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成本学说”的悲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悲怆论文,学说论文,成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李嘉图向世人描述了“一国即使不能生产出绝对成本低的商品，但只要能生产出成本相对低的商品，就可以同另一国开展贸易并且这样的贸易可以使两国都获利，各国要以两优相较取其重，两劣相较取其轻的原则参与国际分工”的思路后，比较成本学说就被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被许多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捧为圭臬。
按照李嘉图的这一学说及其追随者们提出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现实优势就在于廉价的劳动力，唯有在我们的生产与出口中充分发挥这一优势，我国才能在现代国际分工中立足。事实上我们已本着对这一理论的坚定实践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众多奇迹！转眼间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然而，透过这一片繁华，我们依稀看到了一些悲怆的意味。
首先，只强调生产领域中低成本战略的创建运用而忽视国际商品流通领域里正常利润的索取，造成了商品国际增值链国内部分的比重过小，最终形成了建立在我国劳动者长期低生活水平上的国际剥削，这是与国际贸易所追求的社会福利的增进相背离的。例如，2002年美国市场推出了一种可发声的地球仪，在美国商场的零售价为88美元。产品设计定型后，美国公司在旧金山的礼品展上将订单下给了一家香港公司，每件40美元，香港公司将订单交给了相熟的一家广东外贸公司，每件20美元，外贸公司再以每件15元交给广东和江苏的工厂，国内工厂的原料和生产成本为12美元。美国公司拿到货后再以每件72美元的价格卖给商场。粗算下来，工厂的毛利为每件3美元，外贸公司毛利为每件5美元，国内部分的利润微乎其微。而就在这国内工厂截留的3美元中，我们又能看到有多少利润能流进一线生产工人的口袋呢？如果我们仅把注意力放在生产成本的无限压缩上而不放在商品国际流通领域中巨额利润的索取上，那么就不可能扭转这种国际分工中的超额剥削。
第二，机械地坚持以低价占领国际市场的策略，也造就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量增价减的恶性循环，形成了低端出口产品数量不断增加而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贫困化增长。例如，以数量衡量，我国是日本服装的第一大出口国，但根据日本纺织品进口协会的统计，2001年日本从中国进口的服装平均每吨为201万日元，与同期其他国家的服装价格相比，从中国进口的服装的价格仅为意大利的9.6%、法国的10.1%、英国的13%，甚至低于越南，在日本7个主要服装进口国中仅略高于印度尼西亚，而且我国对日服装出口价格下滑的趋势仍在延续。由于服装、纺织品是我国的主要对日出口商品，这样主要以出口价格指数／进口价格指数衡量的贸易条件肯定是恶化了，形成了发展经济学所描述的贫困化增长的现象。
第三，由于发达国家衡量市场占有率的指标偏重数量而不偏重金额，数量扩张型的出口增长模式又造成了我国对外贸易环境的恶化，贸易摩擦及贸易争端不断。自1979年欧共体发起第一例对华反倾销案以来，我国遭受的反倾销调查的绝对数就在不断地上升。新世纪开始后的2001及2002年每年的立案数分别为53起及51起。WTO公布的2003年上半年的反倾销调查报告显示：该期我国仍为全球最大的倾销指控国。此外，日益繁衍出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也大大降低了我国出口贸易的便利性，提高了我国出口产品的成本。更令人关注的是欧盟部长理事会于2003年5月8日公布了对普惠制毕业问题的审议结果，把我国的工业品基本都列入毕业产品清单。所有这些现象已经说明数量型的出口增长模式可能已经走到了尽头。
不容否定，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帮助我国取得了改革开放后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随着时间的推移，为什么会形成其后来的悲怆性增长局面呢？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不加选择的模仿照搬形成了“合成谬误”。经济学所指的合成谬误主要指“个体的单一合理行为，一旦被群体广为模仿就会造成群体行为的非理性”。纺织、服装原为能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成本低优势的产业，根据比较成本学说理应成为我国的主要出口行业，但各地企业不约而同地选择此类产品出口，在供给增加而世界需求没有同步放大的情况下，最终只能低价竞销。比较成本学说只能说明出口行业的选择，不可能用来帮助确定出口数量。
第二，创新型的动态比较成本学说所倡导的应根据一国主导产业的变化逐渐更新出口产业的主张在我国没有得到体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出口结构改进不大，仍然集中在一些老行业上，形成了局部的逆比较优势出口，例如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与落后的西部地区的出口结构雷同就是一个明显的写照。以如此格局参与国际分工，其效果可想而知。
第三，我国对外贸易中存在着个体利益与国家利益，实际比较优势与现实比较优势的背离。在我国因低价销售而遭受日益严重国际剥削的弱势的一线生产者群体，在劳动力供给充分的条件下，他们只是低价销售的价格接受者，无任何讨价还价的能力。而能直接面向国际市场的企业主或中间性的贸易公司仍可通过压低价格增加贸易量的办法来转嫁贸易条件恶化的后果，对他们来说总利润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于是就失去了改进贸易条件的动力，比较优势转换的失灵就产生了。可以说，弱势群体的维权有多难，我国贸易条件的改善就有多难。
应该看到在生产要素全球性流动加速的情况下，劳动力要素报酬的悬殊也不可能长期存在，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的结果一定会出现，比较成本学说在我国运用中的悲怆只不过是一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插曲，我们完全可以采取适当的措施来缩短这一痛苦的过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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