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自我中心困境——关于当前认识论研究的一点意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认识论论文,困境论文,自我论文,意见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自80 年代后期开展实践唯物主义和主体性问题的讨论以来，对一些人主张的“实践本体论”、“实践超越论”等提法一直存在着不同的意见。这里发表的王德的文章，借用西方哲学界批评“认识论中心主义”，走出“自我中心困境”的提法，对其提出了批评性意见。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发表此文，以便将讨论引向深入。
如果说古代哲学是以本体论为中心，近代哲学以认识论为中心，那么当代西方哲学则存在一种本体论复兴的趋势。反观近年来我国哲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研究，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存在一种认识论中心主义的思想倾向。在我们看来，这种思想倾向特别突出地表现为唯实践主义。认识论中心主义、唯实践主义本质上都是“主观歧途”的产物，他们运用的都是一种“自我中心困境”的手法。本文想从这个角度对当前认识论研究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研究提出我们的一些看法，就教于哲学界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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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认识论中心主义，乃是一种以认识论为中心， 以认识论来阐释、涵盖进而统摄整个哲学及客观外在的思想倾向。这种认识论中心主义认为，认识论在逻辑上先于其他科学，它是一切其他科学的基础，任何关于实在的理论都由认识论提供（而不是预先假定），认识论是整个哲学的中心，任何哲学问题的解决，首先必须依靠它，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历史认识论，哲学就是认识论。
这种认识论中心主义在目前的哲学研究中表现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它在以下三个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首先，在主客体关系问题上。认识论中心主义者没有看到两者的互相依存、互为前提的辩证统一性，即没有客体就没有主体、没有主体也就没有客体，而是把这种主客体的对象性关系歪曲化、片面化，夸大主体的主动性、自由性、自主性、积极性，进而把客体看成是主体的创造。有些人就认为，主客体问题影响如此之大，它“确可以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并认为当代正面临从意识（思维）和物质（存在）向主体、客体的模式转换。另一些人则假借拒斥传统哲学的“主—客”二极对立的思维模式，在强调认识过程中的“主—客”相关模式不能忘记“主体—主体”模式的介入与作用的同时，进而把“主体—客体”的相关模式本质化为“主体—主体”的创造生成模式。〔1〕
其次，在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关系上。认为认识论在逻辑上是先在的，任何形式的本体论的建构，都可以通过对于认识过程的直接或间接的研究来确定其科学的可能性范围或限度。我们说，一般而言，本体论与认识论二者是互为前提的。一方面，任何一种本体论都必须以一定的认识论为前提，否则，便是独断论；另一方面，任何一种认识论，在其内心深处都自然地蕴含某种形态的本体论的“承诺”。认识论中心主义者并不是看不到二者之间的辩证联系，而是片面地把一方夸大，力主人的知性、理性第一的原则，从而用认识论来取消、代替本体论，各种形式的“拒斥形而上学”大概就是其中的表现。
再次，认识论中心主义的最大表现，最突出地反映在近些年来的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中。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中的认识论中心主义倾向，主要是通过唯实践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即是，片面地夸大实践的地位与作用，对实践本身的性质暧昧不清，最后发展到用实践的精神性的活动来统摄其物质性的活动，结果是使人们很难把它与唯心主义划清界限。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讨论内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一直是问题的核心。先前“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观点”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共识；但后来的讨论的实际进程已经聚焦到“实践的观点是否也作为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首要的基本观点”。由此就产生了唯实践主义的主要代表流派，即日本著名哲学家、日中哲学的比较研究专家山口勇所概括的，在中国出现了“高扬人的主体性的实践唯物主义学派”和“超越唯物论和观念论的实践哲学学派。”〔2 〕我们暂且不管这种归纳是否全面，但其基本的哲学倾向是确实存在的。有人认为社会存在是总体的实践活动本身，社会存在是在实践活动中形成和发展的，人类正是从实践本体的角度来考察自然界及社会事物的规律的。这种观点认为“人类的存在是一种实践中的存在，人类社会的存在也只是实践活动的存在，人类是通过这种实践存在来理解和把握世界的”。〔3〕还有人认为实践作为人类自由创造活动的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心范畴，物质与精神，主体与客体这二对范畴可以从实践这一基本范畴中引申出来，因而，物质世界是为人及人的实践而存在，如果离开了人，物质世界就是抽象的，消极的、没有任何规定性的无，至多只是一种“潜在”。有的论者甚至更为露骨地说：“自然对人、精神的本原关系只有在初始的意义上才具有不可逆转的性质，当着它们产生以后，就处在相互作用中”。“人、精神转过来也可以成为本原，处于优先地位”，因为在属人的世界里，“人是自己生存条件的创造者，为什么还不能看作‘本原’。”〔4〕 这实际上是60年前的葛兰西思想的翻板，即“客观的总是意味着‘人类地客观的’，它能与‘历史地主观的’完全一致，即是说客观的就是‘普遍主观的’。”〔5〕通俗地讲， 按照唯实践主义的逻辑，那就是只有实践才赋予实在以意义，离开实践自然便不存在。唯一的结论就是：存在的意义在于实践对它的发现和赋形。用与大主教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相对应的话来总结，那就是“存在就是被实践”。
在我们看来，唯实践主义的内容和演进的逻辑大致可以概括为：从否认物质本体到主张物质、精神二元论，到实践本体论或实践一元论，再到以人为本。这样这种理论的性质就昭然若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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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认识论中心主义的实质是什么？ 我们认为从哲学史上看，这种认识论中心主义乃是“主观歧途”的产物，即“试图从内部来看人，把人看作是一种和他的背景大不相同的东西，而不是把他看作是那种背景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强调自我的觉醒，自我被说成是向它自身显示出来，自我转向内心世界和自我意识，从此以后，它就成了试金石、出发点和安全基地”。最后的结论是“世界是人的认识的延长”。〔6〕
从方法论上看，这种主观的歧途、认识论中心主义的论证手法都是一个，即断言，任何人都不能离开他与事物的认识关系来认识事物，我们不能用意识以外的对象来比较认识以内的对象，我们不能在认识关系中证明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对象的客观存在。这实际上就是美国新实在论者培里在批驳唯心主义的论证手法时所归纳的“自我中心困境”（Ego—centric Predicament）手法。〔7〕在关系式（E）R[c]（T）中，（E代表自我，T代表事物，R[c]代表关系），唯心主义断定， 可以用R[c]（E）对于T是必然的，每一个T是由它与一个E的关系来定义的，R[c]（E）不能从人们的研究领域中消除，R[c]（E）具有特别存在的性质。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看唯实践主义的路数。唯实践主义有关键性的三步：第一，把实践关系绝对化，用实践关系来涵盖其他的各种关系，即认为人类的存在是一种实践的存在，这种实践的存在离不开人的实践活动，离开人的实践，什么也别说，什么也说不清。第二，用实践来衍生，统摄客观世界，认为“抽象的‘物质存在’，就是对人说来不存在的‘存在’，立足于这种脱离人的实践存在而存在的‘抽象本体’，只是一种‘虚无’。”即由实践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观点跃进到了实践是本体论的首要的基本观点。第三，既然只有人化自然的存在，人化自然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活动的产物，而人的实践又是离不开人的主观意识及认识行为；那么人的主观意想活动、认识活动与实践活动，就很难划清界限。“月亮在没有看见的时候不存在”，这一类的命题都是运用这种方法论进行论证的直接产物。
那么，自我中心困境究竟是什么？培里等新实在论者从二个层面对其实质进行了揭示。其一，从方法论和本体论关系的层面，认为自我中心困境是哲学史上历来唯心主义的一种主要的论证手法，它是一种方法论层次上的“毫无疑问存在的情境”。因为一个人“无论他所说出的任何事物，事实上是作为他的观念、认识或经验的对象而跟他发生关系的”。〔8〕这是由于“我们不可能抽除了认识者而不同时打断了观察，因此就有这种特殊困境”。〔9〕但是培里强调“它只是一个在方法论上的特殊困难”，〔10 〕 而不是事物存在性质上的困难，而且这一方法论的困难也不能为本体论唯心主义“客体有赖于认识者”的论证服务。本体论唯心主义的错误恰恰就在于不恰当地利用了这个方法论上的困境，从方法论的层面跳跃到了本体论的层面。这种跳跃，培里指出它是不合理的，包含了一个逻辑上的“预期理由”（Petito—Principii）的谬误， 而这一谬误又是唯心主义以意识为存在下定义的最重要的或许是唯一的证明。其二，从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关系的角度，指出它是认识论本身的困境，而不是本体论本身的困境，本体论唯心主义（创造性理论、构造性理论、同一性理论）的自我中心困境问题的实质在于把认识关系绝对化，坚持认识论是哲学的核心，是一切自然科学建立的基础，坚持认为“研究认识论的人可以离开一切其他科学而提出关于实在的理论”。〔11〕
我们认为，尽管新实在论本身有其理论的不足之处，但是他们在批判素朴实在论、二元论，尤其是主观唯心论借助自我中心困境的方法来论证其哲学主张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如他们指出唯心主义把认识关系绝对化，忽略了人与客观事物还有其他关系，把认识的对象与对对象的观念混淆；把人的认识的一定程度的主观烙印当成不可摘掉的有色眼镜；只讲关系不讲关系项；忘却了认识的独立性还要由科学知识来证明以及从方法论与本体论、认识论与本体论、科学与哲学等几个不同的层次克服自我中心困境等等。我们正是在对困境问题的分析中，看到了唯实践主义的秘密，看到了认识论中心主义的秘密。所以，华尔特·马文特别指出：“形而上学在它的各项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解答上，并不特别要归功于认识论”，“应该把形而上学完全从认识论中解放出来，因为认识论从洛克时代到我们这时代一直统治形而上学，是一种完全无根据的擅自专权”。〔12〕
需要指出的是，自我中心困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哲学问题，它早就蕴含在哲学史中，并成为哲学史中的一个“症结”，科学主义、存在主义、自然主义、实用主义等都对此问题进行过释解。这也就是为什么科学哲学的代表人物石里克、卡尔纳普等不惜重墨予以痛击的缘由之一，石里克说：“唯我论是无意义的。因为它的出发点‘自我中心困境’是无意义的”。自我中心困境是“一种奇怪的说话方式，一种笨拙的语言”。〔13〕我们今天之所以提出自我中心困境问题，也不仅仅是因为困境的问题有其历史意义，更是因为在现实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研究，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研究中，有不少人正在自觉或不自觉地用这种困境来为他们的论证服务，自觉或不自觉地利用这种方法（尽管他们本人并不承认）来建构他们的哲学体系。因此我们认为，困境问题实际上已经是关切到从物到感觉到思想还是从思想到感觉到物的二条不同的认识论路线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是关切到从客观实际出发还是从主观映象出发的二个不同的思想路线的问题。所以分析、评判和最后走出自我中心困境，乃是我们目前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不能忽视的课题。
（作者注：“自我中心困境”问题研究由北京大学哲学系赵光武教授主持，三位博士及八位博士生共同参加，已进行数年。它的初步成果，从去年3月份起已在《江西社会科学》作了系列报道。 此文是课题组的一个共同见解。）
注释：
〔1〕参见《哲学研究》，1991年第10期第18、19页。
〔2〕参见〔日〕《季刊唯物论研究》1995年第51期。
〔3〕《哲学动态》，1988年第3期第15页。
〔4〕《时代论评》创刊号第6页。
〔5〕葛兰西：《狱中札记》，第一卷第177页。
〔6〕《当代美国哲学论著选择》第一集，商务印书馆，1991 年版第205、218、207页。
〔7〕《自我中心困境》译文见《江西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第36—42页。
〔8〕〔10〕培里：《现代哲学倾向》，商务印书馆，1962 年版第127、128页。
〔9〕〔11〕〔12〕霍尔特等：《新实在论》，商务印书馆，1980 年版，第18、54、55页。
〔13〕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63、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