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复杂性思想研究——兼论中国复杂性研究的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复杂性论文,中国论文,特色论文,思想论文,钱学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N941 文献标识码：A
复杂性科学或复杂性研究是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群新学科，或者说是一场新的思维方式变革运动。我国在复杂性研究上基本保持了与国际同步的水平，在某些方面还保持了领先，这与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贡献密不可分。钱学森的复杂性思想是钱学森系统科学思想的重要发展，它给钱学森的晚期学术生涯抹上了浓重的一笔，更加证明了钱老“老冀伏枥，志在千里”的不老廉颇之壮志雄心。他也由此成了中国复杂性研究的领军人物，中国复杂性研究的共同体也被称为中国学派或钱学森学派。因此，钱学森的复杂性思想是构成完整的钱学森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探索复杂性的缘起与历程
当时年近八十的钱学森为什么会青春焕发，介入世界最前沿并被人称是继相对论、量子力学之后的又一次科学革命的洪流中呢？这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来探索其缘起。
1978年，钱学森与许国志等人在《文汇报》发表了著名文章：《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1]吹响了中国系统研究的号角。其后的20余年，他一直是中国系统科学研究的统帅。系统工程提出之后，他自觉地将系统思想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其中也包括科学技术系统分析和系统学科建设本身。就科学技术系统而言，他从自己的科研实践和成长经历出发，回顾科学技术的发展历程，提出了自然科学具有工程技术、技术科学、基础科学三个层次，往上还有自然辩证法通往最高层次的辩证唯物主义。[1]从纵向的学科来说，科学技术从原来的自然科学技术一个门类逐渐发展出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地理科学、军事科学、行为科学、建筑科学、文学艺术等十一个大的科学门类，他还把自然科学的三层次、一桥梁的层次观推广到其它十个科学门类，从而形成一个矩阵式的完整的人类知识体系结构图。[2]这张图就像是人类全部知识的门捷列夫化学元素表一样，既总结了以往的一切知识，又可以预测各门学科的发展走向。
钱学森认为，系统科学是一门正在发展的但又生机勃勃的学科。通过对系统工程的理论总结，他认识到作为系统工程理论指导的运筹学、控制论、信息论等都是技术科学，理论层次还不够高，因此在它们之上肯定还有更深刻的理论问题没有被揭示出来。另一方面，从他的科学技术体系图来看，作为一个学科大类的系统科学，它的工程技术和技术科学层次已经相对完善起来了，但其最关键的基础科学层次还是空白，最多只是刚刚开始，虽已有了一些初步的探索，但还不成体系。他把系统科学的基础科学命名为系统学。正是在建立系统学的过程中，钱学森踏入了探索复杂性的征程。这也就是说，钱学森并不是对国外复杂性探索运动的盲目跟进，而是缘起于他完善系统科学体系的追求，也是他的系统科学研究工作的必然延伸。
从另一方面来说，复杂性的问题，钱学森在早期的科研实践中就已碰到过。还是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求学和工作期间，他就实际上已经在科研实践中涉及过复杂性的问题。例如，在航空飞行器的薄壳稳定性、可压缩空气动力学以及探空火箭的飞行控制等，都必然会遇到非线性和湍流的问题，这些正是当代复杂性的问题源泉。只是当时的条件下，科学还没有办法解决这样复杂的问题，大家只好回避。在五十年代初写作《工程控制论》一书时，他也涉及过复杂性的问题。例如，在18章中讲到，用不太可靠的元器件可以组成可靠系统的理论，其实就是一个复杂性的问题。所以，晚年的钱学森仍毅然涉足当代最前沿的复杂性理论，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一方面尝试解决早年曾遇到的问题，一方面也顺应了科学的最新发展潮流。
在钱学森致力于建立系统学的同时，国外的复杂性研究正在逐步形成，并开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的一大热门话题。钱学森迅速捕捉到这个有重大意义的新动向，在国内率先发起了复杂性研究，走出了一条颇具中国特色的复杂性研究之路。以普利高津为代表的欧洲学派和以圣菲研究所为代表的美国圣菲学派沿着各自的道路走向复杂性研究之时，钱学森通过系统科学及其应用的研究，特别是关于建立系统学的探索，也逐步走向了复杂性的研究。始终把复杂性作为一种系统属性来对待是他有别于国外复杂性科学家的显著特点之一。随着他的系统概念的三次飞跃，[2]钱学森的复杂性思想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心路演进历程。
自发臆胧期：1978年以前，系统思维和复杂性思想都处于萌芽阶段。还在美国之时，钱学森在科研和工作中，就已经不自觉地运用系统思维，已成为系统科学的分支学科——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并实际遇到过湍流等复杂性的问题。回国后在两弹一星等组织管理实践中，有意识地使用系统工程的某些方法，也经常遇到复杂性的问题。
系统思维期：1978年至1988年，系统思想逐渐成熟，并提出了完整的系统科学框架。《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是这一阶段的宣言书。从该文之后，钱学森一面总结以前科研、工作实践中的经验，一面接触西方系统科学的最新成果，对系统工程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并率先提出了完整的系统科学的体系结构。这一时期，钱学森迅速成为国际系统科学界颇有见地的科学家。他不但对系统科学的理论有独特的贡献，而且能把这些思想娴熟地用于实践之中，例如构建了一个无所不包的矩阵式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可以说此时的钱学森，时时处处都谈到、用到系统思维和方法，但其复杂性思想还没有明确，还是用系统思维来代替复杂性研究。
复杂性思维期：1989年之后，复杂性思想逐渐明朗，并提出了复杂性研究的独特的方法论。可以说，《一个科学新领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一文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3]是钱学森向复杂性进军的宣言书。从此文开始，他的复杂性思想迅速成熟，并将复杂性与系统科学结合起来，逐渐形成复杂性研究的中国学派，并成为领军人物。
2 中国复杂性科学的研究纲领
一门学科要取得进展，很重要的是有没有一个明确的研究纲领。钱学森于1988年正式进入复杂性研究以来，其后的工作重点就在提出并完善复杂性科学的研究纲领。他对复杂性的定义、性质，复杂性研究的对象、径路、方法、应用等作出了全面的论述，成为中国复杂性科学一个完善的研究纲领。这个纲领指导了我国复杂性科学研究者走过了至今的十余年，并且必将继续指导我国复杂性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2.1 系统的全面分类
对系统的全面、细致的分类是钱学森探索复杂性的前提。通过数十年的探索，钱学森及其共同体人员逐渐地认识到，系统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概念，必须作出全面的分类，才能为系统科学各学科分支特别是复杂性研究找对自己的研究对象。
钱学森对系统再分类的依据是子系统的数量以及它们的关联关系的复杂程度。他的分类结果如下：[3]
钱学森认为，所谓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是指子系统众多并有层次结构，子系统之间关联复杂，并且与环境连通的系统。这是钱学森探索复杂性的中心概念。所谓特殊的复杂巨系统是指以人为主体构成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3]
2.2 复杂性的界定、性质和研究对象
国外学者给复杂性下的定义有几十种之多，[4]各自反映了复杂性的某些特征，其中有些很难说是真正的复杂性。钱学森以系统再分类为基础，提出了他对复杂性的界定。他认为复杂性可概括为：“(1)系统的子系统间可以有各种方式的通讯；(2)子系统的种类多，各有其定性模型；(3)各于系统中的知识表达不同，以各种方式获取知识；(4)系统中子系统的结构随着系统的演变会有变化，所以系统的结构是不断改变的。”[3]
在复杂性问题上，国外学者往往从抽象的定义出发，所以造成争论不休，因而从复杂性走向了“困惑”。钱学森却从实际出发，从方法论角度来区分复杂性和简单性的问题。如果仅从概念出发，不仅难于统一认识，甚至会抓不住事物的本质，反而把复杂性简单化，或把简单性复杂化了。钱学森的聪明之处在于，他绕开抽象的概念，从方法论上来认识复杂性。他在20世纪80年代就指出：“凡现在不能用还原论方法处理的，或不宜用还原论方法处理的问题，而要用或宜用新的科学方法处理的问题，都是复杂性问题”。
国外学者把复杂性说得很玄乎，性质难于确定。钱学森却一语道破天机，他说，“所谓复杂性实际上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动力学”，[3]“复杂性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特征”。[3]因为对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不能用还原论的方法，还原论方法只能在简单巨系统有效。复杂性来源子系统种类多，而且子系统的行为又依子系统形成的环境来定，高度的非线性关系。因此复杂性的研究对象就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钱学森是最早将复杂性研究纳入系统科学，并明确地给它在系统科学找定位置的学者。
2.3 复杂性的组织形式和研究路径
鉴于复杂性问题的复杂性，传统的苦思冥想的研究方式就难于对付。因此中西学者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集体研讨的形式。例如美国出现了圣菲研究所，中国则出现了系统学讨论班。
这个讨论班的学者来自各个学科背景，有老中青，多学科交叉，自由地研讨。这个班从1986年1月开始，到1992年，钱学森一直参与其中，并经常怍富有启发性的总结发言，直接指导着中国复杂性研究。1992年之后，由于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他没有再参加讨论班，但又成立了于景元、戴汝为等六人参加的小讨论班。这个讨论班发扬民主精神，广邀各路专家做报告，广泛地进行讨论，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中国学者的研究径路是从宏观到微观，西方则是从微观到宏观。中国的系统学讨论班是由钱学森根据科学技术体系的框架，从系统科学的整个体系结构出发，先确定复杂性的宏观研究方向，然后由讨论班的其他成员来进行完善，进行微观机制和应用的研究。而圣菲研究所他们却基本上各自为政，先在微观机制上各个击破。
2.4 复杂性的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
钱学森认为，因为复杂性的研究对象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其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用传统的还原论方法不可能解决问题，因此，复杂性研究的重点，首先应该放在方法论上。也就是说，必须首先进行方法论的革新，超越传统的还原论和整体论，吸收两者的长处。
钱学森高度重视各个领域的实际案例的研究，而且还具有从这些成功研究中提炼新概念、概括新理论的超人智慧。他从自己的工作实践如总体设计部经验，以及航天部710所对人口研究、物价改革方案等案例研究中，找到了研究复杂性的独特方法——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
3 复杂性研究的方法论
复杂性系统由于子系统众多、关系复杂、存在非线性，传统的研究方法难以对付，因此，钱学森认为，必须首先在方法论上进行创新，复杂性研究才能取得进步。
钱学森是一个具有丰富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修养的科学家。面对复杂性问题，他首先想到，这是以前没有遇到，更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很快想到了毛泽东酌《实践论》中所说的16字方针：“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以及关于“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致无穷”的认识论公式。[5]
复杂性研究的方法论——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是钱学森领导的系统学讨论班对复杂性研究所取得的主要成果。80年代初，他针对军事系统研究，提出将科学理论、经验和专家判断力相结合的半理论半经验的方法。此后，从1986年起，在他指导的系统学讨论班上，又开始了新的探索。他在社会系统、地理系统、人体系统、军事系统4个复杂巨系统的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于1989年提炼、概括和抽象出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这就是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Metasynthesis，以下简称综合集成方法）。
在社会、地理、人体、军事等复杂巨系统的研究中，通常是科学理论、经验知识和专家判断力（专家的知识、智慧的创造力）相结合，形成和提出经验性假设（判断、猜测、设想、方案等）。在自然科学中，这类经验性假设往往是用严密的逻辑推理和精确的物理、化学、生物实验来证明这些判断、猜想的正确与否。但在复杂巨系统中，这些经验性假设不能完全用这样的科学方法加以证明，否则就不是复杂性问题了。另一方面，通过定量研究进行精确论证，又使我们不能满足于一般的定性描述和思辨方法，尽管这种定性研究也是需要的和重要的。那么出路在哪里呢？现代计算机技术以及基于计算机的知识工程、专家系统、人工智能和信息技术等的进展，为我们开辟了新的途径。这个途径就是人—机结合，实现人机优势互补，直到人机融合。我们可以根据系统的观测资料（统计数据和各种信息资料），建立起包括大量参数的模型（这就要充分利用现代数学工具和各种建模方法），而这些模型也必须建立在对系统的实际理解和经验上，以保证模型的合理性和精确要求，经过计算机仿真、实验和计算，获得定量的结果。同时充分利用知识工程、专家系统等人工智能技术、信息技术，实现以人（专家体系）为主，人—机结合的知识综合集成，这里包括了科学的和经验的知识、定性的和定量的知识、理性的和感性的知识，通过人—机交互，反复对此逐次逼近，实现从感性到理性、从定性到定量的转化，达到定量认识，从而对经验性假设的正确与否作出明确的结论，这样的结论就是现阶段对客观事物认识的科学结论。
当然，一个方面的问题经过这种研究，有了大量的积累，又会再上升到整体的定性描述，达到更高层次的认识，形成又一次认识的飞跃。在这里，人—机结合和融合，实际上是人脑信息加工与计算机信息加工的结合和融合。从思维科学角度看，人脑的逻辑思维是微观的和定量的信息加工方式，而形象思维是宏观的和定性的方式，创造性思维则是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结合。计算机在逻辑思维方面可以给人以很大的帮助，但在形象思维方面，目前计算机还帮不上什么忙。人一机结合始终是以人为主，期望完全靠机器自动求解复杂巨系统问题，是行不通的，这也可能是SFI科学家们困惑的原因所在。
综合集成方法的实质是专家体系、统计数据和信息资料、计算机技术三者有机结合，构成一个以人为主的高度智能化的人机结合系统。它具有综合集成各种知识，实现从定性到定量认识的功能，这是一种系统方法。这个方法的成功应用，就在于发挥这个系统的整体优势、综合优势和智能优势。按照我国传统说法，把一个复杂事物的各个方面综合起来，达到对整体的认识，称之为“集大成”，所以，钱学森把这个方法称之为“大成智慧工程”(Meta-synthetic Engineering)。这个方法具有以下特点：[6]
(1)把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并贯穿全过程，从多方面的定性认识，上升到定量认识。
(2)能把不同层次的知识（科学理论和经验知识）综合集成起来。
(3)能把各个学科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把多种领域的科学知识进行综合集成，取得1+1＞2的效果，而不是1+1=2的“拼盘”。
(4)根据复杂巨系统的层次结构，把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统一起来。
(5)应用这个方法必须有计算机系统的支持，这个计算机系统不仅具有管理信息系统、决策支持系统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具有知识的综合集成功能，这就是要充分利用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
(6)这个方法的应用，需要复杂巨系统的观测和统计数据，从指标体系的建立到基础数据的采集、存储、传输都是必要和基本的信息基础。
(7)这个方法要求专家按群体方式工作，改变了传统科学研究中的个体工作方式。
(8)从思维科学角度看，这个方法体现了辩证思维和社会思维。
通过上述特点，我们从中可以看出，钱学森的这个综合集成方法保持和发扬了自然科学定量研究方法论的长处，又弥补了社会科学研究中定量研究的不足，从而使社会科学从描述科学逐步走向定量科学。
综合集成方法不是否认还原论方法，它还要吸收还原论方法的某些长处。应用这个方法时，也要求系统分解，但这是在系统总体指导下的分解，在分解后研究的基础上，再综合集成到系统整体，实现1+1＞2的飞跃。所以它适用于有多层次问题的研究，这就弥补了还原论的不足。
这个方法也不同于一般系统论的方法。一般系统论的方法强调系统整体当然是正确的，但流于泛泛而谈，一下就上升到哲学高度，而没有分解式的实证分析。而综合集成方法则是按一定的科学方式和程序进行操作，并从整体上解决问题。综合集成方法是吸收了整体论和还原论的优点而形成的方法论，是还原论和整体论的结合。这个方法在哲学上也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实践论的具体化。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这种人机结合方式所构成的人类认识系统，比起单纯靠人或机器都具有更强的整体优势、综合优势和智能优势。因而提高和加强了认识和处理复杂事物的能力。作为方法论，它具有分析和综合的统一，微观和宏观的统一，定性和定量的统一，整体论和还原论的统一，整体论和重点论的统一。
1992年，钱学森又进一步提出“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的思想。他自己认为，这个思想是下列成功经验的汇总和升华，即，(1)几十年来世界学术讨论Seminar的经验；(2)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3)
及作战模拟；(4)情报信息技术；(5)人工智能；(6)灵境(Virtual Reality)技术；(7)人机结合的智能系统；(8)系统学；(9)第五次产业革命的其它技术。[3]。
这个研讨厅按照分布式可以看作由三部分组成：以计算机为核心的现代高新技术的集成与融合所构成的机器体系、专家体系、知识体系，其中专家体系和机器体系是知识体系的载体。这三个体系构成高度智能化的人机结合体系，不仅具有知识与信息采集、存储、调用、分析和综合的功能，更重要的是产生新知识和智慧的功能，既可用来研究理论问题，又可用来解决实际问题。
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具有科学与经验的本质，综合集成方法和研讨厅体系实际上是遵循科学与经验相结合、智慧与知识相结合的途径，去研究和解决开放的复杂巨系统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本身就是个开放的动态体系，也是个不断发展和进化的体系。
4 开放的复杂巨系统
钱学森对复杂性的探索不停留在定义和理论上，而是做实际的案例研究，例如总体设计部、社会系统、信息网络系统、智能系统、地理系统、国防系统等等。我们说过，钱学森根据子系统的数量以及它们关联关系的复杂程度对系统作出了再分类，其中重点探讨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他对复杂性的探索正是从研究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开始的。
从贝塔朗菲起，系统研究就强调系统对环境的开放性。控制论等技术科学把开放性表述为系统的输入、输出和干扰，自组织理论把开放性表述为控制参量对系统的影响和涨落的作用。在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概念中，钱学森等给“开放”一词赋予新的内涵。“开放”不仅意味着系统一般地与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接受环境的输入和扰动、向环境提供输出，而且还具有主动适应和进化的含义。首先是组成系统的个体或子系统，它们通过主动行为而获得信息，通过相互作用而交换信息，具有一定的“预见性”，能够在行动中学习，积累经验，获得知识，主动地、适应地改变自己的行为，不断进步。这就使得子系统之间关系不仅复杂，而且随时间及情况不同有极大的易变性。在个体主动性适应的基础上，形成整个巨系统在环境中的学习和适应性行为，因而系统的动力学特性也具有进化的含义，通过进化以更好地适应环境。[7]。
按照他对系统的分类新标准，钱学森认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广泛存在于现实世界中，其中特别有代表性的复杂巨系统有：人脑系统、人体系统、社会系统、地理环境系统、星系系统等，并认为它们有包含、嵌套的关系。对于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研究，钱学森指出，目前还没有形成从微观到宏观的理论，也没有从子系统的相互作用构筑出来的统计力学，但有了研究这类系统的方法论（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及其研讨厅体系），就可以逐步建立其理论。他还明确指出，要建立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一般理论，必须从一个一个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入手，只有这些研究成果多了，才能从中提炼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一般理论。当年他建立工程控制论就是走的这个路子。他认为，在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中，实践经验和资料积累最丰富的是社会系统和人体系统。社会科学对社会问题的研究，已经有了悠久的历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把社会科学、系统科学、自然科学、数学科学等结合起来，采用综合集成方法进行研究，就会取得新的进展，开辟出新的前景，因此，钱学森重点解剖了社会系统[3]，而以于景元、戴汝为等为代表的钱学森系统学讨论班的成员们则对人—机智能系统、信息工程系统、地理系统、国防系统等他们认为的典型巨系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6]
钱学森根据社会形态的概念，从整体上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的组织管理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的体系结构。社会形态这个概念是马克思首先提出来的。尽管社会系统很复杂，但如果把社会形态和社会系统结构结合起来，“从宏观角度看，这样复杂的社会系统，其形态，即社会形态，最基本的侧面有三个，这就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政治的社会形态和意识的社会形态”[3]。社会形态的这三个侧面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从而构成一个社会的有机整体，形成了社会系统结构。钱学森正是从这里出发，对社会这个巨系统进行了全面的剖析。他基于社会形态对社会系统的研究，还对社会系统工程、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组织管理现代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建议国家设立国家管理的总体设计部。他还由此对产业革命、技术革命和科学革命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3]他在对社会巨系统进行实际研究的同时，也进行了理论概括。
为解决宏观经济决策问题，在马宾等经济学家和航天部710所于景元等的联合研究中，由几百个变量和上千个参数描述的、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系统工程技术的应用研究，取得了成果，初步证明钱学森综合集成方法的可行性。之后，于景元、戴汝为等受中央有关部委的委托，联合进行了宏观经济智能决策支持系统的研究和开发，完成并达到了系统设计要求。实际运行表明，这个系统开发是成功的，受到了有关方面的肯定，已成为综合集成方法应用和探索的成功范例。实践证明，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是客观存在的，综合集成法也是可行的。
5 结语
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中国复杂性研究者走了一条与西方研究者不同的道路。西方研究者（如SFI、普利高津）对复杂性的研究是从下而上的路线，即由简单系统、大系统和简单巨系统等的研究而上升到复杂巨系统的研究，即从微观到宏观；而中国学者则走了自上而下的路线，即首先研究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找到处理这种复杂巨系统的方法论。然后以此为主干，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分支出简单系统、大系统和简单巨系统及其处理方法。也就是从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来研究复杂性，即从宏观到微观。钱学森的这一研究纲领，为复杂性研究构筑了清晰的结构和思路。他的这些探索在理论上是有深远意义的。钱学森之所以能这样高屋建瓴地提出这样一个不同于西方的研究纲领，是因为他既深谙西方科学精神和科学哲学的精髓，又吸收中华民族古代哲学的营养，因此能够把还原论与整体论结合起来，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创造性地提出综合集成方法论。
中西这两种研究路线究竟孰好孰劣，现在很难作出评价。钱学森纲领总体结构明确，学科定位清楚，方法论也很切中要害，因此看起来高屋建瓴，而西方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方法论原则和明确的学科定位。但是，西方的研究者从细处入手，已经取得了许多具体的成果。圣菲学派宣称以复杂适应系统为研究对象，以建立复杂适应系统的一元化理论为目标，这同钱学森学派以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为对象、以建立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学为目标相当接近。圣菲的主要人物都是基础科学层次卓有成就的学者，注重对复杂系统运行演化机制和基本规律的研究，不大关心复杂性研究的当前应用性问题。而我们在宏观的体系结构、方法论和当前应用性问题上略胜一筹，但到目前为止，在学理上和具体理论成果上还没有取得进展，仍然还停留在宏观的把握上。也许更好的办法是把两种研究路线、两种研究纲领结合起来，既从宏观把握，又从微观入手，才能对复杂性有个全面的把握并取得具体的研究成果。
致谢：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著名学者于景元先生、中国人民大学苗东升教授和北京大学赵光武教授的鼓励和支持，特此致谢！
收稿日期：2003-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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