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增长达到了什么水平?_中国人均gdp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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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些发展和进步不仅对中国的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且开始对外部世界发生作用,中国正在世界上和平崛起。从近代世界经济发展史看,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经常是和其对外的武力扩张相联系的。早期工业化国家大多都经历过这一过程。这些国家的剩余产品,必须通过武力扩张在世界上寻求市场,同时,他们要通过建立殖民地等手段,从国外获得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这种对外扩张确实给一些国家带来过短期利益,如英国当年在世界上的霸主地位,就是通过对外扩张获得的。但是从整体上看,世界列强的对外扩张,为世界所带来的损害是灾难性的。列强在扩张过程中的相互冲突,不但造成了人员伤亡,也在毁灭着世界财富。两次世界大战就是这种冲突到达最高阶段时的集中体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虽然局部的军事冲突仍然在不断发生,但从世界整体的发展格局看,和平发展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也在这种背景下得到了不断的推进。在这种较为有利的发展环境下,中国抓住有利时机,开始了自己的经济起飞和赶超历程。和平发展为中国引进资金、科学技术、管理体制和方法以及人类文明的各种成果创造了条件,为我们通过加入全球经济现代化进程扩大国际间经济交流从而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好的环境,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本身也在为世界经济做出贡献。

一、从国际比较看中国的经济增长

按照世界银行的最新统计,2005年,中国按三年平均汇率法计算的国民总收入(GNI)①已经超过英国和法国位居世界第4位,达到了2.26万亿美元。第一位是美国,为12.96万亿美元,中国相当于它的17.44%,约为六分之一强;第二位是日本,4.98万亿美元,中国相当于它的45.38%,比一半稍弱;第三位是德国,2.85万亿,中国相当于它的79.3%,约为四分之三强。而在2003年,中国则是美国的12.95%,日本的32.29%,德国67.99%。中国和这些国家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是中国的经济仍保持强劲增长。而从占全球经济的比重看,美国从2003年的31.73%下降到2005年的28.83%,日本从12.73%下降到11.09%,德国从6.04%增加到6.34%,而中国则从4.11%增加到5.03%,从增加的份额看中国最多,换句话说,中国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力的变动幅度是这些国家中最大的。从近几年的发展看,中国占世界GDP或GNP的比重,每年约增加0.5个百分点。②如果从对外贸易来看,中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增加得更快。2001年中国出口产品占世界的份额是3.9%,到2005年,已经占据7.5%份额,每年增加近1个百分点。

但从经济增长上看,中国仍然有很大的潜力。同样按照世界银行的资料,2005年,中国的按三年汇率法计算的人均GNI或者是人均GDP也就是1700美元左右(人均GNI为1740美元)。③虽然和1978年379美元比可以说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和世界平均水平(7000美元相比),我们仍然存在着差距。

按照世界银行2005年的划分标准,可以按人均收入(Per capita GNI)把不同的国家分为6类,表1列出的就是各级收入的分类以及它们的平均数。从表中可以看出,中国目前的1740美元的人均收入正好在偏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数上。在列入排序的208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位居128位。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仍然算不上是一个富裕的国家。但对中国来说,这已经是巨大的历史进步。经过近30年的努力,我们从低收入国家发展到偏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或者说,从最贫困的国家发展到一个已经解决温饱并开始进入小康的国家。应该说,在这20多年,我们完成了阶段性的、从低收入的穷国历史性的跨越到下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历史进程。

表1 2005年世界银行按汇率法人均收入对国家分类情况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发展指标数据库。

在国际对比中,各国的GDP是按照现行价格计算的,包含了价格变动和汇率变动的影响。中国的物价水平低,同样数量的美元在中国能够享受比美国或日本高得多的生活水准。那么,中国人的平均生活水准在国际上处于什么水平呢?世界银行同样也进行了这一方面的研究和分类,表2列出的就是按购买力平价(PPP方法)的分类和平均数。按这一方法计算的中国的人均GNI为6600(PPP美元),在列入统计的208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107位,排名比汇率法提前了21位。按照它的标准,中国已经超过较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开始向中等水平接近。从人民实际生活水平来看,这一结果是比较符合接近中国的实际情况的。例如,如果按照汇率法计算,中国2005年的人均GNI是日本(38,980美元)的二十二分之一,但日本的东西很贵,我们和它的差距并没有这么大,如果按照PPP方法,中国的人均GNI则不到日本(31,410PPP美元)的五分之一。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经济再翻两番,就有可能接近日本现在的水平。

表2 2005年世界银行按PPP方法人均收入对国家分类情况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发展指标数据库。

不过,在国际对比中,汇率法还是最基本的方法,因为汇率是市场上客观存在的,而用汇率法折算的GNI/GDP或它们的人均水平事实上反映了各个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如果一个国家用汇率法和PPP法之间计算的结果比较接近,说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反之就比较低。这也就是发达国家为什么能够用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品和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的初级产品、低端产品进行交换,从而过上比较富裕生活的重要原因。这和我们的经验是相吻合的,在中国,贫困地区的东西往往比较便宜,但收入也低;富裕地区的东西往往较贵,但收入也高。这恰恰说明了用汇率法计算的人均GDP,是一个国家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二、中国经济增长与国际经济关系新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保持了长期、稳定的高速经济增长,从1978年至2006年,年均GDP增长达到9.7%。表3列出的是中国和日本、亚洲四小龙之间经济增长的比较。从表中可以看出,中国高速增长延续时间之长、速度之高,已经超越了战后全球经济中经济增长最受瞩目的日本、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战后的“经济起飞”。如果说存在着“东亚奇迹”的话,那么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增长就是真正的“中国奇迹”。

表3 中国、日本、新加坡、韩国、香港和台湾的经济增长率④

从经济规模上看,中国和日本都是属于大国经济。大国经济有它的弱点,就是它启动较慢,而较小的国家或地区则相反,如上世纪50-60年代的“美援”,就能很快把韩国和台湾的经济带动起来。而作为都市经济的新加坡和香港,如果遇到一个较好的周边环境,再加上较好的经济制度,启动和发展得更快。当然,周边环境比较大的变化,则会对它们造成较大的冲击。而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它的变化就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大国经济也有它的优越性,这就是它可以利用自身的资源和经济循环,在周边环境较差的情况下,仍然取得经济较好的发展。1998年前后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虽然有一定的冲击,但并不能改变中国整体发展的良好趋势。中国的幅员辽阔和区域发展不平衡,事实上为中国经济的内部交流和进一步经济增长提供了发展空间,所谓区域差异,在现在看来可能是问题,但是从长远看来,这种由区域差异产生的梯级推动恰恰是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天然禀赋和重要源泉。

表4 2002-2006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以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6,2006年数字为统计公报数。

我们还应该看到,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客观上仍然存在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又是我们的比较优势。表4列出了2002年后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发展变动情况。从表中可以看出,这一个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得非常强劲。2005年进出口总额已经接近于2002年的3倍。从增长速度上看,连续5年的增长率在20%以上。从这一点看,外向型经济对中国经济的拉动是相当明显的。中国近年来外向型经济的迅速发展有多方面的原因(如加入WTO、引进外资的优惠政策等),但其最主要原因,在于长期经济增长带来的综合国力的提高和仍然保持的比较优势。

表5列出的是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公布的数据整理的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占前10位的国家或地区的进出口额、所占份额和排序情况,从表中可以看出世界贸易格局的近年来的变动趋势。从列入这个表的国家和地区来看,除了中国以外,全部属于发达国家或地区,人均GDP都在20000美元以上。中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打破了由发达国家主宰世界贸易的格局。2000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为全球的3.6%,在世界各国中排名第七,而2005年,这一比重已经上升到6.7%,仅次于德国、美国列世界第3位。可以看出,随着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逐渐扩大,中国的排序也在迅速提前,已经超越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强国的日本,排名世界第三。随着加速工业化的进程和外向型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作为世界上新的制造业中心的地位已经确立。我们还可以看到,近几年来,世界贸易格局已经有所变化。2005年,德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出口大国,占全球出口贸易的比重上升为9.3,比中国高出2个百分点。美国的进出口总额仍在世界上占最大比重,但影响其规模的主要是它巨额的贸易逆差。其进口贸易占全球的比重16.1,出口仅占8.7%,二者综合作用的结果,使其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达12.4%。欧洲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使其在世界贸易中的影响明显扩大。世界10大主要出口国家和地区占全球贸易的比重达50%以上,在这些国家中,大多数国家为欧洲国家,欧盟的形成使欧洲在国际上的影响进一步加大。在目前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已经形成了以美国、欧盟、中国和日本主导的新格局。

表5 2000与2005年主要国家进出口总额及排序变动比较

资料来源:世界贸易组织《世界贸易统计》,2006年。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谋求和平崛起中也是要付出代价的。正如在国内发展中我们在投资、资源和环境、社会发展上付出了很大代价一样,发展外向型经济时也在付出代价。从整体上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显著地快于经济增长。换句话说,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即外贸依存度)是不断提高的。从1978年的9.74%提高到2005年的63%,平均增加每年约2个百分点。分阶段看,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的迅速提高,主要是在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上世纪80年末,从1980年的12.54%上升到90年代的30%左右,以后一直比较平稳;第二个阶段是进入21世纪以后,这一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扩张得非常迅速,从1999年的33%,迅速提升到2005年的63.86%。中国外贸依存度的提高是与加速的工业化进程及加入WTO和相联系的,反映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更加深入的融合。以2005年的数值进行横向比较,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明显的高于美国(20.33%)和日本(22.25),也高于欧洲的英国(39.45%)、法国(44.99%)、意大利(43.31%)等国家,和世界第二贸易大国德国(61.13%)及韩国(71.36%)等相近。所以并不能仅仅根据外贸依存度的具体数值来判断中国外向型经济的规模是否适度。虽然一些发达或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外贸依存度也比较高,但是它们的外贸依存度通常是相对稳定的,而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在近些年中却是迅速变化的。通过对中国外贸依存度的动态比较分析,我们至少应该看到:作为大国经济,目前较高水平的外贸依存度及其快速增加对中国的经济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会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在外向型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还应该对在这一过程中的成本(包括经济、社会、环境、安全成本等)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

三、中国的现代化与和平崛起

尽管经过了多年的高速增长,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中国的人均GDP水平仍然是比较低的。2004年中国的人口为12.96亿,为世界人口(63.65亿)的20.36%,约为五分之一。如果中国的人均GDP水平要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即经济总量(GNI或GDP)也占到20%,那么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中国的GDP还要再在目前5%的水平上翻两番。这就是中国所面临的问题,13亿人口现在每年所创造的财富,已经使我们的总量名列世界前列,这使我们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使我们的国际事务中有更多的发言权,但如果将GDP总量在13亿人口间平均分配,每个人所得的平均份额仍然是有限的。正因为这样,邓小平当年提出中国现代化目标时,除了强调GDP翻两番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按美元计算的人均GDP。有人至今还感到不解,中国的人均GDP为什么要用美元计算?这其实体现了中国实现现代化、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仍然应该保持更长时期的高速经济增长。

如果我们仍然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如果我们能够构建一个良好的和谐社会,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地应对各种突发的自然灾害,那么,从目前情况看,我们仍然有可能保持一个较长时期的高速或较高速的经济增长。从表1的标准中可以看出,中等收入国家2005年的平均数是2640美元。以2006年中国的人均2000美元GDP为起点,即使不考虑汇率变动因素,在2010年前中国很有可能达到或超过这一标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等收入国家。而作为一个有着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国家,达到这一标准说明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对全人类摆脱贫困和改善生活水平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从偏低中等收入国家迈入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可以说又是一个阶段性的提升。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设定的经济增长目标是2000年的人均GDP达到800到1000美元。1987年4月26日,邓小平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什物劳加尔时说:“总的来说,我们确定的目标不高。从一九八一年开始到本世纪末,花二十年的时间,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就是年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八百到一千美元。在这个基础上,再花五十年的时间,再翻两番,达到人均四千美元。那意味着什么?就是说,到下一个世纪中叶,我们可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如果做到这一步,第一,是完成了一项非常艰巨的、很不容易的任务;第二,是真正对人类作出了贡献;第三,就更加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⑤2006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2000美元。由于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超出了当年的预期,最新的经济普查成果说明,邓小平所设想的这一进程已经大大提前。如果中国在未来年份能保持7.2%以上的年均增长,也就是说,每10年翻一番,那么在2015年左右,以前中国就有可能达到这一标准,而保守一些看,在2020年以前,中国的人均GDP也会超过4000美元。这比邓小平当年的设想,提前了20至30年。当初,我们将实现人均3000美元,作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一个重要体现,现在看来,这个目标也可能提前实现,即在2010年前后实现这一目标。这样的话,即使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逐渐放缓,从2020年开始,我们再用 10年或者20年的时间,把人均GDP再翻一番,使按照不变价格计算人均GNI或GDP达到8000美元以上,超过较高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2005年为5625美元),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发展。按照其发展的历史内容来说,这就是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完成工业化阶段。应该看到,在经济增长中,各地的发展是不均衡的,有的地方(如北京⑥、上海等)早已经超过了3200美元的标准,但在贵州和云南等边远地区,人均GDP的水平就要低得多,有的地方就是到了2030年也未必达到3200美元的标准,但从整体上看,到了2010年左右,中国会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再往后,按照中国当年的设想,是在2050年赶上中等发达国家。用世界银行的标准看,实际上就是接近或者达到高收入国家中的低水平。中国现在做的事情,实际上就是前两步(摆脱贫困和进入小康)已经实现的基础上,开始具体规划和落实第三步,到2050年进入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

现代化总是历史地、阶段性地实现的。要赶上现代发达国家,首先要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完成工业化。这就要将低水平和不均衡的社会进一步向前推进,改进低水平就要在转变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继续保持经济增长,而改进不均衡就要构建和谐社会。所以,中国规划了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从阶段上看,首先要加速工业化,进一步保持持续旺盛的增长。进入21世纪之后,尤其是从2002年之后,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明显地表现出加速工业化的特征,这为我们在规划和落实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中国正在一步步地实现自己的宏伟目标。如果不出大的意外,中国的工业化、中国的现代化,真的有可能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中变成现实。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一个梦想,现在真的有可能经过我们这一代人的奋斗变成现实。中国2006年的人均 GDP到达2000美元时引起世界的关注和我们对世界的影响已经如此,那么到了2020、2030年前后,我们的总人口将会达到14亿,甚至接近15亿,如果假设汇率、价格水平等其它条件不变,中国按照2005年标准计算的人均GDP就会达到4000美元、8000美元以上,可以试想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对世界产生的影响、能够赢得世界的尊重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这是我们将来可望达到的前景,可望可及的。尽管发展过程中我们有很多矛盾要处理,但是我们确实有这样的实现伟大目标的机会。

改革开放初期,当中国提出了GDP增长目标时,就已经把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格局结合了起来。此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就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中国通过借鉴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和引进国外的体制、技术、资金以及开展各种国际贸易和国际交流合作,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使自身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发展强大以后,又反过来影响着世界经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在持续了20多年之后,先后都出现了减速的现象。这是一个普遍规律,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都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过程。因为发达程度越高,其后发优势也就越弱,越要通过自身的力量来谋求发展。那么,中国在取得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后,还有没有可能继续保持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使中国完全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成为先进国家呢?从目前中国的发展趋势看,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中国的传统文明、历史经验、体制创新、物质条件以及大国优势,都为中国的长期发展提供了条件。目前,中国经济增长中出现了一些的问题,从大的方面看,包括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就业与收入分配、城乡和地区间发展均衡、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协调、资源和环境、国际贸易争端等问题,从短期看,这些因素有可能影响中国近期的增长,但从长期看,这些因素可能恰恰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的动力。在这种背景下,国家提出科学发展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事实上适应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要求。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实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和谐、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中国和世界其它国家之间的和谐,和谐社会有利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基本条件和始终应该保持的理想状态。

从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体制创新,即通过对经济体制的改革,创造一个好的体制环境激励人们增加生产,以获得整体的经济增长。在这种激励中,我们更强调的是如何发挥人在生产中的主动性,如鼓励农民更好地种地(农村生产责任制)、工人更好地做工(在企业中拉开收入差距)、学生更好地学习 (恢复高考制度、建立学位制度)、经营者们更加敬业(企业管理制度的改造)、生产者或所有者对企业更加关注(股份制改造和所有制改造等),但是当我们的制度创新进行到一定程度时,科技创新就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更强大动力。再靠强调农民对土地和作物的热爱已经生产不出更多的增加值,科学技术要开始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在新形势下的体制创新就不仅仅要调动人的积极性,还要鼓励人们和社会的科技创新。而和科技创新相联系的体制创新,则会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提供更加强大的动力。

从就业与收入分配的改善看,表面上,经济增长中所强调的效率提高似乎影响了一些人的就业和收入水平,但经济增长的成果为国家改善财政收入创造了更好的条件(近年来,国家的财政收入始终以高于GDP的速度增长),国家财政改善了,就可以用更多的钱来保证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提供更多的继续教育机会提高他们知识水平和劳动技能,从而使他们具备更好的就业和改善生活的条件。就业和收入分配问题的提出,使得各级政府能够更加关注这些问题并采取积极措施,社会稳定和经济效率同时获得了改善,就能形成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间的良性循环。

从城乡和地区的发展来看,先进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确实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我们看到,恰恰就是这种差距形成的比较优势,使欠发达地区有了在将来获得更好发展的可能,而这种可能性恰恰就是中国未来持续发展的基础。从现在的情况看,北京、上海、广东、福建等一些在改革开放中首先发展起来的地方,整体的增长优势已经开始减弱,但与此同时,更多的发展偏慢地区的比较优势开始发挥,这说明经济发展的梯级推动,正在为中国的长期发展做出贡献。

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看,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就会对社会进步产生推动,而社会进步则反过来影响经济发展。现在,各个地方普遍感到投资不足,但真的投资下去了,生产的产品是否有足够的社会需求?一方面是人们感到投资不足,另外一方面是已经存在的产能过剩。而真正拉动经济增长的,应该是社会的最终需求,包括家庭消费和社会发展,如教育、文化、科学等的发展。社会发展的投入时滞很长,如办教育可能要10年、20年才见成效,但是一旦见了成效,所产生的力量就无法估量。现在对于社会发展的投入,就是对未来经济发展的贡献。

从资源和环境的压力看,目前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确实有一定的影响。严格的环保法规使很多本来可以进行的建设不能动工,原材料、燃料和动力价格的上涨使一些本来能够盈利的企业重新又走向亏损,但是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现在放弃的那一部分经济增长,可能在将来为我们提供更多的经济增长。

从国际贸易争端上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磨擦,都在为我们提供着在更加广阔的领域中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经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实际上给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对发达国家我们有比较优势,对发展中国家我们有技术优势,这就使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有了长期的保证。

从整体上看,中国现在正处于经济发展的最好时期,这为我们解决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各种矛盾提供了较好的物质条件,不能因为我们在前进道路上出现一些问题就对我们的改革和开放发生怀疑。相反,我们应该认识到,加速的工业化、国际化进程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如果说过去我们对现代化只是一种向往,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开始真正进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的阶段。尽管在这一阶段中仍会遇到各种困难,但中国和平崛起的趋势是不可改变的。

注释:

①相当于原来的GNP(国民生产总值),从2003年改称为GNI。

②参见World Bank:Development Indicator Database。

③2006年已经达到2000美元左右。

④此表引自刘伟、许宪春、蔡志洲:《从长期发展战略看中国经济增长》,《管理世界》2004年第7期。

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⑥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办公室公布的数据,2004年北京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为6060亿元,人均GDP为4970美元,仅次于上海,居第二位。参见《京华时报》,2005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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