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与机遇：再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创造性论文,经济学论文,机遇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多年以前，笔者曾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造性转化的命题。近年来，又结合演化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进行了初步的比较，提出未来的中国经济学也许是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某种创造性综合。① 2008年九月以来，经济危机逐步在全球蔓延。这场危机已被看作是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最为深重的一次危机。国内一些学者基于这一现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前途和复兴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回归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既有理论是否足以回答来自现实的问题？危机可能为现有的几种经济学范式带来些什么变化？新古典经济学能否继续维持其在近30年来不断强化的在经济学中一支独大的地位？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2008年全球危机爆发后，笔者曾收到演化经济学家霍奇逊（G.M.Hodgson）的一份群发邮件，其中再度尖锐批评了新古典经济学，并问及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西方经济学能否就此摆脱对数学形式主义的依赖，转而变得更具有现实相关性，更善于应对来自现实世界的问题。他参与建立了一个基金会（FEED），力图为经济学的变革提供尽可能的支持。② 今年2月，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撰文公开抨击新自由主义是造成此次危机的元凶，提出“要将国家的重要性以及社会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说发展为一个面向未来的、全面的理论框架”。③ 可以说，在这场危机之后，理论经济学的版图上可能发生哪些变化，已经成为各国学者甚至政治家普遍关切的问题。借着这个大的背景，本文拟就一些先前自己曾予论及的观点再做一点申论，并求教于大家。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这个命题的提出，从根本上说，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在全球的普及。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除非在自身的范式内进行一些大的“手术”，否则不足以解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性以及相关联的一些重大问题。近几年来，笔者通过参加国内政治经济学界的学术活动，结识了不少新马克思主义派经济学家（笔者也把自己看作他们之中的一员）。这些“新马派”在根本立场上是一致的，一方面拒斥历史已经终结的谬论，另一方面也坚信发展某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在后一点上“新马派”不同于所谓的“新左派”）。这篇文章打算探讨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实现创造性转化需要解决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在理论上解释市场经济实现协调的可能性。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所关注的首要问题，就是由无数人分散决策所带来的经济活动，能否产生某种秩序。斯密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结论（即他的“看不见的手”这一假设）被新古典经济学所继承，但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乃至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所批判。现代演化经济学站在一个新的高度研究了这个问题，例如，著名的演化经济学家弗里曼和卢桑对协调概念做了如下透彻的解释：“协调概念解释了为什么存在着非均衡过程，以及非均衡过程为什么会受到约束；……为什么结构性的不稳定性持续地存在着，但又不会驱使整个系统朝向爆炸性毁灭。”另一方面：“存在着协调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就存在着和谐或均衡，不管均衡在意识形态的意义上指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特征，或者在其精确意义上指的是市场体系所具有的持久的动态稳定性特征。”两位作者还写道：“马克思已经预见到‘资本主义作为整体’的协调过程的重要性，并把协调解释为各种基本趋势和反趋势——也就是冲突——的结果。”④
作为资本主义的病理学家，马克思强调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以及由这些矛盾必然会产生危机。但是，处于经济思想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并没有从周期性危机出发，直接得出资本主义经济崩溃的结论。相反，他提出了危机必然发生、又必然渡过的假设。我们强调这个观点是理论假设，因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比如卢卡奇，曾修正了这个假设，他提出，如果工人阶级在危机中不再愿意作为客体顺应经济规律支配的话，就有可能起而终结资本主义制度。不过，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的假设似乎仍不失其适用性。准此而论，危机事实上承担了一种特殊的协调功能，即使得整个经济中已遭破坏的内在联系强制性地得到恢复。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经济的波动就归结为两种力量的周期性的此消彼长，用马克思的话说：“不同生产领域的这种保持平衡的经常趋势，只不过是对这种平衡经常遭到破坏的一种反作用。”⑤
对马克思思想的这种解读，和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评价之间是有差别的。在《反杜林论》里，恩格斯曾经提出：“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按照恩格斯的观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事实上不可能达成任何秩序，只能导致“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带来混乱和危机。这个观点日后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不断被强化。到了第二国际某些理论家和斯大林那里，问题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将以何种方式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或总危机。迄今为止，在大学里通行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仍未能完全摆脱这种理论的影响。
根据现有的几种经济理论范式，市场经济中无数行为者的分散决策分别带来了三种结果。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来，其结果是危机和崩溃；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结果则是趋向于静态均衡；演化经济学可谓居于前两者之间，采取了折衷的态度。由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彻底否定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协调的可能性，就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大行其道开了方便之门。相对于前两种截然对立的范式，演化经济学所主张的协调论，或许是更为可行的理论出路。
在演化经济学家眼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成了推动技术创新的名副其实的发动机。回想一下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的论断：资本主义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比以往一切时代创造的总和还要多。类似的赞誉也适用于发展至今的发达资本主义经济。技术创新及其引致的投资，是帮助资本积累克服其内在矛盾，推动经济增长和结构性变迁的重要力量。数年前，笔者曾经专门就产品创新与资本积累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强调一旦把产品创新引入马克思主义资本积累理论，会得出一些新的结论。我们这样写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有在一个不断扩容的分工体系中才能繁盛起来。产品创新及新兴产业部门的建立，在质上扩大了劳动的社会分工体系，使得‘劳动（从而剩余劳动）的质的差别的范围不断扩大，越来越多样化，本身越来越分化’，由此扩大了既有的交换价值体系，为资本创造了对等价值的新的源泉。卢森堡在强调资本积累的地域空间的重要性的时候，忽略了分工和交换价值体系的内生性扩张。资本可以通过这种内生空间的创造，周期性地克服它在运动中、在时间中遇到的界限。”⑥
对创新的重视把我们引向第二个问题，即如何系统地阐明市场经济与创新在制度上的联系。国内学者在过去30年间对市场经济体制优越性的论述，往往集中在以下两个维度，一个是信息的维度，另一个是激励的维度。市场经济相对于计划经济据说能更好地解决协调所需的信息问题（这是哈耶克的著名观点，也为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所接纳）；其次，市场经济相对于计划经济，据说能更好地解决激励问题（这是新制度经济学喜欢研究的问题）。演化经济学家则研究了第三个维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在长期创新绩效上优于其他类型的制度，其背后的原因何在？
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虽然不能说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在其晚年却对资本主义的未来深感悲观。他认为，资本主义大公司的出现，集中了创新所需的各种资源，并把创新变成了公司内的例行事物，使创新可以通过企业内的计划来安排。重要的是，他曾据此进一步推断：资本主义大公司的这个成就，为中央计划机关代替资本主义大公司对创新进行规划奠定了基础。显然，要想全面地论证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需要对熊彼特的上述观点提出一个有力的反驳。现代演化经济学家罗森伯格和纳尔逊等人指出：资本主义大公司内的创新并没有完全降低为例行的事物；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创新在其本质上是不能由一个中央计划机关通过命令来规划的；以分散决策为特征的市场经济，其作用正在于为各种思想的经济实验提供了制度条件。⑦ 演化经济学关于国家创新体系的比较分析（譬如对前苏联和日本的国家创新体系所做的对比研究）也证实了这种理论观点。
第三个问题涉及到市场经济制度的多样性。在《资本论》里，马克思并没有提出这个问题，也不可能提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多样性问题。马克思当时的任务是要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运动规律，这些规律是普适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或迟或早都要隶属于这些规律。用《资本论》序言里的话来说，“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这样一来，就从理论上堵塞了探寻不同的发展道路和不同类型的市场经济制度的可能性。
美国学者拉佐尼克曾从方法论上批评了马克思的上述观点。他写道：“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是以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国度的经验为基础的，所以马克思无法预见和比较十九世纪后期及其后不同国度的资本主义经济崛起的状况，并从中提升出更深刻的理论。即使生产力都一样，当政治和文化背景不同的时候，生产关系也会不同。因此，资本主义企业的成败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域有不同的表现，因为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权力结构，而这又会产生不同的劳动与报酬分配关系。”⑧
在给俄国民粹派的回信中，马克思开始意识到，不能把他根据西欧经验而得出的规律无条件地应用于地球上的其他国度。但毋庸置疑，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统一直注重的是对资本主义历史演变的纵向分析，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多样性的分析则显得异常贫弱。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内部的差别开始变成注意的焦点，人们发现资本主义并不是铁板一块，不同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存在着持久的制度上的差异。用法国作者阿尔贝尔的话说：“苏联的解体使资本主义两种模式之间的对立凸现出来。”“它们互相对峙，形成‘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⑨ 以阿尔贝尔、拉佐尼克、多尔等为代表的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近十数年来发展了对资本主义制度多样性的分析。⑩ 这些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政策含义，因为我们一旦认可这种多样性，就等于宣布，各国完全有理由根据自己独有的历史、文化和政治传统，建设有自身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包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这还意味着，与新自由主义对市场经济的理解不同，任何市场经济事实上都是嵌入于不同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之中的。反之，如果我们否认上述多样性的存在及其意义，就意味着要接受唯一版本的市场经济，譬如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崛起的英美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这一种思维定式，被有的学者称为“制度拜物教”）。而在我们眼前蔓延的这场危机，从实践上粉碎了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神话。
第四个问题，是如何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态主义相结合的问题。随着全球变暖等问题的出现，这已经成为经济学面临的最急迫的理论挑战之一。70年代出现的石油危机，已经促使一些富于批判精神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反思资本积累所面临的生态约束，进而反思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理论前提上的局限。前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大内力就是这样的一位学者，他在观点上隶属于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宇野学派。在上个世纪80年代，大内力就提出，古典经济学当中包含着以下公理，概括地说就是：对于人类的需要和旨在满足这些需要的生产活动而言，自然本身所能提供的潜力是无限的，因而也是无价值的，对于人类来说自然不过是作为劳动对象发生作用的，只要加进劳动就能带来满足人的需要的无限的财富。在他看来，这是古典经济学家无意中采纳的作为公理而存在的假设，而马克思继承和发展了这一假设。
大内力认为，马克思之所以继承和发展了上述公理，可以在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中找到原因。历史唯物主义假设，一个社会的生产力总是不断地发展的；即使生产力的发展会因为落后的生产关系的束缚而暂时受到阻碍，最终仍会突破束缚继续得到发展。在这样的逻辑中，马克思设想由于技术的发展，人类能够而且还将从作为劳动对象的自然中取出越来越多的财富即使用价值，而没有考虑到自然的这一潜力的局限性。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是，自然力是无偿的，无需任何费用就能把它并入生产过程。(11)
美国学者詹姆斯·奥康纳，也是一位重要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家。他在《自然的理由》一书中，对马克思所定义的资本积累的基本矛盾做了进一步拓展，提出了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的概念，也就是在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之外，还存在着资本积累与生产的条件（包括生态条件）生产不足之间的矛盾。(12) 近年来，包括奥康纳的著作在内的一些域外文献的引进，对国内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就国内经济学界而言，从许涤新开始，就曾对生态经济问题展开了研究。近年来，该领域又吸引了一些新的研究者，研究主题也得到扩展和深化。譬如，张忠任等人最近探讨了生态资源价值论等基础性问题。(13) 不过，由于进一步的研究很可能牵涉到对劳动价值论的发展和修正，今后的研究会更困难、更有挑战性。
就像巴尔扎克所说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刹那间照亮了都市各个角落的污秽和丑恶，我们眼前的这场危机也为更深入地理解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及其嬗变洞开了一扇窗口。在新自由主义肆虐了数十年后，又一个大时代似乎就要开始了。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政治经济学家可谓是幸运的。危机的出现使许多人重新发现了马克思（以及凯恩斯、明斯基等）的理论价值。的确，在解释危机这样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传统上的理论优势。近10年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积累了不少文献，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在其内在矛盾的驱使下必将步入严重的经济危机。现实的发展验证了他们的论断。(14)
不过，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仅仅停留于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病理学分析上，还必须面对其他由时代提出的重要问题。需要明确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这次所遭受的惨败并不完全等同于市场经济本身的失败。和苏东巨变刚刚发生时的情形相似，我们仍然面临着发展一种新的理论以论证市场经济的历史合法性（包括其局限性）的任务。单纯依靠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似不足以完成这个任务，这也是笔者深信，未来的中国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某种融合的原因。就此次危机而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在自己擅长的资本主义病理学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资本主义借助于制度变革而自我扬弃的可能路径，或者说得更直白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学会为摆脱危机开出自己的“药方”，而不是像从前那样，只会扮演革命的助产士。如果能做到这一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将能与其他理论经济学在政策和社会影响力上一争短长。
从互联网上，我们最近读到了诺贝尔奖得主克鲁格曼致总统奥巴马的一封信，其中呼吁进行一系列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以帮助摆脱危机。在此前的著作里，克鲁格曼曾把美国经济中的一些问题（如80年代以来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看作制度和规范变化的结果，而这些制度与规范变化的原因又根源于政治权力的变化。(15) 在这些地方，我们看到了一个具有变革姿态的“主流经济学家”，在痛定思痛之后是如何偏离新古典方法而回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传统的。遗憾的是，这种回归远非彻底，因为他并没有结合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的变化来分析政治权力的平衡被打破的原因。而且，略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距今十余年前，克氏还曾撰文坚决地从理论上否认资本主义面临普遍的生产过剩危机的可能性。他所举示的理由——生产能力的增长会带来收入的增长，收入的增长会带来消费的增长——在我们看来无非是重弹萨伊定理的老调。(16) 十余年后，他的观点戏剧般地发生了变化，他强调，由于贫富差距的拉大，普通美国工人并没能收获生产率增长的果实；严重的经济不平等使美国社会前进的步履蹒跚。这些观点上的变化表明，即便在一位诺奖得主的眼中，市场经济也不是一个宛如不变的结晶体那样的僵死概念。相反，正如美国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所总结的，资本主义在下述主要的关系上，分阶段地经历了重大的变革。这些主要的关系是：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资本与资本的关系；劳动与劳动的关系；以及政府与经济的关系。在这场危机发生后，美国资本主义的积累的社会结构将向哪个方向演变还是不确定的。但可确定的是，变革或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扬弃”注定将会发生。在这种情势下，如果身处大洋此岸的某些中国学者，今天还要自欺欺人地制造对市场经济概念的某种物神崇拜，就显得有点太不合时宜了。小平同志在改革之初说，我们搞了30年社会主义，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依然知之无多；30年后的今天，在这场全球危机产生后，对于什么是现代市场经济，包括诺奖得主在内的所有人——除了那些冥顽不灵的新古典主义者——大概都得来一番重新思考。
回顾近四、五年来的发展，国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可以说呈现出了越来越多样化、越来越现代化的特点。有作者尝试概括了国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近年来涌现的八大类型或流派，包括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海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文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后凯恩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甚至新古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笔者也被划归演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类型。这些不同类型和流派的出现，是国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初步繁荣的标志，它们就如报春的花讯，预示着中国经济学的更加生动的前景。
注释：
①参见孟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孟捷：《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动态》2006年第1期。
②参见http://www.geoffrey-hodgson.info/p1.htm.
③陆克文：《全球金融危机》，澳大利亚《月刊》杂志2月4日，《参考消息》2009年2月10日转载。
④C.Freeman & F.Lou(2001),As Time Goes By-From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Information Revolu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120-121.中文本为弗里曼、卢桑：《光阴似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2、123～124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4页。
⑥孟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3页。关于产品创新与资本积累问题的争论，参见高峰：《产品创新与资本积累》，《当代经济研究》2004年第5期。
⑦罗森伯格：《探寻黑箱》，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5章；纳尔森：《经济增长的源泉》，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112～113页。
⑧拉佐尼克：《车间的竞争优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5页。
⑨阿尔贝尔：《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第5页。
⑩可参见Dore,Lazonick & O' Sullivan(1999),“Varieties of capital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15(4)；多尔：《股票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11)大内力：《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结构的破产》，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6年，第101、110～111等页。
(12)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3)张忠任：《关于环境的价值与资源价格决定问题的理论探索》；马艳：《自然资源虚拟价值的现代释义》，均见《海派经济学》第22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
(14)譬如，可参见J.Crotty(2000),“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of the global neoliberal regime”,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32(3); P.A.O'hara(2003),“Deep recession and financial instability or a new long wave of economic growth for U.S.capitalism? A regulation school approach”,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35(1); D.M.Kotz(2008),“Contradictions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neo-liberal era:Accumulation and crisis in the contemporary U.S.economy,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40(2).
(15)克鲁格曼：《美国怎么了？—— 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
(16)P.Krugman(1997),“Is capitalism too productive?”,Foreign Affairs,Sep/Oct.
(17)薛宇峰：《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流派》，《经济纵横》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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