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意识”、“社会性别意识”辨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论文,性别论文,女性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越来越多的妇女理论工作者意识到gender这个概念在理论与实践中的重要意义。但是，这个重要概念的中文译词却不固定。较多的人使用“性别”，也有人（包括本人）作用“社会性别”来指gender[①a]。此外，还有三个中文词被不加区别地用来指gender consciousness：“女性意识”、“性别意识”、“社会性别意识”。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些词语出现的社会历史背景的分析来理解它们的不同内涵，从而说明这些词语所反映的中国当代社会性别话语（gender discourse）的复杂状况。
“女性意识”、“性别意识”
1.词语引起的困惑
在当前我国对妇女问题的讨论中，女性意识或性别意识是个热门话题。如果我们仔细地审视一下讨论者的语言，我们会发现，不同的人用同样的词在表达不同的意思，并且，不少人对这两个词表示困惑。请看从《中国妇女报》上选摘的几个例子：
——中国妇女有自己的优势，对西方不能盲目追随。中国妇女也有自己的不足，比如自身的女性意识不够强[②a]。
——在男女都一样的革命年代，还没有女性的意识，便面临结婚，生育，茫无目的的去承担义务；改革开放后，有了一点女人的感觉，便到处要女人性感，化装，于是又不知所以地忙着打扮，始终没搞清自己是怎么回事；当了作家，有了一点女性意识，又被人认为能干的女人不是女人[③a]。
——女人并不是具有了女性的生理结构就一定有女性把握世界的这种眼光，因为男性社会的历史过程造就着你，使你已经不自觉地作出了一种认同，我们只会用一种眼光去看世界了。我想，中国妇女的性别意识的程度可能比估计的要低[④a]。
——“性别意识就是处处保护女的，照顾女的。”也有的女干部说：“我从来都与男人平等竞争，不要考虑自己是个女的，要性别意识干什么？”[⑤a]
——性别意识就是男女平等的意识[⑥a]。
从以上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在目前的语汇里，“女性意识”和“性别意识”是被替换使用的。其次，这两个词所指的内涵很不确定。根据我所涉略的文字材料归纳起来，这两个词大约包含了下述内容：①天生具有的自然女性意识，包括女人对美的追求，对自身魅力的意识②女性对成为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主体的有意识追求；③对社会体制结构中阻碍女性发展的因素的警觉；
上述对女性意识、性别意识的不同界定虽然同时存在却有各自不同的来源和历史背景。
2.自然“女性意识”的来历
70年代末80年代初，妇女问题第一次成为共和国时期的热门话题，对文革极左思潮的反思，把妇女从笼罩一切的阶级概念中分离，对男女都一样的主流社会性别话语进行了否定。
这里，我们需要作一个简短的历史回顾，以便理解“男女都一样”的社会性别观念的来源和发展，以及它同中国当代知识妇女的关系。
从本世纪初开始的中国妇女解放历程具有与西方女权运动既相似又相异的开端。启蒙运动排斥女性的人权概念激起了西方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雄心。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诞生之际，西方女权运动正风起云涌。中国男性知识分子不仅对西方妇女的斗争表示理解，还将女权的实现视为现代文明的标志，中国富强的先决条件。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更是以妇女问题为突破口来提倡个人权利，反抗传统文化的统治。可以说，中国的启蒙运动是从争取妇女的平等权利开始的[①b]。
在男女平等的大旗下，“五四”的女青年身体力行地开始了自身解放的行动。“女人也是人，也要有独立人格”成为那一代知识女性的主体意识。这同二十世纪末知识妇女“做女人”的呼声形成鲜明对照[②b]。“人的意识”和“女性意识”也可说是这两个时代的突出标记。那么，历史如何会出现这一意味深长的转折的？
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尤其是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理论深入剖析了欧洲启蒙运动的主体（subject）的构成，指出：启蒙运动建构起的主体是渗透着西方男性文化的主体，这个男性主体的构成是以排斥女性来完成的，女权主义的目标不是要成为这个以男性为模式的主体[③b]。从刚才的历史回顾中，我们看到中国新文化启蒙运动在建构人的概念时是有意识地包括女性的。一个排斥，一个包括，两个启蒙运动对女性的不同态度是形成不同的中西妇女解放历程的重要原因。可以这样说：西方女权运动来源于欧洲启蒙运动对女性的排斥，而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出现则是中国启蒙运动包括女性的结果。但中国启蒙运动在引进人的概念时，是否照搬了西方的男性主体？回答是肯定的。从新文化运动到今天，表达中国男性知识分子对西方男性主体倾慕的文字不计其数[④b]，尽管“人”字在中文里是中性的，在西方启蒙运动影响下建构起来的“人”的内涵显然是“男人”。
基于对“人”的内涵这种社会性别的分析，我们看到两个启蒙运动对女性的排斥和包括的意义是：西方的启蒙运动既不让女人享受男人的特权，也不要女人做男人，中国的启蒙运动既让女人享受男人的特权，也要女人做男人。这里的内在逻辑是：若要享受男人的特权，女人必须成为男人，即：以男性价值准则来要求自己，同男人一样在社会领域里运作。本世纪初凡渴望做人的中国知识女性是深悟这一逻辑的，她们在行为上甚至发式服饰上都力图表现出男儿的雄姿，为了能象男人一样不受牵累地干一番事业，许多女青年选择了独身。同男人一样是这个时期许多知识女性的愿望和选择，作为第一代打破性别隔离、突破性别禁区的妇女，她们因能够闯入男人的世界而获得强烈的解放感、自由感和满足，同男人一样因此成了妇女自己也认同的妇女解放目标。在同一时期，西方女权运动的主流也在争取进入男性世界，享受与男性同样的权利。
但是，似乎公允的与男性一样运作从而享受同等权利的逻辑，却包含着不合理性。首先，它抹杀、掩盖了传统的社会性别分工对女性的要求。在不改变社会性别分工的情况下，在女性依然承担着为男性提供各种家庭服务的重负时，要求女性同时和男性一样在社会中运作以取得和男子同等的报酬、权利及地位，这显然是极大的不公平。对这一不公平，新文化先驱们是有所认识的。在西方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影响下，当时不少男性知识分子提倡家务劳动社会化作为妇女解放的重要条件。随着《妇女与经济》一书在中国的翻译出版，美国女权主义者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的公共厨房和托儿所的设想在二十年代的知识界广为流传。中国共产党则在延安时期便开始实施这些解除妇女重负的措施。但是，解放以后大规模的实践证明，这些措施虽然有助于减轻妇女的负担，却不足于改变传统的社会性别分工，大部分走上社会的妇女依然在家庭中承担着传统女性的重负，双重负担问题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妇女的突出问题。
其次，对男女平等权利的追求演变为“男女一样”的要求，这本身是男性中心文化在妇女解放过程中的一种表现。从“五四”以来的男女平等是以男性行为为准则来要求衡量女性的，其不言而喻的含义是：男性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男性所代表的一切在价值上高于女性所代表的一切。对于这一点，连提倡妇女解放的中国新文化先驱中也极少有人认识到[①c]。我们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也为自己能达到男性标准而自豪，未能提问：“女同志能办到的，男同志能办到吗？”“如何看待男女之间的差别？”“谁在界定各种差别的意义？”“我们所习以为常的男女差别的价值观念是如何形成的？”“男女的哪些差异在被比较？”“这种比较的目的是什么？”“平等权利只能属于无差异的群体吗”[②c]我们没能质疑，因为男尊女卑，男优女劣的社会性别等级观念深植于男性中心社会的每个人心中，包括我们这些自以为实现了男女平等的一代女性。
以男性为准则的男女平等也在文革中达到极点。因此，文革后一些女性的思想解放便以拒绝做男人、“回归女性”和赞美女性经历来表达。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回归女性”并不是文革后全体中国妇女的追求。事实上，即使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大部分妇女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现实仍然是男女有别的。50年代甚至提倡女人应是最漂亮的。直到今天，恐怕许多农村妇女渴望的还是能做男人一样的事，因为那起码意味着较高的收入[③c]。
有意思的是，西方女权主义在70年代下半叶出现过相似的思潮。在批判男性主流文化的统治过程中，一些女权主义者开始正面强调女性的生理差别，推崇女性文化和价值观。尽管这些被称为文化女权主义的理论产生于跟中国的女性意识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其内涵也有很大差别，两者却有一个共同点：都把女人描述为本质性的存在，一个与男人相对的固定的范畴。西方文化女权主义理论在80年代初很有影响，虽然在80年代下半叶受到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的有力批评，体现了文化女权主义基本观点的许多女权主义实践依然方兴未艾，如生态女权主义、女权主义和平运动等等，这些实践都以基于母性的女性优越价值观为出发点。中国的女性意识的建构是否也受到西方文化女权主义的影响呢？通过各种渠道，国内妇女研究学者对它还是有所了解的，国内也出现过对女性文化的讨论，应该说这两者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因为我们对外来思潮的态度取决于我们的政治文化背景和现实斗争的需要，在五花八门的西方女权主义理论中，最有可能吸引处在性别分化过程中的80年代的妇女研究学者的，是文化女权主义和更早些的激进女权主义的本质主义的观点。
3.对自然“女性意识”的反思
应该看到，以自然化的女性为基础来建构当代女性主体意识，也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对所谓男女自然本质的论述往往把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理论奉为普遍真理，包括西方对人的本质论和本体论的认识。我国80年代不少所谓科学地阐释女性特点的书，往往是搬弄了一些西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心理学理论。这些理论已经被当代西方学术界证明：它们并不是在客观地描述自然现象，而是在对男女社会行为提出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说，80年代以来为了适应中国社会性别分化的需要而引进的许多所谓科学理论，实际上引进了西方20世纪中叶以前的主流社会性别观念。无怪一些美国女权主义者觉得80年代中国的妇女观令她们想起美国50年代的“女性的奥秘”。
其次，在社会性别等级制的文化中，所谓女性的“自然本质”是低于劣于弱于“人的（即男性的）自然本质”的。在未能清理、解构“女人”一词所包含的所有文化含义（历史的，当代的）之前，“做女人”的口号必然调动起“女人”这个符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标志的负面意义，而对依然存在的社会性别等级文化则毫无批判力。强调“女性的生成和进化先于阶级，并在本质上超越阶级，两者隶属于不同的范畴（妇女属于人类本体范畴，阶级属于社会历史范畴）”[①d]，那便是认识论上的自我束缚。因为，脱离了对女性生存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的考察，脱离了对女性所处的家庭、家族、社会关系的了解，我们是无法阐释和揭示置女性于从属地位的历史过程以及权力运作场所的。把女人的特点自然化也会掩盖形成那些特点的女人不同于男人的社会地位和经历。中国“女性意识”的建构与西方文化女权主义的努力也很不相同，后者是在批判占统治地位的男性文化价值观的前提下试图建构女性文化价值观，其锋芒所指是西方文化中的男性内涵。中国的“女性意识”建构过程则主要表现为女性的自律和自我发现，对中国文化中的男性内涵是什么，它的形成与女性内涵有什么关系，男女的内涵是怎样形成，如何演变的，等等，都很少涉及。今天，国家界定妇女的权力已几乎被商业文化所取代，大众传媒与广告不断制造各种“现代”女性形象，其基本要素不外乎消费主义+传统女性美德+性感，女人是获得了打扮化装自我表现的自由。同时也比共和国历史上任何时期更有可能成为男人的附属品或玩物。如果说自然“女性意识”在80年代曾给过妇女一种解脱和自由感，在政治、经济、社会条件变化了的90年代，它显然已不再是一种能赋予女性力量和具有批判力的意识形态。
第三，对女性特点的非历史性的描述往往无视女性之间因所处的地区、文化、阶级等不同所形成的差异而构造出一个统一的女性标准，这类“女性味”的标准一旦成为主流妇女观便可能对不符合这类标准的女性造成压抑。从我国当代女性对“女强人”称号的厌恶也可衡量出“女性味”话语的强大力量。做有“女性味”的女人并非是自然表现了女人的天性，而是在新时期的不同形式的被塑造。文革后的一代城市女青年已被塑造得如此有女性味，以致于她们在职业选择时也有意识地趋向女性行业。在1992年上海的一个妇女研讨会上，我国杰出的物理学家谢希德因为复旦大学物理系女生入学数跌到零而大声疾呼。对比50年代和60年代女青年踊跃打破职业界限的状况，我们很难断定今天的女性是否有更多的自由来充分发展自己的潜能。
西方女权主义者对文化女权主义理论的批评主要针对其强调男女性本质差异的倾向。在此我摘录一段评论为例：“在男女间界定一条鲜明的界限会加剧男性对被看成有女性味的恐惧，而这无益于改变现状，因为它强化了男人对男性刻板模式的迎合。此外，夸大女人同男人的差异也会形成女人是另一个（德波娃的概念）的观念。再则，占统治地位的男性文化对女性保持距离和疏远还会导致将女人视为物品，这一点在一些色情形象中，和许多对女性的身体和性的虐待中表现得很明显”[①e]。西方女权主义者还指出，强调女性的差异常常掩盖了对形成差异的家庭、社会结构的改造的必要，而女性的差异又经常被用来合理对女性的不平等待遇；对女性作本质性阐释的结果是反映和再制造统治文化关于女性的种种设想，等等[②e]。
这些评论对我们面对的状况也具有一定的针对性。
“性别意义”、“社会性别意识”
在当代社会语言中，“性别意识”与“社会性别意识”可以表达截然不同的内容，也可以表达相同的内容。“性别意识”这个词在新时期的出现具有同上面分析的“女性意识”同样的历史背景，因此，该词若在“女性意识”话语中出现，其含义是“对自然性别差异的意识”，这个含义同“社会性别意识”没有共同之处。因为它有这层意思，所以我在第一部分的标题中将它并列于“女性意识”。
进入90年代，尤其是在我国筹备世妇会的过程中，“性别意识”开始具有不同的含义。gender概念被引进了，“性别意识”被作为gender consciousness的译词开始在妇女研究界流通使用。中国妇女研究者对这个核心概念的关注反映了我们迫切需要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的现状。世妇会后，妇联的领导开始推动“性别意识”在中国的传播。在对两个文件的宣传介绍过程中，许多学者更是有意识地解释宣传“性别意识”的新含义，《中国妇女报》还组织了专栏讨论。这次有意义的讨论明显地反映了多种思潮的影响以及暴露了词语引起的困惑。
1.Gender的来源和意义
Gender既是当代妇女理论的核心概念，又是女权主义学术的中心内容。而在二十多年前，Gender这一词只能用于语法中，仅指词的阴阳性。
Gender这个冷辟的语法用词怎么会成为女权主义的关键词语的？这同西方女权主义者，尤其是首先使用这词的美国女权主义者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密切相关。20世纪中叶，美国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性别话语是“女性的奥秘”（弗里旦语）。意识形态和社会体制组织携手作出对女性的严密规范，即贤妻良母是正常女性的唯一生存方式。这套社会规范的科学理论基础是生物决定论，即贤妻良母的角色是由女人的生理差别所决定的，归根结底，性的差别（sexual difference）决定了女人的从属地位。
在这个背景下，60年代末出现的美国当代女权主义者冲击的重要目标是“生物决定论”。初期的一个重要步骤是区分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生理性别指婴儿出生后从解剖学的角度来证实的男性或女性；社会性别则是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男女有别的期望特点以及行为方式的综合体现。这个区分的目的是指出：妇女扮演的性别角色，并非如以前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所说，是由女性的生理所决定的，而是由社会文化规范的；人的性别意识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对家庭环境和父母与子女关系的反应中形成的；性别意识和性别行为都是在社会文化制约中形成的；生理状况不是妇女命运的主宰，男女性别角色是可以在社会文化的变化中改变的。初期的女权主义者没有立即用gender来表述这种区分，而是用sex role（性别角色）来指称社会对女性的规范。但因为sex role仍与sex（性别，性）有明显联系，需要一个没有传统文化包袱的词来表达她们的新认识，所以在70年代上半叶，她们开始用gender来指称有关女人的社会文化含义。
同西方学术界解构西方二元对立的认识论相关，90年代的女权主义反对将自然与文化对立，以及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对立；强调人作为一种生物，处处都印上了社会文化的痕迹，包括性。这类对sex和gender不断深入的讨论使社会性别理论日趋丰富和复杂。
二十多年来，gender（社会性别）已经发展成西方学术中的一个重要分析范畴，国际妇女运动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但是，在世妇会以前，我国学术界，甚至妇女研究界，对它的了解都是有限的。这一状况可能同社会性别理论的性质有关。同马克思主义创立的阶级概念相似，女权主义创立的社会性别概念也致力于探究一个被压迫群体——妇女——的历史与现状。但是，与阶级概念的诞生不同，社会性别概念不是产生于一个或几个人的著述，而是女权主义的集体创作。并且，这个创作没有事先规定的提纲和要求，而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人从自己的学术背景或现实关注出发，从各个角度对社会性别进行探讨和阐述，表达各不相同的理论观点。
盖儿·鲁宾在1975年发表的《妇女交易：性“政治经济学”笔记》影响很大，因为她提出了性／社会性别制度的概念（the sex—gender system）。“性／社会性别制度是社会将生物的性转化为人类活动的产品的一整套组织，这些转变了的性需求在这套组织中得到满足”[①f]。她指出，是家族的再生产，或者说，是妇女交易，在家庭中再生产了男性权力和构造了社会性别身分。
受到鲁宾的启发，女权主义学者们从各个方面探究社会性别制度在各种社会文化及各个历史时期的形态和演变过程，社会性别制度与其它制度如家庭、政治、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等等。对任何社会组织形态的研究都需要考察社会性别制度在其中的运作。对社会性别制度的研究扩大了社会性别这一词的内涵，也奠定了西方妇女学的理论基础。
80年代末，琼·斯科特的文章《社会性别：一个有助于历史分析的范畴》用后结构主义理论对社会性别作了新的阐述。她强调：“社会性别是诸多社会关系中的一分子，是基于能观察到的两性差异之上的；社会性别是表示权力关系的一种基本途径”。作为社会关系的一分子，社会性别涉及到四个互相关联的因素：1.具有多种表现形式的文化象征；2.对象征意义作出解释的规范性概念（在宗教、教育、科学、法律、政治理论中表达）；3.政治和社会机构组织；4.主体身分的历史构成。作为表达权力的一个基本场所或途径，社会性别同权力的观念和权力的构成牵连在一起，因为权力的分配（对物质资源和象征意义资源的控制和支配）经常以社会性别观念为参照……。把社会性别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来考察的含义是：象任何一种社会关系一样，它的形成涉及到社会文化各个部分；对它的考察必须是历史的、具体的，而不能是超越社会历史的、本质主义的[①g]。
上述不同理论之间的关系不是互相否定而是互相补充，也就是说，我们既可以把社会性别作为一种制度来认识，也可以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来了解。社会性别概念只有用于特定条件下的具体分析才有意义。社会性别是西方女权主义在对她们的文化、历史、社会的剖析过程中发展的理论框架。她们阐述的西方社会性别具体状况也许与我们的社会性别状况不尽相同或很不相同，但是，将社会性别看作一种制度一种社会关系的认识却是我们可以借鉴的。我们可以用这样的认识来考察我们的社会性别状况，在对我们自己社会性别状况的历史的具体的分析中，丰富社会性别理论。
2.翻译的缺陷和理解的障碍
从上述对gender内涵简要的部分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目前我们使用的译词的不当。用“女性意识”来指称gender consciousness表达的是我们自己在文革后形成的观念，而没能转达gender在当代女权主义中的含义。中文的“性别”二字同样包含了我们自己的文化意义，用“性别”来指称gender不仅对我们的理解造成限制也会产生概念的混淆。
在性的问题上，如果不是用社会性别制度和社会性别关系来分析现存的文化观念，而是用现存的语言，现存的观念来作表述，那我们不仅不能打破无所不在的传统文化的网，还可能巩固它。
需要强调的是，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西方女权主义20多年来发展了一套自己的批判语言，gender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词。也正因为此，我们在翻译这个词和其它女权主义概念时应格外谨慎，要避免用饱含阵旧观念的语言来包装新的概念。认识到这一困境，我主张用社会性别。这个词的好处是，两个词组是中文里常用的，不至于给人太大的距离感；两个词的组合却是以前从未出现过的，使人不能想当然地以自己的理解去套，而会产生一个问号：什么是社会性别？这种不带假设地提问是了解一个新概念的有利前提。但这个词的缺陷是，依然用了载着文化包袱的“性别”二字，未能表达出gender所标志的西方女权主义的新突破。此外，四个字的词组显得累赘，不上口，不利于流通。
我们需要群策群力，集思广益，为gender找更贴切的中文译词。同时，我们需要剖析各个词语的内涵，考察它们历史的演变，从中追踪中国社会性别观和社会性别关系的变化，并在对我们的历史和现状具体的分析中确定我们对变化纷繁的事物的立场和对策。
注释：
[①a] 参见《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鲍晓兰主编，北京：三联书店，1995；《英汉妇女与法律词汇释义》，谭兢嫦、信春鹰主编，北京：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女性的崛起：当代美国的女权运动》，王政著，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
[②a] “用女性的眼睛看世界”，《中国妇女报》，1995年10月30日。
[③a] “女作家谈女性意识”《中国妇女报》，1996年8月6日。
[④a] “用女性的眼睛看世界”，《中国妇女报》，1995年10月30日。
[⑤a] “读者点题”，汪红雨，《中国妇女报》，1996年1月1日。
[⑥a] “性别意识与参政决策”，张晓玲，《中国妇女报》，1996年7月9日。
[①b] 参见Feminism and China's New Women of the May Fourth Era,Wang Zheng,(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Davis)1995;《女性的发现》，舒芜著，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促膝谈五四——本刊总编访夏衍”，《东方》，1995年第2期，第24页。
[②b] 见李小江、谭深主编，《知识妇女》辑丛，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扉页。“有一句老话：‘先做人，再做女人’。对此，知识妇女是一个超越，她的信念是：做女人，做全面发展的人！”
[③b] Judith Butler,"Contingent Foundations:Feminism and the Question of'Postmodernism'",in Feminists Theorize The Political,Judith Butler & Joan W.Scott,eds.,New York:Routedge,1992.
[④b] 见李欧梵著，《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Harvard，1973。作者并没有从社会性别角度探究现代中国知识男性的构成，但是他引用的翔实资料却反映了从本世纪上半叶开始的中国知识男性对西方文化表达的雄性的仰慕和接受。
[①c] 周作人是五四男性知识分子中对妇女问题独具慧眼的一位。他在1927年写的北沟沿通信中明确指出：“现在的大谬误是一切以男子为标准，即妇女运动也逃不出这个圈子，故有女子以男性化为解放之现象…”见《女性的发现》，第13页。
[②c] 美国女权主义理论家琼·斯科特对平等差异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作过批驳，她指出：“平等”在政治上的意义就是包括和建筑在承认差别的基础上的。见Joan W.Scott,"Deconstructing Equality—Versus—Difference:or,The Uses of Poststructuralist Theory for Feminism",in《Theorizing Feminism:Parallel Trends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eds.,by Ann C.Herrman & Abigail J.Stewart,Boulder:Wwstview Press,1994.
[③c] 见《中国云南农村妇女自我写真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当代云南农村妇女在这本反映她们自己生活的摄影集中，表现了做农村女人的艰辛，表达了“现在，男人能作的事，女人也一样可以做”的自豪，却丝毫没有“回归女人”的意识。
[①d] 李小江，《夏娃的探索》，第32页。
[①e] Rachel T.Hare—Mustin & Jeanne Marecek,"Gender and the Meaning of Difference:Postmodernism and Psychology~,in《Theorizing Feminism》,eds,by Herrman and Stewart.
[②e] Linda Alcoff,"Cultural Feminism Versus Poststuralism:The Identity Crisis in Feminist Theory",Signs,vol.13,no.3,Spring 1988,pp.405—436。
[①f] Gayle Rubin,"The Traffic in Women:Note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of Sex~,引自《Modern Feminisms》,ed.by Maggie Hum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2,pp.257—258.
[①g] Joan W.Scott,《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New York:Golumbia University Press,chapter two,p.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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