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卢卡奇、葛兰西和汤普森的阶级意识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和论文,阶级论文,意识论文,理论论文,普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阶级意识问题是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总结一战后西方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教训，探索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卢卡奇从哲学上阐明了阶级意识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葛兰西从政治上阐明了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革命策略。这一理论后来又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汤普森那里得到了有力的回应，他从社会文化的角度阐明了阶级意识的思想文化渊源以及阶级意识在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这一系列的理论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补充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旨在揭示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和汤普森的阶级意识理论之间的传承与发展，并通过比较其异同，以利于全面理解阶级意识理论的发展脉络。
一
乔治·卢卡奇和安东尼奥·葛兰西是同一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其理论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所要解决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是相近的，爱德华·汤普森虽然与他们处于不同的时代，但也有相似的社会文化背景。因此从卢卡奇、葛兰西到汤普森，他们的阶级意识理论表现出明显的逻辑传承关系，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对汤普森的阶级意识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战后，西方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纷纷以失败而告终，摆在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面前的重大问题首先是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探索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制订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卢卡奇认为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危机，因此迫切需要解决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问题。由于马克思在给阶级下定义时中断了他的工作，这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卢卡奇声称要从马克思中断的地方开始他的工作，即在哲学上阐明阶级意识理论。葛兰西也认为无产阶级自觉意识的成熟过程与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危机过程不平衡。无产阶级在主观上没有将这种危机转化为无产阶级自觉的阶级意识，没有在革命过程中通过意识形态的斗争唤醒民众。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必然会走向失败。对此他制定了在市民社会中展开争夺“文化领导权”的“阵地战”革命策略。其次是清除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思潮对工人和广大群众的影响。卢卡奇对第二国际后期蔓延盛行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认为庸俗马克思主义者总是无视意识在无产阶级斗争中的作用，使自己处在资产阶级的意识水平上。因此庸俗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动指南。葛兰西也认为第二国际失败的原因是工人运动无力抗拒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渗透。[1]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建立和资产阶级相对立的文化领导权，夺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葛兰西说：“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这就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牢牢地掌握住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2](P38)可见卢卡奇和葛兰西的阶级意识理论是他们结合西方国家具体历史实际探索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所进行的深刻的理论思考，也是对第二国际庸俗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有力纠偏，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与卢卡奇、葛兰西相比，汤普森虽然没有面临迫切需要解决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问题，但却经历了二十世纪中期国际共运内部的思想意识大转折。1956年国际共运内部发生了激烈的论战，英国共产党内也因意见分歧而发生了分裂。汤普森和其他几位历史学家因不满于党内的教条主义而脱离了英国共产党。这一转折使他深感教条主义、公式化、僵化的粗俗马克思主义的危害性，于是在学术领域展开了对国际共运内部教条主义、公式化和机械唯物论的批判，甚至声称自己是“经验的、自由的、道德的人道主义者”。[3]在历史研究中他反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社会分析模式，尤其痛恨将这一模式简单化、教条化和粗俗的“经济决定论”。他主张将丰富的文化范畴引进历史学，这一史学思想的转变在他的扛鼎之作《英国工人阶级形成》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卢卡奇、葛兰西和汤普森的阶级意识理论都是从反对庸俗的“经济决定论”出发，从恩格斯晚年关于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的论述中受到启发而形成的。因此他们的阶级意识理论是一脉相承，表现出很多共同之处。
首先，他们都重视阶级意识的形成问题。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1890)的信中对于把经济因素视为是“唯一因素”的曲解进行了纠偏，“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接着他又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4]但是恩格斯对此没有更多的论述，他承认他和马克思都忽略了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5]卢卡奇从马克思中断的地方开始工作，补充和完善了马克思恩格斯所忽略的社会意识的形成这一理论。他在1923年发表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建立一个完整的阶级意识理论。卢卡奇指出，阶级意识是作为整体的阶级对自己的在社会经济关系中所处的历史地位及历史使命的认识。它“既不是组成阶级的单个个人所思想、所感觉的东西的总和，也不是它们的平均值。”[6](P105)而是“变成为意识的对阶级历史地位的感觉。”[6](P133)阶级意识是一种客观的可能性，它受制于该阶级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阶级利益。卢卡奇使用了恩格斯的“虚假意识”这一概念，认为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虚假意识”，只有无产阶级才有真正的阶级意识。所谓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不是指个别无产者的心理意识，也不是无产阶级全体的群体心理意识，而是无产阶级对本阶级自身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的自觉意识。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形成有赖于无产阶级的“自我扬弃”，有赖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革命行动，无产阶级只有在斗争和行动中才能获得和保持它们的阶级意识，才能使自己提高到它的历史任务所要求的水平上。不仅如此，他还强调了共产党组织在无产阶级意识形成中的作用，指出无产阶级是通过独立的共产党组织才看到自己具有历史形象的阶级意识。葛兰西的理论观点集中体现在他于1929-1935年监狱生活期间写成的《狱中札记》一书。他提出了以“市民社会”和“领导权”为核心的国家理论，并据此制定了西方发达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葛兰西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不再表现为单纯的强制机器或镇压工具，而是赢得了被统治者的积极同意。“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即强制力量保障的霸权”[2](P218)，也就是说，国家政权作为一种统治方式，一方面在政府机构范畴表现为政治领导权，表现为强制性的国家机器；另一方面在市民社会范畴表现为“文化领导权”，即统治者通过社会、学校、工会等社会团体，将符合其利益需要的世界观、价值观灌输给被统治者，使被统治者认同其统治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首先进行一场文化革命，夺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而这又有赖于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成熟。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形成要靠有机知识分子的理论教育和传播。他和卢卡奇一样，强调共产党组织的作用，“某些社会集团的政党组织不过是它们直接在政治和哲学领域而非生产领域培养自己有机知识分子范畴的特定的方式”。[2](P10)是社会中已被公认的集体意志的复合成分，它主要起教育和智识作用。汤普森盛赞葛兰西在文化领导权理论的贡献，指出他“摆脱了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关于国家理论方面的先验模式，使这一理论更具灵活性和文化韵味，阶级理论因此更加清晰可见，这不仅是秘密的隐性专政，而且更加微妙，更具渗透力，因而成为一种强制形式。”[3](P283)葛兰西的理论对汤普森形成历史研究的文化视角产生了很大影响。
汤普森在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以其独特的文化视角，通过对1780-1832年工业化早期英国普通工人经历的分析，形成了关于阶级和阶级意识的新概念，并把阶级意识的形成作为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标志。所谓工人阶级意识，就是“各个不同群体的劳动人民之间的利益认同以及它与其他阶级利益对立的意识。”[7]受卢卡奇影响，汤普森强调阶级意识产生于工人阶级的“经历”，产生于阶级斗争的过程中，声称这是“自我创造”和“被创造”过程的结合。他在阶级理论上的突出贡献是他从工业化浪潮下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的冲突与变迁入手，探讨了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思想渊源，认为英国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深深地植根于英国的民众文化传统，这些传统包括：非国教传统、民众自发的反抗行动表现出来的“亚政治”传统和“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传统信念。工人阶级意识是民众文化传统与工业化一系列变革因素矛盾和冲突的产物，是一个内在自主的过程，是一个自我形成的过程。
其次，他们都重视阶级意识的能动作用，强调历史主体——人的主观因素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卢卡奇认为阶级意识的主要功能是它决定着作为总体的阶级的行动，特别是在阶级斗争的进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随着阶级斗争中的决定性战斗的逼进，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必然越来越强烈地、越直接地决定着它的每一次行动，“当最后的经济危机击中资本主义时，革命的命运……要取决于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成熟程度，即取决于它的阶级意识。”[6](P129)葛兰西也重视阶级意识在革命中的作用，指出对资产阶级进行意识形态和文化斗争，夺取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性。他认为无产阶级必须进行一场文化革命，以阵地战的形式，在市民社会同资产阶级展开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斗争，摧毁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和信仰体系，夺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文化领导权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教育的关系”，无产阶级要建立自己的文化组织和文化团体，用无产阶级的新的文化，新的世界观、价值观唤醒广大民众，摆脱资产阶级文化的影响，使广大民众形成“文化的批判能力”，形成富有创造性的“自我意识”。汤普森则把阶级意识作为工人阶级形成的标志，强调阶级意识在阶级形成中的作用，强调工业化早期英国工人群众作为历史主体在历史发展中的主动地位，表明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是“自我创造”和“被创造”过程相结合的结果。不仅如此，由于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深深地植根于英国的民众文化传统，因此，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是民众文化传统发展演变的过程，工人阶级的形成也是社会和文化的形成。受葛兰西的影响，汤普森使用了含义极为广泛的“文化”概念，这一概念既包括权力制度、财产关系，也包括民情风俗、道德意识和宗教礼仪等，[8]他强调了工业化早期社会与文化的变革及其对工人阶级意识形成的影响。他的阶级意识理论开辟了阶级理论研究的新途径，对此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
从卢卡奇、葛兰西到汤普森的阶级意识理论虽然表现一种传承关系，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由于他们研究问题的视角不同，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相异，因此其阶级意识理论又表现出许多不同之处。
从研究阶级意识的视角来看。卢卡奇认为西方国家革命失败应归因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危机。因此迫切需要在哲学上阐明阶级意识问题，清除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使无产阶级从“物化”意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葛兰西则从政治的角度阐明无产阶级夺取市民社会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性，认为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首先促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走向成熟，以无产阶级的新文化、世界观和价值观摧毁资产阶级的价值体系和信仰体系在市民社会中的统治，夺取市民社会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因此文化领导权是葛兰西政治理论的核心，是一个历史政治概念。汤普森作为历史学家遵循经验主义历史研究传统，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考察阶级意识问题，注重从普通工人群众的经历和民众文化传统这些历史事实中演绎出阶级意识的新概念。他把工业化早期工人群众同雇主的斗争视为文化价值观念的冲突和变迁，强调工人阶级意识形成中的文化传统因素，把阶级意识看成是工人阶级经历在文化上的表达。因此汤普森所说的阶级意识是一个社会文化概念。
在阶级意识的形成问题上，卢卡奇和葛兰西遵循列宁关于工人阶级社会主义意识的形成要靠政治斗争和知识分子的培养和“灌输”这一思路，把阶级意识的形成看作是一个外在的被动的过程。卢卡奇认为阶级意识要受到阶级利益的制约，它是“理性的适当反应，而这种反应则要归因于生产过程中特殊的典型地位。”[6](P105)因此阶级意识是由阶级的经济地位决定的，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客观结果，是一种客观的可能性，是一种“被赋予”的阶级意识。葛兰西则强调了知识分子在阶级意识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每个社会集团都“有机地制造出一个或多个知识分子阶层，这样的阶层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社会与政治领域将同质性以及对自身的认识赋予该社会集团。”[2](P1)也就是说这些知识分子阶层在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明确表达了他们所代表的阶级的集体意识。因此工人阶级要造就本阶级的知识分子，其任务是向工人阶级灌输理论意识，把工人阶级活动中潜在的雄心壮志和固有的潜力挖掘出来。可见无产阶级意识的成熟有赖于知识分子进行意识形态的理论教育和传播。与卢卡奇和葛兰西不同，汤普森强调阶级意识形成内在的、历史的和思想的渊源，他所阐述的工人阶级意识是有着自己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的工人群体在工业化早期经济社会变革的经历中“自我”形成的。在汤普森看来，阶级意识并非自发地导源于阶级的经济结构和阶级地位，而是有着深厚的民众文化传统渊源，在许许多多的历史事件中，通过工人群体持续不断的阶级经历，在工人群体自身的内在体验中逐步形成的，因此汤普森强调了阶级意识形成中工人群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强调阶级意识形成是一个内在的、自主的过程。
在阶级意识的层次和内容问题上，卢卡奇和葛兰西所阐述的阶级意识是无产阶级明确的政治意识，是更高层次的阶级自觉意识。卢卡奇区分了“无产者实际的心理意识”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指出无产阶级意识的特征是能够从总体上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实现理论和实践的内在统一。而不能从总体上把握社会发展本质的资产阶级意识则是“虚假意识”。与资产阶级相比，无产阶级的优势就在于“它有能力从核心出发来观察社会，并把它看作是互相联系着的整体，并因而能从核心上，从改变现实上来采取行动；就在于对它的阶级意识来说，理论和实践是互相吻合的；就在于它因此能自觉地把它自己的行动作为决定性的因素投放到历史发展的天平上去。”[6](P127-128)因此，只有这种成熟的阶级意识才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动指南，才能发挥它的革命作用。从葛兰西的市民社会和文化领导权理论可以看出，他所说的阶级意识是指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社会准则体系等。葛兰西指出无产阶级要造就本阶级的知识分子，以便同资产阶级展开斗争，建立一种“反文化”，在革命胜利后，要创造和丰富新文化，使无产阶级新文化成为民众的自觉意识，成为日常生活的基本常识，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无产阶级革命最终取得胜利。可见，卢卡奇和葛兰西强调无产阶级政治意识的成熟，这是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而汤普森则把工人阶级意识看成是工业化早期工人群体对自己阶级经历的一种体验和共识，因此尽管形成了工匠文化，也表现出一定的政治意识，形成了一些工人阶级自己的理论家，但总的来说还只是工人群众的群体心理意识，是较低层次的经验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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