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教育管理观探析_邓小平理论论文

邓小平教育管理观探析_邓小平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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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教育管理思想是其教育思想科学体系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我国现代教育管理理论的精华。

一、邓小平的教育管理观基于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性思考,在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精髓的基础上提出了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管好教育就要内行,否则就不可能进行现代化建设。

面对着“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深重灾难,着手解决我国这样一个经济、科学、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时代课题时,邓小平认为,只有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因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实事”就要承认建国以来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和过去相比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我们的经济、文化、教育比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几亿人口搞饭吃,粮食问题还没有真正过关。我们钢铁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国外先进水平的几十分之一。新兴工业的差距就更大了”[1]。“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2]。如果“实事”是出发点,那么“是”就是落脚点。“是”——社会主义最终要战胜资本主义。从出发点到落脚点,中间有一个“求”的过程。在“求”的过程中,邓小平坚决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则,从实际出发,科学地回答了社会主义本质这样一个根本问题。马克思晚年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深刻探索了东方落后国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思想史上一次新的拓展。邓小平理论则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社会主义实践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站在当代历史发展的制高点,对世界发展行程及格局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衰成败进行冷静思考。马克思反复强调的跳越“卡夫丁峡谷”,是指跳越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时期,而与资本主义相连带的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则是不能跳越的。邓小平在新的社会主义实践基础上发展了马克思晚年的设想,第一次系统地回答了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他坚定地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阶段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并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3]“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4]“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5] 而要把教育搞上去,必须抓教育管理,适应现代化建设的教育管理必须是科学的,内行的。早在1977年,他自告奋勇抓教育,提出“教育要狠狠抓一下”,表示“我是要一直抓下去的”。[6] 他还特别强调教育管理人员必须懂专业。他说:“我们也需要大量的、合格的学校管理人员,这也是专业人员。……至少应该是懂得教育的有管理学校专长的专业人员,会管某一类学校。”[7]“今后的干部选择,特别要重视专业知识。 我们长期都没有重视,现在再不特别重视,就不可能进行现代化建设。”[8]

邓小平认为,只有内行的教育管理者才能领导好教育,发挥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重点的作用。他鲜明地提出:“只靠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没有真才实学,还是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9] 他客观地分析我国教育管理干部队伍的状况,指出,目前重要的问题并不是干部太多,而是懂得管理专业的人才太少。解决的办法就是加强学习,要下苦功学,向懂的人学,向外国先进的管理方法学。学不会的,不愿学的,只能调整,因为耽误事业。这不仅反映了邓小平对现代教育管理者素质条件的要求,而且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为了人民的事业所表现出来的独特的管理魄力。

如何抓教育?邓小平不是就教育论教育,而是从指导全党工作的角度,从现代化建设战略全局的高度来观察和处理教育问题。他说:“中央提出要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并且从中小学抓起,这是有战略眼光的一着。如果现在不向全党提出这样的任务,就会误大事,就要负历史的责任。”[10]“我的抓法就是抓头头,抓方针。重要的政策、措施,也是方针性的东西,这些我是要管的。”[11]他曾指出:“日本人从明治维新就开始注意科技,注意教育,花了很大力量,明治维新是新兴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我们是无产阶级,应该也可能干得比他们好。”[12]怎样才能比资产阶级干得好呢? 在邓小平教育管理观中居于核心地位的观点是,提高人的价值。

二、邓小平的教育管理观以提高人的价值为核心,以“一切为了人民”为根本价值取向,提出了“领导就是服务”[13]的著名论点。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我们引进和借鉴了大量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管理理论和方法,教育管理的改革和发展也日益广泛和深化。管理本身具有二元特性,一方面必须协调其组织内部的共性与个性,单个成员的愿望与组织目标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又必须缓解组织活动及其赖以生存的环境所产生的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各种压力;同时,现代社会组织化程度愈高,科技发展愈迅猛,管理就更加重要,更具有权威性。但权威又带来权力、威望以及产生腐败的可能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现代管理,如何超越这两难境地呢?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政府管理者是人民的公仆。毛泽东说,“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14]。这些思想在政治思想史上具有革命性的意义,然而“管理是行动的哲学”,“它既不是口头上的,也不是劝告式的,而是实践的。”[15]邓小平以他全新的管理理性思维透视了管理的本质,提出“领导就是服务”。为谁服务,邓小平说得很清楚,“各级党政负责同志,要经常深入学校,倾听广大师生的意见和呼声,为他们排忧解难”[16],为他们服务。这就为管理“从善”,避免“为恶”指明了方向。如何保证管理“从善”?这就是要以为提高人的价值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与服务的宗旨。如果说人类的劳动实践是社会的防腐剂,那么,管理者的服务就是“为官”“权力”的防腐剂。

邓小平善于用明快、简洁的语言,生动地表达深刻的道理,揭示对事物的真理性认识。他对教育工作者为我国社会发展所做的贡献总是满腔热情地给予高度评价与充分肯定,在他的教育管理观中鲜明地体现了提高人的价值的马克思主义管理思想。

人的价值可分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社会价值,指的是作为客体的人对作为主体的社会之需要的满足,即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及创价活动对社会需要的满足。个人价值是指作为客体的社会对作为主体的个人之需要的满足。每个劳动者都有他应有的社会地位和权利,人与人应当平等,社会应当尊重他的人格尊严,努力满足他的正当需要。因此,个人价值也称为人格价值。在人的社会价值方面,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特别是各个人素质的不同,劳动能力的不同,劳动创造的价值不同,劳动者的社会价值的大小也就不同。特别是在当今时代,这种社会价值的差异十分明显。邓小平敏锐地预见世界发展的趋势和特点,以其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勇气,打破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观念,提出对广大教育工作者实行倾斜政策,最大限度地提高其人的价值,为教师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在邓小平的教育管理观中其主要表现是:

首先,通过客观评价与历史唯物主义地分析教师的创价活动,确立教师的崇高社会地位。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的理论认为,简单劳动“是每个没有任何专长的普通人的机体平均具有的简单劳动力的耗费”,而复杂劳动则是“多倍的简单劳动”,“表现为较高级的劳动,也就是在同样长的时间内物化为较多的价值”。[17]基于这一思想,邓小平深刻地揭示了教师劳动的复杂性重要性,并充分肯定我国教育工作者的社会价值,他说:“我们的科学家、教师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本身就是一种成就,就是对国家的贡献。”[18]“绝大多数教职员工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勤勤恳恳地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服务,为民族、为国家、为无产阶级立了很大功劳。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工作者是崇高的革命的劳动者。我们对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辛勤努力表示慰问和敬意。”[19]这就说明了教师的社会价值是源于自身的创价活动,在培养和造就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的过程中获得,在“他日良材承大厦,赖今朝血汗番番滴”(赵朴初词)的教育实践中体现。但是,这一客观事实长期被忽视,甚至被抹杀。这是因为教师的劳动不同于物质生产劳动,其劳动成果的价值不是直观的、显性的,而是间接的、隐性的。然而教师肩负着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业兴衰的重任,他们的劳动价值一旦被忽视、被否定,就会出现民族的悲剧,社会的倒退。早在两千多年前,荀子就说过:“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清代的朱舜水在《劝学》篇中也说:“敬教劝学,建国之大本;兴贤育才,为政之先务。”教师对兴国建业之重要性我国的古代先哲就有所察。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邓小平进一步洞察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与科技、人才、教育及教师诸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他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20]而科学力量、技术力量的形成,基础在教育,关键是教师。在广大教育工作者被林彪、“四人帮”作为革命的对象的时候,他冲破禁区,力排众议,在纷繁复杂的矛盾中找到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关键,从而恢复了教师应有的社会地位和作用。他认为,有了人才不等于就有现代化,关键是要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而发挥人才作用的关键,是尊重人才,尊重人才的创价活动及其成果。现代管理心理学研究证明:人的能力、智慧在实践过程中被承认,则个体感到自己“在充分地发挥作用,感到自己比其他任何时候更加聪明、机智、更有风度,他处于自身的最佳状态,一种如矢在弦,跃跃欲试的状态”[21],将全身心地投入创价活动,发挥智慧的最大潜能。

邓小平在千头万绪的教育管理活动中找到以提高人的价值为“支点”,启动教育管理的内在动力,使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智慧、潜能得到最大发挥。他要求教育管理就是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能脱颖而出。

第二,邓小平以其务实精神,在其教育管理实践中使教师的个人价值得到充分的提高。马克思关于人的价值学说指出,人的价值一方面体现其对社会贡献,另一方面体现人是社会财富的享受者、消费者。他曾多次谈到人的需要、享受和人的发展问题的联系,并把人的衣、食、住看作是人类活动的第一前提。邓小平在设计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时,明确指出,改革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对于共产党来说,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福利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基于这一思想,邓小平抓教育伊始,首先关注的是教师、科技工作者的物质待遇,社会地位。早在1977年他就指出,“要调动科学和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光空讲不行,还要给他们创造条件,切切实实地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具体问题。”[22]承认个人价值首先要尊重人的做人的资格和起码应具有的需要,其中包含人的消费和享受的需要。要创造价值就要有维持生存发展的必要物质条件,以满足维持和发展创价能力的需要,否则,人的积极性就难于调动,人的价值就难于实现和提高。邓小平一贯主张在知识分子中,真正有本领的人,对国家贡献很大的人,工资应该更高一些。“在一个学校里,好的教授的工资可以比较长高”[23]。针对中小学教师工资偏低的情况,他提出:“现在小学教员的工资太低。一个好的小学教员,他付出的劳动是相当繁重的,要提高他们的工资。”[24]“要研究教师首先是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制度。要采取适当的措施,鼓励人们终身从事教育事业。”[25]总之,就是要为改善教职员的物质生活待遇创造条件。从表面上看邓小平强调的是教师的工资问题、物质待遇问题,实际上,这是关系到在教育管理中如何认识人的价值及如何看待个人价值的问题,是站在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角度对我国教育管理本质的真理性把握。

提高人的价值不仅体现在经济生活中的物质待遇,而且还体现在政治生活中的民主。马克思认为,专政制度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26]。资本主义社会“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27]。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是第一可宝贵的”,人是最有价值的存在。人的价值的源泉是人的创价活动,教育管理为了提高人的价值,就必须激发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劳动热情,提高其创价意识。邓小平认为,“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28]并且提出,我们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使社会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除了在经济上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以外,要“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29]。我们进行各种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改革的总方向,“都是为了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发扬和保证人民民主”[30]。邓小平的民主思想贯彻着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辉,在他的教育管理观中的重要意义在于确保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把蕴藏在教职员工中的积极性创造性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使之在为社会作出贡献中提高人的价值,体现社会主义教育管理的优越性。

第三,“一切为了人民”是邓小平教育管理观的根本价值取向。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31]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论断。人心所向又是社会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是历史发展规律的直接体现。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获得巨大成功,他的治国方略赢得亿万人民的拥护,其根本原因,就是他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及实施管理的出发点和归宿。

邓小平要求管理者关心群众,尊重群众。他说:过去领导同志到一个单位去,首先到厨房去看看,还要看看厕所,看看洗澡的地方。又说:有的学校学生提出生活问题,说厨房没有人管,菠菜就切这么一下,连沙子都煮到锅里面去了。[32]由此可见,邓小平的管理观无论是从宏观还是到微观总是把尊重人、爱护人、依靠人、发展人作为他关注的焦点。他把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改革的根本目的。共同富裕是实现马克思所提出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最基本条件,或者说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社会主义阶段的具体化。达到共同富裕,也就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准备,为提高人的价值奠定物质基础。事实证明,温饱尚未解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的价值充分提高只能是空想。

以“一切为了人民”为根本价值取向,并不是对领导管理权威的否定。邓小平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33]他的这个发明是管理权威性的体现,“威”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胆略和果断,其根本出发点是使人民的利益少受损失,不受损失,一争论把时间争没有,发展的机会错过了。中国的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没有现成答案,要拿事实来说话,让改革的实际进展去教育人们,说服人们,最终是人民获得真正的利益。为了人民的利益,邓小平不怕被打倒,因为,正如他自己所述:“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34]。这真切地反映了邓小平对人民的根本态度和深厚感情,也体现了他的伟大政治追求和“领导就是服务”管理观的精深内涵。

综上所述,邓小平的教育管理观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价值的深邃哲理: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中心的一系列政策到为教育工作者当后勤部长;从“领导就是服务”的崭新命题到“为拔尖人才脱颖而出”创造环境和条件;从“一切为了人民利益”到为知识分子“排除干扰,解除束缚”等等,无不把“人”作为关注的核心,从而使广大教育工作者从地位和人格上得到提高。邓小平还把“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作为衡量领导者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并把能不能发现人才和使用人才看作四化大业成败的关键。他决心“开出一条路来,让人才尽快成长”。说到底,就是把提高人的价值作为我国教育管理的核心,为实现马克思提出的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奠定基础。然而,人的价值的实现取决于人的知识积累和人的聪明才智发展的水平,更取决于人的创价意识、进取心、胆识和自强不息的精神。为此,邓小平强调,“人的因素重要,不是指普通的人,而是指认识到人民自己的利益并为之而奋斗的有坚定信念的人”[35]。教育管理既要为提高人的价值服务,又要造就这样全面发展的“四有”新人。这种教育管理观是符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需要和人类发展趋势的最高理性选择。

注释:

[1][2、3][4][5][6][7][8][9][11][12][18][19][20][22][23][24][25][29][30]《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 第90页、40页、95页、68页、70页、263页、264页、262页、70页、 40页、96页、109页、87页、56页、224页、101页、109页、322页、372~373页。

[10][13、16][28][33][35]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第120~121页、121页、242页、374页、190页。

[14] 毛泽东:《一九四五年的任务》,延安《解放日报报》1944年12月16日。

[15]克里斯托弗·霍金森《领导哲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3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7、223页。

[21]马斯洛:《自我实现的人》,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70页。

[26][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11页、253页。

[3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1031页。

[32]刘吉主编:《邓小平管理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3页。

[34]《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封底题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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