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时代的礼仪与政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武则天论文,礼仪论文,政治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基础上建立的封建礼仪制度是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一部分，是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实现封建宗法统治的有力工具。秦汉以来，各代封建统治者无不注重修订仪礼，发挥其中尊君抑臣精神，维护自己的统治。而传统礼制所极力宣扬的男尊女卑、君君臣臣思想，无疑是武则天执政的极大障碍。但她却能够巧妙地克服障碍并进而利用礼仪制度来为她的统治服务。其政治手段之高明令人赞叹。
武则天是怎样利用礼仪活动来为她的统治服务的呢？以下，我们对武则天时代（从光宅元年武则天临朝称制到神龙元年中宗复辟）的礼仪制度上的一些重大举措做一些具体事象上的研究。
1、崇祀高宗以巩固武则天政治地位。
垂拱元年武则天临朝称制，立即遇上祀天配帝问题。
礼学家各引典章，论辩不下，但他们要求改变现行之礼的主张却并不适合高宗新丧，武后临朝的政治局面。凤阁舍人元万顷、范履冰等认为，“今议者引《祭法》、《周易》、《孝经》之文，虽近稽古之辞，殊失因心之旨。但子之事父，臣之事君，孝以成志，忠而顺美。窃以兼配之礼，特禀先圣之怀，爰取训于前规，遂申情于大孝。……今若远摭遗文，近乖成典，拘常不变，守滞莫通，便是臣黜于君，遽易效丘之位，下非于上，靡遂弓剑之心。岂所以申太后哀感之诚，徇皇帝孝思之德。”高宗新丧，就马上改变高宗时代制定的礼制，实可谓不忠不孝。而高宗皇帝丰功伟绩并不差于先圣，应与高祖太宗共同“历配五祠”（注：《旧唐书·礼仪志一》。）。
元万顷等人的奏议正合武则天心意。首先，武则天得以临朝称制，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她皇帝之母的身份，但是更重要的是因为她长期辅佐高宗，天下并称为“二圣”的缘故。倘若高宗的地位不被崇敬，武则天的影响力也势必下降。因此，武则天利用各种机会来抬高高宗地位。按元万顷等人的建议，天地大祀，高宗均得以与高祖、太宗一起配列于天，不但表明高宗功业可与开创李唐天下的高祖、太宗相提并论，而且进一步地神化高宗。这就有利于巩固高宗配偶武太后的地位。第二，《孝经》云，“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三祖并配，更加表现皇帝莫大之孝思。而既然强调“孝”字，皇太后的命令也就不容许违背了。总之，武则天从维护她自己的政治地位出发，赞成元万顷的主张。从元万顷、范履冰的身份看，他们是武则天心腹“北门学士”的成员，可能这项建议是秉武则天之旨提出的。从此，“郊丘诸祠皆以三祖配。”（注：《旧唐书·礼仪志一》。）
2、修明堂作为新政权的政治、宗教活动中心。
明堂是封建时代重要的政治建筑，垂拱四年，武则天在洛阳建立了一座规模宏大，形制奇特的明堂，并多次在其中举行祭享天地、布政、朝会等大型礼仪活动。
据新、旧《唐书》、《资治通鉴》、《唐会要》等书记载，明堂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有三层：下层方形，有四面，“法四时”，四门八窗，每面各饰以赤、青、白、黑方色；中层法十二辰，圆盖，盖上盘九龙捧之；上层法二十四气，也是圆盖，顶上置高大的涂金铁凤凰，形象生动，凌空欲飞。堂中有十围巨木，贯通上下，用来支撑栭、栌、樘、棍等建筑构件，明堂之下环绕圆形铁渠，作为“辟雍之象”。整个建筑结构奇特，气魄雄伟，雕梁画栋，富丽堂皇。证圣元年正月明堂被火焚毁，遂即按原样重建，不久金凤被风吹折，换成火珠。
这座富丽堂皇的建筑反映了武则天作为女政治家的宏大气魄和“自我作古”的勇气。按唐代小尺一尺折今二十八厘米计算，明堂高八十二点三二米，四面台基各宽八十四米。在今天看来也是少见的宏伟建筑。（注：王世仁《明堂形制初探》一文认为高应为一百十四尺，周边各宽三百尺，即高五十四点三二米，宽八十四米，较符合建筑实际限度。参见《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四辑。）明堂的建筑形式也是对传统礼制的一次挑战。明堂位置，按：“鸿儒礼官”的说法，应该在“三里之外，七里之内，在国阳明之地。”（注：《全唐文》卷96《令礼官详定享明堂礼仪诏》）若离宫殿太近，会亵渎神灵。但武则天认为，这样离宫廷所在地太远，极不方便。因此在紫禁城内拆毁正殿乾元殿，在它的位置上兴建明堂。明堂的结构，汉代以来经古文和经今文两派儒生对明堂是“五室”还是“九室”争议不休，但武则天认为“时既沿革，莫或相遵。自我作古，用适于事。”（注：《全唐文》卷96《令礼官详定享明堂礼仪诏》）于是在当时发达的建筑技术基础上，建成这座规模宏大，风格独特的三层楼阁式建筑，“上层为严配之所，下堂为布政之居。”（注：《全唐文》卷96《令礼官详定享明堂礼仪诏》）在建筑物的装饰上，儒生们坚持要按上古的模样。“茅宇土阶”，不事修饰，但这怎么能与唐代富强的国力相配呢？武则天要的是严奥鸿丽，体现王者气派的建筑。于是她在明堂上饰以“铁鷟金龙、丹臒珠玉”。华丽的装饰，被儒生讥为“雕饰谲怪，侈而不法，”乃“商琼台、夏瑶室之比。”（注：《新唐书》卷112《王求礼传》）由于明堂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越往后代，附会越多。高宗总章年间的明堂设计，就达到了附会的顶峰，它把源于阴阳、五行、八卦、堪舆等的各种说法统统吸收进来，以至大到门窗柱椽，小到拱柳屋瓦的数字都有一定的象征意义。设计赵烦琐，争议也越多，实用性也越小。正如清朝秦蕙田《五礼通考》所说，“附会愈多，规制愈大，去古愈远，宜终弗克立矣。”武则天抛弃这些烦琐而不实用的说法，仅采用最基本的象征形式：下方上圆象征天地；选取三组最基本的象征数字：下层象征四时，中层象征十二辰，上层象征二十四气，以表示天道运行不息。这种简洁的象征语言，不但明确地说明它所代表的政权是天命攸归，神圣不可侵犯的，也简化了建筑设计，方便施工。而屋顶上金光灿灿、凌空欲飞的金凤更是这座建筑的神来之笔。高大的金凤不仅增加了建筑的高度，而且把人们的视线引向更高更远的天空* 上天的眷顾仿佛通过这座宏伟的建筑，时时垂布下来。
总之，新明堂不仅富丽堂皇，而且气派宏伟，神圣庄严，成为即将建立的大周政权的象征。
3、立唐三庙体现唐周政权的亲缘关系。
宗庙制度对维系宗法制度和巩固封建宗法统治有重要的作用。按《礼记》说法，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不允许僭越。载初元年，武则天自称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国，正式登上帝位。武则天在洛阳立武氏七庙，奉周文王为始祖，平王少子武为睿祖，其余五庙分祀武则天五代以内祖先。
与前代帝王不同的是，武则天改朝换代之后，并没有把唐太庙全部废弃，而是改名享德庙，由国家祭祀唐高祖、太宗、高宗三室。这反映了新旧政权之间的微妙关系。皇帝武则天是高宗妻子，太宗儿媳，高祖孙媳；武则天立为皇嗣的李旦又是高宗的儿子，太宗的孙子，高祖的曾孙。周唐之间既相互对立，又存在伦理、亲缘上的联系。从政治上考虑，不能给李唐旧臣以恢复李家天下的希望，从亲缘、伦理上考虑，又不便让李家宗庙绝祀。于是采取折衷办法，改李唐太庙为享德庙，祭祀高祖以下三代。在明堂大享等天地大祀中，以武氏祖先配享天地，同时也以唐高祖、太宗、高宗从配，也是出于此意。此外，立唐三庙还有一个用意。周代唐而起，必然遭到李唐王室和旧臣的反对。在祭祀中并祀唐三代帝王，表明周唐一体，可以起安抚李唐王室、旧臣的作用，使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得到一些缓和。
4、拜洛受图以鼓吹天命。
垂拱四年，武则天已临朝称制五年，统治基础已相当稳固。她渐渐产生了登基称帝，永掌政权的想法。但是，按儒家天命观念，李唐家族的帝位是“天命”所授，武则天要夺取帝位，是违背天意，大逆不道的僭越行为。再加上儒家思想主张男尊女卑，女子不能参预政治，更不用说称帝了。除非这是出于上天的旨意。但天意并不是那么容易降临的。就在此时，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及时导演了一出“洛出书”的喜剧。
据两《唐书》、《通鉴》等书记载，武承嗣使人在一块白石上雕刻“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八个字，把紫色石头研成末，调和药物填嵌其中，使它看起来古朴雅致，象自然生成的文字，然后悄悄地把石头投入洛河边的一个小潭里。随后武承嗣让一个雍州人名叫唐同泰的，将石头捞出，上表献于朝廷。武则天一见大喜，立即命名此石为“宝图”，并擢唐同泰为游击将军。文武大臣也纷纷上表祝贺，吹捧武则天“允塞人祗之望，实当天地之心”，“道格昊苍，德充幽显”，所以才获得如此大祥大瑞，争着表示他们“无任凫藻踊跃之至”的喜悦心情。（注：《全唐文》卷243李峤《为百僚贺瑞石表》。）
为什么这块石头会引起朝廷上下如此重视呢？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天人感应学说和谶纬神学成为封建统治思想的重要成分。统治阶级十分重视祥瑞灾异，认为这是上天意志的显示。据说商末周武王在孟津渡河，在白鱼跃入舟中，目下赤纹成字，言纣可伐。武德九年九月，唐太宗即位不久，林州献祯石，白底黑字，曰“圣主某大吉子孙五千岁。”王莽篡汉就是利用假造的符瑞宣布天命易祚，当上新朝皇帝。今天从洛水中捞出的这块铭文石头天疑也给武则天送来了代唐立周的“天意”。况且自古就有“河图”、“洛书”的传说。据说伏羲称王的时候，有龙马负图从黄河出，称为河图，伏羲取法其文画八卦；大禹治洪水，有神龟负书出于洛水，称为洛书，大禹据此来划分九畴。千万年后，洛水又出现一块瑞石，不言而喻，武太后也是如伏羲、大禹一样承天应命的贤明圣王。武则天意识到这一点，决定在这块石头上大作文章。
五月戊辰，武则天下诏将亲自拜洛水受“宝图”，并举行南郊大祀，告谢昊天。（注：《通鉴》、新、旧《唐书》共有三处提到这次南郊大祀。《通鉴》卷204称“五月戊辰，诏当亲拜洛，受‘宝图’：有事南郊，答谢昊天；礼毕，御明堂，朝群臣。……”在拜洛之后，有南郊祀天之仪。《旧唐书·礼仪志四》称：“其年五月下制，欲亲拜洛受‘宝图’。先有事于南郊，告谢昊天上帝。……”南郊祀天应在拜洛之前举行。《新唐书·后妃传》则说“于是汜人又上瑞石，太后乃郊上帝谢沉，自号圣母神皇，作神皇玺，改宝图曰‘天授圣图’。”得瑞石于汜水是在六月，加号圣母神皇也在六月，因此南郊祀天应在六月进行。三处记载时间不同。按拜洛受图在十二月二十五日进行，两《唐书》和《通鉴》没有在这前后举行南郊祀天的记载。正月一日又在万象神宫举行天地大祭，没有时间安排南郊谢天。因此南郊祀天谢当如《新唐书》所说，在六月进行。或者干脆就由正月一日在明堂举行的天地大祀代替了。）她下令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在拜洛前十日集神都，参加这一盛典。乙亥，太后加尊号为“圣母神皇”。七月丁已，又大赦天下，改“宝图”为“天授圣图”，洛水为永昌洛水，发现瑞石的水潭称为“圣图泉”，封洛水神为显圣侯，加特进，禁渔钓，立庙祭祀，祭享齐于四渎。在泉侧置永昌县。改洛水附近的嵩山为神岳，封其神为天中王、太师、使特节大都督。赐天下大捕三日。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以人爵封山川之神。此外，六月在汜水也发现一块瑞石，因此改汜水名为“广武”。
在武则天喜气洋洋，大张旗鼓地准备拜谢天意时，发生了李唐王室的反抗。八月份，越王贞父子起兵讨伐武则天，企图夺回李家天下。但是唐宗室的反抗经短短二十多天便宣告失败。“拜洛受图”的准备工作更加紧锣密鼓地展开了。
由于没有先例可循，一切礼仪都是由礼官韦叔夏等人重新制定的。但是史书上对此语焉不详，因此当时盛况我们只能知道一个大概。据《旧唐书·礼仪志》记载，拜洛坛设在洛水北岸，中桥东边，“绿漪膺河检，清坛俯洛滨。（注：《全唐诗》卷65苏味道《奉和受图温洛应制》。）拜洛的日子定在十二月二十五日。这一天雪后初蜻，（注：《全唐诗》卷65苏味道《奉和受图温洛应制》。）武则天备大驾卤簿，率领傀儡天子李旦、皇太子成器、文武百官和蛮夷酋长，一路旌旗招展，浩浩荡荡来到洛河岸边。百官酋长各依方位叙立。拜洛坛前摆满了珍禽奇兽和各种珍奇宝物。场面盛大奢华，史称这次祭祀“文物卤簿之盛，唐兴以来未之有也。”（注：《通鉴》卷204。）
洛水瑞石为武周政权建立找到了天命的依据。通过隆重的拜洛受图仪式，武则天在李唐宗室、文武百官和蕃夷酋长面前，郑重宣布武则天称帝是天命所归，不容怀疑。这就为武周政权的建立进一步在舆论上做好了准备。
5、改丧服以崇己
丧服制度是有关居丧者的服饰、居丧时间长短以及丧期生活起居的一系列规定。春秋战国时代，儒家将丧服制度加以整理归纳，集中反映在《仪礼·丧服》之中。丧服制度与宗法制度相配合，构成了一个尊卑等级分明的人伦关系网，所以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仪礼·丧服》规定的丧服制度一直为统治者所重视、推行，极少修改。
《仪礼·丧服》规定，丧服共有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个等级，称为五服，每个等级内部又有更为繁细的区别。区分这些等级的根据在于“亲亲”、“尊尊”、“名分”、“出入”、“长幼”、“从服”六个原则。“亲亲”是以血缘亲疏为服丧轻重标准，“尊尊”是以身份高下作为服丧标准。本着“亲亲”、“尊尊”原则，子为父服最重之丧斩衰三年；为母父在服齐衰杖期（一年），父卒服齐衰三年。这是因为父母与子女虽然血缘关系一样亲近，但是父亲才是家中至尊，母亲之服不能高于父亲。父在母亡，还要抑制自己的感情，随父服齐衰杖期。这些规定明显地反映了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父为子纲的封建伦理思想，是“天无二日，士无二王，国无二主，家无二尊，以一治也”（注：《礼记·丧服四制》。）的封建政治伦理的体现。依此制度，子女悼念慈母的感情被森严的等级深深压抑了。
武则天从母子之情出发提出“窃谓子之于母，慈爱特深，非母不生，非母不育，推燥于湿，咽苦吐甘，生养劳瘁，恩斯极矣。所以禽兽之情，犹知其母，三年在怀，理宜崇报。”（注：《全唐文》卷97。）上元元年，天后武则天上意见十二条，其中一条就是请“自今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注：《通鉴》卷202。）高宗下诏褒美并令施行。垂拱元年，武则天又把它编入《垂拱格》，成为人人必尊的法令。这个建议是被礼制束缚的母子感情的自然流露，符合儒家“亲亲”的原则，却违背了“尊尊”的原则，所以遭到后来的礼学家们的不断非议。开元五年、开元七年唐玄宗两次下令百官详议服制，礼学家们指摘武则天破坏了“家无二尊”的尊卑次序，目的在于“阴储篡谋，豫自光崇”（注：《新唐书·儒学传》下。）必须加以改正，但是持不同意见的人也很多。众人争议不出一个结果，最后唐玄宗含含糊糊地下诏“服制一用古制”于是父在为母服制，众人各行其是，并无定制。开元二十年，萧嵩编《开元礼》时正式把“父在为母齐衰三年”写进《开元礼》，以后各代相沿，到明代又加重为斩衰三年。
武则天提出增改服制的动机是否如礼学家们所说是“阴储篡谋，豫自光崇”？这恐怕是言过其实。至少高宗在世的时候，她不可能有如此明确的篡位目的。但她上言的原因首先确实是企图借此抬高她自己地位。上元元年武则天已经与高宗并称天皇、天后，生杀臧否决于口。但她并不满足，还想通过修改丧服制度，使自己在人伦关系网中占据更高阶层，从而在根本上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增加道德上的威权。垂拱年间武则天特地把它编入国家法令《垂拱格》中，以进一步用名教压制傀儡天子李旦，使他在母后的淫威下逆来顺受，不敢反抗。难怪礼学家们认为这是武则天为篡夺皇位所做的准备。
6、封禅嵩山以告成功。
封禅是我国封建王朝的一项隆重的国家大典，本来是指在泰山举行的盛大天地祭典。相传远古有七十二君在泰山封禅，秦始皇、汉武帝和汉光帝也曾封祀泰山。唐高宗李治于乾封元年在泰山举行了隆重的封祀仪式。武则天以皇后的身份率六宫内外命妇参加社首禅地，行亚献之礼。这无疑是对传统礼制的一次大胆挑战。三十年后，做了女皇帝的武则天又一次举行封禅。但是这次封禅地点改在嵩山。这是为什么呢？
古人认为嵩山处于大地的中心。据《周礼·地官·司徒》，周公营东都，定鼎洛阳时，曾在阳城以土圭测日影，考定古阳城为大地中心。而嵩山正好座落地中，于是被称为五岳之中岳。嵩山在天“当六气之交”，在地“为九封之长”，是“风雷所蓄”，“辰纬所躔”的所在。（注：《全唐文》卷247李峤《大周降禅坛碑》。）它“仰通上帝之境，俯枕中枢之甸。”（注：《全唐文》卷239武三思《大周封祀坛碑并序》。）不但适合与天交通，而且适合与地相接，是“立崇乾事坤之兆，疏就下因高之位”，封天禅地，向天地告成功，向神灵求福佑的最佳地点，而围绕嵩山的种种神仙灵异传说，进一步“证明”了嵩山是沟通天地人神的灵山圣地。贞观中，唐太宗就曾动过封禅嵩山的念头，他说：“朕意常以嵩高既是中岳，何谢泰山。”（注：《唐会要》卷7。）可见在武则天封嵩山以前，嵩山就已被人们认为是不亚于泰山的五岳之长。
选择封禅嵩山，可能还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武则天临朝称制以来，造天枢，修明堂，铸九鼎，耗费大量物力。边境上与土蕃、突厥、室韦等战事不断，战争费用巨大。延载元年豆卢钦望请京师九品以上输两月俸以赡军，后虽遭反对而作罢。（注：《通鉴》卷205。）但大臣会提出这样的建议，说明国库已不充实。嵩山地近洛阳，比起不远千里长途跋涉到东海之滨的泰山去封禅，无疑要节省许多人力物力。唐太宗封禅泰山的想法被魏征以国力未强、“劳役百姓”为理由劝谏之后，就曾想改在中岳嵩山封禅天地。（注：《唐会要》卷7。）从经济上考虑，在财力不足的情况下，封禅嵩山也是可能的。
但促使武则天封禅嵩山还有更重要的神秘原因，朝集使于思言等人奏言：有一本书《秘录》中说，中岳之神与武则天同姓武氏，“天祚岳姓，必将封祀。”（注：《全唐文》卷217崔融《为朝集使于思言等请封中岳表》。）似乎天意指示神皇应该封祀中岳。不管这个说法是否于思言等人取悦武则天而编造出来的，武则天乐得遵从“天意”，封禅与自己同姓的嵩山，祈求更大的福佑。
虽然封禅是封建国家重要的大典，但是关于封禅之礼却缺少详细的记载。司马迁《史记·封禅书》中说“厥旷远者千有余载，近者数百载，故其仪缺然湮灭，其详不可得而记闻云。”秦汉以来登封之礼都是临时撰制，并无定式。武则天封禅嵩山的经过，新、旧《唐书》和《通鉴》只有简略的记述。《旧唐书·礼仪志》说它“咸如乾封之仪。”参照李峤《大周降禅坛碑》和武三思《大周封祀坛碑》并序，我们可以得知一个大概。天册万岁二年十二月一日，武则天率领文武百官、蕃夷酋长以及仪仗随从，千军万马浩浩荡荡开往嵩山。第二天到达嵩阳。在嵩阳斋宫虔心斋戒六天之后，九日在山南万羊岗柴燎告祭昊天上帝，由显祖立极文穆皇帝、太祖无上孝明高皇帝侑神作主。武则天头载圆冕，身披大裘，登上祭坛。在庄严肃穆的乐曲声中，隆重祭拜昊天上帝。十一日武则天乘玉舆登上峻极峰顶，把刻有祈祷之辞的金策封于玉检之中，并络以银绳，埋在封祀坛中。她“倘佯烟霄，惆怅古昔。凝神于九天之上，游目于八肱之表”，不由感慨万千。当日大赦天下，改元万岁登封元年，免天下百姓今年租税，大脯九日。十四日，在少室下趾东南的降禅坛禅祭后土，以显祖妣立极文穆皇后、太祖妣无上孝明高皇后侑神作主。祭地之仪也十分隆重。“戈矛山立，玉帛星陈”，会集了四方珍品，“悉加坛掸”。武则天“咸秩众灵，遍祀群望”。“事毕功宏，礼周庆洽”。（注：《全唐文》卷247李峤《大周降禅坛碑》。）对天地的封祀圆满完成。十六日，武则天在朝觐坛受群臣朝贺。
回到洛阳后，因为封禅进行得十分顺利，武则天为感谢嵩山神祗的佑护，下令尊神岳天中王为神岳天中皇帝，封启母神为玉京太后，少室阿姨神为金阙夫人，周王子晋为升仙太子，别为立庙祭祀。武则天自制《升中述志碑》，树于封祀坛之丙地。
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说：“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而不臻乎泰山者也。虽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给。是以即事用希。”这段文字说明封禅必需有三个条件：一是受命于天；二是发现祥瑞；三是功高德洽，天假以时。缺其一就不得封禅。因此，历代帝王没有不想去泰山封禅的，但是能够达到目的的却很少。就连唐太宗这样的一代英主也未能如愿。武则天登封嵩山，向天地告成功，求福佑，不仅仅是粉饰太平的举动，而且又一次向天下人“证明”了她是受命于天，功高德厚的一代圣主。
以上所举是武则天时代的礼仪活动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发现它们与武则天时代的政治息息相关，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那么，繁多的礼仪活动对武则天时代的政治起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它为新政权的建立制造舆论。儒家学说是反对武则天称帝的。武则天以女子之身，牝鸡司晨，管理李唐朝政，已经是传统观念所不能容忍的了，更不用说臣夺君位这种以下犯上，违反伦理朝纲的大逆不道罪行。武则天临朝称制不久，大臣刘仁轨就上书婉转地以吕后临朝之事规戒她。徐敬业扬州起兵，打的也是反对太后临朝，要求还政李氏的旗号。但武则天不会就此罢休。面对严峻的政治局面，她采取刑礼两手，一面用酷吏严刑镇压反抗，一面利用儒家“天命”说，积极化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拜洛受图，神化武则天，为她宣传称帝的“天命”。改官名、易服色、改正朔一系列活动，配合其称帝步骤，造成天下维新的景象，以驱除旧唐在人们心中的影响，树立大周的新形象。武则天临朝称制以及建立武周政权得以成功，借助礼仪活动之力甚多。
其次，礼仪活动是武则天时代政治的晴雨表。武则天利用礼制的改动，试探臣下对她称帝的态度。如传统礼制中宗庙的数目是权力的象征，不容僭越。光宅元年，武则天刚刚临朝称制，武承嗣就迫不及待地请武则天立武氏七庙。这立即遭到宰相裴炎的反对。武则天明白称帝时机未到，没有同意武承嗣的请求。垂拱四年，武则天羽翼丰满，紧锣密鼓地策划称帝。这一年正月，她下令在东都立崇先庙，祭祀武氏祖考。博士周宗揣测到她的心思，上表请立武氏七庙，把唐太庙减为五室。武则天把它交给臣下讨论，又遭到唐朝旧臣反对。但是她在这次讨论中看到支持她称帝的周宗之流大有人在。时隔不久，武则天就正式改唐为周，立武氏七庙。
第三，礼仪活动是武则天巩固政权的措施。永昌元年九月武则天下诏“天无二称，帝是通名。……自今郊祀之礼，惟昊天上帝称天，其余五帝皆称帝。”（注：《唐会要》卷9上。）以王肃的一天说取代郑玄六天说，来强化中央集权。封禅礼仪，按传统说法，必须是受命于天，功高德厚的圣明君主才能举行的，向天地告成功，求福佑的隆重仪式。武则天登封嵩山，不仅粉饰太平，而且证明武周政权是天命所归，武则天本人是可以跻身远古七十二君的圣明君主。明堂大享，在祈求天地神灵佑护的同时，强化了武则天天命的代言人的身份。朝会、布政的一系列礼仪规定，在排班列队、进退回旋、揖让仰止之间，进一步强调了武则天天下独尊的地位，严格封建等级制度。而修明堂、恢复告朔礼等一系列复古行动，为武则天塑造了一个好文重礼，孜孜于恢复三代圣明之治的儒家理想君主形象。这一切都是巩固武周政权的重要措施。
虽然武则天费尽心机，充分利用礼仪制度为其统治服务，但是，女子称帝与封建礼仪制度有根本上的矛盾。在封建时代，妇夺夫政，臣夺君位，是大逆不道的悖礼行为，与礼仪制度中的宗法思想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虽然在武则天的高压政策和利益引诱之下，大多数人缄口不言，但在他们内心深处，仍然是奉李唐王室为正统的。对他们来说，武则天政权只是李唐王朝复兴前的过渡阶段。所以一旦武则天年老体衰，控制不了局面，张柬之等人立刻发动政变，恢复李唐天下。在帝位继承问题上，按封建宗法观念，帝位应由父传子，子传孙。对于女子称帝来说，这种继承原则就不适用了。如果把帝位交给儿子，那么她辛苦开创的武周天下将一代而终；如果把帝位交给侄子，天下倒是姓武了，可是继承天下的却不是自己的后代。武则天思想斗争十分激烈，在立嗣问题上一直游移不定。狄仁杰、李昭德等大臣不断以儒家宗法观念劝告武则天，倘若立儿子为帝，则死后还能以母亲的身份配食太庙；若立侄子为帝，则从来没有侄为天子而祔姑于太庙的。再加上整个社会深受宗法观念影响，人心支持李显、李旦。突厥进犯边境时，振振以“还我庐陵、相王”为辞。梁王武三思招募兵士，一个多月才召到几百人，而以李显名义招募，不出两旬，募兵已满五万。武则天终于不能摆脱深入骨髓的封建宗法观念，迎回李显，立为太子，最后被迫传位中宗，交出手里的政权。遗诏去帝号，与高宗合葬乾陵。可以说武周天下最终是葬送在封建礼制的宗法观念系统之中的。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从武则天时代的政治与礼仪制度的关系上，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封建礼仪制度作为一种观念系统和社会秩序，是怎样以它强大的，无所不在的力量，来维护封建统治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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