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率政策比较和国外利率政策运用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利率政策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货币政策在经济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利率政策又在货币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各国政府和货币管理当局将利率视为调节经济运行的重要杠杆加以有效运用。从总的发展趋势看，利率及其政策在本世纪特别是50年代以来的运用，可以认为经历了一个由低至高、从管制到放松甚至自由化的过程。
一、利率政策的一般比较及运用分析
由于各国或同一国家不同时期执行着不同的利率政策，这就形成了许多种不同的、各具风格和特色的利率政策。但就一般而言，从质的角度考察，可分为正利率政策和负利率政策；就量的方面分析，可分为低利率政策和高利率政策。
（一）低利率政策和高利率政策的比较及运用分析。
低利率政策是指国家和货币当局运用行政法规或硬性规定存贷款利率上限，或干脆直接规定贷款利率，其目的都是人为地将利率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一般都在均衡利率水平之下），以鼓励投资，促进经济发展。历史上曾有许多国家选择了低利率政策。
低利率政策的功能作用主要是：降低银行信用成本，为产业部门提供廉价资金，刺激投资需求，促进经济发展。若低利率政策所引起的投资增加能较快形成社会生产力，增加有效供给，效果则更佳。因为它能填补由于低利率政策引起的总需求扩大而造成的供求缺口。在各国经济发展史上，推行低利率政策较成功的要算日本。在日本，低利率政策实施带来的消极作用得到了较好的抑制。诸如：（1）低利率政策容易造成居民储蓄欲望减退，减少实际储蓄。可是，在日本，由于政府部门提倡和鼓励储蓄，国民又有勤俭节约的传统，加上金融部门能提供优质的服务，所以，尽管他们将利率长期限制在低水平上，但储蓄形势却一直较好——日本是西方国家中储蓄率最高的国家。（2）若长期实施低利率政策，政府就需要增加大量的货币供给，以弥补由低利率政策引发的储蓄减弱、投资过旺带来的资金供给不足；而储蓄减少又会换来居民消费增加。这两种情况，无论增加货币供给还是储蓄减少、消费增加，都可能触发物价上涨，引起通货膨胀。这是许多国家在经济起飞时期所遇到过的棘手问题。然而，日本的情况却令人诧异，它们较好地解决了这道难题，1965～1970年，日本年均货币供应增长率为18.4%，同期的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达10.3%，消费物价年均上涨率为4.6%，而批发物价平均上涨率则只有1%。1975年与1970年相比，货币流通量增加183.6%（从1970年的593.31亿美元增加到1975年的1682.88亿美元），消费物价指数上涨72%，批发物价指数上涨57%.不过，大多数实施低利率政策国家的实践表明，这两个方面的问题难以得到圆满解决。就是在日本，虽然实施低利率政策达到了刺激投资、促进经济发展、物价基本稳定的目的，但并没有收到资金合理配置和有效运用的效果，也影响和限制了资金供求关系对利率的决定作用，使利率缺少弹性，难以发挥应有的杠杆作用。试以图说明之。
如图，供给曲线SS’同需求曲线DD’交于Q点，Q点为资金供求均衡点，r[,0]点是均衡利率水平。根据马克思的利息理论，利率是由资金供求决定，或者说这种利率反映了资金的合理配置。这也就是说，利率保持在这个水平上，资金能得到合理分配。如果人为地将利率水平从r[,0]点降到r[,1]点，资金供给就会减少至A点,而需求则会增加到B点，AB表现为过度需求，形成资金缺口。解决这一问题的措施，通常是增发货币，以满足AB这一块资金需求。然而.这将会引起通货膨胀而物价上涨，正如前面阐述那样。如果对这部分资金需求不予理睬，又将会因为资金分配不均而使社会蒙受损失，同时还可能会因此保护落后而抑制先进，这必然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
低利率政策在理论上导源于凯思斯主义的教条。关于利率上限的主张是凯思斯学派支持通货膨胀的一个方面，由于凯思斯解释的是一个有效需求不足的现实，因而他所主张的低利率政策是限制在投资不足而储蓄过剩的环境之中。不言而喻，作为货币政策组成部分的利率政策，应着眼于宏观经济环境，如果这一条件的基础发生了变化，利率政策的出发点和效果将会出现较大差异，从而损伤国民经济肌体，这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高利率政策即指货币当局将名义利率置于物价上涨率包括通货膨胀率水平之上，使实际利率明显大于零，经济保持高利率水平的政策。实施高利率政策，主要是为了抑制经济过热和改善国际收支。一般认为，经济起飞时期容易出现投资膨胀和物价上涨甚至通货膨胀的现象。如果在这个时候执行高利率政策，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投资过热和物价上涨。从实行过高利率政策的国家或地区来着，有成功的，如韩国和我国的台湾省；也有不理想的，如50年代中期的英国就未收到预期的效果。
高利率政策在我国抑制经济过热、控制消费需求膨胀等方面亦起过重要作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前期就曾收到过明显的效果。如1988年9月至1989年4月几次提高储蓄存款利率，并对三年期以上定期储蓄存款实行了保值。利率的明显提高，刺激了居民的储蓄热情，从1988年居民挤兑存款到1989年储蓄存款的大幅度上升，从1988年的货币大量投放到1989年实现的货币净回笼，实现了两个大转变。这两个大转变固然是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这并不能排除利率提高后发挥了明显的调节作用。不过，从近两年实践和总的趋势看，利息率脱离实际的大幅度提高，实施高利率政策，也未必能实现预期目的，弄得不好反而会带来一些消极作用或影响，不利于经济、金融的正常运转。这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理解。
1、高利率政策的结果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市场商品直接购买力。如果实施高利率政策，必然刺激居民储蓄欲望，引起储蓄存款较快增长。我们不认为市场疲软的原因是储蓄存款大幅度增长，但也不否认储蓄存款过快增长对市场购买力存在一定的影响甚至冲击。
2、在短缺经济格局下，高利率政策在我国也难以直接有效地抑制社会投资需求。因为：（1）企业产权关系不够明确；（2）各方面行政干预较多；（3）对企业政绩的评价不够合理，企业扩大再生产、逐步升格的内在冲动欲望较强等等。种种迹象表明内外部的动力和压力都会刺激企业的投资欲望，而在不断增加的投资过程中，却考虑风险和收益较少。
认为高利率政策在我国不可取，并不否定在某些时候（如通货膨胀较严重时）可以将利率提到较高水平上，1988年9月至1989年4月和1993年5月至1996年4月几次调高利率就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何况，利率水平的高低也只是相对的，1988～1989年和1993～1996年的高利率只是相对前些年的低利率而言的。利率是高或是不高，要从许多因素包括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去考察。相反，我们认为1988～1989年和1993～1996年利率的高调正好发挥了利率杠杆的弹性功能，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同样，1990年3月略调低利率，与1993、1994年又调高利率，以及1996年5月、8月再次调低利率都是一样的道理。
（二）正利率政策和负利率政策的比较及分析。
利率的高低是相对而言的，只有负利率才从真正意义上体现为低利率（在这里，低利率与负利率本身就是不同角度划分的——这并未否定它们之间的区别），如果可以这样认为，那么，我国在一个较长时期里就执行了这种利率政策。这种利率政策下的利率作用存在着许多负面影响，并未有效发挥利率杠杆功能作用：（1）不能如实反映资金的供求关系，体现不了真正的资金“价格”。（2）弱化了居民储蓄欲望，刺激了需求扩张并鼓励企业长期占用银行资金，使有限的资金流向无序和分散（如流向民间借贷市场和高利集资区等），以致银行信用失控、商业信用膨胀，阻碍了调整产业结构。（3）增加了国家货币发行的压力，伤害了国民经济肌体.成为拉动型通货膨胀的基因。总之，负利率政策在理论上不成立，在实践中会带来种种消极影响，集中起来主要表现在银行利率的杠杆功能失灵。从中央银行来看，不能有效地利用利率杠杆来控制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总规模；就商业银行而言，它难以合理地运用利率杠杆来筹措和融通资金，从而正确地引导资金流向。因此，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不应该选择负利率政策。
正利率政策即要求将利率保持正值的利率政策。正利率符合马克思利息理论的基本原理。正常情况下，存款正利率，储蓄存款的利率水平略高于物价上涨率，对调动居民储蓄积极性、抑制消费需求膨胀具有积极意义。贷款正利率，有利于控制投资需求扩张，如果同时具有合理的利息支付渠道，必然增强利率弹性，有利于产业结构合理调整和促使经营不善的企业努力改进经营管理。因为高效益且产品对路、有生命力的企业有能力消化适度增加的利息支出，能够接受更多合理增加利息的贷款，以不断扩大再生产。而那些效益低或生产不适销产品的企业，则难以接受利息负担增加的压力，或努力改善经营，以求得生存和发展；或在竞争中失去立足之地。这正是商品经济优胜劣汰的要求和必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优胜劣汰，主要是政策和政府部门根据经济发展和市场需要，将国家调控意图有意识地借用并通过利率等经济杠杆，对经济运行施加作用或影响，从而达到预期目的。
二、国外利率政策运用比较分析
本世纪30年代经济大恐慌时期，一些工业发达国家发生大量银行倒闭事件，各国政府反思后普遍认为过度竞争是造成金融业倒闭的主要原因，于是纷纷通过立法对金融业活动采取必要的管制措施。例如官定利率制度就是其中一项。
1936年，凯思斯出版了著名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他在该书中指出，西方国家之所以在1923～1933年发生那样的大萧条，是因为有效需求不足酿成的（凯恩斯所说的“有效需求”是指预期的商品总供给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状态时的总需求），而有效需求又决定于消费需求的和投资需求。既然如此，那么，在投资需求既定的条件下，消费需求的变化就会引起有效需求的同向变化；同样道理，在消费需求一定的情况下，投资需求的变化也会引起有效需求的同向变化。
在凯恩斯看来，消费需求决定于消费倾向和收入两个因素。消费倾向是社会消费同社会收入之间的比例关系，即C／Y。一般而言，人们的消费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是，消费增长的速度比不上收入的增长速度，于是C／Y的值越来越小，这就是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当消费需求递减时，消费与投资之间的缺口就会不断扩大，而有效需求也就会更加不足。所以，要阻止有效需求的下降，就必须阻止消费倾向的递减；要阻止消费倾向递减，不能削减收入而只能靠增加公众消费支出；而增加消费支出的办法却是降低利率，因为利率降低后，储蓄收益量就会减少，从而人们消费的机会成本就变小，于是鼓励人们多消费少储蓄。
另一方面，投资需求决定于利率和资本边际收益率两个因素。资本边际收益率决定于资产的未来收益和资产的供给价格，前者是指增加一个单位的投资所预期获得的收入，后者是指投资者估计增购资本品所需要的费用或重置资本。资本边际收益率就是指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投资所带来的预期利润率。利率决定于流通性偏好和货币量两个方面：货币量不变，流通性偏好的变化会引起利率同向变化；流通性偏好不变货币的变动则会引起利率的反向变动。因此，投资需求同利率的变化成反比，同资本边际收益的变化成正比，即：
d[,D]
d[,D]
———＜0；———＞0。(D代表有效需求；ri代表利率；rm代表资本边际收益率)
d[ri] d[rm]
同时，由于利率是资本边际收益率的一个抵消因素，因而资本边际收益率也与利率成
d[,rm]
反比，即：———＜0。
d[,ri]
由此又推论出，要扩大投资需求，就必须降低利率，提高资本边际收益率；而要提高资本边际收益率，也必须降低利率。
30年代经济大恐慌摧毁了萨伊的“供给自创需求”的理论。凯思斯的理论则认为，要保持经济繁荣发展，就要扩大有效需求，从而扩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扩大投资需求要降低利率，而扩大消费需求也要降低利率。战后各国正是缘于该理论而在较长时间里实行低利率政策。
1936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了《1933年银行法》，该法规定：禁止会员银行对活期存款支付利息，限制定期存款利率的上限（即该法的Q条例）。战后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贴现率一直很低，除1969～1970年贴现率曾达到6%外，多数时间在4%左右，1954～1959年这段时间里曾下降到1.5%。受此影响，美国商业银行的优惠利率也一直很低，在70年代初以前，最高为5.5—6.7%（1966～1968年），最低为1.5一3%（1947～1951年）。
在一个较长的时期里，英格兰银行总是把再贴现率视为控制银行信用的主要武器，它一直控制着利率的变动。英国重视利率政策并控制利率变化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因为英国是凯思斯主义的故乡，英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受凯恩斯主义影响较深。凯恩斯在他给资本主义开出的处方中，一剂药是赤字财政，另一剂药则是廉价货币，即低利率。因此英国政府一方面重视利率手段，另一方面实行放松的财政政策以刺激国内需求，刺激经济增长，这又要求大量发行国债来筹集资金，而发行国债又需要有一个低利率的市场环境，以减轻国债付息的负担，这就需 要中央银行出面，将利率限制在低水平上。这样，也实行了和美国相同的廉价货币政策：1945～1951年，英格兰银行的贴现率一直稳定在2—2.5%，1952～1971年也只有3—7%。英国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对于借款投资的企业主和大量发行债券的英国政府显然是有利的，但由此也加剧了通货膨胀。同时，殴洲货币市场的产生以及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提高利率后，大量为谋取高利的存款纷纷流出清算银行，使他们的存款不断下降。
日本为了刺激经济高速发展，在战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是实行低利率政策。1947年，日本制定了《临时利率调整法》，规定政府有权决定全国银行的存、贷款最高限，由日本银行制定，大藏省负责公布。尽管当时制定这个临时性法律是为了对付战后初期的经济恐慌，防止利率飞涨，但是，后来日本政府就将人为地压低利率作为一项长期的政策，这个法律也就一直沿用下来。所以，日本在战后较长的时期里实行的是低利率政策。
在存款利率方面，根据《临时利率调整法》，日本银行按照需要可调整其最高限，各金融机构必须遵守，不得突破。同时，还对不同存款方式实行分档次的指导性利率，具体标准由日本银行提出“指导性”意见，各金融机构遵照执行。信托存款参照银行存款而定。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1973年该时期日本存款利率几乎没变动。1973年以后，日本存款利率才基本上同中央银行再贴现利率同幅变化。在贷款利率方面，日本银行对短期贷款利率也规定了最高限度，也有一种指导性政策，即由各商业银行组成的银行协会根据再贴现率的变化协商制定对外贷款的统一利率。协商制定的短期贷款利率，一是“优惠贷款利率”，它是贷款利率的最低限；二是最高利率，它通常低于政府公布的最高利率；三是透支的最高利率，它比贷款的最高利率高一些。1975年以后协商制定利率改为由担任全国银行协会会长的银行率先制定，其它银行向其看齐的方式。长期贷款利率虽无中央银行规定的最高限，但长期信贷和信托银行在制定长期最优惠贷款利率时要征求日本银行的意见，且各行的优惠利率也是统一的。
金融债券的利率由发行债券的银行自定，但也需上报大藏省和日本银行。其它债券的利率同样受到政府的限制，如公司债的利率要向国债利率看齐，而国债的利率在1975年以前是由大藏省决定的。总之，除了证券二级市场的利率外，可以认为所有利率都是被限制的。
客观地评价，西方国家推行的低利率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一个较长时间里，确实发挥了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美国一直将充分就业和经济成长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重点，而廉价货币不仅可以使货币市场上的银根趋松，而且有利于刺激投资，扩大生产规模，促进经济增长，所以低利率政策有利于上述两大目标的实现。事实也是如此，整个五、六十年代，美国实质年均GNP增长率都在4%左右，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都不算高。英国实行低利率政策对借贷投资的业主和大量发行债券的政府是有利的，对战后英国经济的恢复和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增长也起了比较重要的作用。日本的低利率政策对日本投资的迅速增长、工业的高速发展和进出口贸易的猛增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经济能高速增长，持续并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是基础，而这种大规模投资却得益于低利率政策；同时，低利率对日本工业快速发展又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企业利用低息贷款，减少了利息负担，降低了成本，增加了利润，促进了投资，加速了工业的发展。
但是，在五、六十年代起积极作用的低利率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副作用逐渐显露出来，而且越来越明显，它引发和加剧了通货膨胀。在70年代通货膨胀愈演愈烈的同时，又出现了经济发展停滞，从而形成了经济“滞胀”的局面。
英国由于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使通货膨胀不断加剧并时常造成国际收支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英国转向高利率政策，1971年5月，英格兰银行公布了《竞争和信贷控制方案》，全面取消了清算银行的卡特尔制度，英国由此迈开了利率自由化的步子。1972年10月，英格兰银行将贴现率改名为最低贷款利率，并与国库券每周投标所形成的平均利率相联系，加剧了利率的竞争性。1972年英格兰银行最低贷款利率（这种利率当时仍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市场利率变动。如1973年英格兰银行最低利率提高到13%时，它便指示商业银行的基本利率也提高到13%）达到创纪录的9%，到1973年更高达13%。从此，高利率政策成为英国货币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反通货膨胀的重要工具，而与此同时，即银行间协定利率取消后，清算银行又推出基础利率作为共同标准，并与英格兰银行的最低贷款利率挂钩。1981年8月，英格兰银行停止公布最低贷款利率，于是基础贷款利率开始与市场利率相联系，英国的商业银行不再根据官方最低利率来调整借贷利率，而主要根据市场资金供求关系进行自由调整，但英格兰银行仍保留必要时适当干预的权力。
美国也在1972年从一贯实行低利率政策转为推行高利率政策。战后美国大部分时间处于通货膨胀之中，进入70年代，通胀加剧。1970～1979年消费物价指数上涨了90.2%，平均年上涨率达7.4%。长期的高通胀率带来了市场利率的上升，以国库券利率为例，60年代中期还一直低于5%，以后便持续上升，1973～1974年达到7%，1978年以后虽时高时低，但仍保持上升的趋势，在一个时期竞高达16%。市场利率的上升，拉大了它和银行存款的差距，使美国自60年代中期开始不断爆发新形式的货币信用危机——“脱媒”危机（“脱媒”危机是指当市场利率高于Q条例所规定的存款利率最高限时，存款者发现直接购买国库券、商业票据或债券等能获得更高的收益，于是便提款直接购买带有各种市场利率的有价证券，从而使存款机构的存款大量流失，信用收缩，赢利减少，个别银行出现亏损甚至倒闭而造成的一种货币信用危机）。美国在1966年、1969年、1973～1974年、1978～1979年曾多次爆发大规模的“脱媒”危机，都是因为通胀造成市场利率上升而拉大同存款利率之间的差距造成的。迫于市场利率的压力，非银行存款金融机构不得不一再提高存款利率，商业银行则发明了不受Q条例限制的大额可转让存款单、回购协议等金融工具，与此同时，联邦储备体系也一再调高存款利率的上限。直到《1980年银行法》通过，对存款机构放松管制，自1980年3月31日起，分6年逐步取消对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利率的最高限（即取消Q条例）。
1973年，为缓和经济危机，控制物价上涨，日本采取了紧缩货币的政策，日本银行的贴现率从1972年的4.25%猛提到1973年的9%。由于日本银行的这种政策动向导致整个利率水平都紧随其后往上调（具体见下表）。
1972—1974年日本部分利率调整情况（单位：%）
利率名称1972年1973年1974年
日本银行贴现率4.25 9.00 9.00
优惠借款利率 6.33 7.91 9.55
短期拆借利率 4.72 7.16 12.54
政府公债利率 6.70 7.26 9.26
日本的利率自由化，首先是从有价证券的利率自由化开始的。70年代以后，日本的存、贷款利率也在向自由化方向发展。1978年以后，日本银行逐步取消了对银行间的资金市场（包括短期拆借市场、票据买卖市场、外汇市场等）的利率控制，使银行之间的资金往来不再受利率上限的制约。1979年，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在日本开始发售，这是战后日本较早的自由利率日元存款。进入80年代，许多新的金融工具，如各种信托证券、投资基金等，利率都是自由的。
需要指出的是，同英美等国情况不同，日本进入80年代之后，又开始实施低利率政策。日本银行再贴现率1980年3月曾提高到9%。为刺激经济发展，以后不断地降低：1983年10月为5%，1986年为3%，1987年后则只有2.5%。同时，全国银行贷款平均利率也呈下降趋势：1984年为6.585%，1986年10月已降为3%。为比较美、英、日三国利率政策运用情况，现将三国70～80年代中央银行贴现率列表如下：
美、英、日三国中央银行贴现率比较表（年末利率：%）
年度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美国 5.50 4.50 4.50 7.50 7.75 6.00 5.25 6.00 9.50
英国 7.00 5.00 9.00 13.0 11.5 11.25 14.25 7.00 12.5
日本 6.00 4.75 4.25 9.00 6.50 9.00 6.50 4.25 3.50
1979
1980
1981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4
12.0
13.0
8.50
8.00
7.50
5.50
6.00
6.00
7.00
17.0
14.0
9.35
6.25
7.25
5.00
5.00
5.00
3.00
2.50
2.50
2.50
注：英国从1984年开始停止公布贴现率。
资料来源：《国际经济金融统计手册》、《世界经济年鉴》。
从上述分析可以知道，以美、英、日三国代表的西方国家在1972年前后都不同程度地从低利率政策转向高利率政策。究其原因，一是指导思想的转变。战后初期，指导西方国家政府的经济理论——凯恩斯主义对于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应该说还是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而在解决这—问题的同时，又带来了经济“滞胀”，凯恩斯主义对于经济“滞胀”却是束手无策。于是，一直攻击凯恩斯主义的货币主义便开出了医治“滞胀”的“妙方”，主张放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强调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这样西方国家便不同程度地放弃了凯思斯主义，由货币主义取而代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各国都致力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西方国家也不例外，它们将经济作为主要目标，因此货币政策目标必须服从于整体经济目标。为扩大信用规模，鼓励投资，刺激生产，扩大就业，促进经济发展，它们必然选择低利率政策。但是，从60年代后期开始，通货膨胀抬头，并且越来越严重，以致出现“滞胀”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政策的取向不得不强调稳定，而稳定的经济发展，必然要求有稳定的币值。高利率政策就自然而然地取代了低利率政策。众所周知，一般情况下，高利率政策能在一定程度上（或者说有助于）抑制投资过热和物价上涨，治理通货膨胀，稳定经济发展。美、英、日三国七、八十年代的实践也证实了这一点。不过，高利率在缓和通胀的同时又影响了投资，导致了经济缓慢增长和失业增加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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