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坊、钟鼓司、乐户与青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钟鼓论文,青楼论文,教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87(2012)01-0158-04
一、教坊、钟鼓司之宫廷演乐
教坊之设始于唐代。武德时禁中设内教坊按习雅乐，以供庙祀宴飨之用。开元二年，玄宗于太常寺外，并置内教坊于蓬莱宫侧，左右教坊于宫外，掌俳优杂技。两宋、金、西夏等朝承袭唐制，皆设教坊司而职司略有更置。元代乐制主承西夏、金之旧制，而兼以其他民族之乐制，其音乐机构较以往朝代亦更加复杂。明代礼仪乐舞机构一律从简，仅太常寺与教坊司两司执辖。《礼部志稿》卷三十四之“教坊司承应乐舞”条载，“朝会宴享等礼各有承应，乐舞以教坊隶祠司故具列焉”[1]。钟鼓司设立于明初，乃宦官二十四衙门之一，皆由寺人充任，掌内廷祭乐、宴乐及更漏、早朝钟鼓诸事。《明史》卷七四载，“钟鼓司，掌印太监一员，佥书、司房、学艺官无定员，掌管出朝钟鼓，及内乐、传奇、过锦、打稻诸杂戏”[2]。
教坊司与钟鼓司兼掌宫廷演剧奏乐诸事。内廷奏乐演剧诸事俱隶钟鼓司，外廷宴享乐舞承应职于教坊司。二者职司关系密切，演剧奏乐多有相通之处。教坊司、钟鼓司与后来之玉熙宫、四斋，共同构成了明代宫廷乐舞演剧机构的总杻。嘉靖时设四斋，万历时设玉熙宫，以习演宫廷内外戏剧。刘若愚《酌中志》载，“神庙孝养圣母，设有四斋近侍二百余员，以习宫戏、外戏。凡慈圣老娘娘升座，则不时承应。外边新编戏文如《华岳赐环记》亦曾演唱”[3]。《万历野获编》之“禁中演戏”条载，“至今上始设诸剧于玉熙宫，以习外戏，如弋阳、海盐、昆山诸家俱有之，其人员以三百为率，不复属钟鼓司”。[4]然而四斋、玉熙宫所演剧目多传自钟鼓司，与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史玄《旧京遗事》载，“内臣钟鼓司，专一统领俳优，如古犁园令官之职……神庙时，始特设玉熙宫，近侍三百余员，兼学外戏。外戏，吴歈曲本戏也。光庙喜看曲本戏，于宫中教习戏曲者有近侍何明、钟鼓司官郑隐山等”[5]。
钟鼓司所演剧目多由教坊编排，教坊编演剧本实钟鼓司演习剧目之主源。明宋懋澄《九籥别集》卷三载“院本皆作傀儡舞，杂剧即金元人北九宫。每将进花及时物，则教坊作曲四摺送史官校定，当御前致词呈伎。数日后复有别呈，旧本更不复进”[6]。《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中所载的内府乐本即明内廷所藏演的剧本。孙楷第认为内府本杂剧大部分为教坊司撰作，且多藏于钟鼓司。“今本《古今杂剧》有教坊编演剧本，盖教坊编演之本为钟鼓司采用耳，非其本属教坊司也”[7]。钟鼓司所用乐人亦多取于教坊。《明史》卷六十一载，“正德三年，武宗谕内钟鼓司康能等曰：‘庆成大宴，华夷臣工所观瞻，宜举大乐。迩者音乐废缺，无以重朝廷。’礼部乃请选三院乐工年壮者，严督肄之，仍移各省司取艺精者赴京供应”[8]。教坊优伶亦多有因演剧唱乐优秀而被净身入钟鼓司者。皇甫錄《皇明纪略》载，“正德己巳，诏问教坊童孺百人，送钟鼓司习技，又诏天下择其择倡优以进”[9]。
有明一代，教坊司执掌禁宫外廷音乐歌舞、宴享演剧诸事。《万历野获编》之“杂剧院本”条载，“今教坊杂剧，约有千本，然率多俚浅，其可阅者十之三耳”[10]。教坊所演剧戏大体两类，其一为席宴间即兴之戏耍嘲弄、逗趣取乐之戏，乃承继金元之戏弄、五花爨等院本。《大明会典》之“教坊司承应乐舞”条所载“耕耤礼”流程，“观三公九卿耕讫，本司承应用大乐撺掇百戏院本探子觔斗队舞毕。嘉靖十年更定、撺掇百戏俱于宴时承应”[11]。《明会要》卷二十二载，“弘治元年二月丁未耕籍田，礼毕。宴群臣时，教坊司以杂剧承应或出狎语”[12]。其二为元代已定型之杂剧样式。《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保存“本朝教坊编演”之剧本十八种，多祝寿庆赏、歌功颂德之作。
教坊司不仅承应宫廷演乐歌舞的编排与演奏，还兼管南北两京乐籍户属。明代南北二京皆置教坊司，以辖礼乐宴享之事。朝廷每有礼乐差役，乐户则受教坊司统一调配以供朝飨礼宴之用。此外，各处州县籍乐户亦轮值轮训于教坊司，以保持地方音乐文化与宫廷礼乐舞的一致性。①教坊司亦能更多地接受民间音乐文化的新鲜因素。
“教坊司—钟鼓司”演乐体系是维系明代宫廷音乐文化的基本组织。教坊司以其职责管理两京乐籍以供朝廷礼乐歌舞之承应，又因其精于演剧与俗乐诸艺，故兼理宫廷编排演剧等事务。钟鼓司因其皇室近侍之便习艺于教坊，以承应内廷演剧俗乐等职事。基层乐人因礼部征调入宫，把地方的新鲜音乐元素带到宫廷教坊，再由教坊而至钟鼓司、玉熙宫与四斋等演乐机构，从而维持了明宫廷音乐文化的鲜活生命力。
二、教坊、乐户之文化动力元素
乐籍，乃明代户籍制度之产物。中国古代以农为本，商工乐隶，皆属贱籍。乐户因其不能进行生产价值的创造，故地位低贱，多由贱隶、罪犯及其家属充之，且世代沿替。降至明代，乐户的卑贱地位变本加厉。明永乐初，朱棣籍没大批建文旧臣，发配其妻女入教坊司以供军士淫乐。自此，教坊盖如行淫卖笑之娼所，其地位亦随之骤降。
明代乐户隶属微籍，秉执贱役，士农商贾多不与之通。乐户定籍以来，历朝即有婚娶乐籍之禁。明代教坊乐籍地位愈加低贱，法律禁文、乡约家规对此亦变本加厉。《大明会典》“娶乐人为妻妾”条载，“凡官吏者、杖六十、并离异。若官员子孙娶者、罪亦如之。附过候荫袭之日、降一等、于边远叙用……(乐户)凡家长与奴娶良人为妻者、杖八十。女家减一等”[13]。乐户嫁人亦须脱籍从良，余怀《板桥杂记》，“(曲中女郎)从良落籍，属于祠部”[14]。祠部乃祠祭司。《明史》卷七十二载，“初，洪武元年置礼部……分四属部：总部，祠部，膳部，主客部……二十二年改总部为仪部。二十九年改仪部、祠部、膳部为仪制、祠祭、精膳，惟主客仍旧，俱称为清吏司”[15]。
明代乐户兼充官妓，庙堂廷宴、朝退私觞亦多乐户承应。《养吉斋丛绿》卷二十五载，“按国初沿前明，乐户即官妓也，故京城有教坊司”[16]。明初，朱元璋于金陵建富乐院等处以储官妓，供朝会大夫、士民商贾游乐赏宴，佐酒助兴。此时官妓未属教坊司执辖，后因富乐院将官妓饮生事，而尽遣官妓入南京城，乃归教坊司辖制。刘辰《国初事迹》载，“明太祖设富乐院于乾道桥，以大火复移武定桥。又以各处将官妓饮生事，尽起妓女赴京入院”[17]。明初无官妓之禁，士大夫朝退后多饮宴于官妓院。《明政统宗》卷九“本朝初不禁官妓，每朝退相率饮于妓楼，群婢歌觞伤饮踰时。后乃浸滛放恣、解腰盘薄喧啾竟日。楼牕悬系牙牌累累相比，日昃归署，半已霑醉，曹多废务”[18]。宣德年间，顾佐以官妓害政上书朝廷严禁官妓。明余继登《典故纪闻》载，“宣德四年八月，宣宗谕礼部尚书胡濙曰：‘祖宗时，文武官之家不得挟妓饮宴，近闻大小官私家饮酒，辄命妓歌唱，沉酣终日，怠废政事，甚者留宿，败礼坏俗。尔礼部揭榜禁约，再犯者必罪之’”[19]。顾佐上疏后，明代官妓制度在法律上革除。乐户不再承应朝廷士大夫觞宴，然其仍以本司特长开设妓院以纳税谋生。
有明一朝，教坊司兼宫廷乐舞执行机构与世俗行院两种身份。这两种身份的行使都是以乐户为介质而联系起来的。宫廷礼乐歌舞与民间乐舞艺术的交流，使民间的新兴戏曲及新鲜音乐元素及时地反馈到宫廷。同时，教坊司所具有的独立司法资格也使乐户有一个稳定的环境来经营青楼行业。教坊乐户以贱籍担值朝廷祀祭典礼、廷宴歌舞、礼宾会客等差役，亦以其精于乐舞而建青楼妓馆以谋生。青楼文化在明末达其顶峰，之间演绎的士子名流与红尘佳人的悲歌亦成为绝响。明清鼎革，已成断壁残垣的青楼歌馆承载着国破家亡的感慨，亦承载着一朝兴替之寰宇。
三、乐户、青楼与明代文学
青楼，又称行院②，由以富乐院为代表的明初官妓院演变而来。明代青楼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它既包含以乐户为主体的朝廷音乐人，也包括以出卖色艺而谋生的妓户组织。因二者地位低贱，且多由犯罪及其家属充任，故后世往往混同于一。明初以富乐院为代表的官妓院，以乐舞侑觞为主业，兼以承应官员饮宴活动。朱棣践祚后，大肆籍没建文朝将官妻女于教坊以供兵士淫宿，是教坊兼充卖淫娼窠之始。明中后期，城市商品经济发达，使服务于市民阶层的艺术群体逐渐壮大起来。市民阶级、青楼歌馆与服务于市民经济的艺术群体，共同构成了明代市民文学艺术发展的主源。
城市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市民娱乐市场的繁荣。乐户亦逐渐利用自身优势来经营青楼歌馆以谋利殖产，以两京、苏杭、大同为代表的青楼逐渐发展起来。“今时娼妓布满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百计，其他穷州僻邑，在在有之，终日依门献笑，卖淫为活。生计至此，亦可怜矣。两京教坊官收其税，谓之脂粉钱。隶郡县者则为乐户，听使令而已”[20]。明中后期，青楼文化已成为市民文化的集中代表。明代俗文艺之说唱、戏曲，以及雅文艺代表之琴棋书画，雅文学之诗词歌赋等艺术在青楼文化中皆有集中体现。赴两京应考之士子才秀，经营产业之富商巨贾，以及各方的游历仕宦与红粉佳人、诸色艺人汇聚于此，使其成为一个集中代表城市艺术的俱乐部。这一趋势在明末表现得更加突出。明末东林、复社诸公子与红尘佳丽演绎了一幅壮丽悲慨的爱国之歌。
青楼，作为官方妓院的代表，一般建立在政治、经济集中之地。明代教坊南北两设。成祖迁都北京后，在北京形成以北教坊三院为主的青楼体系，并延续至清初。《养吉斋丛录》卷二十五载，“钦定《日下旧闻考》所载有东院、南院、本司胡同，教坊司也。勾阑胡同、演乐胡同、马姑娘胡同、宋姑娘胡同、粉子胡同谓皆当时北里”[21]。南京教坊沿替变化较大。明初朱元璋于南京建十六青楼以储官妓。③后因朝官于青楼饮酒生事，复移乐户至南京城之行院，归教坊司辖制，此实教坊司兼管青楼之始。万历时，青楼以旧院、和宁院、南院为代表的金陵六院为盛。明末教坊六院零替，青楼以旧院、珠市、南市为翘楚。《板桥杂记》载，“洪武初年，建十六楼以处官妓……自时厥后，或废或存，迨至三百年之久，而古迹寝湮，所存者为南市、珠市及旧院而已。南市者，卑屑妓所居；珠市间有殊色；若旧院，则南曲名姬、上厅行首皆在焉”[22]。明万历后，南京青楼逐渐盖过北京青楼而成为行院翘楚。
青楼女子精通音律，琴瑟鼓吹、唱曲演剧无一不尽其妙。这与教坊与乐户的音乐职属有关，历代乐户皆以歌舞专长，尤以两京教坊乐户为精。崔令钦《教坊记》、夏庭芝《青楼集》所记青楼名妓多为歌唱技艺名家。《教坊记》载，“西京右教坊在光宅坊，左教坊在延政坊。右多善歌，左多工舞，盖相因习”[23]。元代青楼女子多精于戏曲诸艺。《青楼集》中之珠帘秀、顺时秀、国玉第等妓皆擅杂剧等曲艺。明代青楼承继前朝余风。《板桥杂记》所载金陵名妓亦多以诗词戏曲见长，如专工戏曲排场之尹春，擅“玉茗堂四梦”之李香等。张岱《陶庵梦忆》亦载，“南曲中妓，以串戏为韵事，性命以之。杨元、杨能、顾眉生、李十、董白以戏名”[24]。青楼女妓于席间陪觞侍酒、佐乐助兴之传统在唐代已为滥觞。明代两京乐户亦以觞宴之擅而承继青楼传统。金陵旧院翘楚擅于行酒使令者比比皆是，如李大娘、王小大、李三娘辈。青楼除烟花女子之外，亦有诸色艺人，《板桥杂记》载，“曲中狎客，则有张卯官笛，张魁官箫，管五官管子，吴章甫弦索，钱仲文打十番鼓，丁继之、张燕筑、沈元甫、王公远、朱维章串戏，柳敬亭说书”[25]。青楼女妓与诸多艺人共同构建了青楼文化的艺术氛围。
青楼见证着明代的兴衰荣辱，亦是明代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曹大章之《秦淮士女表》、钱谦益之《列朝诗集小传》、潘之恒之《亘史钞》、余怀之《板桥杂记》皆为青楼女子立传。太平盛世，王公贵胄、富商巨贾、学士名流集于青楼，诗词歌曲、唱和应答，谱写盛世之歌；明清易鼎，青楼女子与抗清斗士肩负起国仇家恨的历史使命，即使螳臂当车，亦叙写了一曲巾帼侠情的历史悲歌。
明代教坊、钟鼓司、乐户与青楼，是维系明代宫廷与地方、官方与民间、高雅与世俗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动脉。这一动脉交织着以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为代表的雅文艺，以戏剧说部、弹唱艳曲为代表的俗文艺。不仅如此，教坊、乐户与青楼亦是明代文学中重要的主题元素，明代发达的说部、戏曲文学有相当大部分是以教坊、乐户与青楼为题材的。如果不了解这一文化动脉，就很难完全把握明代文学产生的时代背景、主题元素。
注释：
①《中国音乐学》2001年第2期，项阳《轮值轮训制——中国传统音乐主脉传承之所在》认为，“除了常住宫廷的乐人之外，居于州府郡县的乐人们要到宫中教习，从而使得宫廷与地方官府在用乐上保持相当的一致性”。
②青楼盖有广狭之分，广义指的是所有以卖淫为主的窠所，包括官方行院与民间私窠子。狭义指的是执辖于两京教坊并由乐户经营管理，而集中承应士民商贾娱乐消费的行院。此篇乃取狭义执指。因私人淫所在妓院规模、繁华气度、艺术修养等方面均难望其项背，故不赘论。
③此外亦有六、十四、十五楼之记载。《明朝小史》认为明初所建为六楼。姜明叔《蓉城诗话》载为十四楼。《五杂俎》、《板桥杂记》均载为十六楼。胡应麟《艺林学山》认为十四楼盖十六楼遗南北二楼所致，“按金陵本十六楼，今称十四楼，而遗南市北市二楼。何也?诸楼尽废，独南市楼尚存”。盖明初所建青楼数量当为十六楼，其数量之抵牾实因文献辗转传载生误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