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的新型社会资本建构：基于员工帮助计划视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新生代论文,农民工论文,资本论文,员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生代农民工是伴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快速转型而成长起来的一个庞大特殊的社会群体，已经成为推动当前和今后我国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力量，他们基本已脱离农村而又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呈现出从流动到移民、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从暂住到常住的群体特征。①随着社会转型变革的逐步深入，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已日益突出②，尤其当前“新常态”背景下需要更加注重人力资本素质的提升，所以专业而科学地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合机制研究已经成为时代急需解决的课题。 一、问题的立论与提出 新生代农民工的相关研究可追溯到本世纪初的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市融入①，以王春光、王佃利、关信平、郭新华、胡杰成、陈旭峰、朱考金、朱力、司武林、刘传江、张宏如等为代表的学者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理论视角、内容要素等方面进行了有效的探索；国外相关研究主要是移民融入主题③，涉及同化、适应等概念和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归因解释理论。④综观研究现状，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实务运作模式探究还不够，主要集中于局部碎片化的论述，特别是转型进程中的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实务路径的研究较少。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面临着一系列人力资本、心理资本与社会资本的现实发展困境。就社会资本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提升困难，直接导致社会融入困境。新生代农民工处于企业的最基层，从事的大多是低附加值的工作，权益维护面临困难、诉求渠道不畅、群体性失语现象比较明显，容易诱发法外维权。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维护机制与利益诉求渠道都不稳定，工作信息获取平台、社会组织系统、劳动保障机制、子女教育、医疗保险等社会支持网络远未形成。很多基础的制度性保障缺失，身份认同危机，社会归属困难，市民化举步维艰。新生代农民工人际交往上已经呈现明显的“内卷化”现象，也就是倾向于到自己群体内获取认可，所以各种新生代农民工自发群体、自组织发展很快，在一些城市已经形成了同一个地方来的人生活居住在一起、甚至集中于同一个行业，形成圈内的结社网络，这样会加速形成主流社会与边缘社会并存的双重结构，出现社会阶层之间互不认同难题和价值差异，容易产生隔离和矛盾，进一步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研究成为近年来比较活跃的领域，但在具体影响机制上存在争议，争议的根源在于没有将社会资本概念进行细致分解。⑤赵延东、王奋宇(2002)引用Goleman(1990)的方法，将农村流动人口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细分为进城之前在其乡土社会中形成的原始社会资本(同质型社会资本)和进城后形成的新型社会资本(异质型社会资本)。综合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原始型社会资本作用非常有限(刘林平，2007；章元，2009)，对农民工收入等没有正向影响；而新型社会资本的作用则极其重要(王春超，2013；叶静怡，2010；李培林，2003)，对农民工收入等存在显著的影响。相对于原始型社会资本的亲缘关系与狭小的地缘关系，新型社会资本具有业缘关系和更大范围的地缘关系，既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基于城市就业的业缘和城市居住地的新的社会关系的建立和发展⑥，也就是“跨越型”社会资本，注重因流动而形成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跨越联系的社会资本；同时也包括进城前已经积累的基于亲缘和地缘的原始社会资本的新拓展，即“整合型”社会资本，注重亲缘关系与地缘等网络方式新发展而形成的社会资本。国内有实证研究显示，“跨越型”社会资本与“整合型”社会资本都对农民工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⑤，当前促进城乡融合，帮助新生代农民工由“整合型”社会资本向“跨越型”社会资本发展，将更有利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因此，建构新生代农民工的新型社会资本，具有突出现实意义，有利于突破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的实践瓶颈，实现充权目标，从而建立长效机制。本文基于员工帮助计划视域进行研究，主要是鉴于员工帮助计划的独特功能。员工帮助计划简称EAP(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当前学术界对EAP的概念主要有心理学视角、人力资源管理视角和综合视角三个理论出发点。本文主张综合视角，认为EAP是组织运用科学的方法，积极主动地通过规划、宣传、调研、辅导、干预、评价等精神福利服务，澄清员工职业价值观，规划职业生涯，提升心理资本，营造支持性组织文化，解决员工在社会、心理、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最终达到发掘员工潜能、提升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绩效、提高员工工作生活质量的目的。⑦员工帮助计划十分吻合转型期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需求，能有效地激发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的内在持久动力。本文结合新型社会资本的内涵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发展进程中实际情景与实践路径，将新生代农民工的新型社会资本具体分为次级社会资本、组织型社会资本与制度型社会资本，并以此逐层递进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的新型社会资本。 二、以社区为载体，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次级型社会资本 员工帮助计划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家庭融入社区，增强社会归属。社会资本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积累过程，社区作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区域，是其社会资本由原始社会资本向新型社会资本提升的重要起点。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社区是个大社区概念，不仅仅包括直接居住区，也包括农民工子女社区入学的周边中小学区域。员工帮助计划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家庭融入社区，一方面通过关爱教育活动等可以帮助农民工子女参与社区学校广泛的校园交往，形成融合的朋辈交往群体与积极融洽群体文化，避免隔离与贫弱的代际循环，帮助其向上流动并健康成长；另一方面，员工帮助计划通过社区层面的生活、文化等针对性的系列活动，可以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走出家庭亲友的原始社会资本交往圈，将其引导入更广泛的社会联系与社会参与之中。通过社区载体，可以有效扩大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资源，增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地域认同感与社区归属感，从而建立次级型社会资本，这是其新型社会资本重要起始阶段。社区本身具有社会资源获取的地域性、异质性和便利性，这为新生代农民工构建新型社会资本提供前提。 目前，传统的社区过于松散，活动载体参与度有限，关键是缺乏科学性针对性的内容设计与参与方式，而员工帮助计划具有凝聚功能、满意度激励功能和宣传功能，这些有助于社区建立贴近新生代农民工生活与心理需求的积极社区文化。社区文化是社区活动与社区健康运行发展的精神动力，其核心是对社区所有居住者的关心与尊重，提供便民和交流等优质服务，让新生代农民工在日常生活中逐渐积淀新型社会资本。当前社区载体作用机制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状态⑧，主要有三种：一是居住于用人单位提供的集体居住宿舍，这样其生活环境与工作环境互相叠加，而且一般主要位于城市社区范围之外。这种可以通过员工帮助计划在企业的实践中予以安排。二是居住于农民工聚集的“城中村”，缺乏稳定的内在凝聚力和相互社会依存关系的群体聚集，也比较容易漂离于城市社区机制之外。这需要强化社区建设的力度，增加社区覆盖功能来解决。真正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切身利益出发，把贴近其生活与工作内容的服务作为社区社会工作的主要内容，对遇到困难的新生代农民工给予精神文化信息等层面的帮助，有序丰富新生代农民工业余文化生活，促进新生代农民社区参与。员工帮助计划可以通过为新生代农民工量身定做各类文化活动项目，如文化演出、露天电影等，以激发他们的参与热情，提高业余文化生活水平。三是散居于城市社区中，但由于是少数群体，社区容易仅仅成为居住地而非守望相助的共同体。这就需要员工帮助计划重点有针对性做好帮扶发动工作，促进社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接纳，从心理上和交往上理解并接纳新生代农民工，不能停留于经济上接受，社会上排斥，需要运用城市社区资源，贴近实际需求，建立相应文化娱乐活动中心，免费供新生代农民工使用，让他们利用闲暇时间走进活动室，在强身健体的同时结交有共同兴趣爱好的朋友，增加沟通。同时，员工帮助计划可以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增强主体意识与社区责任感，保障他们的选举权及其他参与权，使新生代农民了解并逐步热爱其所在的城市和社区，参与社区的选举和意见表达，增强新生代农民作为社区成员的责任感和自豪感，避免其社区边缘化。社区的贴近生活的特殊属性，通过提供文体场所等便利性活动、重阳节等特定群体的社区性活动、旧房改造等利益相关的社区公共服务等，使其自然成为新生代农民工次级社会资本的行动者。而培育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反过来又可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社区治理，进而形成良性循环。 三、以企业与社会组织为平台，打造新生代农民工组织型社会资本 一方面，企业通过员工帮助计划推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企业，促进职业发展。国内有研究显示⑤，构建和谐友好的企业内部员工关系对于稳步提升农民工收入具有积极作用，营造良好的企业内社会氛围，为农民工创造条件积累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非常重要，帮助农民工由“整合型”向“跨越型”社会资本延伸，可以有效地推动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员工帮助计划本身就具有发展功能，通过规划培训职业生涯，EAP可以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制定科学合理的职业生涯发展规划，结合其自身人力资本条件，明晰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职业近期目标、中期目标与远期等目标体系与愿景，进而围绕目标作有针对性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提升，并使之成为具备适应性、可行性、适时性和持续性的良性循环系统。而且，员工帮助计划可以有机地融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中，促进员工组织内的工作关系融洽与交流，促进上下级员工关系的指导，建构人本情怀的新型人力资源开发环境，优化工作中的人际关系，增强其心理契约与组织承诺，形成稳定扩展的工作关系群体与交往范围，催生新生代农民工升级为职场“暖员工”，从而直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整合型”社会资本向“跨越型”社会资本提升。 另一方面，社会组织通过员工帮助计划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融入社会，强化社会支持。伴随着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社会组织的作用会愈来愈凸显，尤其是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进程中，志愿者服务组织、爱心组织、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维权援助中心、心理援助中心、各种行业协会、商会、农民工协会等各种社会组织能提供民生服务、法律援助、心理疏导、参与社会矛盾化解、组织公益培训等，由于社会组织平民化身份的特殊性，相对更容易贴近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需求，从而发挥出农民工再社会化的促进作用，当务之急是要大力发展社会组织，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强大的社会支持网络；同时需要强化规范社会组织的管理，防止泥沙俱下，形成科学依法监管机制，真正强化公益性功能。员工帮助计划本身兼具工作生活平衡的属性，因此它可以有机嵌入社会组织，有效打造新生代农民工的组织社会资本。具体实现途径应包括：一是社会组织的公益培训功能。包括相关职业培训、城市文化普及宣传等，增强其社会参与性，提升其社会交往能力，扩大社会交往面，进而更好更快地形成市民意识与能力；二是社会组织的心理咨询、法律咨询、权益维护等咨询帮扶功能，强化其社会融入的保障机制，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能更好地适应城市化过程中面临的各种冲突，诸如社会规范冲突、城乡文化冲突、风俗民情冲突等，建立其可靠的社会支持网络，进而更好地保障其市民权益，发挥有效的心理干预与社会求助功能。从而直接和间接地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组织型社会资本提升。 四、以政府与市场为依托，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制度型社会资本 (一)员工帮助计划有助于创新政府治理机制，强化权益保障。一是建设包容性城市。员工帮助计划具有凝聚激励的间接功能，主要是体现在建立“以人为本”积极群体文化，核心是对人的重视和尊重。这种精神体现在城市建设中需要倡导城市文明新风，创造平等包容和谐的城市文化，政府需要转变城市管理理念，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科学制定相关规章制度，实现由约束管制向引导帮扶的转变、由被动应付向主动服务的转变，引导市民正确对待并实际帮助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角色嬗变与重构，消除歧视，培育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二是构建普惠性公共服务政策。积极探索建立符合城市实际情况的针对性的社会保障体系，应结合新生代农民工实际，遵循“低缴费，广覆盖”的原则，增加专项补贴，建立工伤、医疗等社保体系，并将此建成城市投资环境的标志性政策。三是强化权益保障。员工帮助计划具有导向激励功能，导向激励能够使员工和社会及组织多方的效用增大，体现在不仅有利于促进组织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和舒缓渠道，促进劳资关系和谐，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组织参与度，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保护，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而且激发新生代农民工内在的责任感、忠诚心和热情，真正从内心认同城市并参与城市建设。所以政府应完善地方劳动法规，加大劳动执法力度，强化各级工会的维权职能，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员工帮助计划可以纳入政府工青妇团等组织平台，合力为新生代农民工创新性建立起可靠的制度性社会资本。 (二)员工帮助计划有助于创新市场服务机制，完善公共服务。由于本身具备丰富的发展服务内涵，因此员工帮助计划可以灵活融入城市人才市场与人才中心等，提供及时的就业、培训等信息与服务，建立起一站式的人才市场服务综合区，建立诚信自律有序的市场环境。员工帮助计划可以创新人力资源服务产品，可以有效促进人力资源时常与其它产业与链条的深度融合，拓展人力资源服务领域，从而建立完善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创业辅导、就业援助、失业登记与再就业信息跟进服务、职业培训、人才测评、心理帮助等新兴人力资源业态；建成高效务实的信息发布、创业咨询、就业帮扶、素质提升、权益维护、业务办理于一体的新生代农民工之家，形成集群效应与集约机制，激发出市场机制的强大活力，并依托市场机制，规范管理与引导，构建兼具公益与市场性质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品牌服务中心，健全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发挥市场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创业及生活适应的帮扶方向、路线选择、要素价格、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这不仅为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改革，而且为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提供了深层动力。通过科学、合理的政策作用于市场机制，引导社会资源向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创新集聚，形成长期稳定的激励机制和可预期的市场回报。其实，市场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要素，只有在市场上获得成功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才是有效持久的融入。因此，通过贴近身心需求的员工帮助计划的精神内核开拓供需市场并规范服务市场是创新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环节。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政府需要制定系统的政策培育市场，给产业界和新生代农民工明确的信息和方向，建立基于市场的新生代农民工制度性社会资本。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推动当前和今后我国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力量。员工帮助计划通过其直接功能与间接功能，可以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家庭融入社区，提升其次级型社会资本；推进新生代农民工个体融入企业、群体融入社会，打造组织型社会资本；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子女融入学校、需求融入市场，建构制度型社会资本，从而形成社区、企业、政府、市场与社会于一体的立体性支持网络，构建新生代农民工新型社会资本，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长效机制落地生根，实现内外驱动，帮助新生代农民工真正实现自己的“城市梦”。 注释： ①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关系》，《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 ②王佃利等：《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中国行政管理》2011年第2期。 ③张文宏、雷开春：《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5期。 ④梁波、王海英：《国外移民的社会融入研究综述》，《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⑤王春超、周先波：《社会资本能影响农民工收入吗？》，《管理世界》2013年第9期。 ⑥叶静怡、周晔馨：《社会资本转换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管理世界》2010年第10期。 ⑦张宏如：《中国式EAP激励：一个理论框架的实施路径》，《科学管理研究》2009年第1期。 ⑧原会建：《合作性社会管理模式下农民工子女的社会资本建构》，《中国行政管理》2011年第5期。 ⑨周莹：《青年与老一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代际比较研究》，《中国青年研究》2009年第3期。 ⑩Luthans F,Avey J B,and Avolio B J.Psychological capital development:Toward a micro-intervention.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2006,27:387-3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