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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仍然是我国国内自己的生产能力过剩、通货紧缩压力未除的问题。
从1996年10月开始至1999年底，我国月度生产资料批发价格指数与上年同期相比一直是负增长，月度零售商品价格同比指数也从1997 年10月开始一直是负增长，月度居民消费价格同比指数则从1998年3月开始一直是负增长。这种物价不断下降的通货紧缩是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从未有过的现象。伴随着通货紧缩的势头是GDP增长率逐年下降，1998 年只有7.8%，1999年为7.1%。
2000年以来，物价下跌趋势稍稍有所缓解，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1999年上升0.4%。而且，2000年引进外资58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2%。2000年财政收入13380亿元，比1999年增长16.9%， 国有企业也出现了2392亿元的利润，比上年增长140%。 国内经济学界的一部分研究者根据这些情况推断，我国的通货紧缩已经出现拐点，国民经济开始走出通货紧缩困境，因此对我国今年的经济形势持比较乐观的态度，认为我国国民经济有可能进入新的增长高峰期。
上述看法可能过分乐观。我国通货紧缩的成因是生产能力严重过剩，虽然去年物价水平稍稍有些止跌回升的迹象，但是这种止跌回升很大程度来自国际石油价格和由政府控制的国内服务价格的上涨，制造业和农产品的价格还在继续下跌。更重要的是，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缓解，通货紧缩的成因依然存在，所以现在断言我国国民经济已经开始走出通货紧缩困境，出现拐点为时尚早。
在任何经济中当生产能力过剩造成通货紧缩时，国民经济很容易出现恶性循环。因为，生产能力过剩将导致投资机会减少，投资需求下降。生产能力过剩也会导致企业开工不足，设备闲置或停工、破产，工人就业不充分或失业人数增加，工人的实际收入和收入预期减少，导致消费需求下降。企业的投资和个人的消费是任何经济中的两个最主要的需求，在我国则占总需求的80%以上。因此，当生产能力过剩导致企业投资和个人消费需求都下降时，可能造成生产能力的过剩和通货紧缩更为严重，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生产能力过剩的通货紧缩是一个很难处理的问题。美国1929—1933年大危机造成需求萎缩，生产能力过剩，物价下跌，经济衰退，虽然罗斯福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可是，美国经济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政府大量动员参战，需求大增，美国经济才彻底走出生产能力过剩、通货紧缩的困境。日本自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以后，需求增长骤然下降，经济陷入通货紧缩困境，物价下跌，经济增长乏力，虽然历任内阁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振兴经济措施，可是，时至今日，日本经济仍然没有出现好转迹象。
在一般情况下，通货紧缩总伴随着国民经济增长的停滞或绝对量的下降，我国这次的通货紧缩却不仅没有出现经济衰退，而且，还维持了相当高的经济增长。这固然是因为我国政府及时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保证投资需求继续增长，同时提高职工工资，推行假日经济，维持居民消费的增长；但更重要的是，我国的过剩生产能力源自“八五”计划时期的投资过热，到1996、1997年这些投资项目完工时，我国生产能力突然大增，以固定资产净值来计算生产能力，到“八五”计划完成时比开始时提高了将近两倍。我国的生产能力过剩不是像日、美等国那样来自泡沫经济的破灭，因此，没有造成财富的急剧萎缩，消费需求的突然下降。由于在我国的这场通货紧缩中，个人消费并没有下降，非政府部门的投资虽然在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况下有所萎缩，但政府支持的投资大量增加，弥补了非政府部门投资的不足，使总的投资需求也仍然在增长。由于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都在增长，所以，我国才会在物价不断下降的同时保持了国民经济的相当快速的增长。
然而，我国的国民经济虽然到现在还保持相当快速的增长，严重的过剩生产能力的问题如果不赶快解决，企业的状况会每况愈下，职工的收入和就业预期，将越来越坏，消费将可能萎缩。而且，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也有一定的限度，靠政府的投资来补足非政府部门投资的不足，不可能长期持续。
国民经济的增长在2000年出现回升，主要是外贸出口突然大增，国内需求并未回升，因此，认为国民经济增长的下滑已出现拐点，通货紧缩的势头已过，实在不足为据。只要严重的过剩生产能力还在，通货紧缩的压力就还未消除，国民经济就有可能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之中。因此，消除过剩生产能力、治理通货紧缩就必须是我国当前经济的头等大事。
我国政府在1997年取得软着陆成功以后，适时调整经济政策，开始陆续出台一系列货币、财政和收入政策以启动需求，但至今国民经济迟迟未能走出困境。其实，通货紧缩难治理并非我国特有之现象。政府能用来治理通货紧缩的措施主要有货币政策、收入政策和财政政策，然而，这些政策的作用在生产能力过剩严重的情况下都相当有限。
首先，在一般的市场经济中，货币政策主要是用来影响利率的水平。增发货币，可降低利率。利率是投资和当前高消费的成本。但是，当生产能力已经普遍过剩时，难于找到好的投资机会，利率再低，企业也不会贷款投资；同时，生产能力过剩，企业开工不足，职工对未来的收入和就业预期不好，利率再低，职工也要增加储蓄，减少当前消费。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有限。
在出现当前这场通货紧缩之前，货币政策对刺激我国的投资和经济增长曾经特别有效，只要政府一放松对信贷和投资的控制，马上会出现投资拉动的经济过热，出现所谓“一放就活”的情形。然而，自出现通货紧缩的势头以来，我国政府一再降低利率，增加贷款规模，鼓励投资。但是1998、1999、2000连续3 年都出现货币增发低于年初预定的目标，银行里储蓄猛增，有款却贷不出去的情形。出现这种强烈的对比原因有二：一是，过去银行贷款的约束软，借了钱，只要投资的效果不好，可以不还，不借白不借；近几年来银行贷款的约束加强，除非是还款预期高的项目，银行不敢贷，同样，除非投资回报高，企业不敢借。二是，过去是短缺经济，只要投了资，生产出来的产品一般不愁卖不出去，而现在是生产能力普遍过剩，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在目前这两个条件下，货币政策在我国的作用和在一般市场经济的作用将无二致。
政府可用的第二类政策是收入政策和假日经济，增加对贫困阶层的社会救济，普遍提高职工工资收入，增加放假的长度和天数，以支撑消费需求的增长。这类政策会直接增加消费需求，在这些政策的刺激下，我国2000年的消费增长高达11.4%。使用收入政策，提高职工工资收入对消费虽有一次性的刺激作用，但从整体上看，只要严重的过剩生产能力不消除，居民对未来收入和就业预期不会得到改善，居民的消费就不会有持续的增长，政府的收入支持政策增长的力度一下降，消费增长也就会跟着下降，日本自1991年出现通货紧缩以来即出现这种情形。同样，增加放假的长度和天数对消费也会有一次性的刺激作用，但不可能靠不断增加放假的长度和天数来维持消费的增长。
政府可用的第三类政策是财政政策，扩大财政支出，直接创造需求。财政政策和第二类政策一样，比货币政策的需求拉动作用直接。我国政府从1998年开始，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三年来增发了3600亿的长期建设国债，带动了地方、部门、企业投入配套资金和银行贷款7500亿元，对弥补非政府部门投资需求不足，维持社会总投资的增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就一直呈下降趋势，1997年国家财政支持的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已经只有2.8%。 即使政府的财政支持的投资项目能有两倍的乘数效应，总的作用也很有限。尤其，不可能靠不断扩大国债发行的规模来维持总投资需求的扩张，来维持经济的增长。
总而言之，一般的相机抉择型货币政策、收入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在国民经济的供给和需求大致均衡时才会有显著的作用。当生产能力过剩情形太过严重，这些政策的作用有限，不能改变企业投资的机会和居民收入的预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产能力严重过剩、抑制投资和消费的问题。因此，在出现生产能力过剩、通货紧缩的困境时，虽然各国政府无不使尽各种可能的政策措施，但大多数国家靠的是旷日持久的紧缩、萧条，让时间把无效率的企业淘汰掉，来恢复供给和需求的平衡，经济才能恢复到正常的增长途径。
生产能力严重过剩是一种生产能力存量的过剩，一般政策措施的作用有限是因为这些政策所刺激的流量需求相对于过剩的存量供给能力太有限，不能根本改变供给大于需求的基本状况，所以企业的投资机会和居民的收入、就业预期无法扭转，投资和消费需求继续下滑，无法走出生产能力过剩、投资和消费需求下降、生产能力更过剩的恶性循环。如果不想靠旷日持久的紧缩、萧条来淘汰效率较低的生产能力使供给和需求恢复平衡，就只能靠找到一个足够大的、有支付能力和需求愿望但尚未实现的存量需求把存量的过剩生产能力消化掉不可。
在一个市场经济中，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管是企业的投资需求或居民的消费需求，在一般情况下都已实现了需求愿望，不存在有支付能力和需求愿望但实现不了的存量需求。像美国那样靠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动员，创造出一个突然增加的大量需求来消化过剩生产能力以走出通货紧缩的困境，是可遇不可求的机会。日本从1991年出现通货紧缩到现在已经10年时间，还走不出困境的原因则在于不存在可以突然大量动员的存量需求。
我国和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在解决生产能力过剩、通货紧缩的困境上，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是我国是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因此，存在许多有支付能力和需求愿望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因为市场的机制不完善和消费的环境不具备而抑制了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实现。如果把这些限制条件改善，将会迸发出一个巨大的投资和消费热潮，把现有的存量过剩生产能力消化掉。具体来讲，有下面几个方面：
一是，受到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政策的影响，我国对非国有企业仍有许多歧视性政策。为了保护国有企业，维持国有企业的垄断，不少行业不准非国有企业投资经营；在银行贷款上优先保证国有企业的需要，非国有企业虽有很好的投资机会，也很难从银行贷款来投资；在贸易上，非国有企业的产品也难以直接出口等等。如果能给与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在市场准入、银行贷款、出口贸易等方面和国有企业同样的国民待遇，那么，非国有企业的投资将会大量增加。
二是，我国银行的贷款以企业为主，消费信贷极端落后。一般居民对汽车、住房等大额支出项目，是先存款再消费。如果能确实改善消费信贷，居民对上述项目的消费需求也可望有一个相当量的增加。
三是，农村的消费。目前在我国的制造业中出现生产能力普遍过剩的产品，在农村远远还未饱和。以家用电器为例，1999年农村居民每百户拥有彩色电视机38.2台，电冰箱10.6台，洗衣机24.3台，仅为当年城市居民拥有量的34.2%，13.7%，26.6%。固然1999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210元比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854元低得多，但1999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1991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25元高出近10 %，而1999年彩电、冰箱、洗衣机的价格尚不及1999年的一半，可是农村居民每百户的拥有量也仅为1991年时城市居民拥有量的55.8%，21.9%，30.1%。可见农村居民实现上述家用电器消费需求的最主要限制因素不是收入，而是，其他结构性障碍。与城镇地区相比较，广大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十分落后，交通、通信条件很差，还不同程度地存在行路难、通信难的问题。自来水普及率很低，许多地方收不到电视信号，限制了农民使用洗衣机、电视机的可能性，而且，电力供应质次价高，使农民对电冰箱、洗衣机等电器用品有“买得起马、配不起鞍”之叹。目前，我国所谓出现生产能力普遍过剩现象，主要是对城市市场的描述，如果能够成功开拓农村市场，释放出存在农村的巨大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就可以消化掉目前过剩的生产能力。
在上述三项启动存量需求的措施中，前两项在国内理论界和决策界已有较多的讨论，认识也较一致，但作用最大的应该是第三项。因为，我国69.1%的人口、2／3住户还在农村。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1999年12月对全国18796 个农户所做的抽样调查和计量分析发现，农村电价调低一毛钱，对彩色电视机需求的刺激作用相当于农村人均纯收入提高370元， 对电冰箱的需求相当于农村人均纯收入提高667元，对洗衣机的需求相当于农村人均纯收入提高909元。如果做到农村居民用电和城市居民同网同价、在农村安装卫星电视地面接收锅，做到村村通电视、建水塔，实现村村通自来水，农村地区将会很快出现一个家用电器的消费高潮，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将不再存在过剩的生产能力。水、电、路等和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问题解决后，农村地区还会自发地掀起厨房革命、厕所革命等和生活质量有关的建设高潮，把许多制造业现存的过剩生产能力消化掉。
在生产能力普遍严重过剩，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启动经济是必要的政策措施，但有限的财政支出必须用在能够对民间投资和消费产生“四两拨千斤”的地方，才能创造足够大的需求，达到消化巨大过剩生产能力，启动国民经济的目标。农村水、电、路的投资会对投资和消费需求产生最大的杠杆效应，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投入的最主要地方。
而且，农村水、电、路等和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一般较小，施工期短，使用的物质投入以国内生产为主，对国内需求的直接刺激作用快而且大。这类基础设施建设高度劳动密集，以使用农村廉价劳动力为主，能够在农村地区创造出许多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农村水、电、路等和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的改善也有利于提高农村的生活质量，缩小城乡差距。所以，在农村的水、电、路等和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的投资是一个“一石数鸟”的政策。
在今年3 月人代会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上述三项启动存量需求的措施都已经被做为正式的政策措施包括进去了。因此，重要的是能否落实到位的问题，如果能，我国将可不历经旷日持久的紧缩和代价高昂的生产能力废置才使国民经济恢复正常的增长，而且，当我们走出当前的生产能力过剩、通货紧缩的困境时，我国的经济将会往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全国统一的大市场更迈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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