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宋浙东学派的军事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浙东论文,学派论文,南宋论文,思想论文,军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35(2003)06-0036-05
南宋时期，内忧外患，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非常尖锐，特别是北方女真奴隶主贵族不断对南宋发动掠夺性的军事侵扰。连年的战争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同时也时刻威胁着南宋政权的生存。处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的南宋浙东学派的学者们，怀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社会责任感，刻苦研读历代兵书，总结历代兵家用兵之得失，建立了自己的军事理论体系，不仅为当时的抗金斗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也为后世历朝的军事活动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还在国家危亡之际积极投身于抗金前线。因此，总结南宋浙东学派学者们的军事思想，不仅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也有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
一、如何对待战争
（一）面对入侵，是战还是和？
面对金兵步步进逼，南宋时刻有亡国之危。当时，南方人民纷纷要求抗击侵扰，反对屈膝投降。那么，对金究竟是“战”还是“和”，是坚决抵抗还是妥协投降，成为南宋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焦点，从而形成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激烈斗争。以赵构为代表的大官僚、大地主集团为了维护自身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既得利益，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对金一味屈辱求和。“绍兴和议”、“隆兴和议”，割地、纳贡、称臣，乞求苟延残喘。而以张浚等为代表的“誓不言和”的主战派虽力主抗战，但又缺乏对战局的冷静分析和充分准备，怀侥幸之念仓促开战，结果损兵折将，元气大伤。
南宋浙东学派的学者们既反对求和，但也不同意无准备的草率出击。吕祖谦就提出了“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抗金主张，可谓一语道出了他们共同的观点。他在《家传》中说：“所谓讲和不进兵者，彼当屯兵境上不敢相侵。然后朝廷亦勿进兵可也。彼既欲和而攻我不已，今日破一城，明日破一县，朝廷犹执议和之说，不谋进兵遣将，臣恐比至得和……徧被其害矣。”他认为，“讲和不进兵”，“执议和之说”并非长久之计，“不谋进兵遣将”[1]（卷14东莱公家传）终将受其害。另外他也不同意打无准备的仗，认为张浚等人进行无准备的草率行动，不但难以雪“国仇”、报国耻、归“版图”，反而致使国力损耗，自取其辱，从而助长“议和之说”的气焰。他认为，为保证“大义可伸，大业可复”，必须“周密详审”、“精加考虑”一切对金的抗击准备工作。他主张抗金应“有所为有所不为”，并列举了历史上秦、晋朝的例子来论证他所持的观点。“当天下之初定，患难之方解，又不可复有往也。如秦之并天下，而欲有所往，故特筑长城、平百粤，而终不免于难……晋武帝平吴之后，固未尝兴兵生事，然而君臣之间因循苟简，清谈废务，坐视而至于弊。故二者不可一偏，一于有所往……一于无所往。”[2]（卷2门人集录易说下·解）他认为懦者常欲一切不为，锐者常欲一切亟为都是天下之患的根源。
对于当时的南宋国情，浙东学派的学者们都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宁宗嘉泰三年(1203)十二月，邓友龙使金，“有赂驿使夜半求见者，具言金为鞑靼所困，饥馑连年，民不聊生，王师若来，势如拉朽”。[3]同时，加上浙东安抚使辛弃疾入见，“言金必乱必亡，愿付之元老大臣，务为仓卒可以应变之计”。[4]这助长了韩侂胄等人不积极备战又急于北伐的心情，他们在宋孝宗时曾打算趁“金国饥馑连年、盗贼四起”之际挥师北上。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希望能侥幸取胜，这是对敌我双方国情和实力没有冷静思考的结果。
叶适虽一贯主张抗金，但他说：“今天下非不知请和之非义矣，然而不敢自言于上者，畏用兵之害也。其意以为一绝使罢赂则必至于战，而吾未有以待之故也。乃其以为不可而敢自言于上者，非真知其义之不可也，直媒之以自进也，非可用以当敌也。”[5]（卷4外论二）可见，叶适对当时南宋的形势持客观的冷静态度，苟安数年的南宋国力贫弱，贸然开战，势必反受其害。故他的观点是“必备成而后动，守定而后战”。[5]（卷1开禧二年上宁宗皇帝札子二）
陈亮则通过引史论今，借用春秋时期政治家子罕的话来阐明自己对待战争的观点，即“兵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只有用兵，来犯的敌人才会害怕，政治才能清明起来，人才才能“见其能否”，兵食才能“见其盈亏”。但是，抗金大业必须从长计议，不可急功近利。他在《中兴论》中十分形象地指出：“伐国”抗金是大事，好比“昔人以为譬拔小儿之齿，必以渐摇撼之。一拔得齿，必且损儿”。这既不是消极的主和，也不是盲目的进攻，是完全符合当时客观形势的。
（二）主张用正义的战争反对非正义的战争
传统儒家一贯把战争看作“不祥之器”，对战争一味盲目厌恶，南宋浙东学派的学者们则没有被此种陈腐俗套的思想所束缚。叶适提出“兵何尝一日而不可用乎，顾其用如何耳！”[6]（卷4兵权）陈亮也提出“人心之不可惰，兵之不可废”。[7]（卷1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他们坚决主张用正义的战争反对非正义的战争。
叶适在分析南宋抗金战争的形势时说：“夫复仇，天下之大义也；还故境土，天下之尊名也……且夫复仇者，本非用兵之谓也……此天地之大义，国家之大体。”[6]（卷9廷对）他歌颂正义战争：“因时拯乱，汤、武之业也；疆理天下，舜、禹之政也。”[5]（卷4取燕一）面对外族入侵，他认为：“岂可坐而讲尧舜三代之旧，洋洋焉，熙熙焉，而不思内外之分，不辨逆顺之理，不立仇耻之义，一切听其为南北之成形，以与宋、齐、粱、陈并称而已者乎？”[5]（卷4奏议·始论一）他在倡导正义战争的同时，对非正义战争表示必须阻止和反对。
《孙膑兵法》载云：“义者，兵之首也。”所以陈亮认为：“以北方为可畏，以南方为可忧”，是“不识形势”。在历史上“南北通和之时则绝无而仅有”，[7]（卷1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但分裂的局面不会长久，“必使天下定于一而后已”。他在《苻坚》篇中总结秦晋淝水之战时指出：“夷狄”并不可怕。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区区八万晋军可以打败号称百万秦军的根本原因在于苻坚“以有衅攻无衅”，他“好大而自忘其丑，贪功而不顾其后”的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是注定要失败的。后秦表面气势汹汹，实际上“根本空虚”，“萧墙衅起”，不得人心，“坚虽有百万之师，焉得而不败！”[7]（卷6酌古论·苻坚）另外，他还用战争的正义性和政治观点分析、批判单纯的军事观点。在《薛公》篇中，通过对刘邦统一中国后淮南王黥布搞分裂、闹独立，举兵叛乱，薛公进见刘邦“为三策以料布”，刘邦采纳了薛公的意见，用武力平定了黥布叛乱的论述，指出汉高祖的统一事业是“仗大义以从天人之望”，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正义行动，是肯定会胜利的；而黥布的叛乱是“用下背上，举逆反顺”，违背了历史潮流，是肯定要失败的。指出薛公在军事上“虽明于料敌”，但政治上“不明于上下之分，逆顺之理”，仅以“英雄之资，设为布之三策”，所以不管他在军事上所采纳的是上策还是中策，计谋再多再好，也只能“速其亡耳”。[7]（卷6酌古论·薛公）陈亮积极主张并提倡以正义的战争反对并消灭非正义的战争。如果不分正义与否而笼统地取消一切战争，那就“是以诬道蔽诸侯也”。[7]（卷1上孝宗皇帝第一书）因此，陈亮坚决主张“人心之不可惰，兵之不可废”，[7]（卷1上孝宗皇帝第一书）要求废除不平等的和议，进行正义的抗金北伐，收复中原，统一全国，这是切中时弊的进步的军事思想。
二、如何主战
南宋浙东学派的学者们没有被女真奴隶主贵族的表面强大所吓倒，站在爱国主义的正义立场上，指出抗金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他们从理论上、策略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主张。
（一）主张抗金必须依靠人民群众
南宋浙东学派的学者们已充分认识到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认为要取得抗金战争的胜利，离不开民众的支持，抗金大业应该集思广益。
陈亮指出，即使在“拘挛龌龊之中，其势当有卓然自奋于草茅而开悟圣聪者”。皇帝和大臣只有把天下的百姓都充分发动起来，“振作其气以泄其愤”，把抗金大业当成是自己的事业，“使人人如报私仇”，[7]（卷1上孝宗皇帝第三书）以此来广泛发动全国的民众。如果“匹夫匹妇不获自尽”，那么“民主罔与成厥功”。[7]（卷1上孝宗皇帝第二书）因此不充分调动全国百姓的力量，只靠以皇帝为首的高层统治集团的力量是不能成功的。如果皇帝“只与一二臣为密，是以天下之公愤而私自为计，恐不足以感动天人之心，恢复之事亦恐茫然未知攸济耳”。“群臣既不足以望清光”，[7]（卷1上孝宗皇帝第三书）所以，即使依靠朝廷的大小臣子也是无济于事的。他批判了孝宗不充分利用民族感情来推动全国的抗金大业，“而欲事功之自成，是闭目而欲行也”。[7]（卷1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更使他不能容忍的是，“卒不免笼络小儒，驱委庸人，以迁延大有为之岁月”。[7]（卷1上孝宗皇帝第二书）因此，那种闭着眼睛走路，不依靠“匹夫匹妇”，抛开“草茅贱士”、“度外之士”的所谓抗金大业是断然不能成功的。而只有把全国的百姓都充分发动起来，依靠那些“匹夫匹妇”，重用这些下层的、在野的“度外之士”、“草茅贱士”，并虚心倾听他们“陈天下之大义，献天下之大计”，[7]（卷1上孝宗皇帝第二书）才能完成抗金复国的大业。
叶适也认为，民众对抗金战争的广泛支持，是“必胜之实”。因而，他认为一方面必须注重对民众的政治上的发动和动员，“使吾之国人晓然自知其所必胜”，如果忽视这一点，那么“内则吾之国人未知其必胜，外则敌人不知我必胜，若此者谓之危兵，危兵难用”。[6]（卷4外论三）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对民众保家卫国的政治热情和自发的抗金活动予以坚决的支持，“因民之欲”，“用其豪杰，借其声势”。[5]（卷2安巢两淮申省状）可见，他对民心向背对于抗金取胜作用的重视。
吕祖谦同样十分重视“民心”在战争中的作用。他说：“战亦死地也……民既乐为之死则陷坚却敌特余事耳……军旅形势者，战也；民心者，所以战也。”[11]战争是残酷的，难免有人要战死。如果参战的民众乐意为君主效力，而且不怕死，那么“陷坚却敌”是小事一桩了。如果“民心已离，虽甲兵之利，城池之固，皆不足恃”。[12]可见，“民心”之向背是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
（二）主张改革弊政，以图抗金大业
当时的南宋“国势日以困竭”，“尺籍之兵，府库之财，不足以一旦之用”。[7]（卷1上孝宗皇帝第一书）如何创造切实可行的抗金条件，成为一大难题。对此，南宋浙东学派的学者们提出了改革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弊政和革新图强的具体主张。
吕祖谦在论述当时的社会形势时说：“仇耻未复，版图未归，风俗未正，国用未充，民力未厚，军政未核，”[1]（卷5馆职策）认为：“当险难之时，必有动作施设，然后可以出于险。苟无所为而坐视其弊，则终于险而已，尚能免于险乎？”[14]如果南宋朝廷再不进行彻底改革，实行“大经画、大黜陟、大因革”，[1]（卷5馆职策）则后果不堪设想。
陈亮认为，“版舆之地半入于夷狄，国家之耻未雪，而臣子之痛未伸”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盖本朝维持之具，二百年之余，其势固必至此”。[7]（卷1上孝宗皇帝第三书）说明南宋朝廷如果对现行制度不实行改革，则无法摆脱困境。“诚反其道，则政化行，政化行则人心同，人心同则天时顺”。[7]（卷2中兴论）他认为实行改革，政治就会昌明，人心就会统一，形势就会大好，抗金统一就大有希望。
1、政治方面
吕祖谦对于南宋统治集团的内幕，有系统而深刻的揭露。他说：“官寺充满，而偷惰苟且，无庶绩咸熙之效；降附布于郡县，而未免于疑沮，帑藏耗于军屯，而未免于怨嗟。”[1]（卷3淳熙四年轮对札子二首）“养痈护疽，蝓取爵秩，各饱其欲，而日朘月削之患，独归国家，是滔滔者既不可胜诛，号为有意斯世者，又复不审前后，不量彼己而轻发之，终无于是。”[1]（卷5馆职策）试想，这样的—个统治集团，面对金兵的侵略，惊慌失措，“错愕而顾私”，无所适从，是情理之中，更不用说拿出抗金之策。
陈亮在《中兴沦》中提出了政治改革的具体方案。他认为，首先应该着重于整顿中书的事务，把“中书”改造成为以抗金统一为“大计”的决策机关，增加台谏职能“以肃朝纲”，精选监司长官“以清郡邑”，精简法律、敕令“以澄其源”，任贤使能“以清官曹”，尊老慈幼“以厚风俗”，惩吏奸“以明赏罚”，要求按照实际功过进行奖罚。“减进士以列选能之科，革任子以崇荐举之实”，[7]（卷2中兴论）强调在选拔人才问题上减少进土科的名额，革除反映“世卿世禄”制残余的“任子”制度，把崇尚实事实功的“贤能”之士选拔和荐举上来。这些主张，无疑具有改革时弊的积极意义。
2、军事方面
南宋浙东学派的学者们根据当时的战略形势在定都、加强国防、增强军队战斗力等方面都提出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由于主战派与主和派的立场和出发点的根本对立，在以何地作为京师的问题上自然存在分歧。陈亮和李纲、张浚、岳飞、陆游、辛弃疾等主战派一样，反对以临安作为京师，主张：钱塘“僻在一隅，易于安肆，不足以号召北方”。[15]“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万乘，而镇压且五十年，山川之气盖也发泄而无余矣”。况且“公卿将相大抵多江、浙、闽、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7]（卷1上孝宗皇帝第一书）同时，陈亮还经过实地考察，认为钱塘地理位置不利，“亮尝环视钱塘，喟然叹曰：‘城可灌耳’”。[9]（卷20陈亮恢复之议）也非用兵之地。而建业为虎踞龙盘之地，有“据险临前之势”，“如虎之出穴”，足“以成戎马长驱之势”。[7]（卷1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明人方孝孺对陈亮提出的以建业为京师，经营襄、汉地区，作为防守和将来进行北伐的基地这一主张曾加以评论说：孝宗如能“设用同甫，听其言，从其设施，则未必无成功。”[7]（附录·读陈同甫上孝宗四书）
在加强国防方面，陈亮认为应该任命大帅“以总边陲，委之专而边陲之利自兴”，只要授给他们以充分的权力，边陲自然会兴盛起来。同时还应委任文武官员“以分边郡”，而且要“任之久”，不轻易调动，使他们专心防守，“付之久而边郡之守自固”；崇尚武备“以振国家之势”；鼓励直谏以“作天下之气”；加强间谍情报工作“以得虏人之情”；根据形势“以动中原之心”。[7]（卷2中兴论）
在兵制和军队建设方面，他们有更加详尽的论述。“绍兴和议”后南宋军队更加腐败不堪，由于不习不练军事技术，致使军队毫无战斗力。这样的军队自然无法完成抗敌御侮、统一国家大业的重任。陈亮认为，为充实禁军，保证军队的供给，应调拨国库的物资“以佐军旅之储”，还要“盈虚相补”，调节补充。同时，要建立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光注重士兵的数量和给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挑选好的将领，“佐以立军政”，[7]（卷2中兴论）加强对军队的统率。
宋代实行“将从中御”政策，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兵将分离现象，以致将帅无权、指挥不灵、军队战斗力削弱。吕祖谦指出南宋“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名胜相望而干略未优，虽昌炽盛大之时，此病已见。”[1]（卷3淳熙四年轮对札子二首）一语道破宋代崇文轻武、以文人治军的严重后果。吕祖谦“日夕寒心”，“甚忧之”，急切希望南宋统治集团能对“前代未备者”的“武绩”和“干略”“激厉而振起”，[1]（卷3淳熙四年轮对札子二首）以期军队实力得到加强，早日实现统一大业。
叶适则在兵制改革方面提出了系统的理论和主张。南宋实行的是募兵制，由于政治腐败，出现冗兵冗费、作战能力弱等弊病，叶适曾叹息道：“养兵以自困，多兵以自祸，不用兵以自败，未有甚于本朝者也。”[5]（卷5兵论二）兵制改革迫在眉睫，因此他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其中始终贯穿“寓兵于农”的思想。
（三）正确运用战略战术是抗金取胜的保证
南宋浙东学派的学者们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站在总体战略的高度，高屋建瓴地提出了重视战略战术的一系列原则和具体应用的建议。
陈亮提出了以襄汉地区作为防守的枢纽和将来北伐基地的策略。他继承并发展了先秦军事家孙膑的“批亢捣虚，形格势禁”的思想，主张积极经营荆襄，扼敌咽喉，引诱敌军向京、洛集中，然后乘机攻齐秦，再从两面夹攻京洛的进攻战略。认为“襄汉者，敌人之所缓，今日之所当有事也”。[7]（卷2中兴论）一般人“不知其势之足用”的襄、汉地区正是“左右伸缩，皆足为进取之机”的要塞，只要经营得当，“精择一人之沈鸷有谋，开豁无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宽其文法，听其废置，抚摩振厉于三数年之间，则国家之势成矣。”[7]（卷1上孝宗皇帝第一书）
叶适则提出“以江北守江，经营两淮”的以防御为主的策略思想。他以历史为鉴，指出：“三国孙氏常以江北守江，而不以江南守江。至于六朝，无不皆然，乃昔人已用之明验。自南唐以来，始稍失之，故建炎、绍兴不暇寻绎尔。”[5]（卷2定山瓜步石跋三堡坞状）经营江北以及两淮具有防御和进攻的双重意义，一实现以江北守江的防御功能，二确立进取中原、收复故土的进攻意义，这可谓是以退为进的用兵之道。
另外，建康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学者们和一些抗战派人士都达成了共识。如前所述，在确立以何地作为京师的问题上，他们都认识到建康在地势上的有利作用：“每论定都大计，以为东南形势，莫如建康，人主居之，可以北望中原，常怀愤惕。”[16]陈亮认为：“奇变之道，虽本乎人谋，而常因乎地形。”[7]（卷2中兴论）占据有利地形的重要一环则是建都建康，筑行宫于武昌，使两地互为犄角之势，无论防守进攻都为易控之地。“京口连冈三面，而大江横陈，江傍极目千里，其势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若穴之藏虎也。”前人也云：“京口酒可饮，兵可用。”建康历来为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其地（指采石）与京口股肱建业，必有据险临前之势，而非止于靳靳自守者也”。[7]（卷1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另外，它可与襄、汉互相呼应，进可攻，退可守，在地理上占优势。
对于建康的军事地位，叶适没有太多的论述，但他在实践中却为守住这一军事要地作出了贡献。开禧二年(1206)十月，南宋前线大军溃败，金兵分九路南下，直至与叶适镇守的建康隔江对峙。叶适则采纳了滕宬的建议，利用南方人所长，实行砍营劫寨，重赏“募勇士，渡江北，劫敌营”，[5]（卷2定山瓜步石跋三堡坞状）成功地守住了建康，使江南得以保全。
地势固然重要，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人的因素。陈亮说：“其地势当然，而人善用之耳。”[7]（卷1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他谈到进取之道，即“批亢捣虚，形格势禁之道”，即要抓住要害，乘虚进击，困住敌人，以达到出奇制胜的目的。在军队配置上“一纵一横，或长或短，缓急之相形，盈虚之相倾”，做到“变化行敌，多方牵制，而权始在我矣”。[7]（卷2中兴论）机智灵活地用兵，始终掌握战争的主动权。
叶适很重视军事人才的作用。他认为，由于”积安之久”，许多人对恢复大业“素所不习，耳闻目见，茫然生疏”，必须按其才能大小，“宜付一职，使之观事揆策，以身尝试”。在用兵上，他认为进战退守，“必须措置得当”，做到“一人真有一人之用，淮、汉能守，此兵能战。数年之内，制胜有余”。[5]（开禧二年·卷1上宁宗皇帝札子二）
另外，陈亮还特别强调，麻痹轻敌是用兵之大忌，“轻敌者，用兵之大患”，古代“善用兵者，士卒虽精，兵革虽锐，其势虽足以扼敌人之喉而蹈敌人之膺，而未尝敢轻也”。如果能“设奇以破之，伺隙而取之，曲折谋虑”，才能势如破竹，“常若有不可当者”，最后“以全胜于天下”。[7]（卷8酌古论·封常清）吕祖谦、叶适等学者对此也有一系列论述。
综上所述，南宋浙东学派的学者们立足现实，在对形势和国情正确分析判断的基础上，借鉴历史上的成败得失，提出了铿锵有力的抗金主张，形成了系统的军事思想和理论。他们能把抽象的军事领域内部的联系和规律寓于生动丰富的史实中加以论述和阐明，又能从总体战略的高度来阐述军事问题，对于作为思想理论家的他们来说可谓难能可贵。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他们的理论论述中，不可避免地带着时代和阶级的烙印。他们虽已经看到人民群众在抗金斗争中的作用，但却将抗金统一的希望寄托在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身上。他们的理论纵然正确，却由于南宋政治的腐败，终未能被采纳。但这些掩盖不了他们军事思想的璀璨。不是军事家的他们，对军事问题的研究却能达到如此出神入化、入木三分，不能不令后人叹服！
收稿日期：2003-0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