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凤丽[1]2010年在《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影响下的中国大众文化研究》文中指出本文是对法兰克福学派影响下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批判性解读。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兴起,大众文化在中国迅速发展起来,与此同时大众文化研究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文学科最热门的课题之一。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借鉴和学习西方大众文化是必要的也是不可缺少的,然而中国大众文化有其自身的与众不同的问题领域及特定的阐释方法,因此绝不能忽视中国现实语境,而使大众文化束缚在西方语境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话语之中。本文通过对法兰克福学派影响下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发展历程的简单梳理,来探究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如何从盲从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到逐渐摆脱法兰克福学派束缚,从而逐渐建构起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理论。论文除导言,共有四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介绍选题意义,研究述评,创新点及难点。第一部分:中国大众文化及其研究背景。从中西方的角度对大众文化定义进行了梳理,以中国市场经济为背景阐明了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契机。第二部分:中国大众文化研究中的法兰克福现象。首先对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的内涵,基本特征作了详细分析,并简要评析了该理论;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是从大众文化批判开始的,本部分回顾了中国大众文化的批判历程,并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第叁部分: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转向。对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大众文化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形成了反思的理论成果;肯定大众文化在中国的意义、作用:大众文化丰富了大众文化生活,促进了文化产业发展,‘加速了当代中国文化多元化发展的进程;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众文化的本质内涵和建设路径进行了分析。第四部分:大众文化研究的未来走向。对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做了预测,提出了自己在大众文化研究上的看法:中国大众文化研究要重新回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立场;重视大众文化研究的语境化:注意各种理论范式的相互融合。
万林艳, 李婧婷[2]2014年在《试论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机制》文中认为当代中国的文化实践正从文化工业向人民的大众的文化转向,相应地,如何使不同的发展机制协调工作,更好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就成为当前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日常生活方式、文化主体、现代教育等的相互作用构成当代中国文化的内在发展机制,生产生活方式、科学技术、社会组织结构等的相互作用构成文化的外在发展机制,两方面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一个整体的、动态的、开放的系统,促进当代中国文化的独立自主和健康发展,进而促进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张伟[3]2012年在《试论新时期以来的文化研究兴起与发展》文中提出新时期以来,曾经受到冷落的文化学再度进入人们的视野,得到了接续和特别的关注,形成了所谓的"文化热"。本文梳理了当代中国文化研究兴起与发展的过程,对文化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和文化研究在当代中国的兴起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化研究的兴起与发展是中国学者试图超越意识形态,通过建立起文化研究的平台与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的结果。
阮小波[4]2006年在《90年代以来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是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大众文化研究的批判性解读。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兴起,大众文化迅速在中国崛起。与此同时,大众文化的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成为90年代以来人文学科最热门的课题之一。随着大众文化本身性质、功能等的不断变化,以及研究者对大众文化理解的不断深入,大众文化的研究在中国经历了一个曲折变化的过程,众多大众文化研究者也经历了研究方法、范式、观点等的转变,今天,研究者对大众文化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的看法依然存在较大分歧。大众文化研究的这种开放性特点,显示了大众文化研究的无限生机和其自身具有的重大学术研究价值。本文的研究侧重于两个方面的总结和回顾,一是从学术研究分期的角度,对90年代以来的大众文化研究的总体进程进行梳理;二是对大众文化研究中的一些重要命题的研究。 第一章,问题与方法。本章主要是对本文写作的选题意义、具体研究方法等的交代。90年代对于中国大众文化及其研究来说是一个断裂时期。断裂意义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90年代以来,中国本土大众文化的兴起,并在现实文化格局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二是人们对大众文化的兴趣越来越强烈,特别是从学术层面来研究大众文化已经成为许多学者自觉的选择和要求。本文的写作除了对90年代以来的大众文化研究本身做出梳理外,还在于发现人们审美风尚等方面的转变。具体写作时主要以时间为线索,以问题为关节点来把握材料。 第二章,大众文化研究的总体进程。将90年代以来的大众文化研究分为叁期,即:90年代初期的批判期;90年代中期至后期的反思期;世纪之交以来的众神狂欢期。 第叁章,大众文化研究中主要问题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主要对大众文化研究中的五个重要问题的研究情况进行考察研究。分别是:大众文化的定义及其产生原因、大众文化与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大众文化与文艺学学科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问题。 第四章,我们需要怎样的大众文化研究?本章是在前面几章研究的基础上,对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大众文化研究的集中反思,提出了本人对大众文化研究的看法。笔者认为,今后的大众文化研究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注意:在大众文化研究的立场上我们要重新回到阿多诺;要重视大众文化研究的语境化;要多做大众文化的个案研究;在具体的研究方法是要注意各种理论范式的相互融合。
沈井伟[5]2014年在《推进中国大众文化健康发展的协同作用研究》文中指出大众文化是一种新型文化形态,如今中国大众文化已壮大为社会主干性文化形态,与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并驾齐驱。“协同治理”指代不同参与者之间协同达成目标,是一种新的理论发展方向。在协同治理理论指导下探究推进中国大众文化健康发展的协同作用,既有改善大众文化发展现状的现实意义也有着将理论联系实际指导实践的理论意义。推进中国大众文化健康发展是一项系统的复杂的工程,需要我们准确地把握关键因素并充分发挥它们彼此间的协同作用。本文在“协同治理”理论的指导下,同时将“中国达人秀”作为发挥协同作用成功推进的典型案例,作为大众文化健康发展的模板之一的分析基础上,探究推进中国大众文化健康发展所应发挥的协同作用。本篇文章的选题紧扣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现状,强调在我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背景下,应该重视政府、创作者和社会大众之间跨部门协同的相关实践的合理应用,目标明确地直指通过协同作用推进中国大众文化健康发展,更好地满足社会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当然本文尚存在一定的不足,主要表现为虽然涉及的内容范围比较广,但在个别因素的讨论深度上还有所欠缺。
董天策[6]2006年在《消费时代的中国传媒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与全球化进程的巨大影响,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当代中国开始迅速进入消费时代,社会文化发生着历史性的变革,传媒文化自然也就处在深刻的嬗变过程之中。因此,科学地阐明消费时代中国传媒文化的嬗变及其影响,就是当前传媒文化研究的重要时代课题。国内学界对传媒文化的研究,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从90年代中期开始,“传媒文化”、“媒介文化”、“媒体文化”这些对应于“Media Cultural”的中文语汇,先后成为国内学术论文标题中的关键词。不过,最初几年的传媒文化研究基本上处于贴“标签”的阶段,即在研究有关问题时打出了“传媒文化”的旗号,但究竟什么是传媒文化,应当如何开展传媒文化研究,则缺乏本体性的追问。直到1999年,周宪、许钧在《文化和传播译丛·总序》中才开始自觉的学理思考,对“媒介文化”的内涵作了初步界定。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传媒文化研究在学术上取得了一些新进展:不仅翻译出版了一些国外有关传媒文化的研究着作,而且国人也开始出版自己的研究专着,并发表了一批数量可观的论文。但是,除个别论着具有较大学术价值外,大多数的论着仍处于运用西方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的理论资源来阐释有关传媒文化研究一般范畴的初始阶段,并没有多少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建树。本文以消费时代为语境,以中国传媒文化为研究对象,在认真分析、批判、借鉴有关传媒文化及相关各领域的文化研究成果和其他相关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遵循文化研究的语境化原则,对当代中国传媒文化在消费时代的嬗变及其影响做了全面而深入的探索。全文共分为叁章。第一章“消费社会·消费文化·传媒文化”:首先根据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全面梳理了西方消费社会的产生与特征,着重阐述消费社会的主导逻辑。随着西方现代社会从生产社会转型为消费社会,早在西方现代化过程即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就逐步培育起来的消费文化,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为西方国家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符号学分析,其实也是对消费文化的分析。因此,在阐明消费社会理论之后,接着论述了消费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分析了国内学界对消费文化的不同界定及其价值取向,表明本文所说的消费文化实质上是消费主义文化。在此基础上,论述了传媒文化的概念,指出这一概念在运用中存在着广义与狭义的区别,而广义的传媒文化概念更富有学术意义,进而分析并厘清了传媒文化与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等多种文化形态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最后指出作为宏观性、总体性的传媒文化研究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研究,为研究消费时代的中国传媒文化奠定了比较坚实的理论基础。第二章“中国传媒文化在消费时代的嬗变”:从当代中国传媒文化的历史进程出发,全面论述了中国传媒文化在消费时代的嬗变。在进入消费时代之前,中国传媒文化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即:建国后叁十年特别是从1957年到“文革”期间,传媒成为极左意识形态的直接载体,传媒文化也就成为意识形态的传声筒;从1978年到80年代中后期,传媒文化一方面是党和国家改革开放的宣传舆论工具,一方面又是追求现代启蒙的精英文化的传播空间,从而形成一种二元复合结构。与此同时,以通俗文化形态呈现出来的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也在潜滋暗长。进入消费时代之后,大众文化又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其一是从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前期,通俗文化开始全面崛起与迅速发展,其二是从90年代中期以来,消费文化在传媒领域逐渐得到发展与扩张,成为传媒文化演进的最新潮流。由于这两个历史发展阶段的大众文化的内在精神存在着本质的差异,所以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事实上包含着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这就是通俗文化与消费文化。这一区别在通俗文化的发展历程与消费文化的各种表征中得到了鲜明体现。第叁章“消费时代中国传媒文化嬗变的影响”:结合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现实境况,深入探讨了消费时代中国传媒文化嬗变所造成的影响。首先阐明,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兴盛改写了传媒文化的内在结构,形成了主导文化/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多元并存的格局。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这几种文化形态体现在传媒文化中,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区分,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文本分类,彼此之间的关系是文化形态间的对话互动。由于这种几种文化形态并非处于平等地位,基本态势是大众文化不断扩张,精英文化日趋边缘,这就激发起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的强烈批评,并促进了文化研究的蓬勃发展。然而,在“人文精神”讨论中形成的大众文化批评,存在着简单挪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与错误设置中国大众文化语境的根本性缺陷,其观点需要加以重新审视。为此,本文阐明了语境的概念和文化研究的语境化原则,并从改革开放与意识形态松动、社会转型与世俗化、全球化与后现代景观叁个方面深入分析了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指出这种社会文化语境具有多重时空并置与重迭且处于矛盾运动之中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对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发展所产生的价值嬗变及其影响作了重新探讨,将其概括为叁个方面,即:解构意识形态的一元化霸权,促进思想解放;建构新的文化空间,适应社会转型;形成新的文化问题,侵蚀现代性工程。因此,对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批评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尤其是要区别对待通俗文化与消费文化。在上述各章的论述过程中,本文对所涉及的有关论题作了深度论述,不仅提出了个人在研究中的独到发现与新见,而且对有关概念、理论、话语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阐释,澄清了许多模糊不清或似是而非的看法,使有关学理问题变得更加清晰与准确,从而深化了有关研究。
罗忠荣[7]2010年在《试论大众文化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选择》文中研究指明大众文化在我国的兴起,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面临全新的文化生态。当代中国大众社会的形成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呈应然与实然背离倾向,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兴起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或然与必然的统一性。为此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当代大众文化的价值引领和功能控制,在大众文化语境下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策略上要实现理论内容生活化、理论形式商品化、传播手段电子化、大众文化本土化。
楚琪[8]2010年在《当代大众文化问题研究》文中提出伴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发展,当代中国大众文化迅速发展壮大,成为与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并驾齐驱的社会主要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形态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带来了诸多的负面效应。如何认识与把握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并推动其健康发展,是一个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的重要课题。本文是一种将大众文化置于文化哲学的论域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方法,对中国当代大众文化发展进行的问题研究。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绪论:阐明选题目的和意义,综述国内外相关研究,界定研究对象,指明基本研究方法。第二部分:对当下中国大众文化发展的不同认识进行了剖析和评述。第叁部分:概括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特点,形成了大众文化的一个清晰整体认识。第四部分:研究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兴起原因。第五部分:提出并分析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第六部分:探讨了推动大众文化健康发展的路径。本文认为,中国当代大众文化是在一个相对宽松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中的产生并发展起来,其在丰富和活跃社会文化生活,满足大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的同时,出现了缺乏文化内涵,缺乏人文关怀、理想价值弱化等问题。大众文化是影响范围最广,影响人数最多的一种文化类型,大众文化的产品的好坏,健康与否都直接影响到人们精神生活和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在大赞大众文化市场繁荣发展的同时更要用批判的态度去审视大众文化,要用核心价值体系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去引领它,使之同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一起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徐建[9]2008年在《当代中国文化生态研究》文中认为文化研究无论从广义还是从狭义而言,都不能局限或归属于某一特有学科,迄今为止各种形式的文化研究往往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跨学科性。本文借鉴了文化人类学通过移植生态学的规律所创立的文化生态理念,从文化哲学的视角来研究当代中国的文化生态问题。全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导论部分属于文献综述,主要介绍了国外有关文化生态问题研究的理论积淀,当代中国文化生态问题的研究现状,以及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框架、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之处。其中也包括了对文化哲学的论述。第一章提供了全文所依赖的理论基点。首先从基本概念入手,区分了文化与文明、文化生态与生态文化,然后分析了文化生态形成的前提——文化多样性,对文化多样性进行了生态考察,主要涉及文化多样性的形成、主要表现以及多样文化的分类、多样文化间的生态关联。从历时的视野对文化生态的演化作了分析,认为文化生态的演化包括文化生态的遗传和变异两个层面,文化生态的遗传要求人们坚持传统的民族精神,文化生态中的变异要求人们把握先进文化的方向,但强调文化生态遗传与变异存在着个体差异性。因为不同国家的文化生态面临着不同的环境,所以有必要对影响文化生态演化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国际环境进行探讨。第二章将目光聚焦在中国文化生态的当代转型。首先,分析了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文化生态建设的成就:在建国初期实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生态向社会主义文化生态的演替:确立了社会主义文化生态运行的基本规范;维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文化生态中的“优势种”地位。其次,总结了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文化生态建设的教训:社会主义文化生态建设缺少商品经济的催化剂和根基;维持社会主义文化生态正常运行的“双百”方针在实践中遭到挫折;“左”倾错误导致文化生态中亚文化的缺失。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上市场经济的推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觉,中国文化生态出现了当代转型,考察了中国文化生态当代转型的评判标准。第叁章主要讨论了当代中国文化生态格局的失衡与调整。分析了当代中国文化生态内叁种具体文化形态形成的分制格局:以政治话语为基调的主导文化;以人文话语为基调的精英文化;以世俗话语为基调的大众文化,指出了它们的关联性。然后考察了当代中国文化生态格局失衡的表现:主导文化的关心度下降;精英文化的衰退;大众文化的异军突起:叁种文化形态之间也存在冲突。这种文化生态格局的失衡势必会给中国的社会稳定、民族凝聚力、综合国力造成不良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去对失衡的文化生态格局进行调整:对主导文化地位的坚持与巩固:对精英文化的认同与繁荣;对大众文化的引导与规范。这样才能够达到中国文化生态格局的和谐与平衡。第四章分析了西方文化对我国文化生态格局的影响。在全球化的景况下,中国文化生态建设无疑会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有积极的正常文化交流的一面,也有西方发达国家依仗其强大的实力对发展中国家推行文化霸权的一面,并且这种文化霸权具有隐蔽性与欺骗性、强制性与霸道性、复合性与多样性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得西方文化霸权对我国文化生态格局的渗透是全面的。因此我们进行文化生态建设还必须建立起有效的国家文化生态安全预警系统;提高我国文化创新能力;坚持社会主义主导文化,提倡多样性,坚持文化建设的主动性。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抵御西方文化霸权。第五章从文化生态理念的视野分析了文化和谐。区分了和谐文化与文化和谐这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认为文化和谐是我国文化生态建设的目标与归宿,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通过文化生态建设。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分别在不同层面上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着支撑分力,但这种分力只有在文化生态的整合下凝聚成一股合力才能发挥更加显着的作用。第六章探讨了当代中国文化生态建设的中国特色与世界眼光。在探析当代中国文化生态建设的中国特色时,首先考察了当代中国文化生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区别与联系,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一个结果,它包含了文化生态中所有优秀文明成果,而文化生态更多的体现为一个过程,是一个不断进行文化优秀成果整合的过程,经过文化生态建设,能源源不断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供营养。接着讨论了文化全球化进程中中国文化生态的个性发展与中国文化生态建设过程中独特的价值取向。在考量当代中国文化生态建设的世界眼光时,侧重分析了中国文化生态建设面向世界的宽广眼界,中国文化生态建设在世界文化体系建构过程中的话语权,以及构建和谐世界进程中中国文化所具有的价值。最后在结束语部分展望了中国要在21世纪实现和平发展,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达至和平崛起,就必须创建、缔造中国现代文化,以中国文化多样性为基础,实现对中国文化生态新的优化。
陈晓梅[10]2015年在《社区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起,城市社区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舞台。城市社区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领域,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渠道和实现方式,社区文化的发展变迁不仅蕴含我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伟大成果,也积淀着共同的历史记忆、思想共识和价值认同。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众化,面对中国文化中的中国民众,面对中国的文化问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其实质是一种文化根植过程。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要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从社区文化建设视角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就具有这样的意义和价值。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首先是一个实践问题。目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证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中最为薄弱的环节。本文以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扬州具典型意义的传统文化社区——琼花观社区为研究样本,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与社区文化建设研究结合起来,通过社区文化建设实践研究,拓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领域,关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城市社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实践和现实实践。本文以纵向历史的研究视角,较为全面、系统地分析、研究琼花观社区在不同历史时期文化建设的内容、特点、经验、教训,研究评价各个时期通过城市社区文化建设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效,考察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城市基层社区各个时期的影响,比较各历史时期社区文化建设的得失,研究社区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规律。本文采用了文献研究、比较研究、历史研究以及跨学科研究等方法。本文共有六章,绪论部分对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研究概况、基本概念厘定、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进行了介绍和分析。第一章,对琼花观社区的形成过程与历史、革命遗产进行了论述。琼花观社区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近代以来的思想演进、为早期马克思主义在扬州的传播,为一批革命家的出现,提供了重要的土壤。该区域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也成为了建国后社区文化建设丰厚的历史资源。第二章,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十一届叁中全会召开前的30年的社区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行论述,这一阶段全面确立和强化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围绕中心任务,全面开展社区文化建设,以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动员”形式,推进社区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迅速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尤其是十年文革,严重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健康发展。第叁章,20世纪80、90年代,改革开放迅速推进。城市开始重视对社区物态文化的保护和更新,大力发展居办经济,有力地改善了民生,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创造重要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成为推进社区文化建设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充分发挥城市基层组织、基层党员干部的重要核心作用,使社区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入良性健康发展的轨道。第四章,进入新世纪,社区建设全面展开。在全市的古城保护工作中,琼花社区的物态历史文化价值凸显,社区保护理念下的居民参与,社区群众文化建设和文明城市创建活动形成了推动社区文化建设的合力。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改进民生,提升社区福利,加强社区党组织建设,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把先进文化要求融入社区文化建设,都在社区文化建设中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第五章,作为全文的总结,具体分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如何影响社区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这叁个层面,展望未来,在社区文化建设中,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营养,当代的大众文化赋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新的活力,民生工作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败所系,制度建设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保证,基层民主确保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深入人心。
参考文献:
[1]. 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影响下的中国大众文化研究[D]. 范凤丽. 山东大学. 2010
[2]. 试论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机制[J]. 万林艳, 李婧婷.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3]. 试论新时期以来的文化研究兴起与发展[J]. 张伟. 文化学刊. 2012
[4]. 90年代以来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反思[D]. 阮小波. 浙江师范大学. 2006
[5]. 推进中国大众文化健康发展的协同作用研究[D]. 沈井伟. 上海大学. 2014
[6]. 消费时代的中国传媒文化研究[D]. 董天策. 四川大学. 2006
[7]. 试论大众文化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选择[J]. 罗忠荣. 文化学刊. 2010
[8]. 当代大众文化问题研究[D]. 楚琪.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2010
[9]. 当代中国文化生态研究[D]. 徐建. 华东师范大学. 2008
[10]. 社区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D]. 陈晓梅. 扬州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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