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史集萃
东汉尚书台监察职能探析
王 娟
[摘 要] 东汉时期,尚书台兼具监察百僚的权力。与御史等监察机关不同，尚书台行使监察权具有自身的特征，包括监察主体广泛、监察权限较大以及监察权运作较为独立等方面。彼时尚书台能获得监察权，不仅与丞相司直被罢省密切相关，更离不开其自身“通章奏”且与皇帝亲近的特殊性质，这也反映了当时监察多元化的发展需要。研究东汉尚书台的监察职能，有助于全面认识和把握汉代的政治和监察制度，对于当下的监察体制改革也有所裨益。
[关键词] 东汉 尚书台 监察 动因
引 言
秦汉时期是中国传统官僚政治的形成时期，而东汉又是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朝代。在这一朝，国家的行政和监察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不仅丞相(司徒)司直被废除，以御史中丞为首的御史台成为专门监察机关，起自文书小吏的尚书台也晋升为国家的行政中枢。与此同时，尚书台也被赋予了相当大的监察职能。
关于两汉时期的监察制度，学界的研究已较为深入。但是，大部分学者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御史台、司隶校尉或丞相司直上，(1) 目前，学界关于汉代御史台、司隶校尉或丞相司直等监察权的研究著作主要有：李小树：《秦汉魏晋南北朝监察史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邱永明：《中国监察制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张晋藩主编：《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王晓天：《中国监察制度简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熊伟：《秦汉监察制度史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论文主要有：陈仲安：“汉唐间中央行政监察权力的分合”，载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 唐长儒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专辑》第11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南玉泉：“两汉御史中丞的设立及其与司直、司隶校尉的关系”，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第78～89页；朱绍侯关于司隶校尉的三篇文章：“浅议司隶校尉初设之谜”，载《学术研究》1994年第1期, 第81～85页，“西汉司隶校尉职务与地位的变化”，载《史学月刊》1994年第4期，第22～27页，“浅议司隶校尉在东汉的特赦地位”，载《南都学坛》1997年第1期，第1～4页；张立鹏：“汉代丞相司直论考”，载《西安文理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第26～30页等。关于尚书制度的研究也比较多，如杨鸿年的《汉魏制度丛考》。祝总斌的《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安作璋、熊铁基合著的《秦汉官制史稿》等都对两汉尚书制度进行了深入考察。但涉及尚书台监察职能的专题研究却付之阙如，仅在各类职官制度的研究专著中有所涉及，但没有专论。如祝总斌的《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对东汉尚书的监察职能有所提及。 而东汉时期尚书台这一颇为特殊的监察主体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其一，针对东汉时期尚书台是否具有监察职能这一问题，学界仍存在分歧，而这是研究东汉尚书和监察制度不可回避的问题。其二，即使一部分学者主张东汉尚书台有监察职能，也语焉不详，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2) 大部分学者在论述东汉时期监察体系时，并未将尚书台的监察职能纳入其中。如李小树：《秦汉魏晋南北朝监察史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邱永明：《中国监察制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王晓天：《中国监察制度简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等。仅有少数学者注意到了东汉尚书台的监察职能，但并未进行专题研究，仅在各类职官制度的研究专著中有所涉及，如杨鸿年：《汉魏制度丛考》，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等。 其三，就目前来看，以东汉尚书台的监察职能作为对象进行的研究还付之阙如。基于此，本文拟通过梳理和分析史料，考证出东汉尚书台具有监察职能，在此基础上归纳出其行使监察职能的特征，并探究其获得监察职能背后的原因及经验教训。本文的研究，不仅可深化对东汉政治和监察的认知以弥补学术空白，而且能对当前的监察改革有所启发。
一、东汉尚书台监察职能考略
“尚书”作为官署机构，始见于秦。《唐六典》载：“秦置尚书禁中，有令丞，掌通章奏而已，事皆决于丞相。”(3) (唐)李林甫等撰：《唐六典》卷一《职官部·尚书都省》。 汉承秦制，其初期的尚书是负责章奏文书上奏、下达工作的低级文吏，隶属少府，秩禄仅六百石，地位甚低。汉武帝以后，情况发生变化。为了加强皇权、削弱相权，汉武帝开始重用尚书这个办事机构，尚书的地位日隆。成帝时设置三公官，将统一的丞相职权一分为三，这样中央政府的权力实际由皇帝掌握。但皇帝一人精力有限，不得不借助身边的近侍尚书来处理政务，尚书的权力由此进一步扩张。其机构也逐步完善，属员人数增至5人，并分曹理事。尽管如此，但终西汉之世，尚书机构基本上仍属皇帝身边具体办事的机构。(4) 祝总斌先生从西汉尚书并未参与中朝官集议；尚书石显专权之事属于特殊情况，不具有普遍性；以及尚书机构属员有限，无法全面代替二府处理全国政务等三点予以论证，说明西汉尚书基本上仍属在皇帝左右办理具体事务的机构。参见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2页。
至于东汉，尚书机构才正式成为总理国家政务的中枢。东汉的尚书机构称为尚书台，其已侵夺三公宰相的大部分权力。诚如仲长统所说：“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5) 章怀注：“台阁，谓尚书也。”《后汉书》卷四九《仲长统传》。 东汉的三公虽名分极崇，但已无实权。《唐六典》也称：“及光武总吏职，天下事皆上尚书，与人主参决，乃下三府。”(6) (唐)李林甫等撰：《唐六典》卷一《职官部·尚书都省》。 《通典》亦云：“后汉众务，悉归尚书，三公但受成事而已。”(7) (唐)杜佑撰：《通典》卷二二《职官四》。 可见，尚书获得了“与人主参决”之权，而三公沦为“备员”，只受其成事。国家权力已完全集中于尚书台，故尚书的权力极为广泛，几乎无所不揽。关于其职权，清人陈树镛的《汉官答问》总结得较为全面：“大臣有罪，则尚书劾之(《王章传》)，天子责问大臣，则尚书受辞(黄霸、王嘉传)，选第中二千石，则使尚书定其高下(《冯野王传》)，吏追捕有功，则上名尚书，因录用之(《张敞传》)，刺史奏事京师，则见尚书(《陈遵传》)。”(8) (清)陈树镛：《汉官答问》卷一，收入(清)汪康年：《振绮堂丛书初集》，清宣统三年(1911)铅印本。 在他的笔下，东汉尚书台的权力几乎渗透到朝廷所有的政务活动中，不仅掌管文书章奏、参与国家机密，还享有选任、诛赏等行政司法大权。更重要的是，尚书台还获得了一部分本属监察机关的监察权，即“大臣有罪，尚书劾之”的劾奏权，以弹劾上奏来监临百官。
清代学者的归纳并非空穴来风，尚书行使劾奏权早在西汉就已初露端倪。西汉后期的史料中，就出现了尚书劾奏外朝官员的情形。如《汉书·元后传》载，王章上书奏成帝舅大将军王凤专权，“上使尚书劾奏(京兆尹王)章‘……非所宜言’。遂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9) 《汉书》卷九八《元后传》。 又如《董贤传》，太后对大司马董贤不满，便“使尚书劾(大司马董)贤(哀)帝病不亲医药，禁止贤不得入出宫殿司马门”(10) 《汉书》卷九三《董贤传》。 。而《王莽传》记载，司命孔仁之妻有罪自杀，孔仁见到王莽后便摘帽谢罪，“莽使尚书劾(司命孔)仁……擅免天文冠，大不敬”(11) 《汉书》卷九九《王莽传》。 。这三则材料均反映出尚书对外朝官员的劾奏，而且弹劾对象(京兆尹、大司马、司命)的品秩不低，均是朝内高官。尚书行使监察权，也都是在当时的实际当权者(成帝、太后、王莽)的授意下进行，恐怕与当时复杂的朝局密切相关。此外，三则材料的叙事中均未展现尚书的具体人名，可见史料阐释之义在于强调当时的权力博弈重心在于后宫、外戚、权臣，而尚书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只不过是最高权力行使弹劾权的执行者而已。
这种弹劾不仅具有极强的依附性，还显示出临时性的特点。以《汉书·元后传》中记载的成帝指使尚书弹劾王章“非所宜言”一事为例，尚书只是受皇帝指使而攻击大臣的工具而已。成帝为何要越过具有法定监察权力的主体，如御史大夫、司隶校尉或丞相司直等来发动弹劾呢？这与尚书只听命于皇帝而不拘泥于程序有关。像御史大夫等具有监察职能的官员发动弹劾，须有事实依据。而王章只因弹劾大将军王凤擅权跋扈而令成帝不满，并无任何违法行为。(12) 参见《汉书》卷九八《元后传》。 显然，通过正常的弹劾程序，成帝难以达到惩治王章的目的。因此，成帝会绕开制度性规定，挑中尚书临时性地进行弹劾。但这种由非法定主体发动的弹劾毕竟不是定制，长期使用难免会遭到朝臣的非议乃至抵抗。因此，类似的事件在西汉并不多见。
其次，尚书台获得监察权与尚书本身的性质密切相关。秦汉时期，尚书隶属少府，而少府是皇帝的私府，因而尚书与皇帝关系十分亲近，深受皇帝信任。“自秦王朝始，中央就权力而言就有两套班子，一套是以丞相为首的中央政府机构，一套是以少府为首的皇帝私人办事机构。中央政府的班子直接听命于丞相而间接听命于皇帝；少府的班子却不受中央政府的干涉，直接听命于皇帝。”(54) 陈青荣、赵缊：“从御史大夫到尚书司职的变化看皇权集中的特点和规律”，载《历史教学》1993年第12期，第3～6页。 因而，具有雄才大略的君王想要加强皇权，往往会从少府中挑选亲信近臣参与朝政，与以丞相为首的中央政府争夺权力。作为控制百官的监察权，必然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而尚书秩佚不高，与外朝官员无利益纠葛，恰好满足统治者纠察百官的需要。东汉建立初期，光武帝“躬好吏事”、“政不任下”，绝不会坐视由隶属丞相的司直监控百官，因而其执政后便把原属司直的监察权赋予亲信机构尚书台，以便大权独揽。此外，尚书主要活动在殿中——未央宫前殿，离皇帝近。据杨鸿年先生考证，尚书处在宫内省外，因而比宫外官为近为内。(55) 参见杨鸿年：《汉魏制度丛考》，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6页。 由于尚书的办公地点近，便于皇帝差遣，因而尚书便自然成为天子耳目的极佳人选。如前所述，西汉末期，就常常出现皇帝、太后等掌权者指使尚书弹劾官员的事例。但由于政局不稳，直到东汉建立稳固的政权后才将尚书弹劾用制度固定下来。
不仅如此，三者都可独立行使监察权，直接向皇帝汇报，对皇帝负责。如《后汉书·朱晖传》载：章帝时，尚书仆射朱晖坚决反对施行均输法，令章帝大怒。诸尚书担心祸及自身，“乃共劾奏(尚书仆射)晖”(36) 《后汉书》卷四三《朱晖传》。 。诸尚书为了自保，不惜弹劾其长官尚书仆射。而这一过程，完全没有经过尚书令或尚书左丞等长官。
同时，祝总斌先生也推测汉光武帝时期的“三独坐”制度可以作为尚书令享有监察权的佐证。(19) 参见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08页。 所谓“三独坐”，即“(尚书令)与司隶校尉、御史中丞朝会皆专席而坐，京师号曰‘三独坐’”(20) (唐)杜佑撰:《通典》卷二二《职官四·尚书》。 。关于“三独坐”的用意，应劭只说“言其尊重如此”(21) 《太平御览》卷二一〇《职官八·尚书令》引。 ，杜佑也认为“言其尊也”(22) (唐)杜佑撰:《通典》卷二二《职官六·御史台》。 ，但他们都没有进一步解释“三独坐”的根本原因。就秩禄而言，御史中丞和尚书令皆秩千石(23) 《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后汉书》卷一一六《百官志三》。 ；司隶校尉比二千石(24) 《后汉书》卷一一七《百官志四》。 ，他们都在中二千石的“九卿”之下。为何秩禄更高的九卿无此殊荣，而独此三者享有呢？究其原因，这很可能与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尚书令三者的职能性质有关。如所周知，在三独坐里，御史中丞和司隶校尉都具有明确的监察职能(25) 参见《后汉书》卷一一六《百官志三》；《后汉书》卷一一七《百官志四》。 ，而尚书令虽然是行政长官，但也有权劾奏其他官员，因此，“三独坐”的出发点很有可能就是他们都具有劾奏和察举非法的权力，通过专席而坐提升他们的地位，促使他们更好地行使监察权。
根据以上材料，尚书令具有监察职能应无疑问。但祝总斌先生认为，无论是尚书令还是左丞，其“总典纲纪，无所不统”，都只是指“台中”(26) 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08页。 。如果其监察权限仅限于台中，那就大致相当于现在的行政监察。不过值得商榷的是，就史籍所载来看，东汉时期尚书令奏劾外朝官员的情况并不少见，例如，《后汉书·陈忠传》就记载，外戚大将军邓骘等兵败后，尚书令陈忠“数上疏陷成其恶”。后来大司农京兆朱宠上书替邓骘申辩，陈忠又“诋劾大司农朱宠”。同传还记载，太仆来历等人反对汉安帝废太子，安帝大怒，“时忠为尚书令，与诸尚书复共劾奏之”(27) 《后汉书》卷四六《陈忠传》。 。作为尚书令，陈忠曾先后三次劾奏大将军、大司农、太仆等外朝官员，这应当是其法定职权。不难设想，如果没有制度性规定，监察官员越权弹劾，不仅会引发被劾奏者的反抗，还会被其他官员弹劾。如西晋时期，司隶校尉的监察权限仅限于“纠皇太子、三公以下”(28) 《太平御览》卷二五〇《职官部四六·司隶校尉》引应劭《汉官仪》。 ，而时任司隶校尉的傅咸却弹劾尚书左仆射王戎与尚书郎李重，御史中丞解结便“以咸劾戎为违典制，越局侵官，干其非分”(29) 参见(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四七《傅咸传》。 为由上奏罢免傅咸的官职。而陈忠接连三次劾奏外朝官员，既没有遭到被劾者的反抗，也没有被其他官员弹劾，这绝不是偶然，应当是在职权范围内行使权力。因此，至少尚书令的监察权限不仅限于台内，而是整个外朝。
二、尚书台行使监察职能的特征阐释
如上所述，东汉时期，尚书台已掌有较大的监察权。尽管尚书台不是专门的监察机关，但其行使监察权仍呈现出一些特征。首先，尚书台内监察权行使主体多元。东汉尚书台机构设置已较为完善，据《后汉书·百官志》记载，尚书台设尚书令、尚书仆射各一人，为尚书台长贰，由尚书左、右丞辅佐。分三公曹、吏曹、民曹、客曹、二千石曹、中都曹，每曹设尚书一人，下辖侍郎六人、令史三人。除尚书令外，尚书也具有劾奏之权。《汉官解祜》“御史”条云：“建武以来，省御史大夫官属，入侍兰台。兰台有十五人，特置中丞一人以总之。此官得举非官，案：北堂书钞引作‘举法’，皆误。当作‘举非法’。其权次尚书。”(30) (汉)王隆撰：《汉官解祜》，收于孙星衍等辑：《汉官六种》。 该条是为了阐释御史一职，其前半部分指出御史具有“举非法”的监察职能，后半部分将御史与尚书的权力进行比较，进而提出“其权次尚书”。值得注意的是，御史属于监察系统，而尚书属于行政系统，两者并非一个系统，如果不是就两者所共有监察权的意义上进行比较，(31) 御史中丞“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侍御史“察举非法，受公卿群吏奏事，有违失举劾之”，他们均具有监察权，参见(唐)杜佑撰：《通典》卷二二《职官六·御史台》。 则显得不合理。因此，这则材料虽旨在阐明御史的职权，但从侧面反映出尚书享有监察权。这种监察权并不是皇帝临时赋予，而是一项制度。《后汉书·宦者列传》载：“尚书举劾，请下廷尉，覆案虚实，行其诛罚。”(32) 《后汉书》卷七八《吕强传》。 这里明确指出了尚书和廷尉的分工，即尚书负责举劾，廷尉负责案验。此外，《后汉纪》也有“顷闻拜爵过多，每被尚书劾”(33) (东晋)袁宏撰：《后汉纪》卷二四《孝灵皇帝纪》。 的记载。正是因为举劾是尚书的法定职权，所以尚书常常劾奏外朝官员。
进入大学后，交往范围比以前有所扩大，学生渴望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但由于缺乏应有的经验和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会有交际困难，容易产生自闭偏执等心理问题；再加上目前社会人才竞争激烈，就业市场不景气，生活节奏快，人际关系复杂等，导致许多大学生面临巨大的精神压力，缺乏安全感，精神负担加重，有的甚至会产生烦躁、恐惧、无助、焦虑、自卑等心理；另外，人格不完善导致的特定阶段心理素质的脆弱和个性缺陷是造成大学生心理亚健康的又一诱因，情绪不稳定、自制力差、对挫折和失败缺乏心理准备等使大学生陷入不良的心理状态[10]。
关于东汉时期尚书左丞是否具备监察职权，目前学术界观点并不统一。一种说法认为当时尚书左丞尚不能行使监察权，如邱永明先生认为，东汉时，尚书左丞“总典台中纲纪，无所不统”，但没有监察权。(34) 邱永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5页。 另一种说法认为当时尚书左丞已经具有一定范围的监察权，以祝总斌先生为代表，指出尚书左丞可以对台中官吏的任何违法行为进行劾奏。(35) 参见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08页。 笔者认为，在这两种说法中，后一种说法更为合理，原因在于“(尚书)令及左丞，总领纲纪，无所不统”，其下辖的尚书也有监察职权，左丞作为尚书令的主要佐官，协助尚书令处理台内事务，若唯独不具有类似的监察职权，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因此，尚书令、尚书左丞以及诸尚书都获得了举劾违法的权力。
“陪孩子一起成长”是当下父母成长的重要方式。缺乏完整家长教育学程的年轻父母们，大多是随着孩子的成长脚步，在实践中摸索着成长的。他们的教育智慧和能力，需要随着孩子的成长不断得到扩充与提升。父母要检视自己的教养行为，对教养有效性进行检视，同时也要检视自己的学习时间、学习方式和学习效率。最主要的检视途径是对教养成效进行检视，通过了解孩子积极的正向的变化情况来检视父母学习和教养成效。
其次，尚书台的监察权限很大。就监察对象而言，其不仅可以监督台内官员，还可以弹劾台外官员的不法行为。如前文所述《后汉书·朱晖传》中，诸尚书弹劾其长官尚书仆射，但实践中，尚书更多地是行使对外朝官员的弹劾权。如《后汉书·虞诩传》载，顺帝时，宁阳主簿因诣阙未得到回复，便上书发泄愤懑。皇帝大怒，“持章示尚书，尚书遂劾(宁阳主簿诣阙)以大逆”(37) 《后汉书》卷五八《虞诩传》。 。又如《后汉书·刘恺传》：太尉马英、司空李郃为迎合邓骘，擅自解除罪臣征西校尉任尚的监禁，“后尚书案其事，二府并受谴咎”。(38) 《后汉书》卷三九 《刘恺传》。 因尚书案其事后进行劾奏，丞相府和御史府才受到谴责。由此可见，无论是台内官员，还是台外官员，都在尚书台的监督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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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法行为性质而言，从史籍的记载来看，其主要是纠举一般政治性犯罪，如《后汉书·乐恢传》载，帝初，因河南尹王调、洛阳令李阜与外戚窦宪勾结，图谋不轨，“(尚书)恢劾奏(河南尹王)调、(洛阳令李)阜，并及司隶校尉……”(39) 《后汉书》卷四三《乐恢传》。 。又如《后汉孝献皇帝纪》载，书郎吴硕谄媚上级，懈怠公事，被“尚书梁绍劾奏”为“不思先公而务私家，背奥媚灶苟谄大臣”(40) (东晋)袁宏撰：《后汉纪》卷二七《孝献皇帝纪》。 。此外，尚书台还可以就违反礼制的行为进行弹劾，如前文所述，尚书张陵因大将军梁冀带剑进入朝堂违反朝仪为由弹劾梁冀。(41) 参见《后汉书》卷三六《张陵传》。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尚书台享有监察权，能无所不纠，但与御史监察权相比，仍有很大差异。首先，御史台属于专门监察机关，其主要任务就是监察百官；而尚书台毕竟是行政机关，处理行政事务仍是其主要职责，因而其监察作用有限。其次，御史台自权力扩大后，逐渐走向独立；而尚书台却是皇帝的近侍机构，深受皇帝信任，因而常常作为皇帝打击官员的工具。如《后汉书·刘恺传》，桓帝时，刘茂担任司空。因与太尉陈蕃、司徒刘矩一起上书为有罪的司隶校尉李膺等上书解释，令皇帝不悦，于是“有司承旨劾奏三公，茂遂坐免”。祝总斌先生认为，这里的有司，按东汉制度，当即尚书。(42) 参见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6页。 也就是说，尚书是在皇帝的授意下劾奏三公。
综上所述，尚书台虽是总理国家政务的中枢，但却享有监察权。其中，尚书令、尚书左丞以及诸尚书都获得了此项权力。而且三者行使监察权时相互独立，直接对皇帝负责。此外，尚书台的监察对象，不仅包括台内官员，还扩大到了台外官员。其不仅可以劾奏官员的政治犯罪，还可以就违反礼制的行为进行纠举。由此可见，尚书台的监察权是东汉多元监察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西汉时期尚书仅依附于皇权、临时性地弹劾官员相比，无疑是一大突破。但其与御史监察权仍存在很大差异，一方面，由于监察百官不是其主要职责，故其监察作用有限；另一方面，因其与皇帝较为亲近，常常为皇帝所用。由于其后尚书台势力不断膨胀，统治者有意削弱其权力，至唐朝三省制形成，尚书台已演变为政务执行机构，丧失了独立的监察权。
三、尚书台获得监察职能的成因分析
从秦时“掌通章奏”的文书官，至东汉时蜕变为总理国家政务的中枢，尚书制度发生了巨大的演变。在这一过程中，尚书的权力不断膨胀，甚至还获得了一部分本属监察机关的监察职权。这固然是皇权与相权斗争的结果，但也有深层次的制度原因，它是汉代中央政治制度演变的必然结果。
罢省丞相司直，虽极大地削弱了三公之权，但却引发了愈益严重官员腐败问题。究其原因，这与监察权的运作方式密切相关。东汉前期，除丞相司直之外，虽有御史和司隶校尉掌监察，但因二者均非行政系统内职官，不甚熟悉行政系统的具体运作情况，对行政官员的监察效果有限。尤其在地方，当主管地方监察的刺史与太守上下其手，身处中央的御史台很难发现其不法行为。《后汉书·马严传》就记载：“臣伏见方今刺史太守专州典郡，不务奉事尽心为国，而司察偏阿，取与自己，同则举为尤异，异则中以刑法，不即垂头塞耳，采求财赂。”(51) 《后汉书》卷二四《马严传》。 马严虽上书明帝请求复置丞相司直，但未获准。在这种背景下，为了有效抑制官员腐败，又不至于威胁皇权，作为行政机关的尚书台便接替丞相司直行使监察百官的职权。对这一进程，陈仲安先生直言“建武十八年省司直，由尚书令取代其职”(52) 陈仲安：“汉唐间中央行政监察权力的分合”，载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 唐长儒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专辑》第11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熊伟先生也认为：“在皇帝的支持下，尚书台开始逐渐分割宰相之权。尚书台也在逐渐取代丞相司直在行政监察中的地位。”(53) 熊伟：《秦汉监察制度史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12页。 综上所论，东汉时期丞相改为司徒，丞相司直被废，是尚书台获得监察职能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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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4片电阻应变片在静态平衡时，阻值完全相等， 所构成的电桥处于平衡状态，信号正负线间电位相等；当圆筒受压时，4个电阻应变片两两变化相同，根据ΔR/R∝F，惠斯通电桥产生不平衡， 输出1个电压信号，经过信号放大、A/D模数转换、滤波、数字化处理后，将称重结果输出到显示面板，并以4～20 mA信号远传[8] ，电阻应变式称重传感器电路如图2所示。
而至东汉，随着尚书权势益重，这种临时性的劾奏权被典制化、常态化，尚书台职官因而获得独立劾奏的权力。如桓帝时，正值朝贺，“大将军梁冀带剑入省。……(尚书张陵)即劾奏(大将军梁)冀，请廷尉论罪……”(13) 《后汉书》卷三六《张陵传》。 。由于大将军带剑进入朝堂之举，已然违反朝仪，故尚书张陵便对其发动弹劾。从《后汉书·张陵传》的记载来看，尚书张陵并未受人指使。张陵敢于当场对大将军梁冀进行弹劾，而非出自他人指使，正表明尚书已经具有法定的独立弹劾权，这样类似的情况在史籍中也是屡有出现，在此不一一列举。关于赋予尚书法定的监察职能，多处较为明确记载可以印证。据蔡质《汉官典职仪》载，尚书令“总典纲纪，无所不统”(14) (汉)蔡质撰:《汉官典职仪》，收于孙星衍等辑:《汉官六种》。 ；《唐六典》卷一引《汉官仪》亦云：“尚书令、左丞，总领纲纪，无所不统”(15) (唐)李林甫等撰:《唐六典》卷一《职官部·尚书都省》。 ；《后汉书·百官志三》引蔡质《汉仪》载：左丞“总典台中纲纪，无所不统”(16) 《后汉书》卷一一六《百官志三》。 ；《通典》也云：后汉，“尚书令主赞奏事，总领纪纲，无所不统。”(17) (唐)杜佑撰《通典》卷二二《职官四》。 祝总斌先生认为，所谓纲纪，指的是法度。为了使台中官吏守法，尚书令和尚书左丞可以对任何违法行为进行劾奏，这就是“无所不统”。(18) 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08页。
除了在地理位置上与皇帝近，具备取得信任的内官属性之外，尚书的文书职能也是其能获得监察权的重要因素。如前所述，东汉时期，尚书台已成为行政中枢所在。就尚书的文书职能而言，地位的上升带来了两个显著变化。其一，尚书台取代御史府成为公文转呈的关键。秦及汉初，丞相和御史府起着公文上呈下发的核心作用，特别是御史大夫更处于转呈、起草诏书的关键地位，(56) 参见卜宪群：“秦汉公文文书与官僚行政管理”，载《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第18～35页。 而尚书只是“皇帝与丞相之间的一个传达吏”(57) 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261页。 。随着对御史台权力的削弱，到了东汉，上行文书的正本径直送尚书台，副本上三公府。正如《后汉书·李云传》所言：“乃露布上书，移副三府。”(58) 《后汉书》卷五七《李云传》。 同样，皇帝批复的下行文书也经由尚书下发，《无极山碑》载光和四年八月丁丑诏书，则由尚书令下太常，太常耽、丞下常山相。(59) 参见《无极山碑》，收入(清)严可均辑：《全后汉文》。 其二，尚书台取代三府，成为审查、检阅文书的实权机构，而三府则沦为公文下达的转呈机关。即所谓“天下事皆上尚书，与人主参决，乃下三府”(60) (唐)李林甫等撰：《唐六典》卷一《职官部·尚书都省》。 。当全国文书的上呈下达都必须经过尚书台，而尚书又有权审查百官上奏的各种文书，赋予尚书纠举检阅文书过程中发现的不法行为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首先，尚书台的监察权与丞相司直的罢省密切相关。西汉时期丞相作为百官之首，“掌丞天子助理万机”，有监管百官的职能，并在岁末“课其殿最，奏行赏罚”(43) 《汉书》卷七四《丙吉传》。 。但“宰相不亲小事”，丞相通常不会管理具体的监察事务，其监察职权主要是通过丞相司直来行使的。丞相司直是丞相属官，最早出现于西汉武帝一朝，《汉书·百官公卿表》：“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举不法。”(44) 《汉书》卷一七《百官公卿表》。 司直的工作场所主要固定在丞相府，祝总斌先生指出，司直“似乎主要是通过审阅经过丞相府的各类文书，发现不法行为，进行纠察”(45) 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6页。 。在丞相位高权重之时，地方上报文件都交到相府，司直自然能发挥重要的监察作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丞相司直翟方进一年内先后劾奏司隶校尉陈庆、涓勋，导致两任司隶校尉一免一贬。(46) 参见《汉书》卷八四《翟方进传》。 然而，当丞相地位下降，司直的监察作用也会随之减弱。自成帝设置三公官：大司空、大司马、丞相，将统一相权一分为三，丞相虽官名仍旧，权力却大为削弱。至哀帝元寿二年，改丞相为大司徒，丞相虽位高，但已趋向虚置化。到了东汉，鉴于王莽篡汉的教训，光武帝刘秀极力揽权。建武二十七年，诏令将大司徒之“大”去掉，(47) 参见《后汉书》卷一一四《百官志一》。 只称司徒，丞相(司徒)地位进一步下降。与此同时，司直的命运也急转直下。汉光武帝为了大权独揽，将实际权力集中于尚书台。在皇帝的支持下，尚书台不断发展，全国不少文书不再经过丞相府，而是直接由尚书领受，由尚书直达至皇帝。(48) 参见熊伟：《秦汉监察制度史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12页。 这样一来，原来主要是通过审阅日常经过丞相府的各类文书，发现不法行为，进行纠举的丞相司直，监察作用就大为减弱。(49) 参见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940页。 故《后汉书·百官一》载：“世祖即位，以武帝故事，置司直，居丞相府，助督录诸州，建武十八年省也。”(50) 《后汉书》卷一一四《百官志一》。 光武帝即位后，司直仍居丞相府，但其职责只是“助督录诸州”，由主管监察变为辅助监督。此外，司直虽掌监察，但其直接对丞相负责，不利于皇帝集权。因此，一方面，由于司直在行政监察中的实际作用已十分微弱；另一方面，出于集权的需要，丞相司直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八年被罢省。
尚书的这些性质与御史有着类似之处。御史也属少府，其最初“掌赞书”(61) 《周礼·春官》。 ，仅是皇帝近前记事、传达文书的小官。其工作的地点，即御史大夫寺位于傍宫城，在司马门内，御史中丞更是在殿内值班。(62) 参见南玉泉：“两汉御史中丞的设立及其与司直、司隶校尉的关系”，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第78～89页。 由于离皇帝近，深厚皇帝信任，其地位逐渐提高。从秦时起，御史便获得了监察权。实际上，正是由于这些相似之处，尚书才得以不断分割御史之权。正如大庭修所说：“尚书出现后，御史的秘书职能逐渐转移给尚书。”(63) [日]大庭修：《汉简研究》，徐世虹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5页。 随后，尚书又一步一步由秘书职能发展出监察权。这一制度演变，也符合皇权专制下官制运作的一般性规律。
最后，赋予尚书台监察权也是监察多元化的需要。秦汉以后，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为了管理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必须依靠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然而，为皇权服务仅是官僚集团的一个侧面，其更有为自身攫取私利的诉求。一旦其选择自利，就会与皇帝争夺各种政治资源，威胁专制皇权。为了抑制官僚集团的自利冲动，必须对百官进行监察。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天子耳目”的御史机构应运而生。然而，物极必反。由于御史代表皇权对百官进行监察，仅对皇帝负责，难以受到其他权力的制约，这样御史的权力迅速膨胀，从而对专制皇权构成了新的威胁。如西汉刺史之设，本是代表皇帝监察地方官，后来发展成为集行政、经济、军事等权力为一身的地方大员。为此，有必要构筑多元化的监察体系，既有效监督百官，又不至于监察机构权力坐大，威胁皇权。
从现有史料记载来看，两汉监察体系设计上的多元化主要遵循两种的思路，一是监察职官的多样化，例如在中央有御史台、丞相司直、司隶校尉等职官掌监察，地方则出现刺史监察郡县。自秦以来，就设置专门的监察机构御史府，以监察百官。汉武帝以后，不断设置各种专门的监察职官。如元狩五年，设置丞相司直，作为行政系统内部的监察官员。征和四年，因巫蛊之祸设置司隶校尉，专掌特种监察。(64) 参见熊伟：《秦汉监察制度史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35～136页。 如此多样化的监察职官，使得朝廷百官无所不在监察网络之中，最终实现皇帝对百官的全盘掌控。二是监察职权的分散化，即赋予一些非监察部门一定的监察权。汉代皇帝也意识到，如果将监控大权全部置于御史台，很可能导致御史独大，最终威胁到皇权，故有必要分散御史的监察职权。西汉时期，尝设丞相司直承担部分监察权，但随着东汉以后司直废置，则有必要在中央行政机关中另觅合适的接替者。在这些非监察机关中，尚书台作为皇帝身边的中枢机关，又掌管文书运作，恰好符合这样的需要，因而也反映了监察多元化的制度特征。其不仅可以监察行政官员，还可以制约御史府和司隶校尉。如延熹中，顺帝陵墓被盗，主管官员捕盗不得，尚书令周景“以尺一诏召司隶校尉左雄诣台对诘”。虽然是奉皇帝之命，但至少可以说明尚书台有权督办司隶校尉。再如前文所述河南尹王调、洛阳令李阜与外戚窦宪勾结一事，尚书仆射乐恢除“劾奏(河南尹王)调、(洛阳令李)阜”外，还“并及司隶校尉”，对司隶校尉进行弹劾。可见，尚书台对其他监察机关具有极大的制约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设置多元化的监察组织，不仅能有效监督百官，而且使监察官也在互监之中，便于皇帝对监察机关的操纵，以维护国家机器平稳运行。正如张晋藩教授所言：“通过精心设计的互相制衡的权力关系，使之既分体运行，又互相交叉，以维护专制主义的国家统治。”(65) 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3页。 但三者互不隶属，权限不明，容易导致监察官之间互相攻讦的弊端，并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日本社会凸显少子高龄的金字塔式人口结构现象已持续一段时间了，市场规模难以得到扩大，年轻人被揶揄为“厌消费一代”。这种现象对年轻人无可厚非，主要与日本社会终身雇佣制度的逐渐崩溃、不稳定的雇佣关系等有关系，与以往相比，年轻人出人头地的机会越来越少，在银行存款也几乎没有利息，整个社会对未来的不安等引起市场消费的停滞。
结 语
秦汉时期，中央政府的权力结构发生了重大变迁。秦至汉初，丞相府和御史府并称二府，共同行使相权，其权力显赫，对皇权构成了潜在的离心力。于是，具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即位后，便开始重用亲信尚书，以削弱二府权力。为了进一步加强皇权，成帝时设立三公官，将统一的相权一分为三，这样一来，中央政府的权力实际集中于皇帝手中。到了东汉，为了独揽大权，光武帝虽继续沿用西汉以来的三公制度，却已将三公虚置化，政府的权力中枢已转向尚书台。至此，尚书台拥有了监察权以及一切行政大权。
然而，物极必反，与御史一样，在尚书机构权力急剧膨胀之后，必然对皇权构成新的威胁。因而，统治者定会启用另一批亲信近臣取而代之。曹魏时期，中书被赋予执掌制诏之权，尚书机构的权力已呈现被侵夺的趋势。史载：“中书掌内事，密诏下州郡及边将，不由尚书署也。”(66) 《太平御览》卷二二〇《职官部十八·中书令》引《环济要略》。 两晋南北朝时期，尚书机构权力虽一度膨胀，但经过隋唐时期中央权力的整合，至唐朝三省制形成，尚书台已由东汉时期的权力中枢演变为政务执行机构。此时，尚书台已没有独立的监察权。尚书左右仆射虽仍可举劾，但只能在御史失职的情况下行使。据《新唐书·百官一》记载，尚书左右仆射之职为，“纠正省内，劾御史举不当者”(67) 《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一》。 。换句话说，只要御史适当行使监察权，尚书左右仆射就无权插手。此外，其权限也只限于省内，这种“纠正”毋宁说是尚书机构内的自我管理。
从历史发展的宏观视角来看，尚书权力的演变颇可视为中央权力变迁的缩影。东汉属于封建专制主义官僚制度的奠基和探索期，也是三公制走向崩溃、三省制不断发展的转折期，尚书行使监察权正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为了加强皇权，汉代统治者致力于构建多元化的监察体系，而尚书因其“通章奏”且与皇帝亲近的特殊性获得了监察权。然而，当尚书台权力极度膨胀，足以威胁专制皇权时，统治者必会对其作出调整。经过魏晋南北朝的不断调适发展之后，尚书的定位逐渐被历史摆正，至唐朝成为纯粹的政务执行机构。这一过程不仅反映出专制皇权体制下的不断探索，也反映出监察制度的特点和实质，即监察权来源于皇权，在专制体制下，监察机关在本质上是皇帝的御用工具。行政权、司法权、监察权最后统属于皇帝，这是皇权专制的核心要求。如唐朝的三省六部制，中书省负责草拟，门下省负责审核，尚书省负责执行。其核心就是将行政权一分为三，使三省相互牵制，这样中央政府实际的权力最终归于皇权，以实现皇帝独揽大权的目的。
王娟，武汉大学法学院法律史专业2017级硕士研究生(43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