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蕴与能力 ——反心理主义指称理论的两条道路
吴三喜 1， 张文琦 2
(1.河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24； 2.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872)
关键词： 指称理论；心理主义；反心理主义；表象；意蕴；能力；语言
摘 要： 一般而言，指称问题指的是符号与对象之间的指涉关系问题。心理主义指称理论试图通过诉诸心理表象、意象等概念来解释指称现象，这一理论成为近代以来指称理论的代表性立场。海德格尔将指称问题还原为源始的意蕴、意指概念问题，用世界性现象来克服心理主义的表象主义。普特南继承弗雷格和维特根斯坦的学说，反对心理主义指称理论的意象说，指出指称起源于一种独特的语言运用能力。海德格尔和普特南的反心理主义指称理论，在根基上反映出实践策略和语言策略的差异。
一、表象：心理主义指称理论
一般而言，哲学上所谓的心理主义(Psychologismus)指的是在19世纪中后期兴盛起来的一种自然主义思潮，它最早可以追溯到近代时期的洛克、霍布斯和休谟那里，向后则延伸到当代哲学中的“自然化”和还原论问题。在19世纪中后期，随着黑格尔—歌德式世界图景的解体，西方思想界开始正式步入其“现代”阶段〔1〕。这一进程是随着三个基本发现开始的。首先是对自然的发现，自然科学的兴盛和自主迅速瓦解了由黑格尔和谢林综合起来的自然哲学图景，自然不再被视为“冥顽的理智”或精神的消极的陈列，而是被重新界定为服从因果律和动力学机制的物质世界。与对自然的发现一道而来的是对历史的发现。以德罗伊森和兰克为代表的历史学派虽然无法完全抛开历史哲学的先验遗产，但是在精神取向上却非常明确地坚持实证主义方法论。由此，历史就不再作为精神或理念异化自身、返回自身的进程而得到对待，而是被视为由遗迹、材料、记忆等事实来加以确证和引导的文化遗产。在自然和历史之外，人们还以相同的方法和途径发现了人自身，尤其是在人的内在规定性方面，精神、主体(性)、自我等传统哲学概念被迅速地置换成了意识、机能、统觉等心理学概念，形而上学的灵魂学和精神现象学被作为经验科学的心理学取代了。
当然，以上对被害人陈述进行证伪思维审查的前提是被害人必须出庭接受质证，否则仅对被害人陈述的笔录进行书面审查则审查不全面或审查干脆进行不下去。有鉴于此，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中必须通知被害人出庭接受质证。
哲学上的心理主义有着比较稳定的内涵。在19世纪后半叶，以密尔、冯特、里普斯、迈尔等人为代表的哲学家、心理学家提出了一个共同的研究目标，那就是要用心理学的实证研究来置换逻辑学，进而再重构整个哲学，力图将心理学构建为第一哲学。心理学瓦解和重构哲学的关键在于逻辑学，因为就当时的一种普遍意识来看，哲学的基础在于逻辑学。那么，心理主义是如何通过逻辑学这个途径来侵入哲学的呢？心理主义的基本内涵是什么呢？在胡塞尔重要的反心理主义著作《逻辑研究》中，他将心理主义的基本内涵概括为三个方面，他称之为心理主义的三个“成见”。心理主义的第一个成见指的是：“支配心理之物的那些规定显然是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上的。据此也就很明显：认识的规范规律必须建立在认识心理学的基础上”〔2〕。在心理主义看来，认识的规范规律是以心理的事实规律为基础的，因而以揭示认识性心理活动的事实规律为目标的认识心理学就自然而然地成了认识论的根基。心理主义的第二个主张诉诸于对逻辑内容的事实化，胡塞尔说：“逻辑学所谈的是什么？总不外乎是表象和判断、推理和证明、真理和或然性、必然性和可能性、原因和结果等。这些标题除了让人想到心理现象和心理构成之外还能想到什么呢？”〔2〕也就是说，在心理主义看来，逻辑学研究的对象领域本身不是别的，其实就是心理事项，比如逻辑学的判断理论，其实质就是对作为一种心理活动的判断活动的认识。与逻辑学有密切关系的数学领域在心理主义看来同样是建基于心理事实，比如，数字并不神秘，在根源上讲它是计数活动的结果，而数字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一种分析性的存在，而是独特的心理联结活动的产物。最后，心理主义的第三个主张是关于真理的，即它把真理还原为一种心理感受，这种感受胡塞尔称之为“明见性感受”〔2〕。在心理主义看来，命题的真假要决定于命题本身是否具有明见性，而一个命题有否明见性说到底要依赖于该命题的关联主体在关注该命题时是否具有一种特定的心理环境和心理状态。也就是说，真理不是别的，只是特定的心理状态和心理感受而已。
胡塞尔对心理主义三个成见的概括指明了心理主义的基本内涵。我们可以看到，心理主义的做法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强还原论的做法，它是自然主义的，并且是一种无张力的还原论的自然主义。根据这种自然主义，一切超越性的东西或者本身就是心理性的东西，或者来源于心理性的东西，心理事项及其规律成为最为通行的解释法则。我们这里要考察的心理主义指称理论，其实就是这种解释法则的一个应用。在英美哲学中，指称理论有非常复杂的源流，我们这里根据普特南的简化，将指称理论视为对如下关键问题的考察：“‘表象’(representation)和‘指称’(reference)这两个术语始终用来表示一个词(或其他指号、符号或表象)同某个实际存在的东西之间的一种关系”〔3〕。也就是说，指称问题涉及的乃是符号或表象如何指涉对象的问题，用普特南后来的术语来说就是语言如何与世界“挂钩”的问题。心理主义指称理论遵循心理主义通行的解释法则，力图依托心理内容来解释指称问题，将指称问题还原为一种独特的心理能力。不管是语言符号还是其他符号比如图像、标志等，要想指称对象就必须借助第三方的力量，因为就符号本身而言它们并不指称任何东西，即便是一张肖像画，就其自身作为一个由颜色和画布组成的事物而言，它并不指称任何东西，它只是它自身。那么，符号要想指称对象需借助的第三方力量是什么呢？那就是符号的解释者或创作者。一个符号只有在解释者或创作者的关照之下才能够指称对象，由此看来符号的指称力量乃是一种被给予的功能，而给予者就是解释者或创作者。对于创作者而言，指称对象的符号能够被创造出来，在心理主义指称理论看来，是因为创作者在创造符号之前已经在心理过程中形成了有关该对象的“表象”，正是借助该表象，符号才有可能指称对象。对于解释者来说同样如此，符号在解释者看来能够指称对象乃是因为符号能够在解释者的内心中引发或形成一种表象，解释者正是根据这一表象来思考对象的。否则，如果没有解释者和创作者的关照，符号本身是无法起到任何指称作用的。正如普特南举例加以说明的，一个蚂蚁在地上爬行的痕迹正好构成了一幅丘吉尔的画像，但是无论就蚂蚁还是就痕迹而言，它们都没有指称丘吉尔本人。要想形成这种指称，可设想的途径就是该蚂蚁具备与我们人类相同或类似的心灵结构，因而地面上的痕迹就不是无意为之，而是经过对丘吉尔的心理表象之后的创造。
心理主义指称理论诉诸的心理表象是近代哲学的产物，洛克的认知心理学对于该理论的形成起到了尤为关键的作用。表象本来是近代认识论者用来解释知识何以可能这一问题的，这种以表象概念为核心的认识论模式多被称为表象主义(representationalism)。根据表象主义的世界图景，心灵的功能在于对世界的“copy”(复制)，而世界则是只能用“One Truth Theory”(一种大写的真理理论)来描述的世界。在心灵与世界之间，表象充当了一个沟通渠道，它既是世界的影像，与世界有关，同时又是内在于心灵之中的，因而是可以为心灵所把握的，这样一来心灵对世界的认识就获得了保证。表象主义在笛卡尔那里还不是很明显。在笛卡尔那里，与表象等同的概念是事物的“影像”(image)和“观念”(idea)〔4〕。笛卡尔认为，我们之所以会经常将心灵中的观念判断为是关于外物的观念，主要原因在于一种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原因，这种自然原因就是与出自自然之光的理性解释相对立的“自发倾向”〔4〕。但是，仅从这一点出发无法担保表象一定与世界相关，因为正如笛卡尔指出的，完全有可能在我们之中有一种我们不知道的功能，正是此功能产生了观念，并使我们倾向于认为观念来自于外界。所以，从笛卡尔出发并不一定能够走向表象主义。要想走向表象主义，就必须证明表象是世界的表象，这一证明是由洛克做出的。洛克认为，自然教导我们的东西是最不可怀疑的，“如果说有印在心灵上的真理，但心灵又不知觉之或理解之，这在我看来是矛盾的，因为‘印在’指的就是使真理被知觉；将某物印在心灵上而心灵对其又没有知觉，这是不可理解的”〔5〕。也就是说，洛克认为自然印在我们心灵之上的印象是一种事实，我们不可能假定这一印记不是来自于外界而是单纯地来自于我们自身。也就是说，在笛卡尔那里可以被怀疑的东西(表象是否来自于外部事物)，到了洛克这里则成了不能被怀疑的基本事实(表象必然来自于外部事物)。
展露世界性的最后一步就是将世界性正式规定为意蕴。世界具有际会特征，世界的际会功能首要地表现为用具对于指引的依赖：“存在者作为它所是的存在者，被指引向某种东西；而存在者正是在这个方向上得以揭示的”〔11〕。从形式上看，指引指的是某物对另一物的指示和投向，但是切不可将作为世界之际会特征的指引简单地理解为物与物之间的转渡关系，因为根据现象实情，并非是指引在物与物之间的关系那里获得方向，而毋宁是相反的情况，即存在者唯有在指引中才首次被揭示出来，而关系则基于这种被揭示出来的存在者才是可能的。不过，形式上的意义也给出了一定的指示，某物对另一物的指示和投向，可以被概括在意指(Bedeuten)概念之中。由此，海德格尔进一步将指引规定为意指，而世界的际会结构因其对指引的最基本的依赖关系而被进一步规定为意蕴：“指引和指引关联结构在根本上就是意义关联(Bedeutungszusammenhänge)”〔10〕。指引乃是意指，而对于在指引中被揭示的存在者而言，意指就成了“赋予意义”(be-deuten)〔11〕。指引关联乃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突出地以“何所用”来加以标识，器具就是首先在其何所用中来向我们呈现的。但是指引整体中的何所用必然会指向某个最终的何所用，这个最终的何所用不再以其他东西为牵涉，海德格尔将这种最终的何所用称为“为何之故”。为何之故作为不再牵涉其他东西的何所用，以自身为其牵涉，而这就是此在及其存在，因为此在是为其自身即为其存在而操心的。作为赋予意义的指引就贯穿在这个整体之中：“‘为何之故’赋予某种‘为了作’以意义；‘为了作’赋予某种‘所用’以意义；‘所用’赋予了却因缘的‘何所缘’以意义”〔11〕。这个意义网络和整体就是意蕴，世界性、世界之为世界本质性地在于这种意义整体。
心理主义指称理论以心理表象为根基，企图依据这种心理成分来说明心灵与世界的沟通问题。但是，将指称的根基追溯到心理表象与其说是解决了问题，不如说是把问题延宕了，指称何以可能仍然悬而未决，表象作为心物二元论之间的秘密通道，它到底是如何起到指称功能的这点仍有待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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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表象以及表象主义的诞生要基于一个最基本的前提，那就是心灵与世界的二元化，因为说到底心理表象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心灵与世界如何沟通的问题。但是，如果在前提上就不承认心物二元论，那么设定起沟通作用的心理表象也就变得没有意义。如此一来，指称问题就不得不寻找其他的解释途径。
二、意蕴：实践主义指称理论
现行《民事诉讼法》第92条对公告送达的适用条件作了限制性规定，具体包括：一是一般只对下落不明的人适用； 二是在“穷尽”其他送达方式仍无法送达的情形下也可适用。[4] 对于这两点，目前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仍抱有较大争议。
在英美哲学中，指称理论的首要含义是关于语言符号指称问题的理论。但是在海德格尔这里，指称问题并不首先是关于语言的，这与他前期的一个基本信念是一致的，即在海德格尔看来，语言只是Logos(逻各斯)的一小部分，更不是Logos的首要含义〔6〕。亚里士多德已经指出过Logos的五种基本方式，即“技艺、科学、明智、智慧和努斯”〔7〕。海德格尔将这五种方式解释为灵魂保真的方式：“料理着—制造着的操作、观察着—谈论着—证明着的规定、照顾的寻视(环视)、本真的—观看着的理解、纯粹的觉悟”〔8～9〕。所谓灵魂保真，指的是灵魂能够以某些方式将存在者祛除遮蔽呈现出来，将其真实地保持住。真理就是在灵魂的上述保真方式中一起出现的东西，即存在者的去蔽并持留在这种去蔽之中。语言作为一种具体的去蔽方式，它属于“观察着—谈论着—证明着的规定”这种特殊的Logos。然而，与亚里士多德相同的是，海德格尔同样规定了Logos的秩序，不过他不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将智慧和努斯(Nous)视为最重要的Logos，而是将技艺尤其是“料理着—制造着的操作”视为更为源始的Logos，而其他方式就建基于这种源始的Logos之上，其中就包括语言。由此，指称问题自然也就被置入一种更为源始的分析之中，这个更为源始的层面就是作为“意蕴”的世界性。
展露世界性的第二步是对世界之际会结构的探查。世界的际会结构指的是诸际会特征之间的奠基关系，这种关系实际上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过了。我们已经表明，世界的际会特征和际会现象有指引、指引关联、指引整体、器具在指引整体中的不触目性和是其所是等，那么这些际会现象之间的奠基关系是如何的呢？就世界的际会结构这一问题，海德格尔概括说：“指引是让物当前显现的东西，而指引本身又是通过指引整体才得以当前显现或昭显的”〔10〕。器具首先并不是以一种专题性的对象之物来与我们照面的，而是在指引关联中是其所是的，而指引和指引关联又是基于指引整体而被揭示出来的。世界之际会结构在细节上还可以被进一步加以规定，海德格尔提出了周围世界的一种特定形式，即“生产世界”(Werkwelt)〔10〕。海德格尔所说的生产世界(或作品世界)指的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一种特定的打交道活动：使用工具生产某种产品。海德格尔将这种打交道活动及其周围世界视为一种最简单同时也是最优先的样式。在生产世界中，生产活动所使用的工具带有“为了”的特征，这种特征就是工具的指引性。工具具有指引特征，毋宁说是“工具化成了指引”〔10〕。生产活动有其独特的“操持性探察”，这种探察其实就是对指引整体的把握和在这一整体中的逗留。然而，操持性探察并非是一种明确的对象性的把握和认识活动，相反，它正是一种非对象性的知道和领会。操持性探察正是以这种非对象性的方式来占有指引整体的，我们可以将这种独特的占有称为“忘”。这种“忘中之有”是对于指引整体而言的，而指引整体又包括对非当前之物的指引，对于生存活动而言，最重要的非当前之物可能就是产品了。所以，操持性探察作为“忘中之有”也对非当前的产品保持忘中之有。对非当前产品的忘中之有说明了操持性探察和生产活动对产品实施当前化，使得生产活动在其每一个关节处(瞬间)都“已然—当前—具有”产品，这样产品作为生产的终端和目的才会对生产活动产生指引作用。这种非对象性的“已然—当前—具有”，就是产品在生产活动中的原始存在方式。与产品一道在生产活动中得到揭示的，还有“公共世界”。产品同样具有“为了”之特征，产品是生产的目的，而产品的目的则是为了满足某些需要，也即产品都有其使用范围。产品的使用范围揭示出一个世界，归属于这个世界的是一些特殊的消费者，之所以他们是特殊的确定的，是因为产品的使用范围及其世界是特殊的、确定的。从存在论上看，产品揭示出来的这个有消费者归属于其中的世界就是“公共世界”。从世界的际会结构方面看，海德格尔指出，“生产世界”是源出于这个“公共世界”的。此外，“生产世界”还揭示出另一个场域——“自然世界”。生产活动总是征用某物来制作产品，从产品的角度看就是它具有“有赖于—某物”的特征。这种被征用之物、被依赖之物，被海德格尔称为“世上物”(Weltdinge)和“世上物事”(Weltliches)〔10〕。世上物所从属的世界，就是由“生产世界”揭示出来的“自然世界”。如此一来，世界的际会结构就不仅表现为“生产世界”之内的一种奠基关联：工具—指引—指引整体—操持性探察，还同时表现为由“生产世界”加以揭示的世界之间的一种奠基关联：“自然世界”—“生产世界”—“公共世界”。
在海德格尔这里，对源始世界性的正面解说分三个依次递进的步骤来展开：首先，将世界现象的主要特征——“际会特征”——揭示出来；其次，揭示世界的“际会结构”，即揭示际会特征之间的奠基关系；最后，将世界性规定为“因缘整体性”(Bewandtnisganzheit)或“意蕴”(Bedeutsamkeit)。世界的“际会特征”(Begegnischaraktere)从词源上看指的是与相遇、遇见、照面等有关的特征。世界的际会特征要从对周围世界之物的现象学分析中揭示出来。我们日常交往活动中的周围世界之物，也即作为切近之物的器具，不是光秃秃地独自摆置在那里的东西，而是被其他事物所指向同时自身又指向它物的东西，器具就是在这种被指向—指向中来与我们际会的。海德格尔将器具的这种被指向—指向称为器具的“指引关联”(Verweisungsbezüge)〔10〕。指引关联是有边界的，有它的何所始和何所止，边界使得指引关联成为一个封闭性的整体，这个整体就是指引整体。指引整体是器具在其中得以是其自身并以其自身之所是而与我们相际会的场所。器具的上手状态，指的就是器具在这一指引整体中隐没不显而正因此又同时在操劳活动中是其所是。指引关联之所以带有一种封闭性和边界性源于一种“亲熟性”(Vertrautheit)。对于一个熟悉之物，我们熟悉和默会它所从属的指引关联，对指引关联的熟悉也就意味着领会它的何所始和何所止，我们熟知和默会的指引关联必然是有头有尾的关联，否则的话就称不上对其的熟悉。这样，世界的际会特征，也即周围世界的际会特征，就在“指引”、“指引关联”、“指引整体”、“对指引关联的熟悉”以及“器具在指引整体中的不触目和是其所是”等指引现象这里被揭示出来了。
再说许沁，为了偷税，为了多赚利润，竟不择手段去行贿公务人员。私欲就是魔，窝藏在许沁心里，迫使她做出此等肮脏之事。
如果将指称问题理解为一种指向性问题(符号或表征对世界的指向性)，那么我们会看到，更源始的指向性问题其实就是这里所说的意指问题。就事物而言，意指就是事物的意义化，事物总是在意义化中呈现自身的，因而“在领会中展开的东西，即被领会的东西，总已经是按照下述方式而被通达的，那就是在它身上可以明确地提出它的‘作为什么’”〔11〕。事物的“作为什么”根源于指引关联中的“何所用”或“为何之故”，正是事物的何所用，才使得事物就其自身而言成为依然得到领会和解释的东西，对事物的解释就是对事物的分解和把握，其中就包括对事物的命名。命名的源始含义就是被命名的事物作为那种事物而得到领会和明确地把握〔11〕。在这里我们看到，海德格尔对传统指称问题进行了一种双重的改造：一方面，他通过对世界与此在之一体性的论述否定了心物二元论，认为源始的指称问题不是语言学问题，而是作为意蕴的世界性问题；另一方面，他还解释了语言指称问题的起源，认为指称起源于命名，而命名不是理解之后的活动，其本身就是理解的具体化。
海德格尔的反心理主义思想是从洛采、新康德主义和胡塞尔那里继承过来的，然而反心理主义并不是大陆哲学独享的立场，在英美哲学中，由弗雷格和维特根斯坦等人开辟的语言哲学同样是反心理主义阵营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海德格尔式的反心理主义不同，英美哲学中的反心理主义采取的不是实践哲学模式(Logos的首要意义是料理着—制造着的操作)，而是语言哲学模式(Logos的首要意义是语言)，普特南的指称理论就是如此。
三、能力：语言主义指称理论
课程设置滞后、不合理，课程之间缺乏关联，相邻近的学科、相交叉的学科，总体设置不够，创新类和实践操作类课程设置偏少；教材覆盖面较窄，内容老化；课程内容注重基础理论知识的重复，缺乏系统性、前瞻性和实践性。在这样的条件下，学生习得的知识陈旧，知识结构也不合理，缺乏创新的主动性、积极性。创新知识基础薄弱，创新能力差。
我们说过，心理主义指称理论的关隘在于心理表象，它不仅是事物在心灵中的印记，还是符号本身的意义〔12〕。符号正是借助于这一心理表象而与世界发生关系的。但是正如普特南指出的，这种凭借心理表象而貌似得到解释的指称理论其实仍然问题重重：既然指称问题说到底是表象与事物的关系，那么表象与事物之间的指涉关系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这种指涉关系是确定的吗？符号的意义是作为心理要素的心理表象吗？普特南在这里提出的问题，其实就是弗雷格在反心理主义过程中提出的意义与意象(images)的关系问题。根据心理主义指称理论，符号的意义是心理意象，而意象又是对事物的表象，所以符号就能够通过意象来指称事物。但是按照弗雷格和普特南的立场来看，意象不仅有可能不是事物的表象，符号的意义也很有可能不是意象。我们可以将海德格尔曾用过的讲台例子拿来阐明这点。一个现代人和一个塞内加尔黑人，当他们看到一个讲台(或是一幅讲台的图像)时，两人的心理意象有可能完全相同，但是两人对所看之物的理解却很可能完全不一样。现代人在看到讲台时一般会直接将其理解为讲台，但是原始部落中的人在看到讲台时却不会将其理解为讲台，而可能会将其理解为一个休息场所或祭台。但是，不管两人的理解如何不同，两人的心理意象却很有可能是相同的。由此可见，符号的意义与心理意象不是完全重叠的，即便是重叠的，那也不能直接推出两者的等同。再者，心理意象也并不一定是事物的表象，塞内加尔黑人的心理意象很有可能是对祭台的表象，而不是对讲台的表象。这样一来，普特南就切断了心理主义指称理论的逻辑链条：“即使一个大而复杂的表征系统(既包括言语的，也包括视觉的)，与它所表征的东西之间也不具有内在的、固有的、神秘的联系想到的语词和心理图像并不内在地表征它们与之有关的东西”〔3〕。这里所谓内在的联系，指的是这样一种形而上学迷梦：语言与事物之间的指称关涉不管是实体性的还是非实体性的，它都是确定的、必然的和固有的，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种联系，而不是自由地创造这种联系。普特南解构这一迷梦的理论资源借鉴了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因为后者要否定的正是追求这种内在关联的指称理论。
在《忏悔录》第一卷中，奥古斯丁用指物定义的方式解释了指称问题的缘起。我们说出一个语词，并同时用肢体动作指向某个事物，经过反复检验，受教者就领会了该语词的指称。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这种指称理论为如下一种观念奠定了根基：“每个词都有一个含义；含义与语词一一对应；含义即语词所代表的对象”〔13〕。但是，维特根斯坦的论证在于指出，语词与事物之间的这种一一对应关联其实是种假象，我们不是凭借这种固有的内在关联来确定语言的指称，而是在语言游戏这种与世界打交道的特殊方式中来确定个别词语的指称的。说到底，奥古斯丁指物定义式的指称理论仍然落于心理主义的窠臼。在这一过程中，训练的目的在于在被教者那里形成一种“联想式的联系”，这种联想式的联系一旦形成，其作用就在于当某人遇见某个语词时，通过联想式联系在心中形成某种事物的“意象”〔13〕。在这种指称理论看来，语言的作用正在于引起某种心理意象。但是，这种联想式联系如何能够等同于语词与意象的因果关系呢？正如维特根斯坦指出的那样，只要我们愿意，指物定义所建立起来的联系可以是任何一种联系，并不一定是语词、意象和对象之间的连接关系〔13〕。维特根斯坦说，理解和确定语言的指称靠的不是“解释或定义，而是训练”〔13〕。这种训练的首要目的不是建立语词与对象之间的命名关系，而是在于培养一种运用语言的整体能力，它类似于一种参与游戏的能力。维特根斯坦对指称理论的转换根源于他对语言功能的新理解，在他看来，语言并不像传统观念所认为的那样首先是用来命名和“谈论事物”的〔13〕。维特根斯坦举例说，像“走开”“哎呦”“不！”这样的语词都不是用来命名事物的，也不是用来指称事物的。我们运用语言的能力，是一种整体性的参与游戏过程的能力，不是说这种能力要依赖于基本语词及其指称的建立，而是建立指称本身就是这种游戏能力的一个体现：“要是一个词在语言里一般应扮演何种角色已经清楚了，指物定义就能解释它的用法——它的含义为了能够询问一件东西的名称，必须已经知道(或能够做到)某些事情”〔13〕。
但是，维特根斯坦的这种反基础主义指称理论，却被罗蒂发展成一种极端的语言唯心论。如果语词的指称就是语词的意义，而语词的意义又是由语言游戏中对语词的具体用法来确定的，那么语词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最终就有可能被置换为语言与语言的关系问题，而这正是罗蒂等人极力主张的：“人们能够做的只能是对信念之网的重新编织”〔14〕。在罗蒂这里，信念是概念化和语言性的存在，他认为我们无法调整语言性的信念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能够做的只能是调整不同的语言性信念之间的关系。罗蒂的这种极端建构论立场可以用普特南曾举过的一个例子来加以说明和反驳，这个例子是经过对“图灵测试”进行改造而得来的。图灵测试的基本过程是这样的：我们同时与某个人和某个计算机程序进行对话交谈，如果我们无法分辨出哪个是人哪个是计算机的话，那么这个计算机程序就可以被算作是有意识的。普特南将这一测试改造成关于指称理论的测试，使得这一测试的目的不再是用来判定计算机到底有没有意识，而是用来判定计算机是否像我们一样用语词来指称事物〔3〕。在普特南看来，即便我们无法区分我们的交谈对象是人还是计算机，即使一台计算机能够通过这一测试，能够通过某种“用词程序”来选择任何合适的语词和我们进行交流，这一测试也不是“判决性的”，也就是说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说该计算机拥有和我们一样的语言指称能力。“诚然，该机器对于比方说新英格兰的风光能谈得娓娓动听，但是它不能认出一棵苹果树或一只苹果、一座山或一头牛、一片田野或一个塔顶，哪怕它们就在眼前”〔3〕。为什么如此呢？普特南指出，对于指称的可能性而言，必要条件之一就是实在论承诺，这种实在论承诺的表现形式就是因果联系。普特南说：“语言能力和理解不仅仅是知识。对于拥有一个词的语言学能力而言，拥有完整的一般的语言学知识和技能是不够的。一个人还必须与某种确定的特殊情景(该词的指称出现的那种情景)有一种恰当的关系。正因如此这一理论才被称为意义的‘因果理论’”〔15〕。之所以我们对语言的运用是有指称的而计算机的运用是无指称的，就是因为在我们和世界之间存在一种“非语言”的因果联系。普特南往往会用身体性要素来描述这种非语言的联系，比如与计算机相比，我们是有感官知觉的存在，知觉的被动性成为我们与众不同的与世界接触的通道。在普特南看来，正是这一点保证了我们的语言运用与纯粹的语言游戏不同，它是有指称的。就此而言，普特南的指称理论与克里普克的指称理论比较接近，都诉诸于因果联系的必要性。也正是这一外部摩擦的存在，使得我们对语言的运用避免了罗蒂式的“空转”，而最终成为对世界负责和有所回应的运用。
心理主义指称理论诉诸的是心理意象，但是普特南已经跟随弗雷格指明了这一策略的局限性。更进一步，普特南借鉴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将语词的指称视为一种运用语言的能力，并用我们与世界之间的因果联系对其进行了限定，使得指称成为一种由“语言输入规则”和“语言输出规则”共同参与的语言能力。我们可以看到，普特南的指称理论一方面体现了英美哲学典型的语言哲学策略，另一方面又保留了一些非语言的成分，比如对感知觉能力重视，对非语言的因果联系的重视。这一点决定了普特南与罗蒂的不同。我们说过，罗蒂主张将一切问题还原为语言问题，走向了一条语言唯心论的道路。但是普特南却力图保持住非语言成分的地位，为实在论精神保留一席之地，从而最终使自己的指称理论带有了实在论尤其是科学实在论的前提，因为在普特南看来，语词指称的最初确定其实来源于一种因果描述，而这种因果描述并不是一种日常语言的运用，而是一种类似于科学发现性质的概括。因此，在结论上看，普特南的指称理论被最终定型为科学语言的运用能力。
四、结语：实践与语言
指称问题虽然看似是个语言哲学问题或符号学问题，但是它却与广义的心灵哲学相关。我们确实很难说某个物理事物具有指称，即便是一幅画像或一个书写符号，说其有指称也必须借助创作者或解释者的在场，正是创作者或解释者的在场，即其意愿和意向的在场，使得符号具有了指称，否则图像和符号就只是一堆僵硬的物理材料而已。由此，指称问题就与意向、心灵等问题连在了一起，要想思考指称问题就必然会涉及心灵问题。可以说心灵哲学构成了指称理论的根基。但是该采取什么样的途径来思考心灵呢？在这一起点性的问题上海德格尔和普特南均采取了反心理主义的道路，即摈弃了经验心理学将心灵还原为诸种心理构件和机能的途径。就海德格尔而言，其独特的反心理主义心灵哲学最终是以此在生存论来加以阐明的。根据海德格尔在1927年的阐述，此在的自身领悟就是世界领悟，此在与世界一道绽现、如影随形，因而如果要准确地把握此在就必须能够同样准确地把握世界，对世界之为世界的把握关键在于正确地领会世界性。由此，以心灵哲学为基础的指称理论就自然而然地落在了世界性问题之上。就普特南而言，他的反心理主义心灵哲学走向了一种功能主义，与海德格尔的此在概念比较而言功能主义带有更多自然化的色彩。不过，普特南的这种功能主义所要求的绝不是心理机能意义上的能力，而是一种不可还原的由语言输入规则和语言输出规则共同组建起来的语言运用能力。普特南的这一思想很好地继承了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语言哲学，并与后来布兰顿的“推论语义学”思想相呼应。海德格尔解说世界性所依据的范例是“生产世界”，尤为重视Logos五种含义中的第一种，可以这样说，海德格尔还原指称问题是一种独特的实践哲学策略。与海德格尔不同，普特南走向的却是一条由弗雷格和维特根斯坦等人奠定的语言哲学道路，虽然他偶尔也会谈及非语言性成分的作用。在海德格尔和普特南之间，实践(哲学)和语言(哲学)的关系问题被表明为指称问题中的重中之重。其实，这一问题也是研究大陆哲学和英美哲学之关系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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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ce and Ability :Two Kinds of Anti -Psychological Theory of Reference
WU San-xi1, ZHANG Wen-qi2
(1.The College of Marxism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24，China ；2.The School of Literatur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China )
Key words :theory of reference; psychologism; antipsychologism; representation; significance; ability; language
Abstract :Generally speaking, the issue of reference means that how symbols could refer something. Psychological theory of reference is one of the dominant standpoint which deals with the reference issue by psychological representation or images. However, Heidegger reduces reference to more original Significance and Mean, he surpasses the representationism by worldliness. Putnam inherits Frege and Wittgenstein’s thoughts and opposes psychological images; he concludes that the reference origins from a special linguistic ability. The core of Heidegger and Putnam’s anti-psychological theory of reference reflec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ractice and language.
收稿日期： 2018-12-1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克尔凯郭尔主体性真理观研究”(15CZX031)；河北师范大学校内博士基金“新实用主义出场学中的马克思问题研究”(S2017B11)；河北省教育厅2018年度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现代反心理主义指称理论研究”(SQ181178)；2018年度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年度一般项目“生态哲学视角下的维特根斯坦知觉哲学研究”(TJZX18-005)
作者简介： 吴三喜(1988-)，男，河北清河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现代西方哲学研究。E-mail:wuxizhispring@163.com。
中图分类号： B84-0； B15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 4474( 2019) 02- 0023- 08
(责任编辑：陈艳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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