路得到了长足发展。元朝时期丝绸之路可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其中陆上丝绸之路以长安为起点，经河西走廊向西抵达敦煌后，向南延伸的路线经过楼兰、于阗、莎车、大月氏、大秦等地，伊儿汗国占领的赫拉特正处于南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元代的丝绸之路推动了中国与西方的贸易发展和文化传播。
(四)帖木儿帝国与明朝的交往
2014年，在党中央的领导和国务院的推动下，“一带一路”倡议由一个框架性的构想逐渐发展为国内重大改革发展议题；2015年，中国发起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主张，“一带一路”倡议初步成型，开始全面推进。3月28日习近平主席博鳌亚洲论坛发表演讲后，外交部、发改委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具体阐述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背景、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合作机制、中国各地方开放态势、中国积极行动和共创美好未来等内容。
明朝与帖木儿帝国的经济交往主要体现为频繁的朝贡贸易，即采取“朝贡”与“回赐”的方式。帖木儿帝国朝贡的目的“其一是可以得到数量可观的回赐，其二是可以有机会携带各种商品至内地进行贸易”[12]。明朝与帖木儿帝国初次接触是在明太祖时期，“洪武中，太祖欲通西域，屡遣使招谕，而遐方君长未有至者。二十年九月，帖木儿首遣回回满刺哈非思等来朝，贡马十五，驼二。诏宴其使，赐白金十有八锭，自是频岁贡马驼”[13]。自此，开启了明朝与帖木儿帝国的往来，据张文德先生文献统计：在帖木儿王朝存在的130多年间，其来华使臣(包括以进贡为名的贸易使臣)不少于78次，平均不到两年一次，而明朝访问帖木儿王朝的次数至少也有20多次。[14]
最后，中阿文明交往在唐朝还存在两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即阿富汗对唐进行军事援助和唐在阿富汗地区设置都督府。公元755年至763年唐朝爆发安史之乱，国家处于动乱之中。八年的安史之乱中，周边的族群或出兵援助唐军或仍与唐保持藩属关系。唐朝面对突然的兵变急需周边国家与族群的援助。“千元元年七月。与西域九国遣兵助国讨逆。”[6]761《唐会要》中记载吐火罗与西域九国共同派兵援助唐军平定安史之乱。吐火罗援助唐军平定安史之乱体现了中国与阿富汗的友好关系。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该时期唐朝对吐火罗的军事援助及月氏都督府的建立。吐火罗在隋唐时期处于西突厥、大食、吐蕃、唐朝多重控制之下。当时为免于大食的吞并，吐火罗向唐朝多次求援，后期为得到唐朝强大国力的庇护主动归入唐朝管辖范围，唐朝在吐火罗地区设立都督府，“龙朔元年，西域诸国，遣使来内属，乃分置十六都督府，州八十，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皆隶安西都护府，仍于吐火罗国立碑以纪之”[7]。
二 、“一带一路 ”倡议的提出与中阿关系的新发展
总体来说，煤样在不同浸泡时间下的单轴压缩曲线具有相似的特征，在受载初期单轴压缩曲线均呈上凸型，达到峰值应力以后又迅速跌落。说明无论是自然煤样还是有机/酸复合溶液浸泡后煤样均具有一定程度的压密阶段和脆性特征，不同的是，随着浸泡时间的增加，煤样的弹性模量和峰值强度逐渐减小，而峰值应变和总应变呈增加的趋势。
(一)“一带一路”倡议的创新之处
伊儿汗国在阿富汗地区结束统治后，帖木儿帝国在阿富汗地区建立了政权。明朝与帖木儿帝国频繁的交往是中国与阿富汗文明交往的重要篇章。该时期中国与阿富汗的民间文明交往不断，同时官方交往的高度超出前朝。明朝丝绸之路的畅通为中国与西域地区的经济、政治交往提供了条件。
从抽中的乡（镇）中选择一个村委，选在该村委附近的自然村相关的清查表，通过村主任或村民了解村屯的情况，核实地下水取水井数量、每个井的规模和位置，调查村内塘坝、窖池等数量，如果存在规模以上的地下水取水井还应核实井径、装机等，以核实清查数据是否准确真实，对象是否有错、漏报，同样按规定计算错报、漏报率。
首先，在宗教文化方面，唐代中国与阿富汗的文明交往达到顶峰。佛教自西汉时期传入中国后，在统治者的大力推崇下迅速生根发芽，到唐朝获得繁荣发展。628年，为求得佛法，玄奘从长安出发前往印度，645年，历经17年回国，之后由玄奘口述弟子书写完成了《大唐西域记》。途中玄奘往返皆经过阿富汗地区，书中详细地记载了吐火罗地区的地理条件和风土人情：“其地南北千余里，东西三千余里，东扼葱岭，西接波刺斯，南大雪山北据铁门。”继佛教传入中国后，景教于唐朝初年传入中国。该教为基督教的分支聂斯脱里派，虽然其创始人为波斯人，但将景教带到中国的却是不折不扣的吐火罗人。明朝天启五年(1625年)在西安出土的唐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正是阿富汗巴尔赫景教主教米利斯之子所立，“实际上是阿富汗和中国关系的一个历史实物见证”[5]。可以说，文明交往与传播的途径是多样的，国家官方层面的使节派遣能够有力地促进文明交往的发展。“文明交往的开放性是任何一种文明昌盛的标志。”[5]31中国与阿富汗的政治交往在中阿历史交往长河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其中，唐朝与吐火罗政治交往的主要形式以使节往来和设置都督府为主。据史书记载，从贞观九年(635年)至乾元元年(758年)之间，吐火罗派遣使节来华朝贡多达27次。 如“贞观九年五月，朝贡使至。天宝十二年，又遣使朝贡。”[6]
首先，与古丝绸之路相比，“一带一路”倡议在空间范围上超越了丝绸之路的地理范围。古代丝绸之路可分为陆路和海上两条线。而“一带一路”辐射区东与亚太经济圈相连，西接欧洲经济圈和北美经济圈，沿线地区覆盖超过60多个国家，以东西向发展为主线，兼顾南北向交流，涉及的区域空间相较古丝绸之路更为深广。
其次，在交流内容和合作方式上，“一带一路”倡议更为丰富多元。古丝绸之路以经济贸易为主要交流方式，连带文化往来，中国与国外进行以丝绸、瓷器等为主要交换内容的经济贸易在客观上促进了东西方宗教、文化、科技的交往。相较而言，“一带一路”倡议，以政治层面的政策沟通为重要保证，以设施联通作为优先发展领域，以贸易畅通为重要交流内容，以资金融通为重要合作支撑，以民心相通为主要社会根基，兼顾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交流，统筹基础设施、安全环境、政治和解等多方面合作，涉及资源、地缘、市场、产能等多维度内容，涵盖内容不断拓展，合作方式日益多元，是现今世界合作发展的典范。
在齿圈淬火处理时根据供应形式的不同，可以通过淬火机床程序设定相应工艺参数完成自回火处理，还可以利用淬火余热实现齿圈与飞轮件的热装，减少整机厂齿圈热装工序二次加热带来的能源浪费，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同时减小齿圈二次（重复）加热导致硬度降低退火的风险。
最后，在实际运行中，“一带一路”倡议在国家层次的政治指导和支撑下，全面铺开速度更快，在促进经济、文化、政治交往上更具有实效性。“一带一路”倡议经过2013年酝酿设计2014年顶层推进到2015年全面铺开，[18]已经形成基本的实施框架和构建原则。2015年《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颁布，标志着“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具有理论基础的指导性文件，到2016年《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的制定和 2018 年7 月《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合作共建“一带一路”行动宣言》的颁布，展现了在顶层设计推动下中国与西亚国家的经济紧密联系性逐渐增强。
借用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融入新时期的时代特征，“一带一路”倡议将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通过地区贸易和经济投资，促进沿线地区的经济共同繁荣，维护动荡地区的和平稳定，实现各地区各国家之间的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打造互利共赢的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
二是社会组织人才专业化与实践关联很紧密，需要基于大量的实践调研，掌握丰富、全面的第一手资料和基础数据，才能对社会组织人才及其专业化现状以及实现专业化的各种政策、路径等方面内容有较深刻的认识和把握，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还需要加强社会组织人才专业化的实证研究。
记则W(0,T)是一个Hilbert空间，具有范数[9]‖w‖W=‖w‖L2(0,T;H1(Ω))+‖wt‖L2(0,T;H1(Ω)).
(二)新时期中阿关系的新发展
连绵一千多年的丝绸之路与“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历史逻辑上的传承性与创新性。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指导下，中阿关系在新时期得到长足发展。中国与阿富汗的文明交往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内容不断深化拓展，兼顾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交流；方式逐渐多元，统筹基础设施、安全环境、政治和解多方面合作；覆盖面渐趋扩大，涉及资源、地缘、市场、产能多维度内容。
我看到萍萍连连点着头，林孟对我的话和萍萍的点头似乎一点兴趣都没有，他用手指着我说：“你们谁都别想抵赖，我一进门就觉得萍萍的脸色不对，我一进门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在经济领域“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16]。中阿双方在经济贸易、经济重建和经济援助上的交流更加密切，两国经贸合作发展迅速，贸易保持快速增长，投资规模逐渐扩大，投资领域不断多元。根据阿富汗中央统计局出版的2008/2009—2015/2016年度阿富汗统计年鉴(Afghanistan Statistical Year book)数据显示，中阿双边贸易在阿对外贸易中占比波动较大，但总体趋势为逐渐上升，2015/2016年度，中阿贸易占阿外贸总额的12.7%，阿富汗自中国进口额占其总进口额的13.5%，中国成为阿富汗第三大进口国。从双边贸易内容来看，中国出口阿富汗的商品主要为食品、机械设备、建筑材料、纺织服装等，中国从阿富汗进口的主要以原材料性质的商品为主，包括甘草、紫羔羊毛、地毯、棉花等。
中国对阿富汗的经济援助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不干涉他国内政，注重援助的时效性，同时注重提高受援国的自主发展能力。2014年5月，阿富汗北部巴达赫尚省爆发山洪并引发严重的山体滑坡，中国政府向阿无偿提供1000万元人民币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资金；中国红十字会也向阿红新月会提供援助。[19]2014年王毅外长访阿，中方阐述了中国对阿政策目标，中国希望看到一个团结、稳定、发展、友善的阿富汗，愿为帮助阿富汗实现顺利过渡、推进和解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在阿富汗重建过程中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调动国家、企业和个人参与阿富汗援建工作。中石油预计在阿富汗建立一座冶炼厂，这是阿富汗的第一座冶炼厂。该项目在未来25年内将为阿富汗创收70亿美元[20]，预示着阿富汗将摆脱完全依赖国外油气资源的局面。
中阿两国在政治、经济上的频繁交往带动了新时期两国之间的文化交往，让文化成为沟通两国的情感纽带，加强两国异质文化之间的了解度。目前中阿之间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为教育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包括“学生交流、短期人力资源培训、教育基础设施援助和校际交流和合作”[21]。2016年5月，阿富汗首次举办“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与此同时，阿富汗的官方语言普什图语和达里语教学也在中国展开。2012年，北京外国语大学成功申报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普什图语本科专业。诸如此类的中阿教育合作与交流扩展并丰富了中阿文化交流的内容。
三 、古代中阿文明交往对 “一带一路 ”建设的启示
阿富汗毗邻中亚、南亚、东亚地区多个国家，北与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接壤，东与中国相邻，东南与巴基斯坦交界，西与伊朗毗邻。作为一个完全的内陆国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国内局势不太稳定，其发展态势对于邻国影响很大，阿富汗对中国在相邻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有一定的影响。鉴于此，为更好地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在阿富汗落地生根，中国应以适当的方式展开与阿富汗的友好交往。
第一，以建立安全合作机制，维护沿线国家的稳定为前提基础。纵观贵霜王朝与汉代、吐火罗与唐代、伊儿汗国与元代、帖木儿帝国与明朝四个文明交往阶段。文明交往能够和平、稳定与繁荣，源于中国对于丝绸之路的合理管控，与沿线国家共同合作保证丝绸之路的长久运行，最大化地促进沿线地区和国家的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现今，中国在阿富汗推行“一带一路”倡议，应“进行科学合理的风险评估，趋利避害，为国家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22]，与阿富汗共同建立安全合作机制以保证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畅通与稳定。迄今为止，阿富汗的安全形势仍不容太乐观，中国应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致力于和平地解决阿富汗内外冲突，积极改良与挖除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滋生蔓延的土壤，进而推进中国与阿富汗在新时代的文明交往。
第二，以政治平等独立，经济互利共赢为指导理念。中国与阿富汗之间的文明交往是两国作为独立的政治实体进行的，平等的政治基础使两国在经济、文化领域的文明交往更为顺畅，同时两国物产的互补性也为文明交往注入新动力。中国在阿富汗推行“一带一路”倡议，应尊重阿富汗民族国家的独立主权，不干涉阿富汗内政，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时为保证“一带一路”倡议的长久运行，要寻找两国的经济互利点，实现优势互补，而阿富汗与中国正好能够实现经济结构的互补性。阿富汗矿物资源丰富，目前储量较大的矿产包括煤、铁、天然气、铜、铅、锌及云母、青金石、绿玉等。美国国防部2010年测算，“阿富汗矿产资源总价值9080亿美元”[23]，但由于技术落后、资金不足导致勘探工作进展缓慢。基于此，中国可以“一带一路”倡议为纽带推动阿富汗地区的矿产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
第三，以文化交流为纽带推动民间交流。“‘一带一路’倡议不仅需要在政策、设施、贸易、金融和民心五通的协同推进，而且需要文化传播与交流合作的先行。”[24]中国与阿富汗在文化上具有共源性，历史上都曾有景教、佛教的驻足发展，唐朝玄奘西行对阿富汗盛行佛教也曾进行过生动描写；近代中国与阿富汗都面临内忧外患，受到西方国家的侵略，中阿双方相似的悲惨境遇使两国更能彼此理解、休戚与共，也为“一带一路”倡议在阿富汗的落地找到历史根源。现阶段“一带一路”倡议的展开主要围绕经济投资与互助领域，对于两国文化思想领域关注度较弱，特别是受制于阿富汗安全形势，民间交往相对较少。中国在未来应积极拓宽民间往来渠道，促进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过程中传播“中和泰和、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的理念，加快文化传播和交流合作平台的建设，合理利用互联网的联通功效丰富文化交流的内涵和形式，通过教育、科技、旅游、文艺演出、公益慈善和影视交流等方式弘扬中国丝路文明，使阿富汗人民更深入了解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进而更好地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在沿线国家的实施。
“一带一路”倡议在回溯历史中寻求借鉴，可以说，“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这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25]中国与阿富汗的文明交往，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影响深远，古代中国与阿富汗在丝绸之路的文明交往为当代中国在阿富汗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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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甜甜(1993-)，女，内蒙古呼伦贝尔人，硕士研究生。姚大学(1956-)，男，吉林扶余人，世界史研究所所长，教授，从事世界近现代史、中东史的教学与研究。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阿富汗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国家发展研究”(13BSS013)；内蒙古民族大学研究生科研课题“ ‘一带一路’视域下的中国与阿富汗的文明交往”(NMDSS1713)。
中图分类号 ：K20，K37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0063(2019)02-0088-07
收稿日期： 2018-10-12
DOI 10.13356/j.cnki.jdnu.2095-0063.2019.02.013
[责任编辑 ：焦玉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