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前后施复亮经济建设思想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建设论文,抗战胜利论文,思想论文,施复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战胜利前后，中国正处于一个大变动的历史时期。中国向何处去？这不仅是一个政治问题，同时也有一个经济前途问题。未来中国经济的道路、体制和发展战略等常常引起学者们激烈的争辩。从1944年起，施复亮先生在《四川经济季刊》、《观察》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阐明了自己对战后中国经济建设问题的基本看法。
一、走第三条经济路线，发展新资本主义
抗战的胜利是中国从百年屈辱到走向新生的历史转折。基于中国处于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施复亮重提近代中国无数仁人志士曾为之奋斗追求的工业化的建国目标。他说，工业化建设是变革中国社会落后的生产方式，推动整个国民经济改造的决定性力量。中国只有抓住抗战胜利这一有利时机，努力建国，完成工业化，才能“真正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解放出来”[1]，才能建立巩固的国防， “保障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生存。”[2]
工业化是一种普遍应用机器和科学的全面的大规模的生产和管理制度，是生产高度发达的体现。施复亮把当时世界先进国家的工业化道路分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模式。他认为前一种以苏联为代表，主要是通过国家计划来完成经济建设的目标；后一种以英美为典型，侧重于通过市场来谋求经济的发展。两条道路、两种方式各不相让，都显示了强大的活力。在中国战后工业化的建设中，他主张兼用英美和苏联经济建设成功的经验。
工业化道路的选择与国情密切相关。所谓国情，从经济学的观点看，主要是指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联系的经济发展状况。施复亮认为当时中国的经济还处于“一种半封建的半殖民地的状态”[3]， 这应该是选择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出发点。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从生产关系角度看，封建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障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但还不是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而且还可以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换句话讲，资本主义在中国还大有发展余地。因此，战后的中国不仅不应当排斥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且“还要大大地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4]。从经济构成看，在当时的中国经济中， 农业和手工业的小生产占绝对优势，资本主义的大机器生产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现代工业的稀少（相对与绝对状况都是如此），决定了中国不仅无法仿效苏联采用全面的计划经济，而且无法“做到由大规模的机器生产去领导小规模的手工生产”[5]。中国至多可以仿效苏联计划经济的某些形式，建 立一定数量的国营企业来干预、调节社会的经济生活。
施复亮认为，战后的中国既不可能走苏联道路，也不应该走英美道路，中国应该“创造第三条路线”，“应该根据本国的现实环境和别国的历史经验来创造一条适合自己的经济建设的正确路线”。他把第三条经济路线的原则表述为“综合英美和苏联双方的宝贵经验，接受一切先进国家的优良办法，采用自由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大部分或全部优点，并使我们的经济建设很顺利地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6]。 他设想战后中国的经济建设可分两步走，第一阶段“多多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优点来发展社会的生产力，加速促进中国经济的工业化”，第二阶段变革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力谋矫正并肃清其种种弊害，以达到人人经济地位平等的社会主义”。他把第一阶段称为新资本主义阶段，第二阶段称为社会主义阶段，在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过渡中，主张“和平地扬弃资本主义”[7]。
新资本主义经济是施复亮理论上的一个创新。他曾对新资本主义作过多次解释。1948年，他最后解释说，新资本主义是战后中国经济发展上的“一个特殊阶段”，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中的“一个特殊类型”。它“生根于中国的特殊的具体的历史基础上，并产生于当前特殊的国际环境中，既不同于过去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完全同于今天东欧各新民主主义国家”[8]。显然， 施复亮的新资本主义经济就是一种在战后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可能产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它是一种改良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主张建立一定数量的国营经济来“矫正资本主义的弊害”，但决不根本废除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它与英美式的资本主义经济“只能有程度上的差别，不能有本质上的差别”[9]。 “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10]是新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要求。
新资本主义概念的提出包含了施复亮对中国经济前途的合理认识。他认为中国民主革命完成之后，“在经济上决不能马上实行社会主义，必然要经过一个中间阶段或过渡时期”[11]，也就是他所说的新资本主义经济阶段。他充分肯定这一阶段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中国实现的价值，指出“这不仅是历史的必然和历史的要求，同时也是历史的进步”[12]。
第三条经济路线主张发展资本主义，主张用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建立工业化国家，这一切无疑是符合战后中国经济发展要求的。历史更证明施复亮主张战后中国先经过一个过渡阶段再逐步行向社会主义的主张是一种远见卓识。
二、建立以自由经济成份占主体的混合经济体制
在战后中国的经济建设中，施复亮主张兼取英美自由经济和苏联计划经济双方的优点，建立一种包含国家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小手工业、小农业等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带着混合性的过渡形态”[13]的新资本主义经济，逐步和平过渡到以有计划生产为特征、以国营经济占主要成份的社会主义。对计划经济和自由经济活动领域的划分及其关系的设计是新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主体。
在新资本主义经济中，计划经济成份只能占很少一部分。从经济构成上看，施复亮认为当时计划经济的活动领域只可能包括“国营企业”，“消费，信用，运销等各种合作社”和“一部分大规模的私营企业”。自由经济的活动范围比计划经济大得多，它除了“整个农业和手工业的小生产”外，从产业结构来考察，还应包括“大部分或全部轻工业”，“一部分重工业，一部分或大部分交通运输业，大部分商业活动，一部分金融业及全部民间金融活动”。自由经济法则是整个中国经济运动的法则，作为补救自由经济缺陷而存在的计划经济在其初期也“要受自由经济的法则支配或影响”[14]。施复亮认为，在这种混合经济体制中，计划经济的职责是双重的：一方面它尽量补救资本主义自由发展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另一方面它与自由经济“站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相互竞争”，以求得自身的存在和活动领域的扩大，最终取得中国经济的领导地位，完成从新资本主义经济到社会主义经济的过渡。自由经济活动领域的任务只有一个，即利用自由经济运动法则发展生产，“引导落后的国民经济走向商品经济以至于资本主义”。他说“自由经济的法则是一种推动自给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推动小生产制转变为大生产制的资本主义的唯一正确的法则”。战后中国“从那大部自给自足和半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走向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是一个历史上的进步运动。这种进步的运动只有依据自由经济的法则才能完成”[15]。
在这种混合经济体制中，除需拟定详细可行的经济计划由计划经济（主要是指国营经济）执行外，施复亮还主张有区别地对待社会经济的非计划部分。他认为小农业、手工业的自给经济和小生产的商品经济根本“无法统制，硬要去统制便只会引起生产减退的恶果”。他主张“采取正确的经济政策（价格政策及其它奖励或限制政策）及财政政策（重税或轻税政策）去指导它们”，使其“能够适应整个经济建设的需要”。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他主张“按照实际的需要加以适当的合理的指导或统制。一方面要随时启发它们自动自发的精神，尽量助其改良技术和组织，以提高生产效率；同时要审慎防止它们操纵垄断（例如高抬价格、故意减产等事），以免妨害社会大众的利益”[16]。
在整体上提出了自己对战后中国新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构想的同时，施复亮还对这种混合经济体制提出了两个原则方面的补充。
1）工业化第一与照顾小生产。施复亮认为， 生产力的发展是衡量一切社会变革进步与否的唯一标准，“废除剥削，必须以增加生产为前提”[17]。针对中国经济落后的状况，他提出了工业化第一的原则。他说：“我们的一切经济建设都应当以促进工业化为中心目标”[18]。他反对不顾生产力发展的实际需要去片面扩大计划经济成份（主要是指国营经济）的作法，指出“发展生产和促进工业化是第一个目的，扩大公营经济领域只是第二目的。只要能够达到第一个目的，即使暂时牺牲第二个目的也不要紧”。针对中国多层次的生产力状况，施复亮还主张在混合经济体制中采取照顾小生产的原则。他说：“小生产总比不生产好”。战后的中国在扩大国营和私营企业的大生产的同时，要考虑到生产力的实际要求，不应当“故意牺牲小生产”。在大生产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以前要“尽量利用并发展小生产，尤其是农业小生产”[19]。工业化第一与照顾小生产的原则反映了施复亮对生产力标准的尊重。
2）经济民主与自由竞争。 施复亮认为：国营经济在官僚作风和非科学的经营方式之下，其效率是决赶不上私营经济的。他主张在国营企业内部实行经济民主，通过民主的监督、管理和决策，“尽可能增加计划的正确性”，促进“全部生产领域的科学化”[20]。施复亮还说“自由竞争是医治官僚主义和官僚作风的良药，亦是促进企业进步的良方”[21]。要有效地防止国营企业的官僚作风，光靠企业内部的经济民主还不够，企业内部的民主制度要真正有效，必须从外部引进竞争机制。他主张混合经济体制中，“取消一切公营企业的特权，与私营企业站在平等的地位，实行公平的竞争，以事实证明自己的优劣”[22]。显然，他已经发现了国营企业的一些缺点，所提出的方法也是积极的。
综合施复亮对战后中国经济体制的设计，不难发现，施复亮的设计贯穿了这样一个基本思想——自由经济与计划经济在战后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是相容的。混合经济体制的提出，反映了施复亮力图通过国家部分投资于工业、建立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来谋求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弊害的思想。它打破了长期以来计划与市场在理论上相互隔绝的状态，为中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提供了新途径。
三、通过和平土改建立大农制
土地问题是中国农村问题的核心。在战后中国的经济建设中，施复亮提出了以土地改革为核心的农业改造方案。
1）和平征购：“由国家发行土地公债来收购全国地主的土地”。 这种公债“以二十年至三十年为期，只付息不还本，即以所收地租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备付公债，其余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地租，即可由国家拿来转化为产业资本或作其他经济建设之用”[23]。对于地主手中的公债券，积极助其转化为产业资本。任何地主“只要愿意从事生产投资或有其它需用，都可以拿土地债券向国家银行抵押以取得资金的融通”[24]。
2 ）建立大农制：国家用公债购得土地后“要尽可能利用国有土地去创造国营农场（由国家雇佣农民来经营的应用机器的大农场）和集体农场（由农民集股合伙经营的应用机器的大农场），并且要以比较优良的条件把国有土地租给资本家（公司或个人）去创建资本家的大农场，再把其余的国有土地租给佃农去耕种，减轻佃农的负担，以收取其田地总收获额的百分之三十五为地租的最高额”[25]。
施复亮的这一农业改造方案反映了他试图以土改为契机，推动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思想。落后的封建大土地占有形式和小农经营的相互结合，是旧中国农业问题的基本症结。在合理解决土地问题的同时提高农业的生产力水平，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课题。施复亮把中国农业的前途确定为“大农经营”和实现“农业的工业化”。他说只有实行大农经营和实现农业的工业化，才能“配合整个国民经济的工业化，使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进到崭新的工业国”。从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前途着想，他反对平分土地。他说：“平分土地虽然可以解决土地不均的问题，但不能解决土地不足和劳动力过剩的问题”[26]。以土地改革为契机建立大农制经济的构想，体现了施复亮的对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积极探索。施氏这一设想成功之后，国家显然成了中国最大的农业托拉斯，国营、集体和资本家的大农场则相应地变成了这一垄断组织的分支机构，从而在另一层面上解决了旧中国农业问题的症结，提高了农业的生产力水平。施复亮说“为着促进农业的进步和提高农业的生产力，扶助资本家的大农业比扶植自耕农要有意义得多”[27]，这一认识也许正是他在探索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中最有见地的主张。
施复亮的这种农业改造方案还反映了他力图以土地改革为中心推动中国工业化的思想。工业化是中国经济建设的主要目标，抗战的胜利为中国实现工业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但要真正开始工业化建设，就必须首先解决旧中国长期存在着的工业化资金缺乏问题（这一问题由于抗战和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的长期摧残，在战后更加突出）。施复亮认为，战后中国主要靠农业“这一份力量来谋工业的建设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建设”[28]。他的和平土改方案正体现了他力图通过农业中土地关系的变更合理解决中国工业化资金来源的思想，即一方面通过发行土地公债从农业中汲取大量的资金，以解决中国工业化所需的相当一部分资金，另一方面以和平的手段把地主阶级的土地资源转化为产业资本，通过资本形态的整体转移而不是分散湮灭，造就一大批新兴的企业，大地主“转变为新式的企业家”[29]。如果仅从生产方式的变换这一角度看，施氏的土改方案将封建剥削引向资本剥削，无疑是巨大的历史进步，它的实施必将大大促进中国的工业化建设。
把土地改革与中国工业化相联系，通过和平土改推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施氏这一方案最积极最富有特色的地方。
与法、俄式的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的作法相比较，和平、改良是施氏土改方案的基本特色，也是长期以来最有争议的地方。对于这一点，笔者认为消极地看，施氏这一方案提出于1944年，其时抗战还没有结束，全面内战更没有爆发，即以抗战胜利后中共最早的变减租减息为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的《五四指示》为标准，施氏这一方案的提出也尚在近二年之前，因此，这一方案不含有阻碍中共土改方针的意图，起码不具有反动性。积极地看，土地改革是两千多年来中国农村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的根本目的在于废除封建的剥削关系，解放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在这场变革中必然要触及到地主阶级个人的经济利益，有些个人甚至要成为旧制度的牺牲品，但这种牺牲品总以越少越好，人为扩大甚至制造，其结果必然加剧社会的矛盾，增加新制度成长的困难。
“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这是中国革命在农村的基本要求。施复亮的土改方案在兼顾地主阶级经济利益的同时，基本上达到了中国革命在农村的这一要求，并把土地改革与中国工业、农业现代化建设相联系，为战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提出了一种有价值的理论探讨。应该承认，如果施复亮的土改方案能在战后施行，也可以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消灭封建制度，解决农村的生产力，推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理论没有被历史选择并不表明理论本身缺乏价值。
四、以不平衡为主体的相对平衡战略
发展战略的选择取决于国情，工业发展战略的选择尤其如此。旧中国的经济就整体而言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体系，落后与不发展是这种体系的基本特征。在这种经济体系中，与工业发展战略的选择密切相关的因素主要有：
工业，尤其是重工业落后：据巫宝三等人1947 年的估算， 战前的1933年，现代工业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33%， 农业和手工业约占90%，其中生产资料产值只占工业总产值的28%，机器制造业在工业总产值中只占2.2%。工业落后，尤其是重工业落后， 没有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这是旧中国经济长期不发展的根本原因。
工业布局不合理：旧中国的工业布局从全国来说，现代工业偏集于东北和关内沿海六省，其它地区的工业则极端落后，而且愈往西北，愈往边疆，工业落后程度愈大。在东北和关内沿海六省，工业比较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内地和边疆有限的工业更主要集中在一些中心城市，而且这些工业点较沿海的工业点来说，在实力上又相距很远。
工业化资金奇缺：据吴景超先生估算，四十年代中国要实现工业化，每年需资金23亿美元，当时国内所能提供的工业化资金以最大程度计算不超过18亿美元，差额每年有5亿美元之巨。 如何集中有限的资金最大程度地推进中国的工业化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重工业落后、工业布局不合理和工业化资金奇缺是长期影响旧中国工业发展的三个基本因素。任何战略设计如果不以此为依据必然是错误的。
在战后中国的经济建设中，施复亮提出了如下的工业发展战略：一、以重工业作为工业建设的重点，“在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来谋求轻工业及一切生产事业的发展”；二、首先重视发展民生所必需的重工业和轻工业，“到了适当的时期（可能在十年以后），再把重点放在国防工业上面”；三、重工业建设应选择若干中心点，这种中心点的位置既要照顾资源条件，但又“不可太迁就资源而致贻异日的大患”。轻工业建设“应尽可能的谋分布的普遍，以求全国工业的平衡发展”；四、重视边疆地区的经济建设。“要以国家的力量尽量开发西南和西北的经济，尤其要加速进行西南和西北的交通建设。”[30]
不难发现，这是一种以不平衡发展为主体的相对平衡战略。
美国的发展经济学家A·赫希曼认为， 发展的目标不应该是在各个方面同时推进，而应当选择和集中力量发展那些在技术上相互依赖的、连锁影响表现得最为强烈的战略部门。在旧中国工业落后、布局不合理、资金奇缺的客观条件下，平衡发展各工业部门显然是不合适的，也是不可能的。作为生产资料的重工业，它是轻工业及一切生产事业的基础，还是国防工业的骨干。在旧中国，它的发展对工业各部门的发展、甚至对国民经济全局的发展具有无可替代的支撑作用。只有优先发展了重工业，才能建设比较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施复亮选择重工业作为战后中国工业发展的突破口无疑是正确的。
重工业的发展离不开各部门的配合。长期的不平衡发展必然会导致经济的不稳定和失常，导致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因此在强调不平衡发展的同时必须重视各经济部门的相对平衡。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经济发展的能动性和连续性。施复亮在主张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同时，重视民生工业的发展、重视各经济区域的平衡等，这一切无疑是一种合理的全局性考虑。
“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31]。施复亮的经济建设思想就一般而言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其核心是要求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工业化国家。这在当时具有无可置疑的进步性。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施复亮这一思想也还不很成熟，包括了许多缺点，但远在四十年代，他就提出了从新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思想，设计出比较符合中国经济发展要求的混合经济体制、工业发展战略等，这一切探索无疑是积极的、有价值的。建国后四十多年经济建设的历史也证明了施复亮的经济思想中包含有许多合理的主张，值得我们借鉴。
注释：
[1][18][21][28]施复亮《中国经济的前途与中国人民的觉悟》， 《四川经济季刊》第一卷二期，1944年3月15日。
[2][3][6][12][14][15][24][27] 施复亮《战后中国经济建设中几个根本问题》，《四川经济季刊》第二卷三期，1945年7月1日。
[4][5][7][16][19][20][22][23][25][29][30] 施复亮《战后中国应取的经济政策》，《四川经济季刊》第一卷四期，1944年9月15日。
[8][13][17]施复亮《废除剥削与增加生产》， 《观察》第四卷四期，1948年3月20日。
[9][11]施复亮《新中国的经济和政治》， 《观察》第四卷二一期，1948年7月24日。
[10]施复亮《再论中间派的政治路线》， 《文汇报》（上海）， 1947年4月13日。
[26]施复亮《评中共土地法大纲》，《时代批评》第九八期，1948年2月15日。
[31]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第二卷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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