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理论与高阶理论整合视角下 创业制度环境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绩效

高 辉¹，邹国庆²

(1.天津财经大学 商学院，天津 300222；2.吉林大学 商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 ：转型经济下企业创新绩效差异不仅来源于创业制度环境，而且受到高层管理者心智模式的影响。为探讨创业制度环境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对制度理论和高阶理论进行整合，引入创业导向作为中介变量，CEO自恋作为调节变量。运用问卷调查法对北京、吉林、甘肃、重庆、山西和福建等地385家高新技术企业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创业制度环境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过程中，创业导向起显著中介作用；CEO自恋在创业制度环境与创业导向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并正向调节创业导向在创业制度环境与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相关结论丰富了制度理论和高阶理论研究成果，可为企业提升创新绩效提供借鉴。

关键词 ：创业制度环境；创新绩效；创业导向；CEO自恋

0 引言

在当前快速变革的市场环境下，创新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源泉。大量研究分析了企业创新影响因素，其中，制度环境因其在创新战略选择与绩效方面的内在激励和约束作用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1]，特别在新兴经济体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根据制度理论，制度质量越高，企业就越倾向于采取创新型战略以获取较高的创新绩效^[2]。然而，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企业而言，复杂的制度环境诱发了不同的战略决策。首先，以规则为基础的制度结构产生的报酬激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促进企业采取创业导向战略。其次，正式制度空缺和非正式制度的替代作用诱发了以关系为导向的战略，即企业通过寻求政治或商业关联获利。此外，在转型过程中，面对双重制度报酬的影响，很多企业采取混合战略^[3]。那么，面对转型中制度的复杂性，企业持有何种制度逻辑？在二元制度情境下，企业创新型战略的决策模式是什么？如何解释同一制度环境下企业多元应对策略？现有研究多强调制度对企业创新的重要性，较少探讨制度环境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内在机理问题。本文认为，在制度环境、创新型战略和绩效之间一定存在某种调节机制。

结合数据库技术与应用课程特点及教学体验，按照“案例导向、项目驱动”的教学方法[7]，选择专题项目作为案例，通过项目案例将数据库技术与学科专业关联起来，将理论学习与实践训练融为一体。课堂教学按教学线进行，以讲解基础知识为基石，介绍项目案例为主，讨论为辅。实践教学按实践线进行，以项目开发为主，模拟企业的项目管理和开发过程，以项目开发带动数据库课程的理论学习，每一个子项目按照“任务实现→问题分析→知识储备→项目实践”的模式，使学生可以循序渐进地学习数据库的知识和技能，更好地掌握所学内容，并与学科专业相融合。

高阶理论认为，高层管理者的管理认知会影响其环境感知，进而影响企业战略选择^[4]。企业所依赖的制度环境并不是客观的，而是经过战略制定者认知和加工的。作为战略决策者，CEO的个性、价值观会影响其主观构建制度环境的认知偏好，进而通过战略焦点和战略逻辑影响企业创新决策。实际上，作为一项以创新为核心的战略，创业导向选择和实施是企业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外部制度因素和CEO个人因素。在复杂、变化的制度环境下，中国企业战略变革更凸显出高层管理者的重要性。面对多重制度逻辑，探讨CEO的个性特质有利于理解企业战略选择模式并打开“制度—战略”这一黑箱。

近年来，CEO自恋特质逐渐得到战略管理学者的关注，在战略决策、领导风格、公司治理等研究中展开了深入讨论。自恋被认为是个体或多或少都会存在的一种个性特质，表现为程度或倾向的差异。Chatterjee & Hambrick^[5]发现，自恋型CEO的战略认知和决策不同于其他CEO，他们往往采取大胆、具有远见的、宏大的创新和创业活动，以及具有更强的竞争愿望^[6]。可见，CEO自恋在企业创业导向战略制定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此，本文整合制度理论和高阶理论，试图通过引入创业导向和CEO自恋探讨中国转型经济情境下创业制度环境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1 相关研究综述

创业制度环境是指针对创业领域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框架。根据Busenitz^[7]的研究成果，创业制度环境包括3个维度，规制、规范和认知。创业规制是指现有促进或者支持创业和创新活动的法律法规；创业规范是指人们所持有的关于变革和创新行为的价值观、信念、假设；创业认知是指被广泛共享的创业知识和认知范畴，影响人们对于创业现象与创新活动的分类和理解。制度对企业产生不同的压力和刺激，影响企业应对方式和活动领域，而创业制度框架的差异性会导致企业创业活动程度不同。

现有研究主要从新制度经济学激励和合法性角度证实了制度质量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1,7]，但是对于制度如何在一个微观企业中发生作用的探索不足，特别是对于转型经济中企业创新绩效的异质性解释不足。在转型经济中，制度环境被制度空洞所困扰，产生的结果就是以规则为基础和以关系为基础的制度规则并存，并因制度发展的不平衡性组合成不同内容和水平的制度环境^[3]。在这种复杂制度环境下，衍生出多样化企业战略格局。其中，创业导向是企业以创新为核心，体现为先动性和风险承担倾向，通过创造性整合资源实现新组合以获取竞争优势的战略导向^[8]。创业导向实际上反映的是企业采取创业还是保守的战略姿态，而只有采取创业取向才能促使企业不断创新。随着环境不确定性和动态性加剧，战略选择的主观性越来越强，成功的企业家往往具有超越理性的、前瞻的、冒险的战略思维，创业导向则是这种思维的具体表现和实现路径。

在现有文献中，对于企业战略选择影响因素存在两个相悖的观点。一方面，制度理论认为，企业战略是管理者在符合正式和非正式约束下的理性选择。持这一观点的研究者主要分析了制度因素对企业战略的决定作用^[1]。另一方面，管理认知理论认为，基于有限理性原则，高管对环境的主观表征决定了企业战略选择。在该观点下，大量研究从高管认知模式和个人特质入手，强调高管在决策中的重要性^[4]。Nadkarni & Barr^[9]将这两种不同观点进行整合，同时考虑环境和认知对战略选择的影响。他们认为，高管根据注意力焦点和因果逻辑对环境进行感知与解读，以此形成的主观表征决定企业战略决策。管理认知是环境与战略之间的中介。

高阶理论指出，高管对环境的认知过程深受自身特质的影响^[10]。因此，面对所处的创业制度环境，企业是否采取创业导向战略、创业水平如何与CEO特质有关。现有关于CEO创业特质的研究集中于成就需求、风险承担、内控点、自恋等，特别是自恋作为CEO的重要个性特质，开始成为战略管理研究热点。自恋形容一个人自大而且需要别人不停地满足自己的自大感^[5]，包括认知要素和动机要素，不仅对个人能力充满自信，而且持续和强烈地追求被赞赏。高阶理论将自恋视为CEO具有的一个基本个性^[6]，而具有这种个性的CEO往往偏好大胆、冒险、激进的行动，因而被称为远见者和革新者。因此，在创业制度环境对企业创新战略和绩效的影响过程中，CEO自恋特质可能会产生影响。

2 研究假设

2.1 创业制度环境、创业导向与企业创新绩效

在创新战略和绩效的前因变量研究中，制度因素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兴起证明制度红利的释放大大刺激了经济增长。制度理论已成为战略管理研究中第三大基础性理论(产业理论和资源理论)。该理论认为，制度是企业战略选择和绩效的自变量，并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约束指导企业作出决策^[11]。关于制度与创新关系的研究主要从新制度经济学和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两个方面展开。

3.5.2 效度检验

根据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理论，企业行为以及产生的结果必须符合所处环境的合法性要求。创新的本质是创造性破坏，是对原有规则和认知的打破，而这种挑战传统的风险需要企业采取合法化战略以获得支持和认可^[14]。企业创业和创新活动是否具有合法性则来源于制度框架所蕴含的规制、认知和规范等方面的要求^[15]。第一，创业规制主要包括能够推动创新和风险投资、促进企业获取创业资源以及降低失败风险的法规与政府政策。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政府资助项目和减免税收等政策能够激励企业家精神，增强企业家选择创业导向战略的意愿^[16]。完善的法律法规能够确保创业导向战略顺利实施，有利于实现创新成果的经济价值和获取较好的绩效表现。第二，创业规范作为社会中人们对企业家活动、创新思想的认可度和价值观，规定了企业如何创新，以及追求创新结果的合法手段。企业所处环境的文化、信念和规范会影响其是否具有创业导向，一般而言，不确定性规避程度低、个体主义、长期导向的文化环境有助于企业采取先动性和创新性的战略姿态，而且企业创新水平往往比较高。第三，创业认知是指人们所共有的创新和创业知识结构，体现为创业机会识别和开发以及运营管理能力。一个创业认知程度较高的制度环境是企业和员工以创业为导向的基础，有利于企业及时准确把握创业机会，有效处理创新风险与难题并将其成功转化为创新绩效。因此，表现为规制、规范和认知的创业制度质量越高，企业创业导向水平和创新绩效水平就越高。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₁：创业制度环境对创业导向有显著正向作用。

H₂：创业制度环境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作用。

2.2 创业导向的中介作用

此外，CEO自恋在创业制度环境与创业导向之间起调节作用，而创业制度环境通过创业导向的中介效应作用于企业创新绩效。为此，CEO自恋的调节效应可能会进一步通过创业导向影响创新绩效，即创业导向的中介作用受CEO自恋的调节。换言之，创业导向在创业制度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会因CEO自恋水平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如图1所示。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3.5.1 信度检验

将斑点叉尾鮰放入CO2浓度为550 mg/L的水溶液中，浸浴15 min后将鱼装进保活袋充入纯氧，每组分别放入0、2、4、6、8和12 ℃的培养箱中，5 h后取出放入清水中，观察存活数并记录存活率。

战略本质上是一种积累、转换和利用资源的方式，其根据外部环境特点采取相应的措施将各种资源和能力转化为竞争优势，在环境与绩效之间扮演中间角色。可见，创业制度环境本身并不能充分促进创新绩效水平提高，而是首先作用于企业行为选择集合，即创业制度环境的影响路径必须通过企业战略、资源、能力、结构等要素^[15]。对于转型经济体而言，以规则为基础的制度结构能够激发企业创业导向而有利于其获取创新绩效，以关系为基础的制度结构则引致关系导向，从而抑制企业家精神和创新行为。同时，制度环境不确定性和复杂性需要企业选择具有活力的创业导向，以应对环境变化和实现不断成长。

面对创业制度环境所提供的各种资源和创业机会，创业导向的任务就是充分识别和开发这些机会以不断创造新的利润点^[20]。由此看来，创业导向是企业对创业制度环境的战略性、适应性响应。创业制度环境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创业导向战略实施提升企业创新绩效。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₃：创业导向在创业制度环境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

2.3 CEO自恋的调节作用

CEO自恋倾向主要通过对事物的认知和偏好两种机制对企业战略选择产生影响。在认知方面，自恋的个性会影响CEO对各种结果的可能性分配。自恋者高度的自尊和维护自我形象的需要，使其具有较高的风险容忍度，并且对方案结果持积极态度，从而容易对方案收益评估持有高估倾向。这种积极的认知模式会使CEO注意到具有高经济利益和实际利益的项目^[21]。在偏好方面，自恋会对CEO行为偏好产生影响，在各种可选方案中会优先选择能够满足自身利益的那种。对于自恋型CEO来说，其偏好选择要满足其获得权力、尊重和掌声的需要^[5]，并具有远大愿景以彰显其出色的能力和远见。

对于创业制度环境，自恋型CEO会对创业政策展开积极响应，能够识别和把握创业机会，并对创业规范和创业认知情况表现出信心，能够容忍更高的风险，对企业自身资源、外部环境机会以及项目收益持有高估的期望。面对同样的创业制度环境，自恋型CEO比一般管理者更倾向于选择创业导向战略。此外，追求被敬畏和崇拜的个人英雄主义促使CEO采取大胆、超前的行动，创业导向不仅能够让其获取更大的控制权，而且战略的成功能够使其获取持续不断的掌声和影响力。因此，自恋影响CEO的制度逻辑和决策偏好，自恋型CEO会更加积极地响应创业制度激励而选择创业导向战略。具体而言，当企业CEO的自恋水平越高时，创业制度环境对创业导向的正向影响就越强；反之，当CEO的自恋水平越低时，创业制度环境对创业导向的正向影响就越弱。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₄：CEO自恋正向调节创业制度环境与创业导向之间的关系。

作为战略管理领域的经典范式，“环境—战略—绩效”讨论的是环境和战略如何对绩效产生影响。根据制度基础观，企业要提高创新绩效，需要在适应所处的制度环境下选择恰当的战略导向。这是因为战略的核心目标是提高企业绩效，而战略差异会直接导致绩效不同。

H₅：CEO自恋调节创业导向在创业制度环境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

图1 创业制度环境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模型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方法进行主观测量。首先，本文分析的是创新绩效及其影响因素，为保证数据的代表性，选取高新技术企业作为样本。其次，由于制度环境的区域性和相对稳定性，本文选取北京、吉林、甘肃、重庆、山西和福建6个地区的企业，以保证数据具有一定的方差。2014年市场化进程报告显示，这6个地区的市场化指数涵盖了高、中、低3个层次。最后，本文重点突出CEO在企业战略中的作用，而根据CEO在不同企业中的差异，选择非国有企业为样本。综上，本文最终选取北京、吉林、甘肃、重庆、山西和福建的非国有高新技术企业作为样本。

本文探究了蜡质玉米淀粉制备淀粉球晶的工艺条件，采用酶法制备淀粉球晶，考察不同加酶量和结晶时间对淀粉球晶的颗粒形貌、结晶度及热力学性质的影响，为淀粉球晶的制备与应用提供理论指导。

区分效度检验通过对比变量的平均方差抽取量(AVE)的平方根与该变量和其它变量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大小完成。根据上文聚合效度检验中的AVE值，表3给出了AVE的均方根和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值。由表3可以看出，对角线上每个变量的AVE的均方根在0.7以上，且均大于与其同行和同列中相关系数的绝对值。由此说明，变量之间是可以区分开的，量表具有较高的区分效度。

一般是民营资本通过租赁、出让、置换等方式将有一定规模、比较成片的闲置农宅转换成旅游企业的经营资产，旅游企业拥有闲置宅的使用权和经营权。

本文主要采取实地调研和问卷邮寄两种方法进行数据收集。问卷邮寄采用两种方式，首先，选择各地区经济中心，如北京、重庆、长春、福州、太原、兰州等地，按照当地高新技术企业名录进行电联和问卷邮寄。其次，采用滚雪球方式，将问卷发给符合样本要求的同学、朋友，由其向本企业高管进行调研，并继续传递给符合样本选择范围的被调查者。在实地调研中，由于EMBA针对的是企业高层管理者，笔者前往中国人民大学、重庆大学、吉林大学、兰州大学等高校EMBA中心进行现场调研。鉴于被调查者的身份，笔者尽可能与EMBA中心的行政或授课教师取得联系并寻求其协助，以提高学员的配合度和问卷质量。最终，本文共收回550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385份，有效回收率为70%。

3.2 变量测量

本文共包括4个变量，创业制度环境为自变量，创新绩效为因变量，创业导向为中介变量，CEO自恋为调节变量。上述变量测量均采用西方成熟量表，其中，创业制度环境、创新绩效和创业导向采用李克特七级量表，1～7代表“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的程度变化；CEO自恋采用二选一迫选的自我报告量表，最后得分为[0,1]区间的值。

创新绩效采用蔡俊亚和党兴华^[22]等的研究量表，测量企业进行产品或服务创新所取得的成果，以非财务指标进行刻画。创业制度环境采用Busenitz^[7]的研究量表，包括规制、规范和认知3个维度。创业导向采用Li 等^[23]的研究量表，包含创新性、风险承担性和先动性3个维度。CEO自恋采用Wales等^[6]使用的16题项NPI量表，这是一种简化的、单一维度量表，在测量CEO自恋水平时表现了较好的信效度。

本文分析了量表内容效度和构念效度。内容效度主要是在量表设计中进行控制，采用适用于中国情境的西方成熟量表，并通过反译、访谈、专家咨询、预调研等环节对其进行修正。构念效度包括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本文采用CFA即验证性因子分析法对此进行检验。

为了控制相关变量对模型的影响，本文共选取CEO层面和企业层面的4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分别为CEO年龄、CEO教育背景、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均以类别变量方式进行测量。具体而言，CEO年龄分为4类，分别为25岁及以下、26～35岁、36～45岁、46岁及以上。CEO教育背景按照学历程度分为专科及以下、本科、硕士、博士共4个类别。企业年龄是指企业成立时间，分为3年以下、3～8年、8～15年、15～25年和25年以上。企业规模用员工人数表示，共分为5个类别，即100人以下、101～500人、501～2 000人、2 001～5 000人和5 001人以上。

3.3 样本特征

在样本企业中，成立时间为9～15年的企业数量最多，小于9年的企业则占比达到40.5%。根据业内对企业年龄的分类标准，本文样本涵盖了各个成长阶段企业，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对于企业规模，人数在101～500的企业最多，而2 000人以下的企业所占比重达到了88.1%，说明以中小企业为主是样本企业的基本特征。对于CEO年龄，比重最大的是36～45岁，而小于45岁的CEO占比达到了77.9%，说明样本企业的CEO以年轻人居多，这也佐证了已有研究所提出的年轻CEO更偏好冒险和创新的观点。在CEO教育背景统计中，占比最大的是本科学历，最小的是博士学历，特别是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达到了88.6%，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证问卷质量。

3.4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文通过过程控制和统计控制两种途径处理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对于过程控制方法，本文为了调节答题者在填写问卷过程中的回顾性偏差，采用题项错置排序、设计反向题项、打乱主要变量的顺序等方式设计问卷。对于统计控制方法，本文进行了Harman单因素检验，并采用现在更普遍和有效的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即通过设定唯一公因子检测模型拟合度，如果拟合良好则说明存在严重共同偏差问题。借助AMOS软件，本文将所有题项都负荷于1个公共因子，适配度指标结果显示，χ²/df=4.079，RMR=0.099，GFI=0.764，AGFI=0.719，NFI=0.809，IFI=0.849，TLI=0.834，CFI=0.848，RMSEA=0.090，均未达到建议值。因此，本文数据并不存在严重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试验期间每天记录每头牛采食的饲料量和剩料量，采集试验第11 d到70 d，第71 d到80 d每头牛每天采食的饲料样和剩料样，测定样本干物质，计算肉牛日粮干物质采食量。将试验第71 d到80 d每头牛每天采食的饲料样和剩料样制成风干样，待试验结束后，以牛为单位混合均匀，按照实验室常规方法[15]测定其中干物质、有机物质、蛋白质、中性洗涤纤维和酸性洗涤纤维含量。

3.5 信效度检验

作为以创新为核心的战略姿态，创业导向指导企业业务范围、结构、运营等，最终影响创新绩效^[17]。具体来讲，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创业导向被看作是企业战略性资源^[18]，其创新性、风险承担性及先动性特征体现了企业如何生存和发展的哲学，成为指导企业实现愿景与目标的价值观和信念。这种追求创新的指导理念决定了企业会积极应对外界环境变化，甚至主动影响环境，并通过对内部资源、能力的整合与配置，形成自身独特的竞争优势。然而，关键性资源和核心能力会随着环境变化而成为企业成长的阻碍，只有动态能力才能够克服核心刚性，使企业不断地应对环境挑战^[19]。根据动态能力理论，创业导向强调识别与开发各种机会、打破现有规则和认知，创造性地整合和构建资源以及超前行动力，是一种动态问题解决方式^[20]。从这个角度讲，创业导向是企业的一种动态能力，其针对环境变化作出的创新性反应成为企业的一种惯例和明确的流程，其所蕴含的学习、变化和创造性活动是创新绩效的来源^[19]。

本文采用管理学研究中最为常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测量信度水平。如果Cronbach′s α系数大于0.7，表明信度水平可以接受，如果大于0.8，说明信度水平良好。如表1所示，认知、创业导向、创新绩效和CEO自恋的Cronbach's α值均在0.8以上，规制和规范的Cronbach's α值也接近0.8。此外，对比项已删除的最大Cronbach's α值，均小于未删除的值，也就是说，删除题项并没有提高α系数。据此，可以说明本文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

本实施例所提供的建筑木模板组件，其大体结构与实例1结构基本一致，但是在建筑木模板组件进行组装固定时，为了能够方便的限定建筑木模板组件的浇筑内腔尺寸，如图3和图4所示，本实施例中的每根对拉螺杆上均串接有2片定位锁片，待建筑木模板组件的浇筑内腔尺寸确定后，工作人员将该2片定位锁片分别与胶合面板的内表面紧贴并通过外力咬死，进行定位。

奥地利经济学家Baumol^[12]提出的企业家才能配置理论认为，创新在任何组织中都有可能发生，而创新意愿与创新行为的产生和程度根源于制度结构所决定的报酬率。企业家会根据创新活动和寻租活动的相对报酬比选择企业赢利模式。作为一项以创新为核心的企业战略，创业导向战略制定受制于创业制度环境质量。当缺乏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自由开放的竞争机制，以及政府过度干预时，企业家才能会被配置到寻租等非生产性活动中，从而造成创新水平低下。作为约束人们行为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是根据成本而定的，并满足规则制定者的利益^[13]。清晰的产权、完善的契约安排、崇尚创新和冒险的文化及有效的实施特征等有利于降低创新风险与成本，从而增加收益。总之，创业制度环境限定了企业选择集，并通过生产和交换成本即蕴含的激励结构影响企业创业导向战略选择与绩效结果。

其次，知识产权评议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和助推器。通过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推广和运用知识产权评议，可以提高科技成果价值评估的准确度，实现科技成果供需双方的信息互通，促进科技研发与产业需求的精准对接，从而营造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的市场环境。

表1 量表信度分析结果

表2 变量CFA检验结果

聚合效度检验主要查看因子载荷、AVE和CR值。如表2所示，所有题项的因子载荷值均大于或约等于0.7(A₇为0.697，A₁₁为0.699，A₁₃为0.684，在可接受范围内)。所有变量的平均方差抽取量即AVE值均大于0.5，组合信度CR值均大于0.8，符合评判标准。由此说明，量表聚合效度较高。

鬼子、汉奸走后，百里香就想：自己不过是沦陷区里的一名厨师，用得着川矢队长如此巴结？这个丑陋的日本鬼子打的是什么算盘？是想做出友善的姿态收买人心，以图蒙蔽更多的中国百姓充当帝国的顺民？我百里香本为帝后，岂能在鬼子面前俯首称臣！

在数据收集方面，本文采用多元数据来源方法即选择两类被调查者完成数据获取，以避免同源方差问题。其中，创业制度环境、自恋由CEO(总经理)作答，创业导向和创新绩效由CFO(财务总监)作答。

表3 变量相关分析结果

注：^**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

4 实证结果

4.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从表4可以看出，创新绩效与创业制度环境、创业导向均有显著正相关性，创业导向也与创业制度环境显著正相关，符合本文提出的预期假设。在所有两两相关中，系数值均小于0.7，没有发现异常情况，为接下来的回归分析提供了一定基础。

4.2 假设检验

表5是采用逐步法对中介作用进行分析的结果。模型1是控制变量对创业导向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模型2加入了创业制度环境分析自变量对创业导向的影响，回归系数为0.656(P<0.001)，说明H₂成立。模型3～6是以创新绩效为结果变量的分析。模型3是控制变量的影响，其中，企业年龄起到了显著效果。在此基础上，模型4分析了创业制度环境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系数为0.556(P<0.001)，说明H₁得到验证。模型5是创业导向对创新绩效的回归，系数显著(0.654，P<0.001)。模型6将自变量创业制度环境与中介变量创业导向共同放入回归模型中，结果发现，创业制度环境的回归系数为0.221(P<0.001)，显著低于之前的0.556，同时，创业导向的回归系数显著(β=0.509，P<0.001)。因此，创业导向的中介作用存在，H₃得到验证。

表4 变量描述性统计与Pearson相关系数

注：^**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在0.05水平上显著相关

表5 回归分析结果

注：^***p<0.001，^**p<0.01，^*p<0.05

为进一步验证创业导向在创业制度环境——创新绩效间的中介作用，本文利用Sobel检验和Bootstrap检验对中介作用进行分析。首先，表6是Sobel检验结果，Z值为9.014，且在P<0.00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创业导向起显著中介作用。其次，通过偏差校正的Bootstrap检验，表7显示，间接效应值为0.364，且上下区间为[0.268，0.487]，不包含0。综上所述，创业导向在创业制度环境与创新绩效间的中介作用得到了进一步验证。

于2017年9月举行的第四届“跨越太平洋——中国艺术节”，11项展示中华文化艺术成就的活动在旧金山、圣何西、西雅图、波特兰、拉斯维加斯等4个州的多个城市举行，为持续推动中美文化交流与合作搭建舞台。本届艺术节首次设立中国地方文化周，集中推介底蕴深厚、地域特色鲜明的山东文化。孔子第75代孙孔祥林在旧金山图书馆讲述孔子思想及其对世界

在图书馆甚至是全校园里建立有线网络和无线网络的全网络环境，实现网络的全覆盖使师生在校园的任何地方都可以上网。具体操作方法是在校园合适的位置放一个无线发射器， 通过有线和无线的相结合，在校园内实现无盲点的网络覆盖(比如体育馆、食堂等)。采用电子身份认证以识别网络资源使用者，学校用学号作为每个网络用户成员确定一个固定的身份，用户通过自己的电子身份访问数字化校园中有权限访问的任何系统资源。

表6 Sobel检验结果

表7 Bootstrap检验结果

注：Bootstrap=1 000; 置信区间=95%

本文采用层次回归法检验调节作用。表8是CEO自恋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模型1是控制变量对创业导向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模型2～4分别对应的是依次放入自变量、调节变量和乘积项的结果。在模型4中，乘积项的系数为0.165，在P<0.001水平上显著。与引入乘积项前的模型相比，R²增加了0.026，说明CEO自恋正向调节了创业制度环境与创业导向之间的关系。此外，通过调节效应图2可以更为直观地发现，当CEO自恋程度越高时，创业制度环境对创业导向的正向影响就越强。因此，H₄得到了支持。

“我喜欢承诺如金，考虑得如此周全证明你多么看重承诺。”萧飞羽一边说一边走到一方血腥少的空地道：“早了早结束，夜长梦多。”

表8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注：^***p<0.001，^**p<0.01，^*p<0.05

图2 CEO自恋的调节作用

Hayes^[24]提出，有调节的中介检验可以使用基于Bootstrap的系数乘积法，并且编写了PROCESS宏，可在SPSS软件中直接运行。本文采用该方法检验CEO自恋的调节中介效应。从表9可以看出，对于创业制度环境—创业导向—创新绩效这一过程，CEO自恋对创业导向的中介作用具有显著调节效应(置信区间为[0.077，0.315]，不包含0)。因此，H₅成立。

表9 被调节的中介检验结果

注：Bootstrap=1000; 置信区间=95%

5 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的目的是讨论中国转型经济情境下创业制度环境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问题。尽管制度环境影响企业创新行为和绩效的观点得到了大量研究认同，但是在二元制度情境和复杂的制度逻辑下，如何解释企业创新战略和绩效的异质性？鲜有研究针对制度影响过程这一问题进行探索。结合相关理论和现象，本文提出并证实，创业导向在创业制度环境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以及CEO自恋对这一过程起调节作用。当CEO自恋程度越高时，创业制度环境对创业导向和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就越强。

在对数控维修专业数字化课程进行建设时，需要遵循交互性原则。数控维修本身是一门实践性和操作性极强的专业，学生所学的所有知识都需要运用在实践和问题解决中，这样才能够实现学习最终目的。因此，数字化课程建设要一定的交互性，学生学习、操作以及考核评价等都可以使用信息技术，并且把各种课程信息与各种媒体结合在一起，使用教学软件进行自动管理，提升课程教学效率。

本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启示。对理论而言，第一，引入创业导向作为中介变量，以CEO特质——自恋作为调节变量，是为解释创业制度环境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内在作用机理的一次有价值的探索。未来研究可以引入其它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进行分析。第二，通过对制度理论和高阶理论、管理认知理论的整合，本文在一定程度上挖掘出制度作用于企业战略行为和绩效的路径，并且这种理论整合也为企业战略决策以及其它管理问题提供了解决思路。企业战略行为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第三，考虑到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特殊制度环境和企业特征，本研究是对情境化研究的一次有益尝试。以规则为基础和以关系为基础的二元制度结构是中国制度环境的基本特征，从制度入手并结合高管因素，揭示了转型经济下中国企业战略选择和绩效的差异性成因，强调了制度环境的复杂性和树立正确制度逻辑的重要性。对实践而言，第一，本文认为，企业创新战略和绩效水平不仅来自于创业制度环境质量，而且受CEO自恋程度的影响。因此，企业在制定创新决策时既要考虑创业法律法规、政府政策、创业规范和社会认知，更要重视高层管理者的个人特质，聘用具有较强风险承担能力、强烈成就需求和企业家精神的CEO。第二，面对不断变化和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想要持续赢得竞争优势，企业可以采用创业导向这一合法而有效的路径，即不断创新，勇于承担风险，并以超前的行动迅速占领优势地位。第三，与片面追求合法性不同，企业应该注意制度变迁，以战略性思维积极发挥主动性作用。在当前二元制度结构下，企业要同时应对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压力。未来，企业需要根据制度变迁采取相应的行动。

本研究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研究设计方面，首先，需要开发中国情境下的本土量表，切实反映中国企业的实际情况。其次，未来研究应该继续扩大样本范围，分析不同地区、行业和企业之间的差异。最后，本文横截面数据既不能充分证明因果关系，也无法观测动态效果，而制度、企业创新导向和行为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需要进一步采取纵向研究。在理论发展方面，首先，本文只分析了CEO自恋特质的影响，对于更多个性特质在制度作用机制和企业战略决策机制下的作用需要未来研究作进一步探索。其次，应当引入更多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进一步拓展制度环境作用机制研究。最后，针对中国情境下的管理问题，未来应增加制度理论解释和运用，重点加强制度理论与其它理论整合，以整合和系统的观点对企业行为和绩效作出更准确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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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es Entrepreneuria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Influence Firm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ntegration of Institution Theory and Upper Echelon Theory

Gao Hui¹,Zou Guoqing^1,2

(1.Business School of Tianjin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Tianjin 300222,China;2.Business School of 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12,China)

Abstract ：In transitional economy,firm's innovation performance difference is not only caused by entrepreneuria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but also influenced by top managers' mental models.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influence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we introduce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as the mediator and CEO narcissism as the moderator according to the integration of institution theory and upper echelon theory.Through empirical analyses to a sample of new high-tech enterprises from Beijing,Jilin,Gansu,Chongqing,Shanxi and Fujian provinces,the results show that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plays a mediating role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firm innovation performance; CEO narcissism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and the medi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positively.These results expand institution theory and upper echelon perspectives,and provide implications for firms to improv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Key Words :Entrepreneuria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Firm Innovation Performance;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CEO Narcissism

收稿日期 ：2018-07-3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BGL008)；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010GXS5D195)

作者简介 ：高辉(1989-)，女，河北沧州人，博士，天津财经大学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创新创业管理；邹国庆(1957-)，男，吉林双辽人，博士，吉林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企业理论和战略管理。

DOI ：10.6049/kjjbydc.2018050249

开放科学 (资源服务 )标识码 (OSID)：

中图分类号 ：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7348(2019)02-0069-08

(责任编辑：张 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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