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结构扭曲:苏联解体深层原因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原因论文,结构论文,苏联解体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63(2000)07-0026-05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和有74年执政历史的苏共垮台震撼了世人的心。苏联剧变的直接原因，是戈尔巴乔夫放弃马列主义与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苏联社会主义改革失败和发生剧变的深层原因是什么？本文从社会结构演变的角度来进行探讨。
一、苏联经济结构剖析
我们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角度来分析研究社会结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经济结构，是整个社会结构和全部社会历史的基础和决定因素。那么，如何理解经济结构及以此为基础的整个社会结构呢？马克思揭示了经济结构是建立在物质生产基础上的，是由一定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关系构成的。这样一种经济结构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社会结构，是社会功能结构，它是随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劳动分工的发展而向前演进的，并且呈现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可以划分为以自然经济为特征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现代社会结构和以产品经济为特征的未来社会结构三个阶段，这也就相当于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的“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和“人的自由个性全面发展”这三个阶段。与此同时，马克思在考察同生产力和交往水准相适应的占有关系中，深入研究了所有制关系的变更过程。建立在对生产条件占有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上的社会结构，是社会利益结构。它不但包含对物质生产要素和产品的占有，而且包括对上层建筑中公共管理权力和思想文化资源的占有和控制。在社会利益结构中，国家机器控制着公共管理权力资源以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文化资源。
下面，我们从功能性与利益性的角度，对苏联的经济结构进行历史性的分析。
关于苏联的经济结构，斯大林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说：“生产关系底状况所回答的问题则是生产资料（土地、森林、水流、矿源、原料、生产工具、生产建筑物、交通联络工具等）归谁所有，生产资料由谁支配——是由全社会支配，还是由单个的人、集团和阶级支配并利用去剥削其他的人、集团和阶级的问题。”（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4年4月第8版，第161页。）把生产关系理解为占有关系，并且把对生产条件的占有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其他一切占有关系的基础，实际上也把它作为生产发展的前提。结果，既违背了马克思的本意，在实践上又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笔者认为：斯大林这种错误认识的社会历史根源，是起因于苏联是在自然经济占有很大比重的沙俄及一些相邻国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生产是以既定的社会组织为前提的，而经济组织同政治组织是一致的。在沙俄广大农村，这种组织就是农村公社及其残余。俄国地广人稀、气候寒冷、森林广阔。20世纪初，它仍然保留着浓厚的农奴制残余，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1913年，俄国城市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18%），农作技术低劣与长期停滞。在此基础上，农村公社及其残余长期存在着。农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具有各种经济、社会职能，又能满足国家的纳税需求。在农村公社，生产与消费是直接统一的，而交换仅发生在农村公社的边际领域。斯大林依照在沙俄时代的生活经验理解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提出了生产关系“三要素说”（所有制，生产中人和人的关系，分配），而忽视马克思关于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诸环节构成的一般生产关系的论述。与之相适应的，容易趋向一种高度集中的、行政化管理方式的公有制模式。由此导致忽视社会结构的功能分化。
经济结构包括生产力结构和生产关系结构。苏联的生产关系结构，表现在所有制方面，是以国家所有制和农民的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表现在分配方面，是集中指令性的生产资料分配与对人民比较平均的个人消费资料分配；微弱的商品交换关系仅发生在国有企业与集体农庄之间。苏联的生产力的具体结构，表现在产业结构方面，是以重工业为主，军事工业得到了优先发展；表现在技术结构方面，是突出发展军事技术；表现在基础设施结构方面，集中财力、物力，很快建起了能源、交通、重要原材料等物质基础，又浪费了大量资源。与这种经济结构互相适应的，斯大林时期苏联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表现出如下特征：其一，高度集中的部门管理体制。苏联当时把对企业管理的权力高度集中于按专业划分的中央工业部门，实行三级管理制度。这样，就造成经济管理部门越来越多。其二，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其特点就是强制执行，排斥市场。其三，以行政手段为经济管理的主要方法。国家通过发布命令、决议和用行政组织手段与各企业及其他经济组织发生关系。
“斯大林模式”在历史上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它保证了30到40年代苏联政局的稳定，保证了苏联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在30年代战争环境里，苏联利用这种体制开发、利用了巨大的资源，在较短的时间内建成了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基础，这为后来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战后，苏联在恢复时期也保持了较资本主义各国为高的经济增长率。1928-1955年，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4.4%-6.3%，超过了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但是，这种模式在经济上统得太死，缺少活力，高速度低效益，当经济向集约化转变时其不适应性就完全暴露了；在资源配置与利用上，损耗浪费十分严重，特别是苏联西部（欧洲部分）的资源就越来越枯竭了。
对苏联这样一种在先天不足情况下诞生的经济结构，为什么后来难以改革成功呢？我们仍然从苏联经济结构的特点来分析。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历届领导人一波又一波地推进着改革，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不放弃整个经济结构的军事化功能的特点。这是由其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需要决定的。特别是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中，苏联的军事力量越来越强大，对外扩张的胃口也更大。但这是以维护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与牺牲人民生活水准提高的要求为代价的。为了适应与美国争霸的目的，国家必须实行对绝大部分财政资源的集中使用。苏联经济结构军事化功能性的特点也是有历史渊源的。我们先举一点例子来说明。“二战”以德国、日本投降告终。斯大林在日本投降后发表的《告人民书》中提到，苏联“自己单独有一笔帐要同日本算清”，即要洗清沙俄1904年在日俄战争中失败的“污点”，说老一辈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40年”（注：《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第1版，第438页。）。在这里，斯大林流露了他同沙皇的思想渊源关系。“二战”结束后，苏联从东欧获得了7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斯大林很早就把列宁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蜕变为旧沙俄的扩张主义，而且，是在打着“支援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支援被压迫民族”的旗号下推行的。这样一种旧的传统的政治思想在斯大林时代和勃烈日涅夫时代表现得最为突出。苏联的整个社会结构的建构和相应的对内、对外政策的选择，是适应这种需要的。当然，造成这一结果也有不少外部因素，这主要是指在帝国主义时代，西方列强联合起来共同对付社会主义苏联的周边环境。由于坚持这样一种经济结构，在第三次科技革命当中，苏联一味地坚持军事技术领先的发展战略，忽视了使产业结构升级的高科技开发的投入。结果，到了80年代中期，已使苏联的技术比西方国家落后10到15年。
关于苏联经济结构的利益性，从主观上来说，苏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当然在考虑如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但是，只要它坚持上述经济结构的军事化功能性，它就不可能更好地顾及人民生活的实际利益。加之，苏联逐步形成的官僚集团同广大人民群众在物质利益上也是存在严重矛盾的。而且，官僚化的领导体系、权力结构及与之相应的利益结构成为一种巨大的惰力，阻碍着改革的推进。
二、苏联政治结构剖析
苏联的政治结构与其高度集中的、带有军事化特点的经济结构是相适应的。一方面，通过苏维埃制度，体现了国家在总体上还是代表人民的，公共管理的根本的权力结构和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系统结构总体上体现了党和人民掌权，而不是资本家掌权。但这样一种政治结构难以使人民直接参与国家的管理，民主程度很弱，公共管理权力极易被特权阶层获取与侵蚀。这样一种政治结构难以更好地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
斯大林构建的这样一种政治结构有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方面，表现为高度集权的党内领导体制；另一方面，表现为国家权力机关日益萎缩、国家安全机关畸形发展和国家管理经济、文化的职能日益强化。
斯大林领导的前期，党内权力体制就进一步集中化。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权力日益削弱，而党中央日常工作机关——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的权力却不断扩大。到后来，书记处又日益听命于“斯大林办公室”。列宁曾有过建立、健全党的监察制度的构想，使经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监察委员会有独立性。到斯大林时期，监委的独立性逐渐丧失，逐步沦为打击反对派的工具。斯大林把遵守党纲、党章规定但持不同见解的同志都算作“派别”予以惩处，把党内分歧意见统统归结为阶级斗争。到了后期，斯大林发展为个人专断。领导十月革命的24名中央委员中有14人受到不公正对待或被非法处死。
在政权建设方面，1936年宪法确立了最高苏维埃的全权性和最高性，但实际上，它的权力日益萎缩，会议不能定期召开，代表地位、作用缺乏保障、最高苏维埃的立法权实际收归联共中央政治局，国家人事任免权与监督权也只是走走形式。反过来，国家安全机关权力越来越大，它不受党、苏维埃、法院和检察院的约束，被告人的上诉权也被剥夺，其情报网络只受斯大林一个人控制。而国家的经济、文化职能是直接管理经济与文化，这样，经济增长与文化发展在三四十年代是比较快的，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在不断滋长，违背科学、违背民主的倾向也不断发展。
这样一种政治结构早就应当对它进行改革。由于苏联经济结构扭曲了人类社会结构演进的自然历史过程，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现代社会结构的功能分化被压抑了，那么，在这种扭曲的经济结构上也难以生长出政治上的民主要求，所以，政治体制的改革在苏联就很少开展，也更难奏效。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并未能准确地、全面而深刻地认识苏联积重难返的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功能扭曲、利益矛盾的社会结构。他在思路上抽象而不是具体地看待民主社会主义已取得的一些成果，更没有看到民主社会主义其实已面临新的困境，便在苏联大肆兜售民主社会主义药方，并把它选择为改革的目标模式。结果，很快就埋下了失败的种子。在改革的战略、策略选择上，他不注意给人民带来实惠，空话连篇，进而选择政治体制改革作为突破口，使苏联陷入脱离群众需要的政治斗争的深渊。在政治上，他又把矛头对准共产党，结果，自己丧失了改革的核心力量，苏联解体就是指日可待的了。
三、苏联的失败是大俄罗斯主义的失败
社会主义的苏联解体了，失败了。这是否意味着人类只能沿着西欧的发展道路前进，而不管他们所处的环境如何呢？我们回到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上——
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特别关注俄国，因为：其一，俄国未受西方列强侵略与改变，更具典型地保留着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点。其二，俄国沙皇专制制度的命运及俄国革命的前途，与德国以至欧洲的革命前途更紧密相关。马克思从对俄国村社制度的深入研究中认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1版，第431页。）。马克思得出的结论是：“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业公社’保存到今天的欧洲唯一的国家。……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土地个体耕作变为集体耕作，并且俄国农民已经在没有进行分配的草地上实行着集体耕作。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有助于他们从小土地经济向合作经济过渡；最后，长久以来靠农民维持生存的俄国社会，也有义务给予农民必要的垫款，来实现这一过渡。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1版，第435～436页。）这样，马克思就提出了非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发道路的可能性问题了。他在给《祖国纪事》杂志和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的信中说：“《资本论》中所描述的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1版，第268页。），“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1版，第130页。）跨越卡夫丁峡谷能否变为现实？马克思认为“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或者是“农业公社”“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所有制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1版，第435页。）。
笔者以为，传统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失败，关键在于未处理好马克思论述的两件事情：其一，对马克思所讲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没搞清楚。现在看来，资本主义制度下率先搞的市场经济，是这“一切肯定的成就”的主要之点，实际上，是人类文明到了资本主义阶段所结的成果，也就是人类文明的“一切肯定的成就”。苏联传统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没有包含这一点。其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处的历史环境”没有把握好。这样一场世界性灾难之后，要“与民休息”，着力发展生产力。而苏联是打着“支援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支援被压迫民族”的旗号，推行扩张主义和同美国争夺霸权的。而资本主义世界却有了长足的发展，人民生活有较大改善，这一点恰恰被苏联的国家领导人所忽视。
为什么苏联的国家领导人奉行霸权主义政策呢？这仍然要追溯其历史根源。总的来说，这是沙俄传统的影响。沙俄的君主专制政体其深刻的渊源甚至可以追溯到拜占庭文明的影响。它压抑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发育。所以，苏维埃制度是在一个缺少民主传统的国度建立的，它不能不带有这种旧制度的痕迹。20-30年代苏共党内斗争和斯大林片面的理论观点也极大地影响了苏联的经济、政治体制和整个社会结构的形成。而国际条件，是形成这种扭曲的体制与社会结构的客观原因。
俄国本是一个落后的农奴制国家，从彼得一世以后才逐步崛起，崛起的办法是“欧化俄国”。尔后搞的“开明专制”，也是西欧启蒙思想影响的结果。俄国历史发展进程中自19世纪开始出现了西欧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之争。苏联实际上是继承了泛斯拉夫主义观点的。它支撑了70多年，曾经光辉过、胜利过，但终于陷入了因其社会结构的扭曲而造成的重重矛盾之中。这些矛盾主要是：僵化的体制、扭曲的社会结构与高科技、经济全球化时代要求的矛盾，官僚特权集团与广大干部、群众的矛盾，推行霸权主义与苏联、东欧人民的矛盾。泛斯拉夫主义，或者说好战的大俄罗斯主义失败了，取而代之的是西欧主义的兴起，向西欧文化复归。再来一次“欧化俄国”，渡过难关之后，兴许能使俄国再次强盛。到那时，泛斯拉夫主义（大俄罗斯主义）还会抬头。泛斯拉夫主义的这次失败，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扭曲了的、不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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