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开〈宋会要〉之谜》读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谜论文,会要论文,读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陈智超先生所著《解开〈宋会要〉之谜》的问世，距《宋会要》最后编成（指《宁宗会要》）的宋淳佑二年（1242年）已有753年。从对《宋会要》进行辑录、整理、研究的历史过程看，这部专著可说是在清代徐松以来186年间前辈学者和当代学人工作基础上开拓创新，集《宋会要》整理、研究之大成的一部力作。其主要贡献似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正本清源，钩沉梳理。
《宋会要》是宋代百科全书式的一座史料宝库。不仅研究宋史的人，而且想深入研究中国文史哲的人，都需要使用它。然而，《宋会要》的原本已荡然无存，从明《永乐大典》收录《宋会要》、清徐松从《大典》辑出《宋会要》，到现在影印通行的今本《宋会要辑稿》，这百余年间经历了多次变化。尽管如此，《宋会要辑稿》仍然是现存宋代史料中，内容最丰富、价值最高的原始资料书。但它问题很多，编排之乱，错误之多，超过了其他各书，而且篇幅多达近1000万字，对它进行整理研究是一个浩大工程，谈何容易！
陈智超以高度负责的探索精神，从调查收集材料入手，独自走进迷宫，经历了许多挫折、困惑，终于从它的源头找到了出口，获得新发现。该书上篇第一章至第六章详细论证了这个认识和研究的过程。著者分析了从《宋会要》到《宋会要辑稿》的曲折发展历程，搞清了徐松整理的“原辑本”，缪荃孙、屠寄整理的“广雅稿本”，刘承幹请刘富曾、费有容整理的“嘉业堂清本”，到影印的今本《宋会要辑稿》——这一过程的来龙去脉。进而一步一步追踪它的每次变化，诸如：分析从《宋会要》原本到《永乐大典》的七个方面变化（书名的变动，类、门名的取消，行款的变动，编排的变动，内容的变动，文字的变动，注文的变动）；从《永乐大典》到今本《宋会要辑稿》的变化（清理出徐松、缪荃孙与屠寄、刘富曾等人所作的加工）；指明了现在影印本《辑稿》的底本，并非刘富曾整理的“清本”，而是在他整理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已被搅乱和删落的稿本，从而纠正了以往习以为常的“定论”。这样，他又沿着这一过程的反方向——回到徐松的出发点，以60卷《永乐大典目录》为钥匙，在编排上找到和恢复了《辑稿》在《大典》中的原来位置。以上从纵向正本清源，理出清晰的头绪，为从横向逐一解开《宋会要》之谜打下了基础。这是陈氏整理、研究之所以成功的要诀之一。而这也正是从徐松到刘富曾历次整理之所以“理还乱”的失败原因。
其二，解开谜团，便于运用。
如上所述，《宋会要辑稿》内容之丰富、价值之高，使宋史研究（包括各种专门史研究）离不开它；而它问题甚多，严重妨碍了对它的正确使用，它的价值也远远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陈智超写这部书，正是针对这一现实，力图解开这个巨大的谜，尽可能恢复它的本来面目，使学者能充分、方便、正确地使用它。他从纵向理出头绪之后，即从横向分别从内容、按语、标目、格式、注文、复文、书名、类门、编排等方面追溯其原貌。
该书上篇第七章至十四章很仔细地作了论证，逐一解开其谜底。例如，从分析文献记载的《宋会要》，《辑稿》中反映的《宋会要》，文献记载与《辑稿》实际的比较，甲、乙两个合订本的存在及其非张從祖、李心传所编，而可能是南宋秘书省官员所编，甲乙合订本之外还有其他本子，到说明16种会要的3种类型，把原书原名与原本之谜搞得一清二楚。又如，格式的12变例之介绍；指示《宋会要》各门范围、特征的标志——“以上××会要”的小注，既列表验证说明，又用以解类门之谜。这些都是抓住要害，作为解谜的突破口。作者据《辑稿》及他所编的《宋会要辑稿补编》，查出“详见××门”的小注310处，逐一验证门名200个，实属一大发现。
该书在上篇各章分析论证解开谜团之后，即进一步提出一个整理《宋会要》的可供操作的方案。作者正确指出整理《宋会要》应是“辑”而不是“编”。从这点出发，他提出的复原方案是切实可行、实际有用的。其逐类复原，具体到每一类，又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辑稿》该类的分析。先是提出《辑稿》该类的目录，为读者使用《辑稿》提供方便；其次是指出哪些内容非《宋会要》文，哪些内容虽为《宋会要》文而非该类内容，以及哪些内容应从《辑稿》其它类及它书划入；再就是指明编排上的问题，包括顺序是否正确，是否有割裂、拼凑等情况。如对礼类的复原，即是例证。第二部分则提出整理本的详细目录，即其认为理想的复原方案。该书下篇第一章至第十七章详细分析论证了存在的问题和提出的方案。
其三，开创新路，拓宽领域。
《解开〈宋会要〉之谜》上、下篇32章，每章抓住一两个主要问题，进行深入浅出的分析研究，一层又一层地解开（或大部分解开）它的谜。这固然是由于几十年来宋史研究的深入有助于加深对《宋会要》的了解；又兼半个多世纪以来前辈学者和当代专家对《宋会要》及其辑稿的利用与研究取得较大进展；特别是《永乐大典》793卷残本的影印、《辑稿》遗文和部分广雅稿本以及嘉业堂清本的发现，使著者能够有所凭借或吸取经验教训，继续探索前进。而更重要的是，著者能够站在宏观的高度上观察，目标明确，立题新颖，敢于走与前人完全不同的路，并义无反顾地走到成功的尽头。同时做到了宏观与微观研究相结合，深入其中探索出来，抓住突破口，取得新进展，达到分解复杂为简单——把1000万字的很复杂的大书理出一个可操作复原的方案——既对现在通行的《辑稿》的使用提供极大方便，又对理想的整理本《宋会要》提出最佳方案。这说来简单，得来则非常不容易，说它是著者呕心沥血的创作，一点也不为过。
该书还附录有：《〈永乐大典〉所收〈宋会要〉文一览表》和著者关于《宋会要》论著中的两篇精彩文章（《〈宋会要辑稿〉遗文、广雅稿本及嘉业堂清本的再发展》、《〈宋会要辑稿〉的前世现世和来世》）。这两篇文章，是著者研究《宋会要》的两个重要标志，内容与全书结构不同，对读者从多角度、全方位加深了解和运用《宋会要》及辑稿很有用处。
该书不仅在整理研究历史文献上开创新路，而且大大拓宽了研究领域。《解开〈宋会要〉之谜》一书，不仅是从高层次上整理研究《宋会要》及辑稿这部大书，而且实际上超出了它的范围。从历史文献学角度看，该书可说是深入而严谨地整理研究历史文献、古籍的范例，其探索的过程和运用的方法，颇有借鉴意义。从目录学上说，该书分析研究的过程，可说是目录学理论和实践的很好发挥，对《大典》目录的运用即是例证。就校勘学而言，该书可说是集校勘优势于探索过程，堪谓校勘之典范。同时，该书又为使用、研究《永乐大典》的人提供重要线索。
以上是《解开〈宋会要〉之谜》这部专著的三个主要贡献。其中贯穿着一种可贵的朴实而严谨的学风。在该书中，著者提出了自己的许多论点，也表达了对某些论点的不同意见。他一次又一次地检查书中的论据，一个环节又一个环节的推敲其论证过程。全书从内容、形式到文字，一丝不苟，严肃认真。这种极端负责的治学态度，是难能可贵的。
当然，金无足赤，科学研究又是有阶段性的。该书对《宋会要》的研究，已经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但也仍有待改进和进一步提高的余地，在某些细节上还有值得推敲之处。例如：该书第54页说：“为什么《宋会要》各类，在《大典》中或称‘志’，或称‘传’，或不称呢？唯一可能的解释，是在《宋会要》原本中，只著类名，并不著‘××类’，而《大典》编者不知道《宋会要》原作类，所以或照录，或按正史例作‘志’、‘传’了”。这个推论，言之成理，但似不一定是“唯一可能的解释”。从今本《辑稿》看，有的也许国史原文便如此，未必是《大典》编者的问题。该书第82页写道：“现在的甲合订本断自孝宗朝中间的乾道九年，故可断定非张书”（指非张從祖所编）。这个推论虽属言之有据，但就其所据而言，是否还有另一种可能？又如，该书第288页，在分析《辑稿》蕃夷类的问题时写道：“主要的问题是缺门相当多，明显的如‘金’门（见《大典目录》）、‘西夏’、‘日本’、‘高丽’等门均缺。可能徐松辑《宋会要》时，《大典》有关各卷已经散失，现已无法补全。”而今本《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二至七之四九，《历代朝贡》却载有自太祖建隆三年至孝宗隆兴二年有关高丽朝贡的原始记录（见中华书局影印本第8册第7840—7864页），较之其他史籍记载，相当翔实而且很详细（如贡品清单）。这是否为高丽门的内容或有其他原因？这种现象似应有所解释才好。
综上所述，从整理、研究《宋会要》而言，《解开〈宋会要〉之谜》已经达到一个新阶段。今后关于《宋会要》的一大课题，即是在现有基础上，补遗辑佚，作文字校勘，搞一个比较理想的点校本。对此，早在12年前，陈智超在《〈宋会要辑稿〉的前世现世和来世》一文中，曾提出七个方面的设想，即：第一，合理编排；第二补遗、删重和祛伪；第三，文字的校勘；第四，加标点符号；第五，分条分段编号；第六，编制详目（列出“目”一级的标题）；第七，编制索引（如编制难度最大、用处也最大的主题索引）。这个设想很好，在现有条件下也是可以努力做到的。但在学术价值越高的著作越难出版的情况下，此书搞成至出书还不知要等待何时！因此我想，对《宋会要》及其辑稿的整理研究，在陈氏已经取得高水平成果的基础上，似应向现代化方向来个“突破”，以他现有整理研究的框架，对《宋会要》作文字校勘和新式标点，同时将其成果（包括点校本、详目、索引）输入电脑，省却传统的书本印刷过程，以便研究者利用电脑进行多层次的现代化检索，使之能更正确、充分、快速地使用。对《宋会要》的研究和检索，如能进入电脑时代，那将给宋史研究者和所有史学工作者乃至一般读者带来莫大的福音，功德无量！
《解开〈宋会要〉之谜》，陈智超著。32.9万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