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科技创业的地区差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科技论文,差异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塞西尼安(Saxenian)在地区竞争优势的标题下首开先河地讨论了高科技创业的地区差异问题，通过对美国大波士顿地区的128公路和南加州硅谷企业集群的社会学研究，揭示了地区创业文化或企业家精神对于高科技企业集群化成长的影响，同时，也显现了政府的政策推动与市场在高科技产业发展上功能性作用的差异。（注：A.Saxenian,Regional Advantage:Culture And Competition In Silicon Valley And Route 128,1994,Cambridge.中文版参见《地区优势：硅谷和128公路地区的文化与竞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这激发了许多经济和管理学者对于高科技企业集群与创业的研究热情，他们继承马歇尔的传统，从产业聚集与外部性、演进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以及企业家创业过程等不同角度展开研究，试图解释在不同制度文化和经济技术环境下高科技企业集群的特征、过程与作用机理。（注：除了对“硅谷”模式的研究外，管理学者对台湾“新竹”模式的探讨指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比较优势观点与市场中心主义的缺陷，特别是发现企业集群对高科技产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性，但集群本身的存在形式并不是惟一的。）但大多数研究是描述性、比较意义和经济政策朝向的。尽管经济地理等学者强调企业集群的形成机理，如外部性等，但在为什么集群出现在特定地区，或为什么一些集群能发展进化，而另一些则衰落或难以发展起来等重要问题上没有给出满意的解释。显然，集群在形成与成长过程中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这包括经济社会的、制度法律的以及产业和技术等方面的诸多因素，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在大多关于中国高科技发展地区差异的研究中，都直接或隐含地假定，各地的技术资源或技术存量（表现为科研人员、专利的数量、研究开发的投入等）对发展高科技有决定性影响（赋予极高的权重）。但问题是，原来在技术存量上具有比较劣势的地区如广州、深圳、苏州等地就不可能在高科技产业上超越如沈阳、西安、南京、武汉等科技资源重镇。现实的发展表明，这一假定是有问题的。另一个颇具影响力的观点是各地对于发展高科技产业的政策差异，建设高科技园区以及对于高科技企业的优惠政策直接刺激了创业和发展。这一观点看上去是合理的，但现实发展并不必然如此，国内高科技产业的分布似乎与政府的政策指向不一致。中关村的发展首先如同乡镇企业一样是民营经济自发兴起的产物，政府计划在全国平衡发展高科技产业的政策布局与实际的产业地区发展严重不平衡状况揭示出，产业政策布局必须结合各地区经济—技术的发展和地区分工结构，才可能是有效的。实际上，在地区之间存在高科技与高产业（化）的发展模式差异。计划影响更多的是高科技，但很难影响高产业化。当我们讨论高科技产业时，重点是讨论技术的产业化或市场化。与北京、上海、西安等地向高科技方向发展相比，广州、深圳、苏州、东莞等地在向高产业化方向发展。本文因此以国家级高科技园区的统计数据为样本，对我国1990年代以来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地区差异以及影响因素做宏观的分析。在宏观经济学意义上，制度政策因素有着不可忽视的激励或压抑创业与创新的功能，同时，可以观察到，市场的力量在深层次发挥作用。本文的基本观点是，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深刻反映出各个地区企业家精神激发和创业环境的差异，而资源禀赋（包括技术开发存量与人力资源，尤其是企业家和研究开发人员）、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制度政策因素是影响高科技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二、高科技产业与企业家创业过程
高科技产业实际上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学术划分，对其含义的理解也有许多不同。我们则更多强调高科技产业的经济性质。与波特的理解一致（注：迈克尔·波特：《竞争论》，中信出版社，2003年。），我们认为高科技产业的实质是企业家的创业精神，以及非企业家型技术人员的不断创新（注：李新春：《高科技企业的合约特征与企业家性质》，《中国工业经济》2003年第6期，第77-83页。）。我们理解的高科技产业是一种广义的产业概念，一般意义的高科技产业主要是与1970年代后期发展起来的微电子、新材料、新能源技术相关，以相对高的研发投入和投资回报率为特征的产业。而所谓新竞争经济学则把产业的不断升级创新与高科技产业相联系，在波特对产业集群的分析中，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传统划分不再适用，更重要的是不断的创新和产业升级。这样看来，不同国家不同发展时期的高科技产业界定应该有所不同，照搬发达国家的高科技产业划分仅有技术意义而缺乏经济意义。因此，可以把传统的行业划分加以拓展，即使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只要处于高科技行业的价值创造链中，也可以看作（初级）高科技企业 （注：发达国家一般按照产品或行业技术特性来统计高科技产业，国内也有人认为微电子产业的制造性企业实际上是劳动密集型的，这忽视了这些企业实际上正是高科技产业化的实现形式，且不断进行营销与管理创新，并同样发挥对整体经济的带动性作用这一基本事实。）。
高科技产业作为一个产业部门，其创业状况是一般企业家过程的一种类型，可以把对一般企业家的创业过程分析作为起点。企业家创业的实质是一个机制或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把企业家人力资本与信息转换为有价值的产品或服务。（注：在作者以前的研究（《企业家过程与国有企业的准企业家模型》，《经济研究》2000年第6期；《中国国有企业重组的企业家机制》，《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中，一个基本前提是把企业家精神看作动态过程，强调市场甄别过程的意义。这里主要从创业过程的影响因素上加以分析。）当把企业家创业看作是一种经济现象时，可以分为发现机会与创办新企业两个环节，对高科技产业创业的分析也可以运用这一框架。对机会的发现涉及机会本身与发现机会的人（人格意义上的企业家）两个要素。创业机会既存在于产品市场，也存在于要素市场。一方面，机会是客观存在的，另一方面，它依赖于发现和把握机会者的主观判断。对于企业家行为，机会本身的存在可以有多方面的影响因素。至于机会的发现者，他们只能是一部分人，是那些能够利用自己的商业头脑发现新的“手段—目的组合”者，他们不是纯粹的技术专家，也不是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预言进行最大化决策的“计算器”。企业家创业实际上是企业家发现机会与利用机会互相协调匹配的一个过程。
现有的企业家理论主要是对机会的性质和发现机会的主体的基本特征加以研究，或者是对技术市场失灵和大企业组织失灵导致新企业组织出现进行经验描述。前一方面的研究揭示，无论对打破现有的均衡（注：J.Schumpeter,Capitalism,Socialism,and Democracy.New York:Harper,1934.）还是恢复均衡（注：I.Kirzner,Entrepreneurial Discovery and the Competitive Market Process.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7,pp.35,60-85.）而言，机会总是客观存在的，但对机会的发现与把握却是主观的，与不同个人的能力、风险态度等因素密切相关，后一方面的大量研究证明，由于技术的市场交易存在着阿罗所提出的“信息悖论”，即使有专利制度的保护，诸如技术知识、商业秘密之类的知识产权的有效转让也是比较困难的。因此，仅仅依赖现有大企业或市场是不够的，需要能够发现和利用机会的企业家创办新企业（注：以Williamson为代表的交易成本学派对市场与组织的交易成本差异做了大量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企业战略管理中的资源—能力学派则探讨组织本身的独特优势，特别是不同企业之间的差异。尽管这些分析主要是针对成熟阶段的企业而言，但可以引申出企业家创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大企业组织失灵的一种克服手段，是企业家市场先天不足、难以有效配置创新人才资源，以及技术市场不完全、技术与商业秘密的保护与利用成本存在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三、高科技企业家精神与创业
尽管有不少文章正确指出在地区高科技创新／创业中技术发展的重要性，但无论是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的经验，还是今天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事实都表明，技术发展可能并不是一个地区发展高科技产业惟一的或者最为重要的因素，确实，可以找到大量的案例证明，具有丰富的技术资源的地区并没有成功地发展高科技产业（集群）。在发展高科技产业中，“制度重于技术”是接近事实的判断。（注：吴敬链：《制度重于技术》，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年。这一观点还可以引申到对一般经济发展基本影响因素中制度与技术究竟何者更为重要的讨论（可参阅Claude Menard ed.,Institutions,Contracts and Organizations,Cheltenham:Edward Elgar,2000）。）
日本与美国1980年代在高科技领域的竞争被形象地描述成高技术与高产业之间的竞争，迅速的技术学习和产业化能力使得日本在微电子、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光学、新材料的产业化发展方面走在前列。日本的发展模式是由大企业集团如三菱、东芝、日立、索尼等在通产省(MITI)的政策组织下发展起来的（注：Joseph L.Badaracco,The Knowledge Link:How Firms Compete through Strategic Alliances.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1991.）（注：Lester C.Thurow,The Management Chanllenge:Japanese Views.The MIT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London,England,1985.）。日本产业政策的“神话”直到上个世纪末的经济危机才破灭。日本大财团组织的高技术产业链条被延伸到全球化的加工网络之中，但很少能衍生出大规模的新企业创业，尤其是地区的产业聚集。但政府直接推动的高科技发展以及通过大企业以实现产业发展目标的模式并没有因此消失。
美国的硅谷模式则是市场化创业精神在发展高技术产业上的新模式。这一模式在1990年代后被许多地区效仿，成为发展微电子通讯、光学、新材料等高科技产业的基本模式，这一市场化策略在不少情况下也是政府直接推动的结果，这加速了地区在高科技产业上的竞争和资源转移。以中小企业为主导的创业在地区上的聚集形成独特的高科技企业集群现象，而企业之间在专业化和配套上的近距离分工合作产生了巨大的外部经济效益。同时，值得关注的是企业之间的学习和创新，这被一些欧洲学者称为“创新小生态（环境）”（注：David Keeble and Frank Wilkinson(des.),High-technology Clusters,Networking and Collective Learning in Europe.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Aldershot.Burlington USA.）以及“集体学习”(collective learning)过程。集群企业之间尽管可能并不存在股权和非股权的直接联系，但相互之间的学习、沿着产品链条进行的灵活专业化分工以及集体行动，都突破了单个企业组织所不具备的资源能力约束，这同时也包括正式的组织和制度安排，如建立行业协会、金融与营销合作社以及地方政府为集群所建设的销售展览市场等。
这样的小生态提供了一个降低单个创业的交易成本和风险的制度文化，使得创业中的学习、资源的获取成本变得低廉；集群企业之间的集体行动和外部效应使得中小企业能够享受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的利益，而又不必牺牲小企业的灵活性优势。但这其中主要的问题在于，集体行动可能因为存在强烈的“搭便车”、逆向选择等机会主义行为而难以实现。学习中可能存在知识产权的侵犯或恶意模仿、造假、劣质品等现象而对集群企业的地区产品或品牌声誉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值得研究的问题在于，为什么许多地区企业集群的学习效应、集体行动等难以实现，结果恶化了这些地区的创新小生态，在一些情况下，甚至可能使得这些地区的企业集群衰落或解体。
高科技企业集群是在“工业组织”（马歇尔）的传统上形成的新模式，这同时对企业理论的框架提出了挑战。企业理论的研究是将企业作为契约联结体，这凸显了单个企业的地位，但同时也淡化了企业生存的环境，尤其是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其他关联组织机构之间的联系。企业其实并非独立存在，而是生存在一个组织网络之中，这个网络包括一些正式的联系，如股权、长期合约等，同时也包含一些非正式的、隐含的关系，其中，重要的如相互之间的信息交流、学习以及外部性联系。同时，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在一个区域内，特定的资源环境和制度文化等因素会影响企业的交易成本。此外，存在相互作用或联系的企业并不是简单地被动响应市场环境，而是可能共同构造或改变一些环境参数，在领先企业影响或集体协调下发起积极的行动，从而影响企业的经营绩效，并进而影响产业的分工、合作与创业。对于这一过程的研究显然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这正是企业集群以及地区企业创业差异的一个基础性因素。受到硅谷经验的影响，其他国家纷纷仿效硅谷模式，政府政策推动的高科技园区项目实际上综合了硅谷的经验和日本通产省的政策推动模式。
在中国目前的高科技产业发展过程中，地区的创业文化、集群企业之间的创业小生态和集体学习等因素在影响地区创业差异上并不是关键性的。即便从北京、深圳、上海等地的较为“成功的”高科技园区发展来看，值得重视的现象是：企业积聚于高科技园区的动因与西方如硅谷的发展有较大的区别。高科技园区的“工业组织”或产业政策在许多情况下并不成功，往往成为企业竞争“优惠政策”的一个工具。此外，企业之间缺乏有效的联系，相互的学习或创新网络并没有形成。结果是，企业地区积聚的主要动因不在于创新，而在于利用政策优惠或支持，如税收减免、政府办事效率、获得认证等。企业与当地的科研院所之间的联系也是松散的。企业往往不是在本地获取技术创新或人才，而是寻求技术中心地区如北京上海等地的支持。而高技术创新或科研密集地区往往又缺乏市场或产业化的条件，如中关村高科技园区大约有一半的产值是在园区之外如广东等地产生的。园区内部的社会资本形成极其缓慢，有利于创新扩散和集体学习的公共产品严重短缺，如在硅谷普遍可见的学会、行业协会、俱乐部并不多见，各种跨企业交流的场所也不存在。高科技园区实际上与东莞等地的产品贸易加工区没有本质区别。结果是，各个企业在自己企业的堡垒内部孤军作战。还因为在园区内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企业之间缺乏专业化分工协作，各自的产业领域相差甚远，也阻碍了企业之间有效的交流。由这些现象归结出的一个基本认识是：与西方成熟的高科技集群如硅谷相比，我国的高科技产业地区差异因此主要是表现在宏观因素上。这也是本文设计的模型中只考虑宏观因素的主要原因。
四、高科技创业的地区差异：分析框架与假设
微观分析得出的基本认识是，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与高科技企业家创业过程紧密关联。影响创业的关键要素在于企业家、组织和市场机会，大量经验性证据表明，市场机会、企业家的资源能力约束以及企业组织方式选择又与宏观的技术——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政府的政策法律环境有直接的联系。这里没有将资金或金融市场作为一个独立因素，是考虑到财富可以作为企业家创业的一个内生变量而与企业家能力和信用相关，或者也可以看成是市场发展的一个程度参数。按照这一分析的逻辑，在地区经济的层面上可以将高科技产业／创业的发展与几个重要的加总变量联系起来，这包括：资源禀赋、政策优惠和经济发展。显然，这里设计的几个因素都是环境变量，隐含的假设是，这几个变量是影响地区高科技企业家创业的基本因素，它们共同决定了企业家的创业意向(Intent)、机会以及企业的组织（成长方式与战略组织结构）选择的环境特征（见图1）。下面就地区高科技产业发展与这几个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做一简要论证。
首先，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尤其在转型经济中，地区经济发展所决定的市场发育状况是高科技企业家创业与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环境变量。这表现在：作为市场机制主要组成部分的价格本身是显示企业家创业机会成本的一个信号装置；市场结构与产业结构是决定新企业是否进入以及进入威胁是否可信的一个要素；技术市场的发展状况对高科技产业的地区分布有直接影响；保护市场交易基本秩序的法律与产权制度是决定企业家创业积极性的一个必要条件。更重要的是，经济增长与对外开放程度等因素主要与市场制度的发展结伴而生，通过市场机制这一途径影响创业机会与创业精神的发展。最明显的因素是以人均GDP增长和对外开放程度加深为代表的基本经济因素对高科技创业的影响。人均GDP的增长从多方面影响高科技创业。因为它是反映未来经济增长状况的一个信号，直接影响到企业家的创业收益预期和信心；人均GDP的增长意味着企业家个人创业资本来源的扩大，意味着对高科技产品的市场需求不断增加和消费者的成熟，有利于以创新为特征的高科技企业生存。但是，人均GDP的增长在一定条件下又意味着就业机会与预期收入的增加，以及风险回避倾向的提高，有可能削弱创业动机。但这在经济成长的早期阶段并不是主要的。
第二个因素是某一区域的生产要素与科技资源禀赋。按照比较优势原理，科技资源禀赋丰厚意味着发展相关产业较低的人力与技术成本，使该地区的产业结构分工以高科技导向为主。就创业行为而言，生产要素与资源禀赋发生影响的一个维度是科技人员的数量，有资料显示，民营科技企业大多由科技人员创办，就此而言，科技人员的数量是决定创业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高科技创业中技术知识的专用性和资本性，使已经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技术人员在机会的发现方面可能具有某种优势，它与高科技创业中潜在的可能把握创业机会的人员数量的多少直接相关。研究开发支出的高低是影响具有高科技倾向的创业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另一个基本因素，它与高科技创业的良性循环是其长期发展的必要条件。即使在市场化程度日益加深、地区经济封锁有所降低后，科技人员与技术的流动性不断增强，但由于科技开发支出的外溢效应具有局部化地方化特征，资源禀赋的影响仍可能是决定地区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个因素是决定创业活动的直接成本和收益的一些基本因素。比如以税收和地价为代表的政府优惠政策可能就主要在这一层次发挥影响。其作用主要体现在政府部门通过充当“匿名合伙人”角色（注：所谓“匿名合伙人”是西方财政学家提出的概念，认为政府所得税在企业盈利时才会发生，而在亏损时自动停止会起到帮助投资人分担风险的作用。这里泛指减免税收等行为对创业者的直接激励效应。），降低科技企业运营的直接成本。但是，由于不同地区之间的竞争和政策模仿，导致政策趋同（国家级开发区在税收优惠、投资吸引、出口权限方面的内容基本相同），可能使政策优惠的作用存在下降趋势。以地价政策为例，一些地方政府为吸引投资而降低地价，以至于连成本都无法收回；再比如，在税收优惠方面甚至有个别地方突破了国家的底线。因此，除非政策因素中包含足够的“放松管制”与制度创新成分（注：如何对政策与制度有效区分是一个困难的问题，这里强调一些放松管制政策（如给予企业一定出口权）的制度变迁意义。），由于基本制度层次方面的变化而影响创业活动的长远收益和成本，政策优惠的作用较为有限。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提出下文需检验的四个假设：
假设H1：高科技创业受到资源禀赋、政策优惠和经济发展的影响，这三个因素对于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影响均为正；
假设H2：不同类型地区的高科技产业创业与发展的影响因子存在显著性差异；
假设H3：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与高科技发展与创业之间存在正相关性；
假设H4：政策优惠与高科技创业和发展之间无显著相关性。
下面我们将首先通过对各个地区在高科技创业上的特征变量进行聚类分析来说明地区之间的基本差异，并由此进行分类。然后，在第六节进行模型化的统计检验分析，以验证上述假设。
五、高科技创业差异：地区聚类分析
对于国内高科技企业的创业目前尚缺乏系统的统计数据，各地对于高科技企业的认定也是建立在不同的指标体系上，这给各个地区的高科技创业比较带来困难。所幸的是，对于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则有自1991年以来十年发展的完整数据，较全面地反映了53个国家级开发区的基本情况。考虑到高新技术开发区“已经成为引导和推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基地”，（注：科技部火炬中心《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十年发展数据报告》，2001年。）而且据多方面统计数据显示，在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国家认定的高科技企业数量已经占到全部的81%-95%（注：据各年的统计数据，经认定的高新区内高新技术企业占全国高新技术企业的比例分别为：81.30%（1998年）；81.92%（1997年）；85.23%（1996年）；87.70%（1995年）；91.07%（1994年）；95.91%（1993年）（作者根据“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开发区协会，中国高技术企业发展评价中心，《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年鉴》，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1年，pp.16,24”计算整理）。），因此，将开发区的高新企业数据作为各地区一个近似的统计样本进行分析基本上是可靠的。
为了解各地在高科技产业发展上的总体情况，我们首先以27个省、市、自治区的开发区高科技企业的数量、产值与就业人数作为变量，以标准差系数为指标描述各地区之间存在的基本差异。选择标准差系数加以分析是因为这一指标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直接比较不同时期高科技企业数量与规模可能造成的扭曲。图1A是以企业数量的标准差系数衡量的27个地区5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基本状况。可以看到，不同地区企业数量的差异程度一直很大（标准差系数平均约143），尽管在1997年前呈下降趋势（最低为125），但随后开始持续扩大，到2000年时又高达154。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高科技企业创业方面的地区差异显著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同时还可以从高新区产值和就业人数方面衡量（图1B和图1C），从产值变异程度看，各地区之间的差异程度最初相当高（标准差系数为158），尽管在1995年前呈下降趋势（最低为91），但此后开始扩大，虽然趋势较为缓慢，但2000年时已达到106；以就业人数衡量的变化也大致如此，各地区之间的差异程度总体上很高，1995年前有所下降，但以后趋于平稳。总体而言，我国高科技产业创业方面的地区差异相当显著，尽管这一差异在1991年至1997年间趋于下降，但自1997年后又重新出现扩大趋势。
为说明各地高科技创业的内部结构特征以及与区域环境的联系，我们从高新区发展对当地经济的带动效应、企业效率、规模、科技化发展倾向和产业化程度五方面来了解地区层次的高科技创业差异。这里采用SPSS(10.0)统计软件聚类分析技术，对27个地区（开发区）的高科技创业加以聚类，以说明它们在宏观效益与发展趋势上的特征。限于数据的完整性，我们先选择1999年的横截面数据进行分析。具体而言，以高新区工业总产值占该省GDP的比重衡量高科技创业对当地经济的带动效应；以高新区工业总产值与从业人员的比例衡量发展效率；以开发区企业平均资产衡量企业规模大小；以技术开发经费占技工贸总收入的比例衡量企业发展的科技含量；以技工贸收入中产品销售收入所占比例衡量高新区发展的产业化倾向。从1999年较为完整的新数据看，按照聚类分析技术的统计条件要求，可以把高科技创业的发展状况聚分为4类（表1）。1类地区的企业规模高于2、4类地区，产业化程度也处于较高的水平上，但对当地经济的带动效应以及企业效率则处于较低的水平上；2类地区的高科技创业聚类结果表明企业规模较小，但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带动效应却非常高，企业效率也较高；3类地区似乎是以较大规模的企业为主，企业效率和产业化程度高；4类地区在对当地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企业效率和产业化程度上与其他地区都存在一定的差距。同时聚类分析表明，各个地区之间的科技程度以及产业化程度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注释：数据除已说明者外出自科技部火炬中心《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十年发展数据报告》，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有关各期；张厚义等《中国私营经济发展报告》，2002年。下同。
图1A 1991-2000年以省为单位衡量的高新区企业数量变异系数
图1B 1991-2000年以省为单位衡量的高新区产值变异系数
图1C 1991-2000年以省为单位衡量的高新区就业人数变异系数
表1A 层次聚类的高新区各类样本均值和显著性差异（1999年）
注：带*者为在0.05水平下显著。已通过相关性检验。
表1B 聚类中心之间的差异显著性检验
Sum of Squares d Mean Square
F
Sig.
带动效应 750.05
250.02 17.27
.000
企业效率 3707.61
1235.86
17.62
.000
企业规模
271262821.62
90420940.54 7.56 .001
高科技程度
.21 6.843E-02
2.71 .069
高产业程度
1317.66
439.22 4.60 .012
表1C 分类结果（1999年）
类别 地区 类规模
1 安徽、河南、黑龙江、湖北、
8
湖南、江西、辽宁、内蒙古
2
吉林、陕西、北京、天津 4
3 福建、广东、海南、山东、江9
苏、云南、浙江、上海、四川
4 甘肃、广西、贵州、河北、 6
山西、新疆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聚类分析主要以高新区数据为代表分析高科技产业本身发展的科技化程度，可能与各地区总体状况存在差异（注：原因在于，即便是经济—技术发展较为落后的省份，也可以集中资源建设高新技术开发区。同时，还有必要考虑各个地区高科技资源等在全国的相对地位。）。因此，我们又根据省际经济发展的科技化与产业化程度指标来加以补充。为衡量省级经济发展的科技化倾向，并减少统计口径变化与物价变动的影响，我们根据各个地区科技人员数量和研究开发支出的比例构造出科技资源系数指标，通过简单平均计算，从投入角度衡量一地经济发展的科技化程度。具体计算公式为：
与此同时，以高科技产业总产值占当地GDP的比重衡量产业化程度，由此两项指标进行聚类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北京单独为一类（2类），在科技化与产业化程度上均显著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可以称为“双高”地区；3类地区与4类地区各有千秋，前者在产业化程度上略好，但在科技化程度上较低，后者则相反，科技化程度高但产业化程度略低；至于1类地区，由于在科技化与产业化方面均较为落后，可以称之为“双低”地区。总体而言，从两种不同角度衡量的高科技产业地区差异均较为显著，且不少地区的分类结果较为稳定。这进一步说明各个地区在高科技创业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表2A 层次聚类的分省各类样本均值和显著性差异（1999年）
注：带*者为在0.05水平下显著。已通过相关性检验
表2B 聚类中心之间的差异显著性检验
Sum of Squares df
Mean Square
F Sig.
产业化程度459.09
2
229.54 70.72
.000
科技化程度
83.79
2
41.90
21.34
.000
表2C 分类结果（1999年）
类别
地区 类规模
安徽、福建、甘肃、广西、贵
1
州、海南、河北、河南、黑龙 16
江、湖南、江西、内蒙古、山
西、新疆、云南、浙江
2
北京
1
3
广东、湖北、辽宁、江苏、
6
山东、四川
4
吉林、陕西、上海、天津
4
六、影响因素的统计检验及解释
在我们构造的计量经济模型中，假定影响高科技产业创业地区差异的基本因素为经济增长、对外开放、科技资源禀赋与政策优惠四方面。本部分利用有关数据加以统计验证。基本模型用数学方程表达为：
其中，NVEN和0UTP分别表示一个地区的高科技创业数和高科技产业产值，PCAP表示该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TNAT为地区技术资源禀赋（条件），POL是地区政策优惠指数，FDI为外商直接投资，INEXP表示地区进出口值。ε为干扰变量。
统计数据来源于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编撰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十年发展数据报告》（2001年）和《中国统计年鉴）中有关各年的数据。分别以省级地区的国家级高新区的企业数（侧重于测量高科技创业）、总产值（侧重于高科技产业发展）作为因变量，衡量不同地区高科技产业的创业与发展维度；以该地区人均CDP（衡量经济发展）、科技资源系数（科技人员数量和R&D支出各占全国比重的算术平均衡量科技资源禀赋）、政策优惠指数以及FDI和进出口作为自变量，分析影响高科技创业地区差异的主要因素。选择科技人员和R&D支出占比而不是绝对数量指标除了对统计年鉴中的口径变化和物价因素的影响考虑外，更重要的是因为科技资源禀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相对概念；对于政策优惠指数的构造，我们主要参考Demeuger的方法，对国家级开发区统一赋值3，衡量该开发区可以享受的优惠程度，再根据批准时间的不同进行计算。但与他们的方法有所区别的是（注：Demeuger等构造的优惠政策指数以一地区获得优惠的时间和级别为影响因素，对不同经济特区赋予不同权重，同一类型特区的数量增加不会影响指数大小。），我们构造的优惠指数能够反映出开发区数量增加对省级地区优惠程度的影响，并考虑到直辖市的特殊优势。具体计算公式为：
政策优惠指数＝某地当年开发区数量*3
结果如表4所示。
表3 各国家级高新区的批准时间
批准时间
数量
所在省份
1985年7月 1（深圳）
广东
26（广州、中山、成都、重庆、西安、北 广东、四川、陕西、北京、上海、浙江、江苏、
京、上海、杭州、南京、沈阳、大连、天 辽宁、天津、湖北、山东、河北、吉林、黑龙
1991年3月 津、武汉、威海、济南、石家庄、长春、 江、广西、湖南、河南、福建、安徽、甘肃、
哈尔滨、桂林、长沙、郑州、福州、厦门、
海南
合肥、兰州、海口）
25（惠州、珠海、佛山、宝鸡、常州、苏 广东、陕西、江苏、江西、辽宁、广西、河南、
州、无锡、南昌、鞍山、南宁、洛阳、保 河北、内蒙古、山西、四川、吉林、黑龙江、
1992年11月定、包头、太原、绵阳、吉林、大庆、乌 新疆、湖南、贵州、云南、山东、湖北
鲁木齐、株州、贵阳、昆明、青岛、淄博、
潍坊、襄樊）
资料来源：《中国园区》，2002.01.15。
表4 政策优惠指数
1991 1992
1993199419951996 1997 1998 19992000 平均
北京9
18 18 18 18 18181818 18 17.1
天津9
18 18 18 18 18181818 18 17.1
河北36 6
6
6
6 6 6 6
6
5.7
山西03 3
3
3
3 3 3 3
3
2.7
内蒙古 03 3
3
3
3 3 3 3
3
2.7
辽宁69 9
9
9
9 9 9 9
9
8.7
吉林36 6
6
6
6 6 6 6
6
5.7
黑龙江 36 6
6
6
6 6 6 6
6
5.7
上海9
18 18 18 18 18181818 18 17.1
江苏3
12 12 12 12 12121212 12 11.1
浙江33 3
3
3
3 3 3 3
3
3
安徽33 3
3
3
3 3 3 3
3
3
福建66 6
6
6
6 6 6 6
6
6
江西03 3
3
3
3 3 3 3
3
2.7
山东6
15 15 15 15 15151515 15 14.1
河南36 6
6
6
6 6 6 6
6
5.7
湖北36 6
6
6
6 6 6 6
6
5.7
湖南36 6
6
6
6 6 6 6
6
5.7
广东9
18 18 18 18 18181818 18 17.1
广西36 6
6
6
6 6 6 6
6
5.7
海南33 3
3
3
3 3 3 3
3
3
四川69 9
9
9
9 9 9 9
9
8.7
贵州03 3
3
3
3 3 3 3
3
2.7
云南03 3
3
3
3 3 3 3
3
2.7
陕西36 6
6
6
6 9 9 9
9
6.9
甘肃33 3
3
3
3 3 3 3
3
3
新疆03 3
3
3
3 3 3 3
3
2.7
注：四川的优惠政策指数中含重庆，深圳包含在广东内。
表5是运用SPSS(10.0)统计软件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得出的主要结果。在表5A和表5B中，为分析不同类型地区的经济发展环境的影响，方程1.1到1.3根据东部、西部、中部划分3类地区，以总产值（衡量高科技企业发展）和企业数（衡量高科技企业创业）作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为分析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带来的影响，方程2.1至2.2根据27个省的总值情况，取1993年和2000年两个横截面时期进行的数据验证；最后，方程2.3是1991年至2000年全国的总体影响因子状况。
表5A 以总产值作为因变量的统计结果
注：常数项未列出，括号内为t统计值。带*者在0.05水平上显著。带**者在0.01水平上显著。
表5B 以企业数作为因变量的统计结果
注：常数项未列出，括号内为t统计值。带*者在0.05水平上显著，带**者在0.01水平上显著。
由表5A和表5B给出的统计结果可以做如下解释：
1.政策优惠对全国高科技创业总体上没有显著影响（方程2.3）。从t统计值可以看出，基于全国数据的总产值和企业数对政策优惠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在分地区和两个横截面数据的统计结果中，除了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1993年的总产值和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的企业数外，政策优惠的作用并不显著（这基本上支持了假设H4但不支持假设H1）。
2.无论是整体数据还是分地区或横截面数据，资源禀赋系数对企业数都有极其显著的正影响，这说明高科技企业的创业与科技开发支出和科技人员数量显著相关，同样，基于分地区数据的估计系数为正（但不显著），横截面数据与总体数据的验证结果说明总产值也与科技资源禀赋显著相关（t统计值相当高，这部分支持假设H1）。
3.人均GDP对总体与三类地区高科技总产值的影响均显著为正，尽管在2000年的横截面数据验证中不显著但仍为正，它对全国企业数的影响显著为正，分地区的数据验证基本支持这一点，虽然对东部地区创业的影响不显著但乃为正（这基本支持假设H3和部分支持假设H1）。
4.从分地区的数据验证看，政策优惠和人均GDP对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的高科技创业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对中部和西部地区企业数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但东部地区的创业则显著依赖于包含科技人员数量与研究开发支出的技术资源禀赋，人均GDP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意味着落后地区创业中的个人资本约束非常重要，且创业者更看重政策优惠带来的直接成本降低，而发达地区的高科技与高产业已开始形成正循环，导致科技资源禀赋对高科技创业的影响显著增加。
5.综合观察政策优惠、人均GDP与科技资源禀赋的影响，不同地区的高科技创业影响因子存在重要差别（这基本支持假设H2）。需要说明的是，以上验证中两个横截面数据的全国总体回归结果与分地区回归的结果基本一致，都说明资源禀赋对高科技产业的影响显著且较为稳定。而尽管政策优惠在1993年高科技产业的起步阶段或在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有重要影响，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在2000年已明显下降，或者对东部发达地区的作用相对减缓。这从另一侧面支持我们的前述假设（注：在表5中，加入以进出口衡量的对外开放程度和FDI（国外直接投资）对总产值与企业数的影响一般并不显著。这可能是这两个指标的强相关性所致。从理论上看，经济开放程度的不断增加，能促使市场竞争程度提高，并导致企业家创业壁垒的降低，最终对高科技创业产生积极影响；国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往往既带来先进技术的输入，通过外溢效应大大降低学习成本，又增加市场竞争压力，促使高科技产业不断进行技术升级，从这一意义上看有利于高科技企业的发展，但是，FDI也可能通过提供更好更多的就业机会减少潜在企业家的创业倾向，同时，有研究显示，我国经济中的FDI受益者主要是已有企业（包括一些国有企业），因此国外直接投资的增加未必会有利于高科技产业的创业。）。综合结果表明，假设H2、H3、H4得到数据支持，而假设H1也得到部分支持。
七、讨论与结论
第一，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本质在于企业家的创业精神，以企业家精神为基础的高科技创业是带动地区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根本性力量。本文通过高科技创业微观机制的分析揭示出“制度重于技术”的发展特征，对高科技企业家精神的特征与创业过程的探讨揭示出若干基本影响因素。但是，从我国高科技企业集群目前的发展阶段与宏观环境看，国外学者所揭示的集群“创新小生态”和集体学习的微观机制对企业家精神激发的重要性似乎并没有在国内出现，这突出表现为许多高新技术园区并没有真正形成这一创新集群机制，实际上，地区高新技术创业的差异主要在于市场环境、政策和资源状况等宏观因素的影响。
第二，我们以27个省、市、自治区的53个国家级开发区企业为样本进行计量研究，聚类分析的结果显示，各个地区之间的高科技创业和产业发展在重要的特征变量上存在显著性差异，不同地区之间的创业与发展存在明显差异而且差距存在进一步扩大的迹象，一些地区正在沿着“高科技—高产业”的方向发展，而有些地区则在“低科技—低产业”的困境中徘徊。
第三，通过影响因子的模型化统计，以不同地区和时期为控制变量的分析结果表明，地区间存在的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政策差异是造成高科技创业地区差异的主要影响因子。但在不同类别的地区和不同时期，这些因子的影响度存在一定的差异。我们发现，与Demeuger对政策优惠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结果不同（注：Demeuger等：《地理位置与优惠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相关贡献》，《经济研究》2002年第9期，第14-23页。），政策优惠对高科技创业虽然有着正向的影响但并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现有政策仅着力于降低税收、地价等直接成本，对创业的积极影响仅在短期有效。对高科技创业影响最大的是科技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状况。前者对高科技企业产值和企业数有显著的正面的影响，同时对于东部地区的样本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我国高科技创业特别受到科技开发支出和科技人员比重的影响。而在发达地区高科技与高产业的联系相当紧密。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科技资源禀赋与高科技产业发展相互推动的动态性质，这一结论并不意味着初始的科技资源优势是影响高科技创业的决定性因素。问题的关键在于建立科技资源禀赋与产业化之间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机制。另一方面，人均GDP对高科技发展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分地区和分时期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这说明经济发展与高科技创业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正向联系，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区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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