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商业经济对文学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代论文,商业论文,经济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商业经济高度发展的一个时期，处于这一特殊社会经济背景下的唐代文人也以一种全新的精神面貌出现于唐代的文坛上，并使唐代文学在商业经济的陶冶中获得了不拘一格的发展。
一、商业经济的发达与开放型的唐代文人
从隋代以来，中国封建社会的商业经济便呈现出上升发展的趋势。隋唐之际，随着疆域的开拓、交通业的发展以及城市的繁荣，商业经济迅速崛起，并形成了以长安为中心的关陇西北商业经济区、以洛阳、汴州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经济区和以扬州为中心的江南经济区。隋唐的交通业是非常发达的，而这也正是商业经济得以发展的支撑点。据《唐会要》卷八十六：“且如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蜀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河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洪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货往还，昧旦永日。”交通的便利不仅体现在水路上，也体现在陆路上，《通典》卷七云：“东至宋（今商丘）、汴，西至歧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指荆襄，北至太原、范阳（今北京），西至蜀川、凉府（即凉州），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十里，不持寸刃”。发达的交通产生了如云的商旅，大批的富商小贩走南闯北，“求珠驾沧海，采玉上京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炎洲布火浣，蜀地织锦成。……通算衣食费，不计远近程。经由天下遍，却到长安城。”（元稹《估客乐》）
在这种开放的社会背景下，唐代文人也一反传统的闭门著书方式，开始走出去广泛地接触社会生活。喜欢漫游，这便是风行于唐代文人中的一种嗜好。这一方面是由于交通业的发展使漫游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高度发育的城市和商业经济刺激了文人漫游的欲望，希图通过漫游结识朋友、激扬名声，从而建功立业，故这种漫游又称为“宦游”。唐薛用弱《集异记·王涣之》条载：“开元中，诗人王昌龄、高适、王涣之（之涣）齐名。时风尘未偶，而游处略同。”而高适又与李白、杜甫多次相聚同游，杜甫晚年在所作的《遣怀》诗中追忆三人同游梁宋时的情景仍激动不已。李白又是三人中最热衷漫游的，他从二十五岁便“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安州裴长史书》），”一生所历专注于两种去处，一是通邑大都，一是名山胜水，像长安、洛阳、扬州等大商业都市都几番留下过他的足迹。文人喜欢“宦游”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唐代幕府制度的发达。幕府制度始于东汉时期，东汉明帝永平（公元58——75）初年亲王刘昌以骠骑将军辅政，班固进书赞美其“幕府新开，广延群俊。”（《后汉书·班彪列传》附《班固传》）发展到唐代，尤其是安史乱后，节度使权力畸重，集军民、人事、财政于一身，幕府制度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士入幕也就成了科举以外的第二条仕进之路。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十七云：“唐词人自禁林外，节镇幕府为盛。”“中叶后尤多。盖唐制，新及第人，例就辟外幕，而布衣流落才士，更多因缘幕府，蹑级进身。”因此入幕便成为唐代文人“宦游”的一个重要去向。唐代一些有名的诗人如骆宾王、孟浩然、高适、李白、杜甫等许多人都有过“宦游”并入幕的经历。“宦游”本为仕进，初出茅庐的少年文人在这方面尤其雄心勃勃，一旦仕进无望，“宦游”便转而为“客游”，目标也由通邑大都转而向名山胜水了。与李白曾有过密切交往的孟浩然，一生游历所之便代表了这一类型。孟浩然在“年四十，来游京师（《旧唐书（孟浩然传》）以前，便曾游览过洛阳、扬州等地，与之同游的李白还作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入京后孟浩然本为应进士第，但却失败了，后又拟献赋上书以求汲引，仍然无望，这便给他的“宦游”画上了句号。“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扁舟泛湖海，长揖谢公卿。”一气之下自洛至越，从此便开始了他漫长的“客游”之路。他从洛阳出发，循汴水即广济渠，转邗沟达扬州，于京口渡长江入江南河，经润州、苏州、太湖达杭州，最后到达越中诸地。值得一提的是，孟浩然所走的这条路线，正是隋唐以来交通南北的重要商业通道，这也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文人漫游与交通业发达两者之间的关系。
不管是“宦游”还是“客游”，这种开放的生活方式给唐代文人在创作上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一方面他们在漫游的过程中将沿途所接触的自然景观和各个层面的社会生活纳入笔底，拓宽了创作视野。仍以孟浩然为例，他自洛至越的途中，便是一路走一路写，像《适越留别谯县张主簿申屠少府》、《问舟子》、《宿扬子津寄润州长山刘隐士》、《扬子江望京口》、《济江问同舟人》、《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等都是此间所作。另一方面，文人通过漫游以文会友、宴飨唱和，也有助于琢磨诗艺，激发创作才华。唐代文人有许多诗文都是产生于游宴活动中。“初唐四杰”的王勃便是极喜游宴撰文的一位。他十三岁左右便开始前往吴越一带漫游，在越州一位季姓处士为他举行的家宴上，他写了一篇《秋日宴季处士宅序》，内有“数人之内，几度琴樽；百年之中，少时风月”语，充满了初次漫游的豪情逸兴。在越州他还参加了永兴县令李某饯别萧三的宴会，并即席写了一篇文情并茂的《越州永兴李明府宅送萧三还齐州序》。从越州溯江西上，至南昌滕王阁，在这里参加了都督阎公举行的庆祝滕王阁落成盛大宴会，并即席写下了震撼古今的《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使年仅十四岁的王勃文名鹊起。至后来又有在沛王府写的《春日宴乐游园赋韵得接字》、游德阳时写的《宇文德阳宅秋夜山亭宴序》、游绵州写的《秋夜于绵州群官席别薛升华序》、游洛阳写的《秋晚入洛于毕公宅别道王宴序》等许多篇游宴文字，从中极见其少年才气。据统计，《全唐文》中共收有王勃文章九十五篇，其中从题目或内容以及文献记载中可以明确认定是作于宴会之上的文章至少有二十七篇，约近三分之一，另外还有许多是作于游历途中的游览文字，可见游宴生活在王勃短短的创作生涯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唐代文人不拘牖里，游宴成风，席间每有燕乐助兴，因此文人们不仅喜欢即席铺张诗文，更喜欢依燕乐填词。据王昆吾、任半塘统计，李白就曾作有燕乐杂言长短句歌辞三十八首，白居易作有三十三首，王维、李颀、杜甫、韩愈、刘禹锡、李贺等人也都作过（王昆吾、任半塘《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这些燕乐歌辞虽非全是即席之作，但即是燕乐歌辞，从中亦可以窥见唐代文人游宴风气之盛，更可以推论文人游宴与唐代文学繁荣之关系。唐代政治经济上的“盛唐气象”向为史家所称道，它的出现从根本上得益于高度发育的封建商业经济，而商业经济的高度发达也推动封建文人从传统的封闭型创作模式向开放的创作模式转变，从而也创造了文学上的“盛唐气象”。
二、诗名决于俗下与市民化的文学创作
翻开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我们恐怕找不出哪一个朝代的文人在文学创作上比唐代文人更贴近市民阶层、贴近下层社会生活的了。这一方面是科举制度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则与商业和市民生活对文人的影响有关。
《唐才子传·王维》曾记载了王维登第前的一则轶事：
维将应举，歧王谓曰：“子诗清越者，可录数篇，琵琶新声，能度一曲，同诣九公主第。”维如其言。是日，诸伶拥维独奏，主问何名，曰：“《郁轮袍》。”因出诗卷，主曰：“皆我习讽，谓是古作，乃子之佳制乎？”延于上坐，曰：“京兆得此生为解头，荣哉！”力荐之。
此事概从《集异记》中择来，而据《集异记》载，由于对王维的赏识，“公主则召试官至第，遣宫婢传教，维遂作解头而一举登第矣。”
唐前期科举主要以诗文取士，而考官的考录又往往以诗人文人的名声论成败，于是唐代的士子便有了以诗文“行卷”的习气。《唐音癸签》卷二十七《谈丛》三云：“唐试士初重策，兼重经，后来倚重诗、赋。中叶后，人主至亲为披阅，翘足吟咏所撰，叹惜移时。或复微行，谘访名誉，袖纳行卷，予阶缘。士益竞趋名场，殚工韵律，诗之日盛，尤其一大关键。”前述王维以诗卷进诣公主，希图达诗名于权贵，便是“行卷”之一渠道。盛名之下，诗人不仅有望登第，更有直接为朝廷加赏除官者。《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七唐宪宗元和二年载：“盩厔尉、集贤校理白居易作乐府及诗百余篇，规讽时事，流闻禁中；上见而悦之，召入翰林为学士。”卷二百四十五年：“初，膳部员外郎元稹为江陵士曹，与监军崔潭峻善。上（穆宗）在东宫，闻宫人诵稹歌诗而善之；及即位，潭峻归朝，献稹歌诗百余篇。上问‘稹安在？’对曰：‘今为散郎。’夏，五月，庚戌，以稹为祠部郎中，知制诰。”
朝廷依照诗名而取士，诗人靠了诗名而谋官，然而诗名的获得以及大小都决于俗下而非庙堂。无论王维还是白居易或元稹，他们都是先在市井里诗名鹊起，为乐工或宫人传诵而流闻于上，从而被加官进爵。久而久之，便出现了一种倒本为末的奇特现象：许多诗人避而不走“上层路线”，而转去追逐俗下的名声，使自己的诗首先获得市民阶层的承认和传扬，进而为自己的仕进搭桥辅路。唐代薛用弱《集异记·王涣之》条记载的“旗亭画壁”故事便可见此风之盛：开元中，王昌龄、高适、王涣之三诗人共诣旗亭小饮，适逢伶官妙妓十数人亦入内饮酒奏乐。三诗人相约以各自所作诗入优伶口中多者为上。先有三伶分别歌王昌龄和高适之绝句，涣之颇不以为然，因指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诗，吾即终身不敢与子争衡矣。脱是吾诗，子等当须列拜床下，奉吾为师。”俟至该妓发声，果然是王涣之的著名绝句《凉州词》，三人因大笑，尽欢而散。唐代由于商业经济的高度发展，崛起了许多新的商业城市，而一些老的城市像长安、扬州等已经发展成国际性商业都市。城市商业经济的迅速崛起使唐代社会结构发生了崭新的变化，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市民阶层。由于市民阶层文化素质相对较高，这就为诗的“下庶人”创造了条件，而市民们的毁与誉也往往能决定一个诗人的命运，所以唐代的诗人不但不以在市民中竞誉为耻，相反若闻得贩夫走卒能诵上一两句自己的诗，便感畅快极喜。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便沾沾自喜地写道：“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诵仆诗者。”“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复何人哉？又昨过江南日，适遇主人集众乐，娱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这种来自俗下的声誉，正是白居易孜孜以求的。据《墨客挥犀》载，白居易作诗每令一老妪解之，不解则不集，便是为了努力使自己的诗贴近俗下，在下层市民中获得一种商业性的认同。从一些材料记载看，在下层市民中诗人与之打交道最多的便是优伶乐工。据《谈荟》：“李贺乐府数十首，流播管弦。李益与贺齐名，每一篇出，乐人辄以重赂购之。乐府称为‘二李’。”优伶乐工虽居于社会的底层，但通过他们的传唱，诗人不仅可以诗誉远播，甚至可以闻达禁中，这是因为唐代宫庭的歌妓有许多都是从民间歌妓转来，如元稹《连昌宫词》注中言玄宗的宫女念奴，本是长安名倡；《乐府杂录》中载开元末选入宫中的歌女许和子，本是吉州永新县的乐家女；大历中号称“记曲娘子”的宜春院才人张红红，原本出身歌丐等等。这些出身市民的歌妓入宫，也把诗人们的作品包括他们的诗誉都带入了宫中，为诗人跻身仕途提供了一条捷径。王礼锡《李长吉评传》言“唐代的诗有一个极大的趋势，就是从官僚应酬而转到实际入乐，”其原因也就在这里。当然，并不是每位诗人都能因了这种诗誉得以加官及第，“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倖名，”（杜牧《遣怀》）这才是大多数诗人的普遍性命运。
中唐以后，由于人们对诗有些感到“厌气”了（鲁讯《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加上朝廷改变了专以诗取士的做法，于是士子们便也放弃以诗“温卷”而改用了传奇。宋赵彦卫《云麓漫钞》言：“唐世举人，先籍当世显人，以姓名达诸主司。然后投献所业，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盖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传奇有此一用，文士便竞相趋之，于是传奇大兴。传奇与诗一样，走的也是一条兴于俗下而干于庙堂的路。传奇之所以在唐代生成并风行起来，其更深层次的原因乃是因为唐代商业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崛起，导致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复杂化，传统的以言志和说理为特征的诗文形式已不能容纳和表现这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因而情节化的市民文学……传奇便应运而生。从唐传奇中也可以看到，这些传奇故事大都发生在繁华的商业都市，像《任氏传》、《霍小玉传》、《李娃传》、《东城老父传》、《虬髯客传》、《柳氏传》等写的都是长安洛阳人事；《柳毅传》、《南柯太守传》则关涉扬州，这三个地方都是著名的商业都市；《莺莺传》的地点蒲州即今山西省永济县，位居长安至洛阳的交通孔道，也是个繁盛的商业城市。而传奇中所写的人事也大多来自市民社会。市民生活首先为传奇提供了丰富的题材，而产生于市民阶层的一些带有市井气的市民道德思想、商业意识、狎妓意识、侠客意识等等也多方渗透于传奇之中，有的甚至成为传奇的主题。传奇的这些特点，体现了商业社会里文学与市民生活结缘所共有的一些特征。
三、鬻文获财与商业化的文学创作
如果说唐诗与传奇还仅仅是与市民生活结缘，相对超脱于商业活动之上，那么文人们作的其它一些“俗下文字”如碑颂墓志等则沾染了很浓的商业气味，堪称是一种商业化的文学。
早在唐初，文人作一些应酬性文字便有了酬给的先例。据《唐才子传》载：“初唐四杰”的王勃省父途中经过南昌为滕王阁作记，“倾刻而就，文不加点，满座大惊。酒酣辞别，帅赠百缣，即举帆去。勃属文绮丽，请者甚多，金帛盈积，心知而衣，笔耕而食。”他在游蜀中时，随处撰有许多碑颂，像《玄武县福会寺碑》、《飞鸟县白鹤寺碑》、《通泉县惠普寺碑》等，都是应寺院之请而作，并以此作为游食生活。对文人的这种酬给最初本带有赠与的性质，但随着商风侵润，到后来鬻文获财便成为一种天经地义的事情。据《旧唐书·李邕传》载：“邕早擅才名，尤长碑颂。虽贬职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赍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钜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关于中唐时的皇甫湜也有这方面的记载，《新唐书·皇甫湜传》曾记云：
（皇甫湜）仕至工部郎中，辨急使酒，数忤同省。求分司东都。留守裴度辟为判官。度修福先寺，将立碑，求文于白居易。湜怒曰：“近捨湜而远取居易，请从此辞。”度谢之。湜即请斗酒。饮酣，援笔立就。度赠以车马缯采甚厚，湜大怒曰：“自吾为《顾况集序》，未尝许人。今碑字三千，字三缣，何遇我薄耶？”度笑曰：“不羁之才也。”从而酬之。
唐代商业的发展产生了许多富商巨贾，修墓刻石，勒表功德，便成为一种时尚，这又为文人们提供了生财之道。李肇《国史补》卷中载：“长安中争为碑志，若市贾然，大官薨卒，造其门如市，至有喧竞横致，不由丧家。”可见竞争之激烈。碑志当然由名人撰写最好，所以当时一些著名的文士都曾作过“谀墓文字”。李商隐《李义山文集》卷十《刘义》中载有一段关于韩愈的趣事：
右一人字义，不知其所来。……闻韩愈善接天下士，步行归之，既至，赋《水柱》、《雪车》二诗。一旦，居卢仝、孟郊之上。樊宗师以文自任，见义释之，后以争语不能下诸公，因持愈金数斤去，曰：“此谀墓中人所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愈不能止，复归齐鲁。
不仅韩愈作过这类“谀墓文字”，李商隐自己也作。《唐才子传》称他“尤善为诔奠之辞”。虽然尚未发现关于他谀墓获财的记载，但他却撰文歌颂过紫极宫，并因此而“远蒙宠奖，厚赠缣缯。”（《李义山文集·上李舍人状》）李肇《国史补》卷中言：“是时裴均之子，将图不朽，积缣帛万匹，请于韦相。贯之举手曰：‘宁饿死，不苟为此也。’”谀墓文字为正直的文人们如此痛恶，足见其恶滥程度。
就在文人的创作向商业化演变的同时，市民阶层也开始起来创作通俗的、商业化的市民文学，俗讲便是其中的一种。佛教在唐代可以说是达到了全面繁盛的阶段，这固然与统治集团从总体上提倡和发展佛教有关，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即唐代商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城市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壮大，为佛教的广布提供了广阔的社会基础。姚合《听僧云端讲经》诗云：“无上深旨诚难解，唯是师言得其真。远近持斋来谛听，酒坊鱼市尽无人。”《续高僧传·杂科声德篇》载：“世有法事，号曰落花。通引皂素，开大施门；打刹唱举，拘撒泉具。别请设座，广说施缘，或建立塔寺，或缮造僧务。随物赞助，其纷若花；士女观听，掷钱如雨。”日僧圆仁《入堂求法巡礼行记》云：“开诚六年五月九日五更时，拜南郊坛了，早朝归城，幸在丹风楼，改年号，改开诚六年为会昌元年，乃敕于左右街上寺开俗讲，……。”从这些记载看，唐代僧人的俗讲活动主要是在城市，对象也主要是普通市民阶层。另外，唐代僧人已经把讲经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孙楷第先生便考证认为“宋以前和尚讲经，本不是单为宣传教义，而是为生活。”（《沧州集·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发展》）。傅芸子在《俗讲新考》中对这一现象更进一步阐述说：“唐代自安史乱作，贵族富豪阶级，顿形衰微，他们对于所信仰的佛教寺院，已不能作种种的布施为经济的援助了。当时的民间团体乃起而代之，他们对于寺院乃能作经济的或物质的援助，……。一般民众对于寺院既然如此的维持援助，而当时的寺僧为使民众信仰深入起见，所以对民众的讲经者不得不改变方式，将深奥的经文，力求通俗化，这种新方式便是中唐以后的俗讲。”（载《敦煌变文论文录》）
俗讲“媚俗”之目的促使俗讲这一市民文学形式迅速走向商业化。在唐代，许多俗讲僧已经不按着经文讲唱，而是选取佛经中最精妙的故事来讲。有的干脆摆脱经文，而转去历史和民间寻找故事来讲，像敦煌变文中一些说历史和说当代人物故事的变文就是这样产生的。这种变化，诚如郑西谛所言：“大约当时宣传佛教的东西，已为听众所厌倦。开讲的僧侣们，为了增进听众的欢喜，为了要推陈出新，改变群众的视听，便开始采取民间所喜爱的故事来讲唱。”（《俗文学史》卷上二十五页）更有一些僧人，不惜讲说秽亵之事以悦众听。赵璘《因话录》记唐代著名俗讲僧文溆时便说，“有文溆僧者，公为聚众谈说，假托经论，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不逞之徒，转相鼓扇抉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拜，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俗讲僧不仅在内容上努力媚俗，在音声曲调上，唱经转读亦不复依例前宗，而以淫声悦俗。《续高僧传·杂科声德篇》载：“爰始经师为德，本实以声糅文，将使听者神开，因声以纵回向。顷世皆捐其旨，郑卫珍流，以哀婉为入神，用腾掷为轻举，至使淫音婉娈，娇弄颇繁，世重同迷，尠宗为得。未晓闻者悟迷，且贵一时倾耳。”《宋高僧传·读诵篇》记唐代贞元时俗讲僧少康事亦言：“康所述谒赞，皆附会郑卫之声，变体而作。非哀非乐，不怨不怒，得处中曲韵。譬犹善医，以饧蜜涂逆口之药，诱婴儿之口也。”唐代讲唱文学的这种演变过程，与碑颂等其它商业化文学形式一样，是与唐代商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商业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壮大，首先为商业文学提供了广泛的消费对象，而市民的趣味又反过来促进商业文学进一步走向了通俗化和商业化。
四、通俗化的文学创作与泥沙俱下的唐代文学
如果对唐代文学题材所涉及的领域进行一下统计，我们会发现它从宫禁到市井、从文人到俗下、从富商巨贾到贩夫走卒，几乎涉及到了凡百行业。从体裁上也是空前的，它不但发展了传统的文学样式如诗文辞赋等，而且创造了传奇、俗讲、说话、词文等新的文学样式，为后世各种文学体裁的发展奠定了基本的模式。唐代文学题材和体裁上的这种发展遵循着一个基本的规律，即走向通俗化，这也是商业社会里文学发展的必然规律。何国栋《讲唱文学的尝试和先导》一文在谈到唐代辞赋的演变时说：“‘俗讲’和说唱对辞赋的改革过程，就是变其咏物为叙事、变其夸饰为朴实、变其典雅为通俗的过程，就是辞赋走向民间的过程。”（《敦煌学论集》）其实辞赋的走下庙堂走向民间，不独是由于俗讲和说唱的影响，更主要的是商业经济和市民生活促使文学走向通俗化的结果，而这一结果也正代表了唐代文学的整体走向。
唐代文学的走向通俗化，一方面推动了唐代文学的全面繁荣，但另一方面也使唐代文学变得泥沙俱下，创造了许多“垃圾文字”，这一现象无论在前面说的市民化的文学还是商业化的文学里都存在着，上文谈到俗讲发展到最后专以“淫声”媚俗便是一例。唐代诗歌的走向通俗化直接促成了中唐的“新乐府运动”，把唐诗的发展推向了顶峰，而它的倡导者白居易和元稹也因之名声大噪。元、白“既持是取大名，时士翕然从之，帅其词，失其旨，凡言之浮靡艳丽者谓之‘元白体’，二子规规攘臂解辨，而习俗既深，牢不可破，”（皮日休《论白居易荐徐凝屈张祜》）由此而导致了乐府诗风的衰变。诗的通俗化可以使作者贴近普通市民并在市民中讨取诗名，这诱使一些诗人的作品开始堕入俗滥。《云溪友议》记吴楚狂生崔涯，专写诗嘲戏妓女，并因此而诗誉颇盛：“每题诗于娼肆，无不诵之于衢路。誉之则车马继来，毁之则杯盘失错。”他曾嘲戏名妓李端端道：“黄昏不语不知行，鼻似姻囱耳似扇。独把象牙梳插鬓，昆仑山上月初生。”李端端得此诗，忧心如病，候之于道，再拜战惕，伏望气怜。他便重题一绝句，夸饰之，于是“大贾富豪，竞臻其门。”似崔涯这般靠作俗滥诗沽取诗誉者自非一人。《北梦琐言》卷十载：
唐咸通中，前进士李昌符有诗名，久不登第。常发卷轴，怠于装修，因出一奇，乃作《婢仆诗》五十首，于公卿间行之。有诗云：“春娘爱上酒家楼，不怕归迟总不留。推道哪家娘子卧，且留教住待梳头。”又云：“不论秋菊与春花，个个能噇空肚茶。无事莫教频入库，一名闲物要些些。”诸篇皆中婢仆之讳。浃旬，京城盛传其诗篇，为妳妪辈怪骂腾沸，尽要掴其面。是年登第。
诗的通俗化一方面是指体裁和文笔上的通俗化，一方面是指题材的大众化，但通俗化绝不等于鄙俗化，更不是指主题和立意上的庸俗化，这也正是辉煌伟大的唐诗与上述这些俗滥文字的根本区别。
与诗的异变相对应，在文的方面，随着立碑作颂风气的泛滥，也出现了许多“垃圾文字”，尤其是文人们作的一些“谀墓文字”，由于受人财帛，就要与人粉饰功德，所以这些文字往往虚夸不实。《全唐文记事》卷六十五《谀佞》评《石墨镌华·唐将军张阿难碑》云：“中有云，内侍汶江县开国候张阿难。又有云：银青光禄大夫内侍汶江县开国候张。又有云，勇冠三军，扫定河汾等语。其人盖宦官，而曰勇冠三军，得无溢美乎？”杜甫《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碑》曰：“大抵家人贿赂，词客阿谀，真伪百端，波澜一揆。”白居易《秦中吟·立碑》亦叹：“铭勋悉太公，叙德尽仲尼，……岂独贤者嗤，并为后代疑。”有鉴于此，欧阳修在《唐孔府君神道碑跋》中谈到所集碑文时便说：“余所集录，与史传不同者多，其功过难以碑碣正者。铭志所称，有褒有讳，疑其不实。至于世系、子孙、官封、名字，无情增损，故每据碑以正史。”（《集古录跋尾》卷九）曾作过“谀墓文字”的韩愈也检讨说自己“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惭。及示人，则人以为好矣。小惭者，亦蒙谓之小好；大惭者，即必以为大好矣。”（《与冯宿论文书》）
唐代诗文中的这些垃圾文字虽然数量不少，但它们毕竟属唐代文学的末节，并不影响唐代文学的整体价值。而从另一方面看，唐代文学是泥沙俱下的，但同时也是立体化的，而正是这一点构成了唐代文学整体上的恢弘气势。在文学史上人们习惯称魏晋时期为文学的自觉时代，但实际那只是文人文学的自觉，而唐代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壮大，文学无论从创作主体、创作内容还是创作形式都呈现出市民化、商业化和通俗化的特点，并创造和产生了大量的市民文学和俗文学，文学在这里才进入了一个全面自觉的时代，从这一点来说，唐代文学中存在的泥沙俱下现象也可以看作是唐代文学走向全面自觉所展示出的一个侧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