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朝第二次廓尔喀侵藏战争（1791—1792）史上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上论文,几个问题论文,清乾隆论文,战争论文,廓尔喀侵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9.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7（X）（2009）01－0020－11
清乾隆五十六年至五十七年（1791—1792）廓尔喀再次侵犯西藏，清调集大军入藏，最后收复失地且深入廓境纳降。于此事始末，汉文官书《廓尔喀纪略》记述最为完备，但全书以皇帝诏谕发布时日为序，至于事件发生的先后、官员拜发奏折的时间，须从记叙内逐一剔出考订，而《卫藏通志》卷13《纪略》不仅保留若干更原始的档案，且叙事大致以编年体纂列，文字较少而便于省览，近人研究这段历史，大都于此取材。笔者因工作需要，年来也涉猎此二书并细读国内外学者的有关论著，略有所得，谨述如下，敬祈方家指正。
一、乾隆帝是否默许西藏同廓尔喀缔和以付银赎回失地
乾隆五十三年至五十四年（1788—1789）廓尔喀第一次侵入西藏，在第八辈达赖喇嘛家族的主使及钦差理藩院侍郎巴忠的支持下，西藏同廓尔喀秘密缔约，许以付银赎地而暂告终结。如此大事，入藏的钦差侍郎巴忠、成都将军鄂辉、四川提督成德非但不以上闻，却力促廓尔喀入贡，造成国威远播、敌方畏服的声势，以遮掩缔和的事实。和约文本，达赖喇嘛确曾过目，但迄未敢报告朝廷。事过两年，乾隆五十六年（1791）夏历八月，巴忠在热河避暑山庄得悉廓人再度侵藏消息而畏罪自杀，此后事情才逐渐曝露。我们可否揣测：皇帝此前已知道藏廓私下缔约，默认既成事实，竟使巴忠有口难辩，成为替罪的牺牲品呢？今从史料记载巴忠一死引起皇帝怀疑，一直要究明廓藏第二次战争的起因来看，皇帝确实受了蒙蔽。经过如下：
《卫藏通志》卷13（上）“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秋七月，廓尔喀复扰后藏边界，占据聂拉木”条引七月二十二日（1791年8月21日）驻藏大臣保泰、雅满泰关于战争再次爆发的最初奏折，其中叙述当年三月噶伦丹津班珠尔（bstan vdzin dpal vbyor）等向驻藏大臣禀请去边境巡阅驻兵，获准，达赖喇嘛也派1名大喇嘛同去修理庙宇，丹津班珠尔遂到聂拉木（gnga lam）寄信与廓尔喀讲论旧债事务。① 未料七月七日（1791年8月6日）突被廓军包围，保泰等闻讯遂询问丹津班珠尔之父、退休的噶伦班第达此次构衅的原因，班第达回答云云等。此奏折原以满文写成，《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② 第2册第860项收入其新译文，内容较《卫藏通志》所引完整。再用以上二者比较《廓尔喀纪略》卷1及《清实录》乾隆五十六年八月甲子（二十二日）条③，可见：（1）保泰、雅满泰最早从4名噶伦之一的僧人噶伦噶勒藏那木扎勒（skal bzang rnam rgyal）的禀文里才知道廓尔喀第二次入犯消息，而此僧人噶伦所禀则据后藏胁噶尔（shel dkar）地方营官传来的报告。《廓尔喀纪略》与《清实录》都于此精简文字过甚，皆云“据喇嘛噶布伦等禀称六月二十四日行至聂拉木”等等，其实说的是噶伦丹津班珠尔等行至聂拉木，易使读者误以为“喇嘛噶布伦”也到聂拉木去了。（2）《廓尔喀纪略》《清实录》都省略原折上班第达对启衅原因的说法。
班第达对保泰等关于启衅原因的回答，相当重要。据《卫藏通志》记，保泰转述说：上次廓藏战争结束，“将军大人们定立边界，两家更无争竞，具有甘结合同。只因唐古忒每年在聂拉木收取伊等税银最重，又给予伊等盐斤不好，已故噶布伦索诺木旺扎尔（bsod nams dbang rgyal）乱行侵渔该处商民货物，伊等屡怀忿恨。（按：这些是廓尔喀发动第一次战争的借口，清廷早已知道。）所议伊等各项，一时不能完结，是以我等私相定议，连利息合算，共计银四万五千两，作为三年偿还。本年五月已将本年之项送过，去年廓尔喀寄来信字云汝等若再给一年，可以让免一年之欠，令大头目讲议此字，噶布伦等巡边之便，寄信与廓尔喀差人到聂拉木彼此商议。今大约因此事起衅。”以上是《卫藏通志》编者的摘要，与新译保泰原折无出入，但新译原折此后尚有（保泰）“向达赖喇嘛询问此等情形，达赖喇嘛言，此等情形小僧均知悉”一语；另外还有保泰自己的意见说：“查得先前将军鄂辉等为降服廓尔喀等划定边界具奏之折及唐古特廓尔喀双方订立条约内，均有所有欠项概已偿清等语，而并未明断办理，以致彼等私自偿付银两，肇启衅端”。以上两段文字，《卫藏通志》均未载。无论原折的摘要或新译文，都肯定西藏与廓尔喀曾有过秘密缔约的事，但故意避开西藏依约付银给廓尔喀的目的在于赎回失地。不过这总算是驻藏大臣因时局紧迫，第一时间向皇帝透露了乾隆五十四年（1789）藏廓私订过条约。至于保泰等所见藏廓和约的版本为何，不得而知，后来他们说查看约文上面“止称各守地方，永不生事，并未言及债负地租之事”。④
保泰等的这一急报送达北京时，皇帝的反应极为重要，因为这是我们检验皇帝是否早已知道藏廓私下缔结过和约的唯一依据。兹据《廓尔喀纪略》卷1乾隆五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帝命军机大臣传谕保泰、成德、鄂辉的圣旨，他当时的认识是：“从前鄂辉、成德、巴忠办理藏务时，若将债欠查明清还，自可久远宁谧，乃含糊办理，交与噶布伦私自还给，唐古忒性本琐屑，复不照原议给发，致有此事”。（此下还有谴责丹津班珠尔在边不善应付等，兹略。）
不过，当天还有第二道谕旨，《廓尔喀纪略》不载，是吴燕绍先生（1868—1944）自清宫档案里检出的，极为重要，见于吴燕绍、吴丰培辑《廓尔喀纪略辑补》云⑤：
廓尔喀人等胆敢围困丹津班珠尔等侵犯聂拉木一事，一则因当日鄂辉、成德、巴忠办理不妥，苟且了事，以至今日复生事端。彼时据鄂辉等奏，但称一切事务俱已妥为安置，欠项俱已还清，廓尔喀遣使进京瞻觐。其欠项如何归还以及两造立结之处，并未具奏。显系鄂辉、成德、巴忠等急欲了事，苟且完结，此即鄂辉等之罪。二则保泰等到藏，理合查明，一面将鄂辉等参奏，一面妥办具奏，何得佯若罔闻，比及有事，始奏称询问达赖喇嘛，方知此事，此乃保泰等之大误。
由此可见，此时皇帝仍然相信保泰等的最初报告，认为西藏亏欠了廓尔喀一笔钱款，其归还手续及双方文字约定内容，两年之内，即从鄂辉等在藏时到保泰驻藏大臣任上，在藏大员们一直没有再清上报。看来皇帝并不知道这笔钱正因作为赎地之用，故诸臣特地隐瞒，于报告中涉及此事处辄闪烁其词。诏旨续云：
况达赖喇嘛之所以遣丹津班珠尔，特为债目，所谓查边操兵，皆属假托，彼时保泰何得并不穷诘。
这一语确实看穿西藏当局的障眼法。以下责备丹津班珠尔不晓事，误堕廓尔喀术中，引发冲突，说“皆由保泰等未曾详察，一任达赖喇嘛遣丹津班珠尔前往之所致也”。那么，解决的办法是什么呢？
因皇帝此时决定派遣已任四川总督的鄂辉入藏，会同驻藏大臣保泰、雅满泰尽快办结此事，于是诏文指令鄂辉到拉萨后，即可派遣稳妥的人员去见廓尔喀人宣称：
此次尔等围困达赖喇嘛所差之人，侵犯聂拉木，不过为索取债目。今我等已代尔等向唐古忒等追出，意欲归还汝等。但汝等系归顺之臣仆，遇有事故，理宜声明情节、禀报大臣等，求其剖断，既可如数得银，而此后两造贸易之事，我大臣等亦好代汝等办理，彼此断不至于拖欠，尔等亦得永沐大皇帝恩施，乃计不出此，擅敢围困丹津班珠尔、侵犯聂拉木。我等今将欠债追出还给汝等，汝等恭顺祗领，唯命是从。倘执迷不返，我等即奏闻大皇帝，立即发兵剿灭，汝等宜审度利害。
这样说过之后，“倘唐古忒等之力，不能清还。即动官项代还，再勒限向噶布伦等追出归款，但此意断不可使廓尔喀人等得知”。当然，如这个上策实施无效，则考虑用兵。
乾隆帝这一布置证明他确实不知西藏还债的目的是赎回失地，而西藏执政者，包括驻藏大臣以及鄂辉等在内，心里倒都是清楚的。设想倘若皇帝已知道过去廓藏私约内这个首要内容，而仍启用帝国国库垫付欠项于归顺不久的小邦，则无异于否定此前的武功与招徕，岂非自甘屈辱，以他的自尊自负能否出此一举呢？这也许就是乾隆五十九年编定《廓尔喀纪略》时馆臣等不收上引第二道谕旨的缘故。
八月二十二日这天，皇帝正在从热河避暑山庄赴围场的途中，接到保泰这份紧急报告，即将这折子令时任理藩院左侍郎的巴忠阅看。次日，巴忠告军机大臣此事是他们以往办理不善的结果，祈将他革职或降职，赶去藏地效力赎罪，未得皇帝答复，当晚突投水自尽。这就使皇帝判明鄂辉、巴忠不仅以往处理藏事不当，且怀疑彼等隐瞒了若干情节。可是鄂辉八九月间的奏折中言及廓尔喀此次侵藏的缘由，仍是西藏“地租债账”“不清”、“拖欠银两”，⑥ 与西藏地方的说法基本一致。只有保泰、雅满泰约在九月发奏、十月下旬到京的一折⑦ 说他们经过细访，查得乾隆五十三年廓尔喀侵犯藏地，内地大军未至时，西藏当局已与廓人私相议和，“及大兵至后，廓尔喀畏惧乞降，唐古忒素性懦怯，恐大兵撤后，廓尔喀又复骚扰，是以仍暗与廓尔喀议和”并询知彼时藏廓双方定议用3年时间藏方偿清地租银及所欠盐税等。这里他们再次报告藏廓间曾秘密缔和，但仍未说出藏人付银是为了收回被侵占的领土。
九月初五日，帝令军机大臣传谕鄂辉、保泰，此诏也不见于《廓尔喀纪略》，却载于《清实录》，⑧ 诏先引军机大臣等奏称“廓尔喀与西藏接壤。从前伍弥泰、萨喇善驻彼办事之时，即有因私事起衅抢掠地方及围困使人之事，旋复和好，仍旧通商，无关紧要，驻藏大臣但付之不闻。⑨ 即前年廓尔喀抢掠唐古忒宗喀（rdzong dgav，今吉隆县县治）、济咙（skyid grong，今吉隆县境内）地方之事，庆麟（按：当时驻藏大臣）张皇失措，不计事之轻重，冒昧具奏，以致大费气力，始得完事。若照前（按：指伍弥泰等）令其私自完结，何至如彼”。于此帝意是：“极边小夷，彼此劫掠，乃其常情，军机大臣等皆知其土俗，乃保泰等在彼，反不知于国家帑项丰盈、士卒众多，发兵前往为一劳永逸之计，诚无所惜，但廓尔喀因利相争，遣兵前往，伊等不敢抗拒，望影奔溃，势必稽颡请降，若允其请而班师，唐古忒人等又不能守约善邻，每因小利而激变，又复呈请代为办理，似此牵缠，殊属不成事体。此次之事即其明证。观保泰等此次所奏，显系忆及前岁庆麟曾经具奏，始效尤而为之。保泰、鄂辉在藏，亦属多年，该处实在情形，自必稔知。着传谕鄂辉、保泰：此事究竟应否作何办理，俾其私下完结之处，尽心熟筹，各抒己见，据实奏闻。”次日，又谕军机处抄寄此谕旨给重臣阿桂、福康安，征求意见。但指出万一蔓延滋扰，必须动兵，即遣福康安前往。⑩
这表明，中枢的认识仍混乱不清，皇帝听从了军机大臣的意见，认为藏廓纷争不是大事，可听之由之或促使双方谈和，求得完结，驻藏大臣不必过问，又自觉无把握，故要鄂辉、保泰、阿桂、福康安对此发表看法。其援引伍弥泰之远例，正说明他并不知前年就在巴忠等干预下，藏廓已私下立约用银赎地了。
而此诏发下的半个月之前，八月二十一日，廓尔喀军进入后藏扎什伦布寺。因公文传送费时，皇帝在十月初六日才接到保泰九月十日自拉萨发出的有关此事的报告，当然为之震动。事态的严重使他决心讨伐，他说：
此事初起之时，朕并非必欲大办。如贼匪只因索欠启衅，抢掠聂拉木等处边境，尚可为之剖断曲直，责令清还欠项。（按：此语与前两诏文意犹互相照应）朕之初意，原不欲劳师远涉。今贼匪肆行侵扰，竟敢抢占扎什伦布，不得不声罪致讨，非彼乞哀可完之事。若因贼匪已遁，遂思就事完结，使贼匪无所畏惧，将来大兵撤归，贼匪复来滋扰，又将如何办理？岂有堂堂天朝，转为徼外番贼牵制之理。此事势在必办，竟无二意矣。(11)
于是九月二十五日谕知福康安，命迅速来京，福康安十月三日在江西接旨，到京恭聆皇帝指示，奉命入藏统领劲兵进剿，他十月十九日动身，经西安至西宁，准备取道青海进藏。在他差几天就要到达西宁时，十一月十九日，军机大臣奉旨向羁禁在京的达赖喇嘛之弟罗布藏根敦扎克巴（blo bzang dge vdun grags pa）调查过去藏廓私和的真相，次日，皇帝就把了解到的情况迅速通知旅途上的福康安。(12)
罗布藏根敦扎克巴与达赖喇嘛同母异父，其父阿古拉（按：a khu lags，藏语伯叔之谓，本名blo bzang phun tshogs，卒于乾隆五十五年）是达赖喇嘛之叔，曾在政坛上活跃一时，力促藏廓秘密谈判，罗布藏根敦扎克巴也参与其中(13)，他平日随侍达赖喇嘛左右，兄弟情谊甚笃，所以深悉机密，所谈有极高的真实性。
他说前年廓尔喀之出具永远不犯边界的甘结，本是红帽喇嘛沙玛尔巴（zhva dmarpa）、噶伦丹津班珠尔、噶伦玉托扎什敦珠布（g·yu thog pa bkra shis don vgrub）及地方上的代本(14) 同廓尔喀头人当面议定，“廓尔喀以聂拉木、宗喀、济咙三处地方，系他自己抢得，不肯退回，经噶布伦等许以每年给西番银元宝三百个，合内地银九千六百两(15)，令其退还地方，曾告知鄂辉、成德、巴忠等”。这就彻底揭开了层层内幕。皇帝由此开始了解真相，认识上出现转折，遂指出丹津班珠尔私下许银一节，实属错谬，廓尔喀既经投顺天朝，自应将强占地方退还，何得许给银两，而噶布伦等竟私与商议付银，“岂非竟成前代岁币故事！”(16) 这后一句话，后来帝命军机大臣传谕福康安又重复了一次：“夫西藏之地即天朝之地，岂有以堂堂天朝向贼匪许银和息，竟成前代岁币故事，岂不贻笑万世乎？”(17) 按：“前代岁币故事”指北宋之赂辽、南宋之赂金，此一语带着愤懑的情绪，必出自皇帝之口，任何臣下是不敢代拟的，对比八月二十二日皇帝还说可以动用“官项”来偿清西藏债务，则益发明白对于藏廓私和的内情他确是长时受蒙蔽而无知的。
问题的曝露自然是件好事，可是也使清廷陷于被动的境地。因为这次廓尔喀再度入侵恰是用西藏悔约为借口，并不理会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务信息联络程序上的纰漏。即使在用兵初期，皇帝叫在藏官员责备廓尔喀不把债欠难索之事直接向驻藏大臣申诉而动辄犯边，可是后来入藏大员福康安等经过深入调查，才晓得廓尔喀事前乾隆五十五、五十六年内，的确已经派人或寄信到拉萨索取银两，而驻藏大臣保泰、雅满泰也从当时西藏执政者处问明了原委，却不在意，更未上报。所以皇帝在不很清楚下情时，就谕知再度去藏的四川总督鄂辉、成都将军成德等不必同廓人提起偿债之事，一旦涉及，则责问廓军之进占藏地，掠得的较藏人所欠已越数倍，这里尚可见帝之精明机敏。当他一了解西藏用银赎地的事实，就立刻吩咐福康安“至于前次巴忠等许给银两一事，如藏中无人提及，竟可作为不知，不必预为访查”(18)。如廓尔喀以此为借口，则将错误都放在巴忠一人身上，以减轻入藏作战的将领鄂辉、成德的内疚。但事实的发展是福康安一到藏中，询问所及，都溯及此事。五十七年正月初二日福康安乍抵藏界，听来迎的达赖喇嘛近侍僧官的禀白，已经清楚了这前后两次廓人侵藏的原因，立即上报，同月二十日，皇帝在此折关于付银取赎事转述僧官言语说“是否系丹津班珠尔及管事喇嘛主见抑系巴大人等商议办理”，旁边朱批“即此三人耳”。又在福康安判断廓尔喀滋事缘由云：“总因上次私许银两说和，给付未清，致贼匪借端构衅，似无疑义”，旁边批：“竟是如此，巴忠若在，即当正法，便宜他了”。(19) 又下谕谓福康安所了解到的情况与北京所调查的大概相同，然还不及北京详细，头一天帝吟成《悉故》一诗，“备述端委”，命寄给福康安看。现检此诗中有句云：“疑之（按：指巴忠自杀事）勤访询，渐乃知详悉，番边被贼占，私赎求还地，赎价复欠乏，而更无防备，……贼因犯后藏，猖獗弗可制。”(20) 由这总结性的诗句来看，皇帝对往事的了解是有一个缓慢的过程的，次年初夏京师久旱，帝下诏反省时也说：此次廓尔喀再来侵扰，“经驻藏大臣具奏时，朕仅令鄂辉、成德带兵往谕，原不过示以兵威，使之悔罪乞降，不敢再萌他念，即可完事而已。及巴忠闻信自戕，始疑从前办理错误”(21)。
二、乾隆帝对第八辈达赖喇嘛的观感如何
在皇帝对于秘密议和一事有了认识后，自然对巴忠、鄂辉、成德以及丹津班珠尔等当事人深为不满，那么，更为重要的幕后决策人之一达赖喇嘛，在皇帝心目中呈现什么样的形象呢？
乾隆五十六年八月二十日廓尔喀军进入扎什伦布寺，幸好第七辈班禅喇嘛前3天由保泰护送去拉萨，八月二十五日到达，于是保泰、雅满泰谒见达赖、班禅，请移居川边泰宁，被达赖喇嘛拒绝，此事上报，九月二十日皇帝严厉斥责保泰等“丧心病狂”，“竟是无用之物”，即将这两名驻藏大臣革职，而深喜达赖喇嘛“通达事理”，赐物并下旨嘉奖，并令将达赖喇嘛之弟罗布藏根敦扎克巴释放回藏。(22) 保泰等在未奉到革职的诏旨时，再次奏请移达赖、班禅二喇嘛去泰宁或西宁，又被皇帝责骂“颠倒错乱”、“欲举全藏委之于贼”，命鄂辉抵藏时，传旨将保泰在拉萨枷号示众。对比之下，达赖喇嘛顾全大局，临危不乱，镇静处事，自然给朝廷以好的印象。
鄂辉迟至十一月十四日才抵拉萨，二十八日遵旨处决了1名在廓尔喀人快到扎什伦布寺时以占卜惑众放弃抵抗的扎寺大喇嘛，但他将另4名曾派人与廓军讲和的喇嘛交付噶伦暂行羁押，皇帝十二月二十六日一诏责备鄂辉办理藏务，仍事事令噶伦干预，愤怒地说：“可见藏内诸事，俱系伊等（按：指上层僧人假托神示决定战和大局）主持”，又深刻地指示：“卫藏一切事务，自康熙雍正年间，大率由达赖喇嘛与噶布伦商同办理，不复关白驻藏大臣，相沿已非一日。达赖喇嘛系清修梵行、唯知葆真养性、离尘出世之人，岂复经理俗务，自必委之于噶布伦，而噶布伦等因达赖喇嘛不复措意，遂尔从中舞弊，诸事并不令驻藏大臣预闻，及至滋生事端，始行禀白，吁求大臣等为之经理，迨至事过，仍复诸事擅行，以至屡次滋衅，成何事体！……向来驻藏大臣往往以在藏驻扎，视为苦差，诸事因循，唯思年期届满，幸免无事，即可更换进京。今经此番大加惩创之后，自应另立章程，申明约束，岂可复循旧习”。这是改革藏政、制定章程的第一声号令。
最重要的第一步改革事项是：“嗣后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遇有应办事件，当一一商同办理，噶布伦等应与在藏章京（按：理藩院驻藏官员）会办，不得稍有专擅。”(23) 这个方针正是皇帝了解第一次廓藏密和内幕后，毅然作出的，其故可以深思。他命军机大臣通知正在赴藏途上的福康安，叫他抵藏后向达赖喇嘛及各呼图克图大喇嘛等详细宣讲这一诏旨，嗣后即遵照办理。
十二月初七日，新任驻藏大臣舒濂再度莅藏，初九日，会同鄂辉审讯也被廓尔喀掳走了3个月得释回来的第穆活佛的近侍扎萨克喇嘛噶勒桑丹结（skal bzang bstan vdzin），将其供词及尚被廓尔喀羁押的噶伦丹津班珠尔托他带给达赖喇嘛、众噶伦的信件，一齐上报。皇帝阅毕，极为愤怒。五十七年正月初五日下一长谕，分析信文全是代廓尔喀开脱，为说和预留地步，必是廓尔喀逼迫在羁押中的丹津班珠尔写的，显得廓人本欲与藏和好，不愿构衅，倒是朝廷不肯听任息事，必欲出兵，以致藏中遭罹兵火，廓人施此离间之计，以使西藏与彼联为一气，而朝廷虽劳师多费，转为卫藏之累，因而恐怕达赖喇嘛不免被此狡猾伎俩所惑，即令福康安到藏时将书信分给各有关人员阅看并集合达赖喇嘛、噶伦等宣谕：上次滋事因私和给银赎地，致有此次纷扰，但“今丹津班珠尔等，又系达赖喇嘛遣令前往，亦不关白驻藏大臣，辄欲讲和完事”，及至藏内不能抵御，始行告知驻藏大臣转奏，迨内地运粮调饷，集兵入藏，“伊等又欲与贼匪往来说合，希图和息”，若撤兵后，廓军复来，是朝廷兵马粮饷，竟为卫藏疲于支应。为此明白告知：
若达赖喇嘛之意，必欲与廓尔喀和息完事，大皇帝即听从尔等所为，将大兵撤回，并将驻藏大臣及防守官兵一并调回内地，此后藏内一切事务，均不必再为预闻，任尔等受其鱼肉，亦概置不问。若尔等以卫藏地方凭仗天朝保护，则须同心合力，事事悉听天朝区处，此后藏地诸事，必须关白驻藏大臣，不得再私遣人与贼来往。(24)
这是从书信里发现藏廓之间，被掳到廓尔喀的藏官与拉萨当局之间，仍有信使往返，所以才愤怒地给予如此严厉的警告，其中蕴含着对达赖喇嘛行事出轨的严重不满。但这见于《廓尔喀纪略》，是方略馆臣在原来的谕旨词句上加工修饰的结果。今检《廓尔喀档》中五十七年正月初六日军机处所奉的一件上谕，内容更多，口吻则较此更激烈，如指斥达赖喇嘛上年遣噶伦等去同廓人谈论，却以巡视边界，查看庙宇为词，“希图蒙混，唯思将就完事”；及至不能抵御廓人入侵，始向驻藏大臣求援，朝廷已劳师远涉，而“达赖喇嘛之意未必不又欲与贼匪私相说合，使卫藏僧俗人等与廓尔喀联为一气，转以廓尔喀本欲与卫藏和好，不愿称兵，而天朝不肯听其和息，必欲问罪兴师，以致扰乱藏地，是天朝集兵糜饷，转属无名”。“今与达赖喇嘛明白断定：如达赖喇嘛以卫藏地方必仗天朝保护，则须同心协力，事事悉听区处，此后藏地事务皆应关白驻藏大臣，勿事隐瞒”，若达赖喇嘛必欲与廓尔喀和息，将听其所为，“卫藏诸大小喇嘛即欲投顺廓尔喀，亦为所欲为，天朝均置之不问”。(25) 福康安五十七年正月二十日抵拉萨，恪依诏书传达，当然，达赖喇嘛等感佩皇帝的训诫，表示服从。
但福康安正月二十六日一疏除将上次议和归咎于巴忠、鄂辉、成德外，指出丹津班珠尔私议给银，并“不回明达赖喇嘛办理”(26)。二月十三日另一折则报告达赖喇嘛等聆听那件措辞严厉的谕旨时的反应，达赖喇嘛当场称：上次廓尔喀扰边，他即认为应行进剿，而噶伦丹津班珠尔等却私与廓尔喀人讲和，且擅自借银付给，回到拉萨才行禀告。他说：“我以所办（按：指丹津班珠尔等办事）冒昧，实非长策，因伊等已定议和息，只可给银完事。但我不预行奏明，致贼匪借端反复，实难辞咎，至今追悔无及。”(27) 丹津班珠尔在与廓尔喀人缔约后没有立刻向达赖喇嘛禀告，在丹津自传里也是这样说的，但同时自传又几处写其议和缔约受达赖喇嘛的叔父及兄弟们的促使，那么，难道本家人不会把结果及时通知达赖喇嘛么？《八世达赖喇嘛传》中明记喇嘛接见缔约的当事人以及来贺和约完成的廓尔喀使人，还应请求审阅了合同，(28) 达赖喇嘛所谓“不预行奏明”，虽是自责，实际是一直隐瞒不报。稍后，闰四月被解至京受讯的扎什伦布寺仲巴活佛供称：“上次廓尔喀抢夺聂拉木、济咙、宗喀以后，系达赖喇嘛噶厦处起意，向彼说和，也与大人们说过，俱说是说和的好”。(29) 再后（乾隆五十七年八月），驻藏大臣和琳查抄红帽喇嘛寺产时奏言：“臣伏查此次征剿廓尔喀贼匪，上廑宵旰，虽属从前巴忠、丹津班珠尔等办理不善所致，屡经臣查对各犯供辞，达赖喇嘛并非全然不知”。(30) 皆可以证实。
而在此时（五十七年春）皇帝就已经肯定达赖喇嘛预知廓藏私和之事，二月间，他接到福康安在拉萨调查关于廓尔喀两次滋事缘由的奏折，内云第一次滋事时，达赖喇嘛面见来藏的大员巴忠，曾主张发兵进剿，而巴忠未曾依允，至许银和息时又以为此事所办冒昧，将来必有反复(31)，故福康安判断达赖喇嘛，人甚明白，颇具识见，皇帝阅此折时回忆巴忠曾言“达赖喇嘛人甚老实，与人谈论，俱不能明晰，一木讷无能之人，于卫藏事务，恐难料理裕如”，又近日召见1名多年在藏且去过巴勒布的都司严廷良，(32) 询问达赖喇嘛的为人，严所答与巴忠言大致相同，这就与福康安的称誉大相径庭，皇帝还推测达赖喇嘛之所以阻止许银赎地，若是因此举有亏体制，则深明大义，若是因每年需付银15000两，意存吝惜，则识量浅鄙，遂下旨告知在藏的福康安等，命于舆论中细加采访，福康安复奏甚迟，先说自己在京时，“即闻达赖喇嘛木讷无能，过于诚实，不特巴忠所言如此，凡曾至西藏之人，无有称达赖喇嘛聪慧者”。然后一转，详述他到藏后与达赖喇嘛晤谈，喇嘛感激皇恩，言语出自真心，在采购军粮、供应乌拉、买办马匹、调集炮位、配制火药等事宜上矢诚效力，主动积极，凡交办军需事件无不刻意完成，并非不晓事者。听喇嘛言及，早在许银说和之前彼曾劝巴忠进剿，福康安细加询访，藏内人等都说达赖喇嘛实有此语。即以喇嘛数次赏赐到藏的四川藏族屯练、东北索伦兵丁来说，累积已达8000余金，至于因公需用银两，支发更无吝惜之意。最后断言：“臣详察达赖喇嘛为人明白，赋性真诚，心有计画，藏而不露，唯相貌实属不扬，言语稍觉迟钝。外人不知底里，遽以为老实无能，品评殊为失当。”(33)
四月二十八日皇帝阅过福康安这份奏折，下谕内阁，表示对达赖喇嘛竭力协助进军，甚是欣慰，对于达赖喇嘛的为人，不作任何评论。但过了1个月，他嘱咐入藏的新任驻藏大臣和琳，不可像以往的大臣那样向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致敬时，因过度谦逊，似把大臣地位降低为其属下而与噶伦平等，受人轻视，遂致噶伦等诸事擅专，不关白大臣，相习成风。例如：“前次达赖喇嘛令丹津班珠尔前往廓尔喀地方讲和，驻藏大臣并未与闻，其许银赎地一节，亦未先行关白。”(34) 从此可以看出，皇帝认定达赖喇嘛对乾隆五十四年第一次廓藏战争中的议和赎地负有主要责任，这个看法迄未改变。职此之故，他明确告诫和琳等，除拜佛瞻礼之外，办事应与达赖喇嘛、班禅平等，噶伦等即是属员，诸事自须禀命钦差大臣办理。易言之，不能听任达赖喇嘛独断专行、惹是生非。(35) 而此后和琳一直遵从帝意行事，受到皇帝的夸誉。如第二次战争结束，清军自廓尔喀境内撤回，彼时经兵燹的后藏官寨须加修复，当地应纳的钱粮应予蠲免，皇帝即令驻藏大臣和琳督理二事，并说，“若仅告知达赖喇嘛，恐其见小糊涂，难保其必能遵行妥办”。和琳闻廓尔喀入贡使者经过拉萨将谒见达赖喇嘛，恐达赖喇嘛“不谙事体”，“应对失当”，赶回前藏指教，皇帝夸他“所见与朕指示相同”。(36) 看来，皇帝对达赖喇嘛的负面印象不是只凭福康安一疏就能改观的。
福康安得胜班师，经过日喀则，晤见班禅额尔德尼，交还一度被廓尔喀掠走的皇帝赐予前辈班禅的金册，班禅当即特行跪接，在福康安离开之日，班禅先至十里之外送行，又跪请圣安。(37) 他回答福康安关于应革除藏中积弊、筹议善后章程的谈话，表示“将来应办事宜，悉听主持裁酌”。而据说此前他曾接见廓尔喀谢罪的头人，谕告言辞“宽严得体”。福康安报告说班禅：“虽年甫十一龄，极有慧性，一切言语，并无他人在旁代述，而应对明敏，居然成人！”(38) 皇帝在接读此奏时，命军机大臣传谕福康安等大员，云：“朕闻班禅额尔德尼年虽幼小，人竟聪慧，胜于达赖喇嘛，自由前辈班禅，实非常人，故其慧性不泯”。(39) 这里他竟断言11岁的幼童班禅喇嘛远比34岁的成人达赖喇嘛聪慧。在同一谕旨内还说“唯达赖喇嘛亲族管事最易滋弊，此必当严禁”，后来又强调西藏任用官员制度应即改革时说“前此藏内两次滋事，皆由达赖喇嘛诸事唯听左右近侍亲族及噶布伦等专擅，率意径行，以致屡生事端”。(40) 可见达赖喇嘛在两度独理藏务期间造成的麻烦，致使国家不得不劳师动众来解决，这个心理上的刺激或许使皇帝长时耿耿于怀，不能释然。不过，他毕竟是高明的政治家，即使有成见亘胸，也不再追究，仍然以团结达赖喇嘛为重，以便更有效地合力促成藏政的改革。
三、清军与廓尔喀军在何种情况下结束战争
改革的筹划、颁布与执行，必须以驱敌出境为树立令行禁止的权威的先决条件。福康安等领导的多民族的军队不但收复了失地，而且七战七捷，越过喜马拉雅山天险，深入廓尔喀境内，直至距廓王的都城仅1日路程的地点，迫使敌方求和入贡，前后只用了两个月多，卒成为皇帝“十全武功”的压卷之作。其行军作战的艰苦，牺牲的巨大，自非文字所能尽述。但我们若探讨双方在何种情况下停战，可知廓尔喀因屡次败北，国势阽危，确是事实，而清军也是在极危险的处境下不得不决定撤退的。
最后一役在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初三日（1792年8月20日），清军越过堆补木（Dhaibung,rde dpung）山下帕朗古河上大桥，冒雨攀登河南的高山，仰攻廓军碉卡失利。高级将领台斐英阿、阿满泰、墨尔根保等10人皆死于是役。福康安关于此战的奏折不可得见，《廓尔喀纪略》八月二十一日条(41) 的节引文则于要害处含糊其辞，虽本人承认是他总领两路军进攻，只能以“我兵追至山麓，始行撤回”一语暗示未能取胜之意。当双方激战时，丹津班珠尔等被廓尔喀释放归来的人员正留在清营，14年后，嘉庆十一年（1806）丹津班珠尔写成的回忆录《多仁班智达传》(42) 里记述当时他登上一株巨松树巅观战，目睹清军败退拥挤过桥落水或被俘的情形，并说此一败是福康安不听海兰察劝阻的结果，而未言劝阻的内容。而当年廓尔喀王子致其将领信则云清军损失不下1000—1200人。(43) 后此役约20余年，嘉庆二十年（1815），昭梿著《啸亭杂录》谓福康安“以为势如破竹，旦夕可奏功，甚骄满，拥肩舆、挥羽扇以战，自比武侯也。我兵皆解橐鞯、负火枪以休息。贼乘间入，我兵狼狈而逃，台斐英阿死之，武弁亦多阵亡者”。(44) 再后，魏源道光二十二年（1842）著《圣武记》，卷5《乾隆征廓尔喀记》则先依《廓尔喀纪略》简叙战况，复言福康安不听海兰察扼河立营之策，及败，幸赖海兰察隔河接应，额勒登保扼桥力战，乃退敌。(45) 以上3条记载互有出入，而都说福康安轻敌致败。
不但此一战清军损兵折将，而且最严重的问题是军粮不继，士卒枵腹，疾疫流行，减员日多。而此时廓方仍派头目来营继续求和。八月初九日皇帝在万里之外指示在藏诸大臣云，可乘九月中旬藏内气候骤冷、冰雪封山之前，蒇事撤兵，令福康安筹酌，如实在万难进取，不妨据实奏明，受降完事等。(46) 而福康安等不遇极度困难之际，不敢言退。七月十九日皇帝此谕还未到达，福康安、海兰察等不得已密奏前线困窘情况，请求准许及早受降。
此密奏仅见于《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3）第754—757页，是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密奏中说：
查此路进剿官兵，节次打仗攻扑，问有阵亡带伤又多堕岩落河者。现存兵丁，除分防后路，不及五千名之数。复因贼境水土恶劣，霖雨不止，触染岚瘴，患病者至六百八十余名之多。呈报病故，日有数名。前调川兵，原拟五月中赶到，今总兵彭承尧带领头起瓦寺（wa si）等处土兵五百名，于本日始行到营。即使早调多兵，粮石愈益增多，更难运送。至于后路粮饷，前藏经和琳竭力筹办，已有成效，业经疏通。而后藏至宗喀、济咙一带，总缘道路险远，不能源源接济。近日兼办长运(47)，报出济咙粮石稍多，尚未到来。计自五月初六日进兵，截至本日，已有七十余日，核计官员支食份例、兵丁口粮，应用糌粑六十三万余斤，而由济咙运到大营之粮，官办糌粑只有六万四千八百余斤，连臣福康安自办糌粑五万五千八百余厅，共有十二万六百余斤，仅给应支数目十分之三。又，运送食牛八百余只、羊一万二千七百余只，中途多已坠岩，到营者仅存牛二百余只，羊一千六百余只(48)。两月以来，兵丁口食不敷，只将搜取之仓谷、青稞及臣福康安差人零买番寨之粮，添补糊口。饷银一项，除恩赏臣福康安银两及臣福康安因兵饷不敷在后藏借银一万三千余两外，川省陆续所运之饷，截至本日止，只到银二万，现俱支发用去。种种掣肘情形，实属万分焦急。
按：据《廓略》卷41乾隆五十七年九月初十日条引福康安、海兰察、惠龄奏，七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七日，糌粑已运到52500斤，饷银续到1万两。如是，则密奏发出数日后，供应畅通。此折云“搜取之仓谷、青稞”，似是资粮于敌，或指用廓军存粮；战地迄在山区，有无居民点，不知。
引文详述军队减员、存粮饷银极端匮乏的实况。此下约三大段极为婉转缕晰地说明：在此情况下，领数千之兵继续深入，实难计出万全。若有一隙可乘，尚思于万难之中设法攻克敌都等地，事半中止，实非他们的本心，故拟遵前奉谕旨，纳款受降等等。最后声明此密折所言并未于侍卫将领前稍有宣露。
在福康安幕府中任书札的军机处章京杨揆，在其《桐华吟馆诗钞》(49) 里用韵语俪句刻画了当时苦饥的境况，如《堆补木军营帐房苦雨述事》有句云：“千山转馈劳，师行不宿饱。曳踵行蹒跚，垂首色枯槁。朝闻童仆语：‘我粮亦已休！’囊橐羞罄如，升斗将谁求。黄独未可铲，白石不可煮(50)，始信索蜜人，‘呵呵’口良苦(51)。蒙被暂坚卧，历辘鸣饥肠，将非渡漂渚，得勿来翳桑(52)。筹策幸不迟，画饼君莫笑，夜唱且量沙，晨餐当减灶。(53) 有客馈花猪，脏神梦先觉(54)，诘朝发空函，偏成覆蕉鹿(55) （自注：林西崖廉访(56) 遣人馈花猪，猪堕崖谷，仅达空函）。同人笑相顾，食籍良不诬。(57) 料量盐菹肠(58)，空憎羊触蔬(59)。盘餐虽未供，且作屠门嚼(60)。会待战胜归，椎牛共行酌。”
又如《军行粮运不继，士卒苦饥，日采包谷南瓜，杂野草充食，感赋四律》中之前二首：“转饷千山力易疲，经秋辛苦傍征旗，谁收橡栗能供饱(61)，偶掘凫茈不疗饥(62)。授
几时重说饼(63)，团沙无术可炊糜(64)，多惭闲却腰间箭，合向高原学射麋。”“军声三绝更三通，阻峭凭深路渐穷。带甲已看精力惫，呼庚那便糗粮空(65)。肠肥莫笑餐糠籺(66)，腹疾真愁问麴藭(67)（自注：时军中疟痢大作）柳往雪来时序晚(68)，九重宵旰盼成功(69)。”
以作者杨揆官位之高，还难得一饱，士卒的苦饥可想而知。粮运的艰难，在《廓尔喀纪略》里多处记述，简短地说，从宗喀到济咙再出境到前方这一段越喜马拉雅山路线是最紧要而且最难走的，山路狭窄，地势险峻，运夫屡有坠崖及逃亡者；沿路无平旷处可设粮站以供储存及运夫暂憩，长途运到的粮食，只能随到随用；军队拨不出多人督押；皇帝从前线调回惠龄主持此路运输，决定稍迟，惠龄又是生手(70)。我们不敢肯定，是否自清军与廓尔喀交锋以来，福康安等就一直为缺粮问题困扰，而只要军队向南推进，后方补给线必相应延长，运输困难则与日俱增，这是无疑问的。
在如此危险的处境中，清军统帅部一方面准备撤军，另一方面继续接受廓尔喀来人求和，据说当廓尔喀大臣等至清营并将去北京入贡时，目睹营中病伤员遍处，从而知军粮不足、疫病猖獗，始悟清军态度转为缓和的由来。可是据说廓尔喀同时正在向西扩张领土，于新占领的地区急于建立稳定的秩序，无力再坚持北抗清军，故仍向清方求和及入贡(71)，这未必不是一项理由。而据《多仁班智达传》说，因清军逼近加德满都河谷，廓尔喀王子外逃到毗邻印度的边境，留守国都的王叔巴都尔萨野（Bahadur Shah）一改傲慢的态度，召见被羁押中的丹津班珠尔，欲释放他回藏并请他向福康安解释入犯是误信已故的红帽喇嘛沙玛尔巴的挑唆所致。王叔引用往年沙玛尔巴的鼓惑言论有：“清廷在西藏有常驻钦差和少数军队。藏人是在清廷皇帝统治之下，但除了说是摆架子外，实际上西藏无需向清廷上交一分钱的税款，所以，清廷也不会大力支援西藏。”王叔吁求清军不要再深入后，对丹津班珠尔说：“按现在西藏的行事惯例，无须汉人官兵永久驻扎尼泊尔地区。”(72) 廓尔喀当局作这样表示的同时，又连续给英国东印度公司写信请求军援，但毕竟缓不济急，由于同英人多年打交道，深悉英人蚕食印度诸土邦的方针与谋略，何况英人对廓尔喀也步步进逼，(73) 王室原来已纳贡于清，比较二者，知道清对其西藏地区犹实施因俗自治的政策，对外邦更加宽大，倘此次乞和成功，肯定不失其自主。看来，这应是个更重要的理由。
廓尔喀既无力抗争，清军又遭遇困难，所以和平得以顺利地实现。在《卫藏通志》卷13（下）收有此时廓尔喀和福康安之间往来的文书多件，读者自可研究，在这里不再赘述了。
在研究历史问题时，学者们不得不依据官方的档案文书，即胜利者的自述，其片面性自不待言，但从方略馆臣为了歌颂圣德，精心纂辑中有意弃舍的残档里，从最高统治者自负英明，自然流露的语句里，从文学幕僚出于吟咏积习，多少反映了现实的诗篇里，我们还能窥到当时的一些真实，这在漫漫修远的求知求真的行途上未尝不是个暂时的安慰。
注释：
① 此据《廓尔喀纪略》[Z]，西藏社会科学院1991年影印本。如卷16言丹津班珠尔是达赖喇嘛遣令前往讲和，“亦不关白驻藏大臣”，时大臣为保泰、雅满泰，见下文。但丹津班珠尔著，汤池安译、郑堆校：《多仁班智达传》（rdo ring panditavi rnam thar）[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年，第329—334页、第359页，言此是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共同议定派他们去边上谈判的。
②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Z],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以下简称《元以来》。
③ 《廓尔喀纪略》与《清实录》以皇帝谕旨颁发的日期编年，可知此折在路上走了1个月。
④ 《廓尔喀纪略》（以下简称《廓略》），卷6，乾隆五十六年十月二十三日条引保泰、雅满泰奏。
⑤ 吴燕绍、吴丰培：《廓尔喀纪略辑补》[Z],卷1，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油印本，1977年。以下简称《辑补》。又，台北故宫博物院2006年影印《廓尔喀档》始于乾隆五十六年九月十五日，此谕发下在八月二十二日。
⑥ 《廓略》卷1，乾隆五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条、九月十一日条；卷3，九月二十八日条，引鄂辉奏。
⑦ 《廓略》卷6，乾隆五十六年十月二十三日条引保泰、雅满泰奏。
⑧ 仅见于《清高宗实录》[Z]（以下简称《清实录》）乾隆五十六年九月丁丑条。
⑨ 此二大臣在一起驻藏期间为乾隆二十一年到二十二年（1756—1757），时廓尔喀还未兴起，廓尔喀兼并加德满都河谷三部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起衅事不明。
⑩ 《清实录》乾隆五十六年九月戊寅（初六日）条。
(11) 《廓略》卷4，乾隆五十六年十月初六日上谕。
(12) 此据《清实录》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辛卯（二十日）条。但《廓尔喀档》《廓略》皆作十一月二十三日。随后罗布藏根敦扎克巴即释放回藏。
(13) 汤池安译、郑堆校：《多仁班智达传》，第269、284、290等页。
(14) 《清实录》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辛卯（二十日）条，又《廓略》卷9，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谕皆作“噶布伦丹津班珠尔、玉陀地方戴绷”，我意玉陀也是一名噶伦，此后一顿，“地方戴绷”可能是后藏代本将结（lcang can）。但台北故宫博物院2006年影印《廓尔喀档》第1册第345页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谕和《元以来》（2）第697页福康安五十七年正月初三日折都作“玉陀地方住的戴本”，词义难明。
(15) 此数偏低，依班第达说应折合内地银15000两。
(16) 《辑补》卷9，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上谕。《廓尔喀档》第1册第346页同。
(17) 《廓略》卷16，乾隆五十七年正月初六日上谕。
(18) 《辑补》卷9，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条。
(19) 《元以来》(2),第695—699页，福康安乾隆五十七年正月初三日折。
(20) 《廓略》卷首。
(21) 乾隆五十七年闰四月二十八日诏，见《乾隆朝上谕档》[Z],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年，第16册第799页；又，《清实录》同年闰四月丙申条。
(22) 《清实录》乾隆五十六年九月壬辰（二十日）颁旨。十月下旬成德至布达拉宫宣旨。后罗布藏根敦扎克巴卒于京师，未得返藏，见《廓略》卷10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条，卷30乾隆五十七年闰四月二十九日条。
(23) 《廓略》卷14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条。《清实录》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丙寅（二十六日）条。《廓尔喀档》（台湾故宫博物院2006年影印本）第1册第487—491页，大学士阿桂、和珅字寄福康安等十二月二十五日奉上谕，中云“嗣后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作为一事，遇有应办事件，该大臣与达赖喇嘛商同办理”。但第3册第1521页，五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谕曾一度命驻藏大臣今后拣选噶伦等官不必与达赖商酌。
(24) 《廓略》卷16乾隆五十七年正月初五日条，《清实录》同年正月乙亥（初五日）条。
(25) 《廓尔喀档》第2册第561—571页阿桂、和坤字寄福康安。又，同书第3册第1523页，乾隆五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谕命福康安等将战后西藏政治应加改革诸条面告达赖喇嘛，第1640页，同年九月十六日谕达赖喇嘛应该承担藏军军费，皆云若达赖喇嘛对此等不甚情愿，则将撤回驻藏大臣及驻防官兵，藏内诸事概置之不管。
(26) 《元以来》（2）第713—715页，福康安乾隆五十七年正月二十六日折，较《廓略》卷21二月二十七日条所引为详，且有朱批。
(27) 《元以来》（2）第723—724页，福康安乾隆五十七年二月十三日折，此件不见《廓略》。
(28) 冯智译：《八世达赖喇嘛传》[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167页；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内部资料，2003年，第217—218页。
(29) 《廓尔喀档》第2册，第1174页，乾隆五十七年闰四月二十四日仲巴供词。
(30) 《卫藏通志》卷13下引乾隆五十七年八月十四日和琳折。
(31) 《廓略》卷20，乾隆五十七年二月十八日条：《廓尔喀档》第2册，第757—759页，同年二月二十三日阿桂、和珅字寄福康安、海兰察等。
(32) 鄂辉命严廷良于五十六年十二月三日自前藏迅速赴京以备咨询，见《廓略》卷15，五十七年正月初二日条。
(33) 《廓略》卷28乾隆五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条。
(34) 《廓略》卷30乾隆五十七年闰四月二十四日条。
(35) 和琳《芸香堂诗集·藏中杂感》有“转输佛子敛财谋”之句，自注：“运粮脚价，达赖喇嘛及营官头人半皆入己”。
(36) 《廓略》卷43乾隆五十七年十月十一日条。直到五十九年二月十五日尚书金简等仍称达赖喇嘛“性成见小”，见《乾隆朝上谕档》第17册第753—754页。
(37) 《元以来》（3）第768—771页福康安乾隆五十七年十月初七日折。此件较《卫藏通志》卷13下、《廓略》卷45十一月十一日条所录为详，谓班禅喇嘛向来请皇帝安，系站立合掌，此次特行跪礼。
(38) 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第七辈班禅曾接见英东印度公司使者透纳（Samuel Turner），透纳云，班禅时一岁半，安静稳重，举止得体，为平生所见儿童中最漂亮的（handsomest）。见苏发祥、沈桂萍译：《西藏札什伦布寺访问记》，西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41—242页。
(39) 《廓略》卷45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条，参见上注福康安十月初七日折上朱批。
(40) 《廓略》卷46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条。
(41) 《廓略》卷39，按：台斐英阿、阿满泰为参赞大臣。
(42) 汤池安译、郑堆校：《多仁班智达传》，第397—399页。
(43) D.R.Regmi,Modern Nepal,Calcutta,1975,p.466。引王子原信，但云写于1792年8月7日（乾隆五十七年六月二十日），疑误。参看L.F.Stiller,The Rise of the House of Gorkha,Cathmandu,1975,p.210记述此役。
(44) 《啸亭杂录》卷6“廓尔喀之降”条，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75—176页。福康安乘轿督战也见于《多仁班智达传》。
(45) 《圣武记》卷5，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34—238页。
(46) 《廓略》卷38乾隆五十七年八月初九日条。
(47) 据《廓略》，长运是募商民承包长途运输；与此相对的是滚运，类似体育竞走上的接力，运路上需设站点。
(48) （清）周蔼联：《西藏纪游》（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点校本）卷2：“羊之健者施以鞍鞯，可驮米面二三斗。唯结队群行，不择路径，往往坠崖而毙。征廓尔喀时，曾一用之，其羊驱之军营，即充兵食。”
(49) 杨揆，号荔裳，江苏金匮人。兄芳灿，号蓉裳，皆能诗，与诗人黄仲则为友。杨揆有《桐华吟馆诗词》，在乾隆五十六年十月二十七日派往西藏，见《廓略》卷6。其有关卫藏诗，经吴丰培先生辑出，收入《川藏游踪汇编》（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油印本，1981年）卷2，本文所引即据此《汇编》本。所用典故尚不冷僻，兹注释如下。
(50) 黄独，一名土芋，见《本草》；煮白石，（唐）韦应物诗《寄全椒山中道士》“归来煮白石”。
(51) 用梁武帝被侯景困于台城，索蜜不得，呼“呵、呵”而饿死事。
(52) 度漂句，用韩信向漂母乞食事。翳桑，桑树之荫，春秋晋灵辄饥于翳桑，见《左传》，指营中绝粮。
(53) 夜唱句，用刘宋檀道济粮尽，为魏军所迫，夜，唱筹量沙，以剩余少米覆沙上以诳魏军事，见《通鉴》卷122。减灶句，用战国孙膑命齐军并灶而炊，伪示士卒伤亡过半以诱魏军中伏事，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54) 脏神，即道家所云五脏之神，此处指胃肠。
(55) 蕉鹿，典出《列子·周穆王篇》，喻人生得失无常、事物虚实难测。
(56) 林儁，字西崖，本为四川道员，入藏任军需转运事宜，六月末赏四川按察使，清人称按察使为廉访。
(57) 食籍，不明，或是“食忌”之误，如是，此言本可食肉而不得，托辞忌食以相嘲。
(58) 此指平日惯食腌菜。韩愈：《送穷文》“太学四年，朝齑暮盐”。
(59) 即羊踏菜园，（隋）侯白：《启颜录》“有人常食菜蔬，忽食羊，梦五藏神曰：‘羊踏破菜园”’。此句言以不得食肉为憾。
(60) 曹植：《与吴季重书》“过屠门而大嚼，虽不得肉，贵且快意”。
(61) 油印本作椽，应是橡之误。杜甫：《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橡栗即橡树（或称栎树）的果实。
(62) 凫茈，即荸荠。
(63) ，干粮，此似言切盼军粮运至可以再烹饼食。
(64) 言聚沙不能成粥，兼用唱筹量沙典故。
(65) 呼庚，喻乞食，出《左传·哀公十三年》。糗粮即干粮，《书·费誓》“峙乃糗粮”。
(66) 糠，米谷之壳；纥，米谷之碎屑，言主食之粗劣。
(67) 麴，酒麴，酿酒之媒；芎藭，香草名，根茎可入药。二者皆谓药物。
(68) 柳往雪来谓随军攻战自春及秋。
(69) 九重指君主，宵旰谓君主勤政，宵衣旰食，天未明即起穿衣，忙到日暮才进食。
(70) 闰四月十六日命惠龄专办济咙以外军粮运送，惠龄接到命令约在五月下旬，六月初一日回到济咙。
(71) L.F.Stiller,The Rise of the House of Gorkha,p.212.
(72) 汤池安译，郑堆校：《多仁班智达传》，第382—383页。
(73) 乾隆五十六年八月七日被藏军俘虏的廓尔喀头人岗噶勒塔则西，原是廓尔喀王子的跟随，第二次战争初起，即到廓军新占据的聂拉木任头人，在解至北京后，乾隆五十八年九月十四日答复军机处询问时云：噶哩噶达地方，“其人最为强横暴虐，人皆怨恨”等等，见《乾隆朝上谕档》第17册第560页。噶哩噶达即Calcutta，指英东印度公司。此可代表廓尔喀上层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