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哲学的真理再评和价值重估 *
陆剑杰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 江苏 南京 210046)
[摘 要] 《哲学动态》2017年9月发表文章，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始时间定在改革开放以后，抹煞了毛泽东在上世纪20年代末即已启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工程，并由此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基础的全部功绩。在“真理再评”的问题上，重新回顾毛泽东哲学的文本史，再论了毛泽东哲学的逻辑架构，指明了毛泽东哲学学术创造和完全学术化的进程，确认了它给“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建构奠定了基础；在“价值重估”的问题上，叙述了毛泽东哲学价值的体现和接受实践考验的过程，回溯了1981年《历史决议》对毛泽东哲学价值的全面重估，论定了毛泽东哲学持久的价值发扬的两种方式：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哲学基础的价值，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学术基础的久远传承意义。把毛泽东哲学的“真理再评”和“价值重估”结合起来，显示出毛泽东哲学的研究方向：推进其“全息学术化”和“全面历史化”，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以此来保存和传承这一份光辉的哲学遗产。
[关键词] 毛泽东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价值重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体系
毛泽东哲学在当代中国学术界已经不是显学，即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毛泽东哲学的地位也在不断下降。因为中国的学者们正热烈地追求和马克思的直接对话，越来越忽略把马克思跟中国实践联结起来的那段哲学道路，由此也就不能完整准确地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真实过程。看看近几年来的《哲学研究》、《哲学动态》即可断定这种状况的存在。2017年9月，《哲学动态》发表文章讨论处在“改革开放以后”时代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问题，这自然是必要的，但文章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现状”却作了不妥的分析。文章说：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工作，建国以前，只是“起步阶段”，因为“主要侧重于学术上的译介”，“没有拥有庞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业梯队”来做；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是“跟跑阶段”，“总的说来是跟苏联教科书跑”；改革开放以来至今，才是“开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阶段”，是与西方哲学“并跑”的阶段。[1](以下简称“韩文”)按这些论点，改革开放以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尚未开启。这样一来，不但毛泽东的哲学功绩被一笔抹去，连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为什么能够建立，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够胜利都解释不了了！“韩文”作此不妥结论的原因之一是忽视了哲学史的一个基本事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者主体，是“兼有学者和革命家品质”的马克思恩格斯们，[2]而不是如今那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业梯队”。在当代中国学术界，撇开“兼有学者和革命家品质”的毛泽东们谈现代哲学、现代文化已是主流学术作为。有学者梳理中国近现代哲学史，回避作为中国近现代哲学主潮的创造者主体的中国学者兼革命家群体来梳理，织成了一张破网；在党的报刊上，讲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不提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现代中国古典诗词创作，不提毛泽东的旧体诗作，或非要给毛泽东带上一顶帽子——“政治诗人”，都属于同一潮流。他们这样做，是居于一种偏见——似乎革命家、政治家绝对不可能同时又是学术家,又是大诗人。但历史的事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者和发展者门恰是一批兼为革命家、政治家的大学者。撇开毛泽东的学术地位来评价毛泽东，是导致毛泽东历史功绩不断贬低的重要原因。为此，拙文提出，要在当代背景上对毛泽东哲学进行真理再评和价值重估。
就在易非的胡思乱想中，车顶的灯熄了。来来往往上厕所洗漱的人少了，稀疏的讲话声变成了此起彼伏的呼噜声。只有火车在哐当哐当往前慢慢摇。一切静下来后，各种气味向易非涌来，泡面的甜腥味儿、鸭脖的辛辣味儿，还有鞋子和脚的臭味儿……这是暮春天气啊，再干净的车厢，也难免有脚丫子的臭味儿。
一、毛泽东哲学的真理再评
究竟什么是毛泽东哲学?它的文本有哪些？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怎样？它有没有创新学理乃至创新学术体系？从“韩文”所代表的观点的出现来看，这些问题至今还没有主流性的正确回答。可见，对毛泽东哲学确有真理再评的必要。
(一)毛泽东哲学的文本史重述
笔者不赞成对毛泽东哲学的文本史加以狭窄化和碎片化的看法和做法，这种看法和做法正是毛泽东哲学被贬低的首要原因。无知才无理，在毛泽东哲学的评价问题上，情况正是如此。“韩文”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开启”于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后；而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却“开启”于1928年毛泽东所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毛泽东哲学的兴起和发展及其文本史的展开应分成以下几个阶段：
1. 探索道路、初论哲学的阶段(1928—1935年)
在这七年中，毛泽东探索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从井冈山根据地的勇敢开辟到赣南闵西苏维埃区域的艰难创建，从反对教条主义的激烈斗争到召开遵义会议的掌握大局，他的创造性实践总是伴随着篇篇佳作的哲学论证和新理论阐述的。这时，毛泽东的学者兼革命家的人格已经初步造就。在这七年中，毛泽东的主要哲学文本有：指明中国有着特殊国情从而应该走自己的革命道路，酝酿着“具体实践”范畴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用系统的矛盾分析方法论证革命前途，酝酿着“特殊矛盾”范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把唯物主义解读为把握实践的客观环境的方法，酝酿着实践唯物主义原理的“调查研究唯物主义”的《反对本本主义》；提出并论述“人民”范畴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等。
2. 集中研究、创见喷涌的阶段(1936—1941年)
毛泽东在1936年12月三大红军会师陕北后，体验到总结十年内战教训的紧迫需要，有了只有从哲学上思考才能真正确立党的思想路线的强烈自觉，也有了可以这样做的相对安定环境。这就有了两项哲学工作的开展：第一项是带头学习并组织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写出了收集在1988年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一书中的哲学笔记，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在学习他人与自我思考的结合中，形成了诸多重要的创新学理。例如：在阅读李达《社会学大纲》一书中，同李达商榷，合作把“选择”范畴引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研究艾思奇编《哲学选辑》篇章中，与艾思奇相互承续，形成了“矛盾的同一性也有绝对性、矛盾的斗争性也有相对性”的学理。另一项是撰写出四部经典的哲学著作：1936年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7年的《实践论》、同一年的《矛盾论》、1938年的《论持久战》。这就是当时毛泽东集中研究并创造新哲学的果实：一部笔记，四论雄文。笔者认为：讲毛泽东哲学要讲“两论”，因为“两论”建构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骨架；也要讲“四论”，因为另两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骨架中填入了学理血肉。1981年中共中央所作的历史决议说得完全正确：毛泽东“使哲学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特别是他论述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的重要著作，提供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最光辉的范例。”笔者还把毛泽东哲学创新的爆棚期，划到1941年。因为1939—1941年的三年，《<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相继问世，毛泽东基于复杂实践的启示，将一系列哲学奥秘予以揭示。例如：把处理统一战线内部关系的“自卫原则、胜利原则、休战原则”简称为“有理、有利、有节”，[3]生动说明矛盾斗争性也具相对性；在“盖然性”突出的战争中，指明把握多种可能性并存格局的意义，启示后人懂得，对于创造历史的实践而言，可能性范畴和相对必然性范畴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
3. 整风总结、理成系统的阶段(1942—1945年)
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集中精力解决军事路线问题以后，十年内战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实事求是派”(邓小平语)和王明领导的教条主义派的思想分歧并未得到深刻总结，党的思想路线如不统一，争取抗日战争和整个人民大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1942年开展整风运动和1945年召开党的七大，就是为此而实施的，其中深含着哲学的意义。对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发表的文章的哲学贡献已有许多论述，本文要强调的是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哲学诠释，是“具体实践”范畴的破土而出，由此形成一般实践和具体实践相统一的新实践论核心，为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成果系统化奠定了基础。七大文献在哲学上提出和解决了三大问题：第一，既确立了作为实践之真理性检验标准的“生产力标准”，又明示了作为实践之价值标准的“人民利益标准”，承继和强化了马克思哲学的以实践为基础的两个维度——科学真理维度和人文关怀维度相统一的格局；第二，既充分肯定增强“党性”的必要性，又要求尊重党员的“个性”借以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在此基础上，深入论述社会革命中“解放个性”的历史意义，体现了马克思的崇高追求，建立“每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社会；第三，既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求全党脚踏实地、一口一口吃地奋斗，又要求坚持党的理想和信念，作“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这三点，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架构。
随着活塞继续移动，锁止器中心的弹簧使锁紧筒和磁铁芯向电磁阀绕组移动，进入最终完全充注位置(图8)。通电电磁阀支撑磁铁芯而球头通过锁止器运动从锁销处升起(锁止球离开凹槽位置)，在充注位置锁定活塞。HIS现已机电锁定，且为发动机停止做好准备。
4. 胜利进军、哲理频仍的阶段(1946—1953年)
Husqvarna VITPILEN 701摩托车可谓是将“平易近人”这个概念演绎到了极致，任何曾经驾驶过Husqvarna摩托车的车迷都会理解这个词汇的内涵。驾驶VITPILEN 701很简单，就像驾驶它的前辈一样—操作不复杂，易于控制，甚至能够增强驾驶者的信心。虽然组成VITPILEN 701的核心部件大部分来自Husqvarna的母公司KTM，但VITPILEN 701却拥有比Duke家族更为亲和的骑乘体验。在市区的繁华街道，你可以肆意驾驶它穿梭其中，而在长距离的旅行中，它也不会让你腰酸背痛浑身抽筋儿。
“文革”十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毛泽东哲学思想基本中断了原来方向的发展，但他本人也在所做的有益工作中发表过正确的哲学意见，可看新编《毛泽东文集》第八集所载的有哲学内涵的论述。
5. 迎接建设、推动转型的阶段(1954—1965年)
从理论上讲，这一基本教学模式适用于中小学各门学科的课堂教学，不同学段和学科也需要根据教材情况和学科特点灵活变通。因此，我又提出了“三级建模”理论，即“一校一模、一科多模、一模多法”。“一校一模”即和谐教学基本教学模式，“一科多模”是各门学科都要在和谐教学基本模式的基础上，依据学科特点，形成不同课型的教学模式，目前已归纳出中小学各科不同课型的100多种教学模式。“一模多法”是指，在学校基本教学模式和学科教学模式的基础上，教师可以根据具体的教学对象和教学内容，运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形成自己的教学设计和教学风格。
在1954年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以中国革命为基础和主题，1953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这就要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转型，转变到以社会主义建设为基础的新形态上来。毛泽东为此开展了创新的哲学以至经济学的研究。1954年撰写的《论十大关系》就是新时代、新主题的新作品，开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的第二个形态——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1956发表的《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论述了“以中国文化为基础，吸收外国的东西”，让二者“交配起来，有机结合”的文化中介建构思想；[7]1957年按照八大精神开始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这个新时期的新特点就是把党的工作主题转变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上来，1957年撰写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新的时期的代表性哲学著作，它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治国理论和政治哲学。实践转型非常艰苦，哲学转型则且思且进。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轰轰烈烈推开，遇到经济过热的折腾，犯了错误艰难降温。期间，毛泽东做了许多的哲学思考和总结，写出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关于人的认识问题》等哲学著述，涌现出诸如“我们的脑子是个加工厂”的认知结构论，[8]人要在构造理论、制定政策时“设置对立面”的选择论和建构论，辩证法三大规律中“有个主观能动性的问题”的实践规律论等等，都是哲学原理的生动创新。
从1945年6月七大闭幕到1956年9月八大召开的11年，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及其军队英勇进军的11年，连续获得三个历史性的伟大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巩固人民政权并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伴随着极其辉煌的实践成就，毛泽东的哲学思索也不断绽放出新的学术花朵。1946年8月，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中间地带”的概念，认为在美国和苏联之间，隔着广阔的中间地带，在控制和掌握中间地带以前，美国是不可能进攻苏联的。这个谈话，突出了毛泽东哲学的中介辩证法。无独有偶，1947年8月，在致刘邓陈粟的作战电报中提出：“给敌以歼灭和半歼灭性打击必须同时并重”,“采取于运动中半歼灭半击溃的作战方针”。[4]歼灭和击溃是矛盾的两极，居间联系的是“半歼灭半击溃”。这份电报把“中介辩证法”转变成种“中介实践论”，应是毛泽东哲学的杰作。1948年2月和3月，毛泽东对决策活动在认识论中的位置作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没有做过的论述：“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政策必须在人民的实践中，也就是经验中，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5]因此，“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6]这就揭示：认识形式及其成果有三：反映性认识形式从而形成的理论、评价性认识形式从而形成的价值、规范性认识形式从而形成的决策；实际的认识过程是“理论指导决策，政策规范实践”。不建立正确的、行之有效的规范性认识，实践一定失败。所谓实践检验，不但要检验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还要检验决策是否满足价值性和可行性相统一的要求。从1949年到1953年，继七大提出“两个中国之命运”之后，毛泽东多次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命运”范畴，这是又一个重要的哲学创新。
笔者强调指出：近年来关于毛泽东哲学的争论不息，如何解读毛泽东哲学的文本史是焦点所在。正确评价毛泽东哲学，梳理它的文本史是前提。如果不作全面梳理，只讲1937年的“两论”，那就丢弃了毛泽东哲学的大部分珍宝，使毛泽东哲学越来越贫困化。笔者愿意向读者们提示：不读《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不读《论持久战》，不读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以后的一系列重要文章，甚至不读收录在6卷本《毛泽东军事文集》中的文章和1200多封作战电报，就根本上没有评价毛泽东哲学的发言权。
(二)毛泽东哲学逻辑构造的再论
如何解读毛泽东哲学的逻辑结构？学术上保守的人们，往往不顾毛泽东哲学自身逻辑，将其肢解成部件和碎片，然后塞进普列汉诺夫式的“一分为四”的机械框架中：第一块塞进“物质本体论的唯物主义”，第二块塞进“物质运动论的辩证法”，第三块塞进“反映论的认识论”，第四块塞进由物质本体论推广来的“历史唯物论”。把它们加起来，就是普列汉诺夫式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特点，就是抽去实践论的核心地位和贯穿地位的非实践论哲学，这恰同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新唯物主义”的原初文本对立，也就抹杀了毛泽东哲学的真正本质。
1. 毛泽东哲学逻辑构造的启动：从《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向“两论”简约
1939年4月—8月，毛泽东在抗大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撰写了这部“讲授提纲”。全书分三章十六节，第一章“唯心论与唯物论”，第二章“辩证法唯物论”，第三章“唯物辩证法”。这章原计划分三节，讲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实际上只写了“矛盾统一法则”。这份讲稿，很难说是毛泽东的哲学体系建构。能说明毛泽东真实哲学思想的，是毛泽东把这份“讲授提纲”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单独整理出版，而如同日本学者早已看出的，“两论”应该看作是“为了实现同一目的的缺一不可的不可分割的统一的一篇著作”，由此，“两论”的哲学，毛泽东哲学，应概括为“实践一元论”或“活的实践论哲学”。[9]日本学者的概括未必准确，但他们看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真正核心是他的实践论，也就是看到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原初文本的直接继承是很有见地的。
2. 毛泽东哲学逻辑构造的关键：紧紧围绕着实践论硬核来铺陈
文献[32]在一个全尺寸(直径1.6 m，高度2.85 m)的圆柱状换向流动反应器(填料结构形式为矩鞍环)上开展了一系列试验研究，并使用试验结果对一维数学模型的预测结果进行了对比验证。
3. 毛泽东哲学逻辑构造的体系：“元实践论”及其在世界观、认识论、历史学中的展开
笔者在上述的文本史简述中已经分阶段论证此点。我们党的著名理论家龚育之在1995年于南京召开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与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讨论会上说出了这个见解：“从马克思主义，到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践，实践论，实践精神，始终是处在其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的、核心的、关键的位置上。”[10]毛泽东哲学以实践论为硬核，这是他在文本史中一以贯之的表达。他的唯物主义是尊重实践环境的客观性，因而要对实践环境进行调查研究的唯物主义；他的辩证法是在实践中形成和显现其规律的辩证法；他的认识论是以实践论为基础的能动反映论的认识论；他的历史观是历史为人民的实践所创造的历史观。由于实践论硬核贯彻其中，这几个部分早已融成一体。
毛泽东不是书斋里的哲学家，也不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他们，有着长期书斋著述的经历。他的哲学研究和学术阐发是在对思想、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实践方面进行研究、提出见解的过程中加以思考、论证、运用、阐述的。最大量的哲学创新就写在这些与时俱进的著作中。表面看来，这些哲学思想是随机的、分散的、不成体系的。但是，我们从文本史的梳理中，看到它们在实质上构成的逻辑体系。一是，毛泽东哲学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是中国人民掌握自己命运的问题。1945年4月党的七大、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1953年后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反复提出要掌握这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命运”范畴描述着特定国家民族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诸发展可能性并存所导致的不确定性。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中主体客体关系”这一基本问题在近现代中国的集中表现。中国人民必须认识发展前路上诸可能性的质的差别和实现几率的量的对比，从而通过实践将最好可能性变成现实性。二是，毛泽东哲学的“元实践论”——对实践本身研究的结论。这就是提出了“具体实践”范畴，将其和一般的“实践”范畴辩证统一，这一“范畴对”的建立，把作为马克思哲学理论硬核的实践论加以变形后移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构成“新实践论”；这就是论述新实践论的两个维度——科学维度和人文维度，构成真理和价值相统一的“实践二维论”；这就是揭示唯物论和辩证法在实践中的密切结合，构成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统一的“实践辩证论”。三是，把“元实践论”由抽象到具体地展开为实践论的世界观、实践论的认识论、实践论的历史学。这个被“观”的世界是中国人在其中实践的世界，是中国的现实世界和全球的现实世界相统一的世界，是中国人的主观世界和作为其环境的客观世界共同被改造的世界。中国世界中开展的实践，撇开历史条件而言，就是实践论的认识论所面对的世界。这个实践论的认识论，超越马克思的同样的认识论的地方在于它从极端复杂的中国政治和极端艰巨的中国革命战争中汲取智慧，凝聚出一系列新原理，它是“反映性理论认识”、“评价性价值认识”、“规范性决策认识”相统一的“务实认识论”，又是“逻辑建构”、“道德熏陶”、“审美融合”相统一的“广义认识论”。把实践论的认识论同历史实践结合起来，就具体化为“实践论的历史观”。它不但有“人创造历史”和“人民创造历史”的两大递进命题，而且发展成为掌握命运的“历史创造论”。
(3)系统弹出“访问权限已分配”的提示框(图30)，表明登陆成功。如登录失败，可断电(断开蓄电池负极或者方向机电源插接器)后重新进行登录操作。
(三)学术内涵日益丰富、学术创新日益凸显的哲学
改革开放以后，毛泽东哲学虽然逐渐成为非显学，但有少数执着研究毛泽东哲学的学者，却通过广度拓展和深度开掘，揭示了毛泽东哲学极其丰厚的学术内涵和极其宝贵的学术创新，进而将其演绎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奠基学说。这些学者之所以能够做成毛泽东哲学宝库的开发者，却既有其条件的借助，又有研究方法的创造。
1. 借助于毛泽东著作的大量编辑出版
毛泽东身后，文献研究界和出版界对其遗著作了大量的编辑出版工作。其中包括《毛泽东早期文稿》的出版，《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的出版，《毛泽东诗词集》的出版，《毛泽东书信选集》的出版，8卷本《毛泽东文集》的出版，6卷本《毛泽东军事文集》的出版，13卷本《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出版，8卷本《毛泽东年谱》的出版，2部《毛泽东传》的出版(《年谱》和《传》透露了未在其著作中发布的大量哲学见解)，连同在他生前已经出版的5卷本《毛泽东选集》，共有46部出版。虚心的学者们，由此阅读到了毛泽东生前的几乎全部哲学言论，从这个雄厚的哲学资源库探寻毛泽东哲学的堂奥和真谛。
2. 借助于中国哲学界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哲学的重读
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后来被历史所推翻。毛泽东在这时强调他自己的“斗争哲学”。读过七大报告的人们都知道，毛泽东的“斗争哲学”的本意是什么。他这样说：“自从有了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他们就向被压迫的人民进行斗争，‘斗争哲学’是他们先发明的。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哲学’出来得比较晚，那是斗争了几千年，才有了马克思主义。”[16]这是在对敌斗争的环境中讲的。遇到新中国执政党内的矛盾，也讲斗争哲学，是片面的。这种斗争哲学的进一步强化，就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本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时代治国理政纲领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不是片面的“斗争哲学”，此书要求，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落脚点放在建立矛盾的统一性上。所以，面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人们指出毛泽东违背了自己所写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1.1.5 遵守临床试验的双盲原则 研究者分成4组，第1组筛选和分配受试者；第2组施行治疗；第3组观察和搜集指标数据；第4组统计数据并且撰写文章；试验对象的分组对受试者严格保密；4组研究者的各自操作互相保密。
在真理标准的讨论中，中国学术界为了拨乱反正，开展了重新解读马克思哲学原本的活动。在这样的重读中人们发现：马克思哲学的原本是以唯物主义为前提、实践论为核心、历史创造论为其最高形态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人们发现：1871年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学术研究领域上作了分工，恩格斯对于《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写了“实践发生论”、“实践环境论”、“实践过程论”，而未对实践本体论给予更多论述，被普列汉诺夫等人误释为非实践论的哲学；人们发现：列宁在1907年所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基本继承普列汉诺夫解读，只有在1914年之后的《哲学笔记》，特别是准备与实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著述，和革命胜利后对革命正义性的辩护中，才回归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这样地延续下来，人们发现：毛泽东哲学本质上就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进而发现它的具有伟大性的学术创造。
3. 借助于中国哲学界对中、西、马哲学的比较研究
真的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当我们研究莱布尼茨的“可能世界”哲理时，就知道毛泽东在实践需要推动下在中国深入揭示了这个变幻难测的可能世界是多么睿智；研究海德格尔在实践哲学的意义上提出的可能性范畴是哲学的最重要范畴时，就知道毛泽东研究可能性范畴并提升它的逻辑位置，用于解决中国的命运问题是怎样聪慧；研究康德和皮亚杰的“认知结构”理论时，就知道毛泽东关于“脑子是个加工厂”的通俗表达吹散了弥漫于中国哲学中的直观唯物主义迷雾是如何锐利；研究量子力学家们揭示微观世界粒子运动奥秘时，就知道毛泽东居然在社会领域中与量子力学呼应阐明中国革命实践的规律正是可能性及其几率分布的规律是如此机敏！所有这些哲学原理的创造，弥补了马恩列哲学著作所未及，开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生面。至于毛泽东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比较研究，人们都肯定，前者对于后者有着批判地继承的关系。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标志着相对独立的邓小平理论的诞生，自此以后，直接指导改革开放实践的是邓小平理论及其后不断发展而出现的新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邓小平理论的前提和基础在实践指导上变成间接的东西，它的哲学价值也就逐渐衰微。
对于笔者似的建国前后参加革命的老人，毛泽东哲学仍然热乎乎地装在心里，可是，对于挑着宣传重担的中青年干部，毛泽东哲学就已经是相当遥远的历史遗存了。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站在一旁对历史遗存评头论足，有时甚至陷入一知半解。例如“斗争哲学”，他们只记得1959年庐山会议的误用，不记得毛泽东在七大对共产党人在“斗争”问题上所处的被动性和所具的正义性。又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他们以为毛泽东就是个疯狂的唯心主义者，迷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忘记了他1958年11月在郑州会议上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和做出“价值规律是个大学校”的论断，忘记了他1959年底和1960年初组织学习小组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所发表的纠“左”见解，也记不得1962年他不赞成解散合作化的合理性。
研究对象为我院2016年9月~2017年5月收治的90例新生儿肺炎患儿,将其分为对照组与实验组各45例,分别使用常规护理与人性化护理。对照组男25例,女20例;日龄1~28(12.43±1.32)d;体重1.67~5.32(3.64±1.21)kg。对照组男24例,女21例;日龄1~27(12.52±1.42)d;体重1.71~5.41(3.57±1.34)kg。P>0.05,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二、毛泽东哲学的价值重估
在毛泽东逝世已经43年的今天，毛泽东哲学对当代以至后世还有没有价值？如果有，是怎样的价值？回答这个问题的基础是它的真理性，前段已做分析；回答这个问题的意义，将如本段所述。
式中，qij′表示经过归一化处理后的QoS数据；对于效益型数据qij表示Web服务集合中第i个Web服务中第j个QoS属性参数的取值；对于成本型数据， qij表示Web服务集合中第i个Web服务中第j个QoS属性参数取值的倒数。Q表示效益型和成本型数据集合。
(一)毛泽东哲学价值重估的由来
对毛泽东哲学的价值重估是从1958年“大跃进”实践开始的，经过1978年实践标准的讨论，1981年《历史决议》的制定，到1992年1月—2月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确立，才获得了价值重估的初步结论。本文把这段历史分为三个阶段来回顾：
1. 对毛泽东哲学价值的肯定
在1937年“两论”问世后，特别是1945年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以后，毛泽东哲学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取得了在全党的主导地位。正如1981年历史决议所概括的那样，体现毛泽东哲学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大原则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党的思想路线、工作路线、政治原则，引导着党和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这就是毛泽东哲学的本有价值。
2. 对毛泽东哲学价值的批判
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遭遇沉重的失败。那时流行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主观主义口号遭到人民的唾弃。在一些学者看来，这是由毛泽东哲学中的唯心主义成分所引发的。毛泽东在1939年致张闻天的一封信中说：“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与拥护。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忽视主观能动性。我们对孔子的这方面的长处应该说到。”[14]而在大跃进运动的前奏——1956年的“反保守”思想批判中，毛泽东是这样阐述自己的哲学观点的：“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15]这样的哲学论断，其实在坚持马克思哲学的“严格尊重实践环境的客观性和高度发扬实践主体的能动性相结合”的原则上并无背离，只是在现实倾向的判断上有违当时的实际状况。但是，人们还是要求毛泽东的论断对大跃进的失败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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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历史事实说明：毛泽东哲学在理论上正确地说明了客观实在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关系与矛盾的同一性和矛盾的斗争性的关系，他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从未讲过唯心主义科学、形而上学灵光的话，而总是批判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但是，在对实际情况的判断和哲学观点的运用上，毛泽东也有出错。实践证明：毛泽东哲学的价值实现要通过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规律和整个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研究，亦即要在创立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和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后才能做到。毛泽东出错的时候，正是不懂或不大懂这两门学问的时候。这说明：马克思学说，确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光懂哲学不行，还要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毛泽东在总结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经验教训中，对此深有体会并为此付出了努力。
3. 对毛泽东哲学价值的重新肯定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在批判这个极左政治集团的过程中，人们开始追究毛泽东的政治责任，出现了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哲学的批判浪潮。一些人认为：毛泽东哲学就是发动大跃进的唯心主义哲学，就是搞“斗争哲学”的形而上学哲学，就是反人道的专制主义哲学。在这样的社会舆论环境中，从中共中央传出了清醒的态度和公正的声音。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17]1978年11月27日，邓小平在同华国锋、叶剑英等一起听取中央工作会议各组召集人汇报时插话说：“毛主席的伟大贡勋是不可磨灭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的伟大，怎么说也不过分，不是拿语言可以形容出来的。”毛泽东哲学是他的全部历史功勋的基础部分。肯定毛泽东的伟大，也就是肯定毛泽东哲学的价值。
大学既是科学与技术结合的熔炉，又是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养成的思想森林，大学之大在于精神，而大学校园文化景观正是这种精神的现实载体。我国的高等教育伴随着经济发展高速前行，但由于很长时间内我们进行的为经济和行业发展量身打造的专才教育模式，只强调其学识水平、技能技术的培养，从而忽略了对其三观等综合能力素质的培养。由于需要的人才众多，所以大学只强调“高、大”而不强调“尚”，导致目前吉林省的大学校园文化景观尤显缺失，生态绿色自然景观、人文民族景观完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掘与利用。
(二)历史决议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价值重估
1981年，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这个《历史决议》以实践检验作为论据，对毛泽东哲学做了全面的价值重估，就其基本结论而言，是对毛泽东生平的“盖棺论定”。在对毛泽东哲学评价上，《历史决议》作出了一系列判断：第一，肯定毛泽东思想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同时指出：“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就哲学而言，由于哲学思考的个性化特征，更多地或主要地写在毛泽东的著作中。第二，肯定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同时指出：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就是说，我们党是以毛泽东的正确思想来批评他违离自己正确思想的晚年错误的。越是揭开晚年错误，越是证明他的正确思想的伟大。第三，阐发了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内涵。特别强调他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指出：“他使哲学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这是对毛泽东哲学价值的全面肯定。第四，《历史决议》提炼了毛泽东思想的三个精髓，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个精髓，是中国共产党经久不渝的灵魂，是党的事业赖以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精神力量，它是毛泽东哲学所塑造的。这点是《历史决议》对毛泽东哲学价值的突出论述。
(三)毛泽东哲学价值的渐趋衰微
4. 创造了科学的解读方法
2.2 两组患者围手术期各项指标水平比较 观察组患者手术时间、术后出血量、月经恢复时间、住院时间显著少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血清β-hCG恢复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1. 毛泽东哲学价值衰微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除了少数毛泽东哲学的研究者在孜孜以求地研究、介绍、传播毛泽东哲学外，整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对毛泽东哲学日趋淡忘。其原因：一是批判毛泽东晚年错误连带倒了清洁水。中国的批判家，往往不是批判家，而是毁灭家。批判是以分清是非为内涵的，中国近代以来的极端主义思潮，把批判歪曲成为骂煞。二是歌颂党的新理论创造变成喜新厌旧。笔者以为，毛泽东在上世纪50年代，已经开始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以革命实践为基础的阶段向以社会主义建设为基础的阶段转化，但他本人没有完成，接着就产生了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和其后中央的哲学。对于新哲学的歌颂，慢慢就忘记它的由来，产生于革命时代的哲学，有着许多的珍贵品。时间长了，也就渐渐忘记了。三是对毛泽东哲学的研究工作中存在着简化它和肢解它的现象。所谓“简化”，一种情况是没有钻研毛泽东关涉哲学的全部文本，例如，不钻研《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把类似选择范畴讨论、矛盾斗争性也有相对性论述丢弃了；一种情况是无能力将散在玉盘里的玑珠联接成串，例如，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里讲的可能性、《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里讲的可能性、《关于反对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里讲的可能性串联起来，得出“客观可能性空间”的范畴；还有一种情况是能看到论述的表面，却没有揭示其潜有的能力。笔者认为：“具体实践”范畴的建立和它同一般“实践”范畴的成对构成毛泽东哲学的理论硬核，这是把毛泽东论述中的潜有显性化的结果。所谓“肢解”，没有把上世纪30年代的“一本笔记、四篇雄文”整体地看，更突出的，是把《实践论》、《矛盾论》肢解开来，甚至指责毛泽东把“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的绝对相对关系”规定为“矛盾问题的精髓”是错误的，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毛泽东哲学的以实践论为硬核的体系性。由于“简化”和“肢解”，毛泽东哲学变成几条僵化无味的教条，哪个大学生还有听讲的兴趣？
2. 毛泽东哲学价值衰微中仍被保留的领域
从1981年《历史决议》作出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价值重估到现在，已经过去了36年，中经邓小平理论的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构成、科学发展观的发展，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毛泽东哲学的价值也在不断变化。
(1)历史遗存的批判价值
卡尔·波普尔早就说过，一切科学论述都含有潜在内涵。他举的例子是：自然数列中潜在着偶数和奇数，在奇数中潜在着素数和非素数，在素数中潜在着歌德巴赫猜想。数学的研究就是将潜在的数学关系显性化。[11]对于具有显著特点的毛泽东哲学的解读，也可借助于这种潜在内涵显性化的研究方法。具体地说，有三种“潜在内容显性化”：一是潜在哲学范畴的显性化。如毛泽东哲学中有着非常繁茂的可能性范畴的论述，他既论述了发展方向的多种可能性、实现几率的可能性，也论述了不同价值的可能性。现在的哲学工作者，就将毛泽东的可能性结构论述，显性化为“客观可能性”范畴。这个意义上的显性化也包括对毛泽东已提范畴给出界定，如把毛泽东从七大到八大多次提出的“命运”范畴，界定为“实践主体所面对的客观条件制约下的一组可能性”。二是潜在哲学原理的显性化。如毛泽东在马克思哲学发展史上首次提出“战争指导规律”、“战争行动规律”的概念，[12]当代的学者认为：战争是一种实践方式，它有“指导规律”和“行动规律”，那么，全部实践活动作为过程，同样是有这两个规律的，于是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项规律(实践指导规律、实践活动规律、社会发展规律)的原理。三是潜在哲学体系的显性化。毛泽东对于自己的哲学只有一个表述：“你们搞的是洋哲学，我搞的是土哲学”，意思是“从中国的实践中产生、与中国的文化融合、为中国人民的自由幸福服务”的哲学。[13]作为后人，我们可以把毛泽东哲学看作是掌握中国人民的命运、创造中国人民的历史的哲学体系。
(2)供人学习并传承的文化价值
1981年中共中央作出“历史决议”，把毛泽东思想概括为“6+3”的宏伟结构以后，毛泽东思想成为高等学校哲学教学、思想教育的重要教材。中国哲学界有一支队伍在研究毛泽东哲学，他们在大学里承担着传承党的宝贵财产的重任。我们注意到，当世界和国家周边环境发生急剧变化，国际关系出现风云汹涌情态的时候，毛泽东的“又联合又斗争”，矛盾斗争性也有相对性、矛盾同一性也有绝对性，在必要的斗争中宜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在矛盾的两极端中间有着中介环节等一系列哲学思想，都会在长期沉默后突现其价值。被现在的人重新提起的历史就是文化传承。
(3)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被运用的价值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这样的价值是潜存的。它通过邓小平理论和其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运用而发挥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作用。
首先，在七大上确立的哲学“两个维度”：生产力标准的科学维度、人民利益标准的价值维度的统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得到坚持和发扬。如果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只谈生产力标准的科学维度，那就是把这个标准庸俗化，歪曲到类似“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等荒谬判断上去；相反，如果我们在经济发展中只谈人民利益标准的价值维度，那就是把这个标准绝对化，走进脱离效率求公平的胡同。我们在改革、发展、稳定的实践中，逐渐把握住效率和公平的并举关系。
其次，在开辟中国革命和建设独特道路的成功实践中积聚的事物发展“两种形态”：可能性形态和必然性形态的统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得到运用和发展。如果说马克思哲学重在探讨人类未来的必然性，那么，毛泽东哲学则把可能性范畴放在优先考察的地位，寻找中国社会发展的“可能性空间”结构，把握住未来发展的命运，致力于把正向的高几率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实现为相对必然性的前途。毛泽东哲学的这个思想，在邓小平那里演化为实践论的思维方式——从客观实际中，比较各种选择的可信度，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第三，在围绕实践论核心探讨哲学的长途中积淀的“三者统一”：实践论的世界观、实践论的认识论、实践论的历史学的统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得到贯彻和彰显。在毛泽东与邓小平的视野里，世界是人在其中实践、并通过实践不断被改造、不断在变化的世界；在他们的视野里，认识论和历史学也不是两种哲学学说，人的认识过程和人的创造历史的过程是同一的过程，当邓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论述人的实践首先要勇敢、冲刺，同时，要接受客观环境的制约、接受实践的检验，在这样的结合和循环中走出新路，他说的是认识论还是历史观，分得出来吗？
(四)毛泽东哲学价值振兴的两种方式
毛泽东哲学在中国的价值衰微是不应该的。因为毛泽东哲学不同于程朱陆王的哲学，它不像后者那样只是文人在那个时期的呼喊，而是亿万中国人民近现代实践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哲学也不同于严复胡适的哲学，它不像后者那样在西学东渐的时期，以西学批判中学，而是在单纯的中学和西学都不能解决当代中国的命运问题的情况下，联通中、西、马哲的宏大叙事的学说；它也不像孙中山章太炎的哲学，带着旧式的民主主义革命的局限性，而是以“中国社会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宽广视野和深刻的历史洞察力着力揭示中国革命和民族复兴规律的学说。毛泽东哲学的学术创造性是极为出色的。
毛泽东哲学在今后的价值实现，将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党的最新指导思想中运用毛泽东哲学元素和通过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毛泽东哲学基本原理的教育，发挥毛泽东哲学的实践指导价值；另一种是通过发掘和整理毛泽东哲学的学术珍宝，形成完整的学术体系，将其融入中国哲学、民族文化，布施当代、传承后代，发挥毛泽东哲学的学术传承价值。就前一种方式而言，我们党应当把毛泽东主要哲学著作确定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纳入“干部必读”的范围，在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开设课程，研究其现实意义。就后一种方式而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和教育部应当联合起来，研究以毛泽东哲学为基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建构，将其作为学术工程抓紧推进。
笔者想指出：对于民族文化的发展和毛泽东哲学的长久传承来说，后一种方式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为什么？
首先，学术传承最具生命力，这是个史实。在历史遗存上，诗词遗存力强于学术遗存力，学术遗存力强于实践功绩遗存力，实践功绩遗存力强于政治作为遗存力。诗人、学者、革命家、善治者、权谋政治家，名人们的历史地位的高低就是这样排序和递减的。在中国历史上，作为诗人的屈原、陶潜、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以他们的灿烂诗章久远地影响后人，亿万斯年，颂声不绝；作为学者的孔孟老庄、荀韩董王、程朱陆王以他们的言简意赅的睿智篇章，各领风骚，浩唱今朝；其他的实践家、政治家、军事家的影响力均等而下之，而权谋政治家往往为后人所不齿。有些政治家兼为学者诗人，他们的历史地位，远远高于单纯的政治家。如曹操，他以建安文学领袖和辉煌诗作而获得“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的历史名誉，至于其政治作为，毁誉兼具。毛泽东作为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已有极高的历史地位。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成功地领导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大革命，并且巩固了它的胜利成果的领袖，他开辟了中国历史由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以及人民中的其他部分久远当家作主的崭新时代。但毛泽东更具历史影响力、文化遗存力的是它的学术成就和他作为可与李杜苏辛比肩的大诗人的诗词篇章。对毛泽东的学术成就，习近平总书记评价说：“毛泽东同志就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社会科学家”。[18]对毛泽东的诗词，柳亚子赞为“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19]毛泽东的学术成就中首推哲学成就，而他的哲学又恰恰在他的诗词中光芒灿烂。
其次，学术最具生命力是有其理由的。其一，学术有着揭示自然、历史、人性奥秘的深刻性。深刻的学术永远发射出诱人的智慧之光。就说关于“命运”的学术，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断定：命运由上帝决定，但“人的意志也是人的行为的原因”,“上帝决不会忽略我们的意志”，他已有了人可以部分地掌握自己命运的思想；[20]马基亚弗里把奥古斯丁的命运说改变为上帝和个人作用的“对半说”：“正确的(论点)应是：命运是我们半个行动的主宰，但是它留下了其余的一半或者几乎一半归我们支配。”[21]克尔凯郭尔比马基亚弗里高明，他扬弃“对半说”，把命运学说推进到主客体关系的研究高度，写道：命运是“为了说明自由和上帝的关系的”，当人们能够掌握主体自由和客体必然的关系时，人们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22]毛泽东把命运范畴引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因为着重研究历史客观必然性的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提出命运范畴，而依毛泽东的可能性理论、选择范畴、实践检验思想，我们可以把命运范畴界定为“历史创造者主体所面对的实践环境中所包含的一组可能性”。其二，学术有着消除现实时空局限性而展现普遍价值的超越性。这就如同冯友兰先生所说，对传统文化，当代人应该“抽象继承”。例如“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孔子当时学的东西，诗、书、礼、乐、春秋，这是“学”的具体意义，我们可以不继承，但凡人，不论在古代当代都要学习，这是“学”的抽象意义，我们要继承的正是这个抽象意义。[23]对毛泽东哲学也是这样。毛泽东是在讨论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时提出矛盾双方的斗争性也有相对性的见解的，这是具体意义，而做出学术升华，指明一切矛盾的排斥性就一时说都有相对性，这就成为学术了。其三，学术有着吸引阅读者和研究者来从事研究工作的凝聚性。学术的深刻性和超越性，吸引着学者们去解读、去钻研，将其整合成为一个学科，在大学中开设课程，招收弟子，由此教育青年，在研究院内安置研究室，世代传承。
三、走向毛泽东哲学的“全息学术化”和“全程历史化”
按前面的分析，真理再评要求克服把毛泽东哲学狭窄化和碎片化的倾向，需要通过文本史的再梳理，彰显它的潜在的学术意涵，还原它的学术品格；价值重估显示毛泽东哲学可能被遗忘的命运，需要把他的全部哲学思索成果学术化，彰显它的永恒意义。在做法上，笔者提出三点建议：
(一)将毛泽东哲学“全息学术化”
毛泽东哲学本来就是以学术形式产生和发展的，他有专门的哲学笔记,专题的哲学著作,写在军事、政治、文化、党建论文中的相对独立的哲学论述，在这些形式中展开的创新的哲学原理。但是，他的哲学思考和实践问题的回答是融合地进行的，他的哲学表述有不少蕴含在非哲学的语言中，有的是日常语言，有的是政治语言。前者如，他论述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的中介建构用了“非驴非马也可以，骡子就是非驴非马”这样的日常语言；后者如，他提出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前者用“打倒”、“吃掉”的方法解决，后者以“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解决。这些，都是政治语言。这就要求诠释者将其潜含的学术观点挖掘出来，或者说，使其学术化——矛盾的解决或事物矛盾运动的落点在于使矛盾着的对立面统一起来，或者是扬弃，或者是平衡，因此对立统一规律在实践论的意义上，应该命名为“对立面之同一”的规律。尤其是，毛泽东的哲学体系潜在于分散的哲学论文和哲学论述中。本文所表达的“两个维度”、“命运问题”、“实践核心”等体系建构要素，都是潜在于他的各篇文章中的。笔者把毛泽东直接论述的哲学原理称为“显性原理”，而把融入日常语言和政治语言的哲学原理称为“非显性原理”，将后者显性化，使毛泽东哲学呈现为完整的学术形态。毛泽东哲学本来就是学术，是就他的直接哲学论述来说的；毛泽东哲学需要学术化，是就他的非显性部分需要显性化来说的。二者合起来，就是毛泽东哲学的“全息学术化”。
(二)把毛泽东哲学“全程历史化”
毛泽东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决定性成果。恩格斯说：当历史需要一个伟大人物出现的时候，这个人物就会出现，“不论好一些或差一些，但是最终总是会出现的。”[24]中国革命，需要正确的思想路线，正确的思想路线的创立需要哲学的引导和支撑，而这就需要一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革命实践密切地结合起来的哲学家，而且必须是同时成为革命的政治领袖和军事统帅的哲学家。毛泽东的出现并在艰难革命实践考验后被选择，最好地满足了历史的要求。这是中国革命的幸运。但毛泽东哲学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环节，这就需要在历史全程中考察它和扩展它。毛泽东哲学之前，有李大钊哲学、瞿秋白哲学、恽代英哲学，他们是毛泽东哲学的先驱，着力点在用中国语言读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哲学，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介绍到中国，并且率先倡导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在毛泽东哲学自己，有开辟中国革命道路中的哲学论证，有总结30年代经验教训而形成以“具体实践”范畴问世为标志的新哲学创造，有从革命到建设转变之后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的哲学新论；在毛泽东哲学之后，有邓小平及其后来的哲学对毛泽东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如此历史地联系起来，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轨迹，展现了作为这一中国化事业之成果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这个学科建构是结构性的。即是说，它是由一个又一个“科学研究共同体”集体创造和发展的。如果我们用“X+”的方式来表示的话，1919年到1926年，有“李大钊+”的“科学研究共同体”，瞿秋白、恽代英等都是重要成员；1927年到1966年，有“毛泽东+”的“科学研究共同体”，李达、艾思奇等是重要成员；1978年到1992年，有“邓小平+”的“科学研究共同体”，张岱年、冯契等是重要成员。全程化的毛泽东哲学，应是上述各个“科学研究共同体”的成果的综合。
(三)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
毛泽东哲学的“全息学术化”和“全程历史化”，将毛泽东哲学扩展为李大钊、毛泽东、邓小平及其后的哲学；加厚为“学者兼革命家”和李达、艾思奇、冯契、张岱年等专业哲学家合作共创的哲学；显现这个哲学的对象广度、历史进度、学术丰度的深远辽阔。这就能够让当代中国人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有了学科，才能占领一块哲学阵地，才能组织一支哲学队伍，才能成立一个研究机构群，才能在高等学校开设课程，才能培养一代又一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博士大军。这是传承毛泽东哲学宝贵财富的唯一途径。笔者不能赞同“韩文”的主张，即贬低李大钊、毛泽东、李达、艾思奇们的哲学学术思想，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从井冈山斗争开启的事实，抛弃在毛泽东文本史中存在的宝贵的学术创造，单单来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这是要在废墟上构造一座大厦，也重复了《百喻经》中《三重楼喻》所说的那个只要三层楼不要地基和一二层楼的笑话。
中国哲学界对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似乎缺乏热心人。在笔者看来，在全世界范围内，马克思哲学的后裔一分为三：其一是列宁等为代表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二是卢卡奇等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三是毛泽东等人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兴趣浓厚，投以大力，唯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颇为冷淡，甚至都懒得承认有这门学科的存在。对于这种情况，应当加以改变。笔者不揣冒昧，撰写出版了《掌握命运创造历史的哲学——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的研究》一书，其第三章“严肃的价值担当——掌握中国的命运和创造崭新的历史”，第四章“不渝的理论硬核——实践范畴和具体实践范畴相统一的新实践论”，第五章“严整的理论体系——实践论的理论硬核的二度展开”，第六章“传世的学术创新——具有不竭创新能力的学术宝库”，[25]已经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内涵和结构端出了主张，希望有助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教育部启动这一项千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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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A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071(2019)02-0014-12
* [收稿日期] 2019-02-25
[作者简介] 陆剑杰(1935-)，男，江苏海门人，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教授，南京首届十大文化名人。主要研究方向：中外哲学原理比较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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