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与战国文学地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国策论文,战国论文,地理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16)03-0111-06 文学地理学是文学研究领域新出现的一门子学科，常以时间和空间作为研究的两轴。《战国策》著录有大量的战国说辞类成文，充分展示了战国文学创作的大致面貌，是考察战国文学地理的重要材料。这些成文很多都不是口宣之言，而是采集来的书面文章，具有独立意义，存在一定的文学性，有的甚至展现出了很高的文学水平，可以视之为独立的文学作品。后来的文学作品选集如真德秀的《文章正宗》、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文》等，也常常将这些书面之文选入其中。依据笔者的《战国策文系年注析》统计，《战国策》著录了330多名作家658篇辞令文[1](P643)，其中涉及的作家作品的数量都堪称惊人，更兼书中对以士阶层为主体的众多战国文人的政治生活作了大量记述。尽管战国时期还存在着许多的其他文学作品，但是《战国策》保留了如此众多的战国文章，以此窥探战国文学地理的总体状况，应该是可行的。 一 《战国策》对战国不同时期文学创作状况的呈现 众所周知，战国时期结束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时，但战国时期的起始时间，学者们却有着不同的说法，其中一说始于周贞定王十六年(公元前453年)。三家灭智伯在此年，战国七雄局面基本框架形成。清马骕《绎史》卷87认为：“知氏灭而三晋之势成，三晋分而七国之形立。”[2](P2184)《战国策》一书所载之事即以三家灭智为始，故本文暂从此说。钱穆《国史大纲》曾以魏武侯卒为界限，把战国分为前、后两期：第一期是周代宗法封建国家之衰灭；第二期是新军国成立以后之相互斗争时期[3](P74-80)。本文在钱穆分期的基础上，将战国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 战国前期起于公元前455年，迄于公元前369年，凡87年。从《战国策》来看，战国前期的文学成就并不发达，创作于这段时期的成文(即辞令)有32篇。其中创作于公元前455年至公元前453年三家灭智时的作品有16篇，正好占据整个时期作品的1/2；另有7篇创作于公元前371年聂政刺韩傀事前后，见于《韩二·韩傀相韩章》。在公元前453年至公元前408年中的40多年里，留下的仅有墨翟的两篇文章，见于《宋卫·公输般为楚设机章》。墨翟两文创作的具体时间已难确考。在公元前395年至公元前371年的20多年里，没有一篇文章存世。从数字上不难发现，战国前期的文学创作不够繁荣。战国前期，各国多将精力放在处理国内矛盾上。在此期间，新旧封建势力之间的斗争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公元前455年至公元前453年，赵、魏、韩三国共灭智伯，晋国一分为三，战国七雄的局面初步显现。公元前403年，周王承认赵、魏、韩为诸侯，战国格局正式形成。公元前391年，田和迁齐康公至海上；公元前386年，田和被周王封为齐侯。由此，传统的两大强国齐、晋完成了大臣篡位的蜕变，而其意义在于展示了新兴的封建势力逐渐取代旧势力的强劲态势。由此，“维持春秋以来二百数十年封建文化之霸业，遂以中歇。诸夏和平联盟之锁链已断，各国遂争趋于转换成一个新军国，俾可于列国斗争之新局面下自求生存。”[3](P75)尽管在公元前447年、公元前445年、公元前431年，楚国相继灭蔡、杞和莒，公元前406年魏国灭中山(后复国)，但是大国之间的战争发生并不多，纵横策士到处游说的环境尚未成熟。另外，尽管战国时期属于“纵横之世”，但是士阶层在战国前期尚处于形成期，还没有真正成为影响社会的主导力量。因此，《战国策》中属于战国前期的成文数量不到全书所载成文数量的1/20，也就不难理解。 战国中期起于公元前368年，迄于公元前279年，凡90年。《战国策》中创作于这段时期的成文最为丰富，共计381篇。这381篇文章分配在60个年份里，没有留下作品的年份只有1/3。从公元前368年到公元前334年的35年间只有40篇，而后面的65年则出现了341篇。由于《战国策》记载的游说之事大多都是围绕政治事件而展开，因此这段时期内每发生重要政治(或军事)事件的年份，相关的文章创作便明显增多。可以公元前314年为例。该年秦攻义渠、抚蜀、攻取魏之曲沃(地在今河南三门峡西南)，并败韩师于岸门(地在今河南许昌西北)，齐伐燕而破之，杀燕王哙及子之，伴随着刀光剑影的便是纵横之士的刀笔口舌。《战国策》中创作于该年的成文即有23篇。又如公元前307年，秦攻破韩宜阳，进击魏皮氏(地在今山西河津)，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并进略中山地，楚围韩雍氏(地在今河南禹县西北)。该年留下了32篇文章。公元前300年同样事件频繁，因此也出现了30篇成文。战国中期诸侯混战，群雄逐鹿，互领风骚，而各国力量相对较为均衡，其中以魏国逐渐衰弱、秦国逐渐强盛、齐和燕连绵交战为最主要的事件。魏惠王承文侯、武侯之强势，实行攻伐，数侵赵、韩，皆为齐兵所乘，逐渐失去最强之地位，不得不于公元前334年与齐威王在徐州共同称王。秦孝公起用商鞅实行变法，秦国大治，逐渐成为西方强国，并开始不断进攻他国。齐国经威、宣、湣三世经营，日益富强。公元前314年，齐军取燕，杀子之及燕王哙；公元前286年，齐灭宋；公元前284年，燕乐毅破齐；公元前279年，田单破燕复齐。总之，此段时期尚未出现独领风骚的强国，诸国均衡的态势最适宜纵横策士的游说活动。各国在励精图治的理念下纷纷招贤纳士，士阶层地位空前提高。各国纷争的局面更加凸显了外交的重要性，以张仪、苏秦为代表的战国策士由此得以纵横于诸侯，权重于当时，从而留下了更多的游说文章，自在情理之中。 战国后期起于公元前278年，迄于公元前221年，凡58年。《战国策》中属于战国后期的成文有175篇，另拟托之文70篇亦大致可以计入①，故共计245篇。如果不计拟托之文，则后期每年平均创作的文章只有3.02篇，低于战国中期平均每年的4.23篇，更低于公元前333年至公元前279年的平均数5.25篇。这时，文章特别高产的年份也极少，仅公元前257年出现了21篇作品。战国中期是秦国日渐统一天下的时期，这期间虽有六国间的偶尔攻伐，但基本上以秦与六国之间的斗争为主要矛盾。一国独大的局面使得外交的回旋余地大幅度减小，纵横之士发挥的能量也因此而减弱，由此造成相关文章大幅度减少，众多的纵横家只能埋头于案牍，运用刀笔构造出众多的拟托之文了。 战国不同时期，文学创作的繁荣程度有较大不同，但与《战国策》以外的战国文学创作情形却是基本相符的。我们所知的创作于公元前455年至公元前369年的作品并不多。尽管墨子大约生于这段时间，但《墨子》一书中的大部分内容则是墨家后学所作。战国中期则是学术大发展、大创新的时代，孟子、屈原、庄子等众多大家以其独特的人生追求方式和文学作品而影响后世。荀子、宋玉两人的生卒年都值得商榷，大约生于战国中后期。战国后期的文人更倾心于笔墨，因此出现了《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传世名著。由此而言，《战国策》中的成文为我们考察战国不同时段的文学发展概况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视角。 二 《战国策》对战国时期各国文学创作状况的呈现 文学地理学特别注重文学的地理分布研究，因为文学的发展必然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不同地域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由此使得各地的文学创作情形不一。通过考察《战国策》成文，我们可以更为准确地描绘出战国时期不同地域的文学创作状况。《战国策》成文共计658篇，去除70篇拟托之文，还有文章588篇，相关作者337名，其中佚名92名，主要分布于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中山、卫、晋、鲁、邹等国家，具体分布情形如表1：
司马迁曾说：“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纵横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4](P2304)由表1不难发现，三晋是战国时期作家作品最为繁盛的地方。魏国共出现了60名作家107篇文章，均列诸国第一。《战国策》中留有名姓且属魏国的作者有：赵葭、任章、睹师赞、魏文侯、田子方、聂政、聂荣、魏惠王、公孙衍、季梁、江乙、庞葱、子华、朱仓、旰夷、季子、张仪、成恢、毕长、雍沮、左爽、魏襄王、田需、冯喜、纷强、魏昭王、赵恢、段干越人、须贾、孙臣、范雎、芮宋、范座、唐且、魏无忌、周、支期、辛垣衍、龙阳君、安陵君、缩高、魏牟、魏顺、姚贾。当然，其中有些人未必属于文士，如聂政、聂荣等，只是因为某种特殊的机缘方留下些许文章，但魏国文人数量众多却是不争之事实。三家分晋后，魏国“占有原晋国的大部分领土，可以说是晋国的直接继承者”[5](P311)。孔子殁后，曾子和子夏都尝远游于魏，子夏尝居魏西河20年。《史记·儒林列传》载：“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4](P3116)又《史记·魏世家》载：“文侯受子夏经艺，客段干木，过其闾，未尝不轼也。秦尝欲伐魏，或曰：‘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文侯由此得誉于诸侯。”[4](P1839)可见，魏文侯在魏国文化快速发展的历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自身好学，礼贤下士，为魏国引来众多著名的学者，形成好学敬学的良好风气，魏国文学之士辈出，由此形成彬彬之盛的局面。 赵国共出现作家54名，仅次于魏；作品85篇，名列第三。赵国作家中存名者有：张孟谈、赵襄子、赵利、常庄谈、大成午、腹击、乐毅、肥义、赵武灵王、公子成、赵文、赵造、李疵、周绍、楼缓、牛赞、司马浅、子欬、赵惠文王、赵胜、赵威后、赵奢、触龙、子义、赵孝成王、赵豹、虞卿、平都君、赵足、希卑、公孙龙、谅毅、冯忌、乐间、希写、魏魀、田驷、李环、魏加、苦成常、朱英、赵敖、荀况、举茅。赵国王室是赵国作家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赵国位处秦、魏、韩、齐、燕诸国之间，既是诸侯拉拢的对象，也是强国攻击的目标，诸侯若欲联盟，必先遣使赴赵，天下稍有动乱，赵国即罹其难。“赵国都城邯郸是战国时代继魏之‘西河’和齐之‘稷下’之后，著名的学术思想集散地和‘百家争鸣’的‘竞技场’。”[6](P64)正是这敏感的地域环境形成了赵人喜论纵横的风习。三晋中韩国国力最弱，文学创作也稍逊色许多，出现的作者有35名，作品39篇，其中存名者有：段规、严遂、史惕、申不害、韩昭侯、房喜、史厌、摎留、公仲朋、尚靳、胡衍、史疾、郑强、锜宣、阳向、中庶子强、宋赫、韩珉、郑同、靳
、冯亭、足强、韩非。 齐楚依然是文化大国。齐国出现作家44名，作品83篇，其中存名作者有：段干纶、邹忌、齐威王、田臣思、公孙闬、孙膑、张丑、张丐、淳于髡、田盼、田婴、齐貌辨、齐宣王、颜斶、冯谖、公孙戍、田文、齐闵王、公孙弘、史舍、夏侯章、宋突、魏处、谭拾子、芒卯、鲁仲连、贯珠、貂勃、李伯、田单、周子、国子、即墨大夫。《战国策》中齐国作家、作品在数量上要逊于魏、赵，似乎与其著名的文化地位不相符，但齐国的纵横文学与韩、燕诸国相比，创作依然堪称丰盛。而齐国著名的纵横策士并不多见，齐国文学不以纵横之作见长，也是不争的事实。楚国虽是文学创作重镇，但与中原诸强相比，依然稍显弱势。楚国有作家36名，作品52篇，存名者有昭奚恤、景舍、冯郝、昭阳、左成、楚怀王、景鲤、甘茂、靳尚、桓臧、昭衍、昭献、献则、唐客、范环、子象、昭雎、淖齿、黄歇、庄辛、昭忌、汗明、吴庆、甘罗等，其中属楚王室及昭、景公族者居多。应注意的是，战国前期，齐、楚居然没有一篇文章，后期作品也仅仅10来篇，绝大部分作品都创作于中期。齐国稷下学宫在齐威王、宣王、湣王之世一度达到鼎盛，楚国在战国中期则出现了以屈原为首的大批著名文人。由此可见，《战国策》成文的繁盛程度与该国的其他文化创作紧密关联。 秦国地处西戎，春秋时在文化上还不能与东方诸强相抗衡，但进入战国以后，逐显后来居上之态势，出现有37名作家、63篇作品，分列第4、5位，与后世所谓的“秦世不文”的情形并不相符。存名者有：陈轸、秦惠王、营浅、司马错、冷向、陈应、杨达、秦宣太后、公孙昧、樗里疾、公子池、韩春、客卿造、秦昭王、中期、庸芮、白起、佚庄、异人、世钧、顿弱、司空马、蒙嘉、秦始皇。秦国于战国前期没有作品存世，中期也仅有36篇，但后期27篇则超过齐、楚诸强，可见战国后期秦人对于文化已有了足够的重视。 燕国虽然名列七雄之一，但是在作家作品的数量上与其他诸强存在着较大差距，共有16名作家的23篇文章，其中存名者有：鹿毛寿、燕昭王、郭隗、哙子、陈翠、燕惠王、蔡泽、栗腹、燕王喜、鞫武、太子丹、田光。燕国地处北陲，远离中原，文化基础薄弱，又兼国力较弱，位置偏远，常常不是诸强拉拢的重要对象，其作家作品单薄便不难理解。 在七强之外的蕞尔小国中，周国文学不容小觑，共出现27名作家86篇作品，其中存姓名者有：樊余、杜赫、工师藉、颜率、宫他、司寇布、齐明、苏代、周最、苏厉、苏秦、游腾、周君、赵累、冯且、城浑、白圭、綦母恢、韩庆。周国于战国前、后期总共只有3篇文章，以苏秦、苏代兄弟为代表的中期作家居然创作了83篇文章，远远超过其他各国，令人侧目。卫国出现了9名作家16篇文章，存名者有：复涂侦、南文子、吴起、公叔痤、梧下先生、卫嗣君、富术、吕不韦、荆轲。其中《赵三·卫灵公晋雍疽》中复涂侦《梦灶说》一文，当作于春秋时卫灵君在位期间(公元前534年至公元前493年)，非战国之文，当系后人误收。中山国有张登、蓝诸君、田简和司马憙4名作家9篇文章，全部创作于公元前323年，并不足以反映该国文学之全部。《战国策》中存名作者另有晋国3名：郄疵、知过、豫让；宋国3名：徐子、惠施、臧子；鲁国2名：墨翟、鲁共公；邹国1名：孟轲。这些小国无论是在国土、人口、经济还是军事诸方面都无法与其他诸强相比拟，这些小国文学创作的惨淡局面便不难想象了。 三 《战国策》对战国时期作家游历情形的呈现 尽管表1对于战国时期各国的文人、作品数量有着较为立体的展示，但并不能说它对当时各国的文学繁盛状况作出了最准确的描绘，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以上数据仅仅反映了归属于某国国籍(籍贯)的作家创作状况，而拥有某国国籍的作家的创作是否属于该国文学创作，值得商榷。以甘罗为例，甘罗为甘茂之孙。《史记·甘茂列传》载：“甘茂者，下蔡人也。”[4](P2310)甘茂属楚人，但主要在秦国为官，后卒于魏。甘罗12岁即事吕不韦为少庶子，可以说他的文学创作与楚国关系不大，将他的作品简单地视为楚国文学，是有一定问题的。 战国策士周游于列强，朝秦暮楚、楚才晋用的情形极为普遍。《战国策》为我们充分展示了战国策士四处游说的各种情形，从中可大致勾勒出许多策士游说的动态路线图。以纵横家的代表苏秦为例。苏秦是《战国策》中著录文章最多的作者，除去已基本考证为拟托的13篇(另有2篇署名为“苏子”)，还有26篇之多。当然，这26篇之中包含一些原署名为“苏代”的作品，但学者们利用《史记》所载史实及出土文献《战国纵横家书》等资料发现，其中的“苏代”当作“苏秦”。《史记·苏秦列传》载：“苏秦者，东周洛阳人也，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4](P2241)《汉书·艺文志》“纵横家”载《苏子》31篇，然而此书早已亡佚。现据《战国策》及当代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制定苏秦游说历程表如表2。
表2清晰地呈现，苏秦主要游说时间为公元前310年至公元前285年，主要游说区域在燕、齐二国，还曾到过魏、赵等国，主要游说目的是为燕行反间于齐，通过说齐攻宋以弊齐，从而为燕军攻齐创造条件。像苏秦这样各地游说的战国策士还有很多，例如张仪、苏代、苏厉、陈轸、公孙衍、甘茂、鲁仲连、虞卿等都是其中的代表。根据《战国策》，我们可以为这些战国最为重要的纵横文学作家绘制出大致的创作活动的动态地理图，对于描绘战国文学创作的具体面貌具有重要的意义。 战国众多文士寓居国外，有效地促进了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从《战国策》成文来看，这些文章在风格上大多体现为纵横捭阖，语言浅显直接而以达意为主。这种类似的文风有力地说明，当时各国对于游说艺术及相关文学创作逐渐形成了较为相似的理解，这种相似的理解必须以相通的文化接受为基础。《战国策》中不少寓居作家与寓居国文化之间相互影响，如莫敖子华就是典型例证。莫敖子华为魏国人，担任楚威王的莫敖(相当于司空)。据《战国策·楚一》，楚威王感叹忠臣少有，问莫敖子华楚国历代是否有不为爵劝、不为禄勉、以忧社稷者，子华于是作《忧社稷者说》以答之。文章极力描绘了楚国前代忠烈之臣如令尹子文、叶公子高等人的高尚行为，指出他们或重爵禄，或淡名利，然而在忠于社稷上皆相一致；篇末暗寓君主有尚贤之心方可得忠烈之臣。该文篇幅宏大，词采激烈，堪称巨制；又其文法上与大赋神形兼似，可视为汉代大赋之先声。这种文风在楚国是有传统的，从宋玉大赋、朱英对春申君所作的《无妄之祸说》，再到汉枚乘《七发》，都是类似的文章风格。可见莫敖子华虽非楚人，其作品却带有明显的楚国风味。总之，利用《战国策》所载成文，可以大致梳理出众多战国策士的游历历程，由此探寻战国时期不同地域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具体情状，对于准确把握战国文学的发展脉络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 结语 《战国策》成文与其他战国文学作品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例如这些成文基本上都与战国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紧密相联，而其他文学作品如宋玉、荀卿的辞赋等未必如此。另外，《战国策》中的成文数量及相关作者人数也与当时的政治事件密切相关，与文学的繁荣程度未必完全成正比。例如围绕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事，就出现了赵武灵王、公子成、赵文、赵造等众多成文的创作，围绕燕太子丹遣荆轲刺秦王事也生成了大量的成文作品，但这些人中有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之士，有的成文文学性较弱甚至全无。但是，通过分析《战国策》成文数据，可以大致窥见战国文学创作的基本面貌，发现战国不同时段的文学地理分布。通过这种分析可知，战国时期各地都出现有众多文人，充分说明当时文化交流的密切程度。而不同的地域文化相互融通，地域特色逐渐减弱，正是中华文化日渐成熟的重要原因和表现。 ①《战国策》中有不少作品属于拟托之文，为战国纵横家教习子弟时杜撰而成。据缪文远《战国策考辨》等研究成果统计，《战国策》中约有70篇成文属于拟托之文。尽管学界普遍认为这些拟托之文属于战国后期作品，但是它们的真实作者已不可确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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