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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论
邓小平强调，必须完整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同样，我们也必须完整准确理解邓小平理论。在今天，尤其需要完整准确理解邓小平关于发展的科学思想，这对于我们贯彻落实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所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推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 完整准确理解邓小平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社会全面发展关系的科学思想
重新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进行拨乱反正所取得的最重大的成果，也是邓小平理论的首要的核心思想。他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基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对于这一点，他在理论上作了深刻、系统的阐述。他指出，第一，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第二，这是由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所决定的。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第三，这是当代中国解决一切国际国内问题的物质基础，“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归根到底，都要求我们的经济建设搞好”，国内许多政治问题、社会问题，都要靠发展经济来解决，“经济不发展，这些问题永远不能解决”。第四，这是社会主义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物质基础。“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要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鉴于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最终决定作用，也鉴于我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忽视发展经济、搞“阶级斗争为纲”的严重教训，邓小平一再告诫我们，对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要“扭住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一天也不能耽误”，“一心一意搞建设，发展生产力”，“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这些话，可以说是斩钉截铁，毫不含糊，而且语重心长。
邓小平在重视发展经济的同时，并没有忽略其他。相反，他一再强调，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他说：“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如像经济与教育、科学，经济与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他十分重视民主政治建设，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而且民主必须“法律化、制度化”。他十分重视精神文明建设，指出：“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十分重视科技和教育，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他还十分重视医疗卫生、住宅建设、交通市政建设、商业服务等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指出，过去“经济发展和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发展的比例失调，教科文卫的费用太少，不成比例”，“非要大力增加教科文卫的费用不可。”他还说，过去工业和住宅建设、交通市政建设、商业服务业建设比例失调，即“骨头”和“肉”比例失调，如此等等。其中许多讲的都是社会建设问题，尽管邓小平没有使用社会建设这个词。所以邓小平在强调经济中心地位的同时，是很重视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
在发展理论研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邓小平理论是“经济中心论”，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发展论”，它们是两种不同的发展战略，现在要从“经济中心论”转到“全面发展论”。这种说法，既没有正确理解邓小平理论，也没有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如上所述，邓小平既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讲社会全面发展；同样，科学发展观既讲全面发展，也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它们的基本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区别仅仅在于，针对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不同，有时侧重点不同罢了。但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社会全面发展相统一这个根本指导思想上，则是一脉相承的。
在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出现了一些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如城乡、区域发展很不平衡，贫富差距不尽合理，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等等。对于这些问题，必须高度重视，有针对性地统筹加以解决，在实际工作中要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公平正义、社会和谐。这样做，是为了实现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地发展，而不是否定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相反，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为解决上述突出问题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必须明确，我们党的科学发展观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科学发展观。胡锦涛同志说：“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不能离开发展这个主题，离开了发展这个主题就没有意义了。发展首先要抓好经济发展。”“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才能更好地解决前进道路上的矛盾和问题，胜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全党全国都要增强促进发展的紧迫感，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松，充分调动和切实保护广大干部群众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坚定不移地推动经济可持续协调健康发展。”
必须明确，构建和谐社会也要以经济发展为物质基础。《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要和谐首先要发展。社会和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发展的协调性。必须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为社会和谐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就没有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主义就缺少吸引力、凝聚力，社会就难以保持稳定；没有生产力的发展，政府就没有足够的财力去支持欠发达地区和弱质产业的发展，也没有足够的财力去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增加公共管理投入，从而也就难以做到真正的社会公平。因此，决不能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构建和谐社会对立起来，而必须把二者统一起来，如《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说，要“以发展巩固和谐”。
二 完整准确理解邓小平关于先富后富与共同富裕关系的科学思想
有人说，邓小平理论是“先富论”，科学发展观是“共富论”，为了实现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实现由“先富论”到“共富论”的转变。这种说法同样是对邓小平理论和科学发展观的误解或曲解。
在先富后富与共同富裕的关系问题上，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十分明确和一贯的。
首先，邓小平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目标。他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又说：“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决不搞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如果搞两极分化，“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其次，邓小平指出，“先富后富”是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共同富裕不是、也不可能是同时富裕和平均富裕。如同一切事物的发展那样，共同富裕也是有先有后、波浪式地向前发展的。邓小平说：“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这就必然使人们的收入产生差距。这种差距是动力，它有利于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先富起来的人们也可以产生极大的示范效应，影响左邻右舍，形成全社会积极向上、努力进取、共创社会财富的良好氛围，从而实现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又为先富帮后富创造更多的物质条件，使国家有更多的财力、先富起来的人们有更大的实力去帮助后富的人们，最终有利于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所以，邓小平说，“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再次，邓小平指出，要采取切实措施，防止两极分化。先富后富，是富裕次序、富裕程度的差别，不是富的愈富、穷的愈穷的“两极分化”。为了使“先富后富”的政策有利于“共同富裕”而不致于走到两极分化，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原则和措施。其中包括，第一，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是防止两极分化的制度保证。他说：“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第二，“对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第三，对困难群众，“国家应当从各方面给以帮助，特别要从物质上给予有力的支持”。第四，“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自愿拿钱来办教育、修路”。如此等等。
实践证明，先富带后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全国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在处理先富后富与共同富裕的关系问题上，目前还有许多问题迫切需要我们认真加以解决。突出的问题是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比较严重，贫富之间的差距过大，而且有愈来愈大的趋势。
因此，在当前，正确处理先富与后富的矛盾，要更加注重解决后富人们的问题，特别是着力解决尚处于贫困状态的人们的问题。早在1993年，邓小平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会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又说，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这个问题要解决。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这些话，可以说高瞻远瞩，有很强的预见性。党的十六大以后，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在坚持“先富后富”这个大政策的同时，要求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缓解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趋势，并通过完善税收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增加政府公共投入和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第二次分配促进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些重大决策同邓小平“共同富裕”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是针对新的情况落实共同富裕思想所采取的具体措施。邓小平理论也好，科学发展观也好，在先富后富与共同富裕关系问题上，都是“统一论”，而不是“对立论”。通过先富后富、最终达到共富，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一贯方针，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当动摇。
理论家 杨春贵
三 完整准确理解邓小平关于沿海率先发展同区域协调发展关系的科学思想
同先富后富与共同富裕的关系问题相联系，还有一个沿海率先发展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关系问题，二者都属于发展的平衡与非平衡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同样要坚持“统一论”，而不能搞“非此即彼”的“对立论”。
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有先有后，有高有低，波浪式、非平衡发展，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一刀切”、“齐步走”，追求无差别境界，追求绝对平衡，只能是一种幻想。但是，非平衡不等于失衡。犹如人的两条腿，走路总是有先有后，这种非平衡是正常的；但如果老是一条腿在先，就成了单腿跳，那就是失衡了，也就没有办法走路了。所以，辩证法既主张非平衡，又主张相对平衡，也就是主张在非平衡中努力追求和保持相对平衡。非平衡与相对平衡的统一乃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如何处理沿海和内地的关系，历来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一个带全局性的重大问题。早在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重新提出这个问题，这就是那个著名的“两个大局”的战略方针。
第一个大局：使沿海较快地发展起来，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1988年邓小平说：“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他又说：要抓住时机，加快发展，“比如广东，要上几个台阶，力争用二十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比如江苏等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就应该比全国平均速度快。又比如上海，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他认为，凡是能够快的，就不要阻挡。
第二个大局：发展到一定的时候，沿海要拿出更多力量帮助内地发展。这是共同富裕的需要，也是全国大局发展的需要。1988年在讲到沿海率先发展的同时，邓小平就指出：“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至于“在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认为，要研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两个大局”战略方针的指引下，我国的各个地区都有了很大发展，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发展更快，各省、区内部也有一些市、县率先发展起来，为全国的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差距愈来愈大的问题也日益显现出来。根据邓小平第二个大局的构想，当历史进入世纪之交、我国总体实现小康目标的时候，党中央及时作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进而在“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即：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强调国家要在经济政策、资金投入、产业发展等方面加大对西部支持的力度，东部地区要在率先发展中带动和帮助中西部发展，最终形成以东带西、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实施这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不是离开了邓小平理论，而恰恰是对邓小平“两个大局”战略的坚持、丰富和发展。
总之，邓小平关于发展的科学思想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他既强调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又指出必须围绕中心推动社会全面发展；既主张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又指出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捷径；既重视沿海的率先发展，又重视沿海带动和帮助内地加快发展。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是对邓小平理论的坚持和发展，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关系。完整准确理解邓小平关于发展的科学思想，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来源，也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贡献。
和声篆刻 孙桂秋
执笔人：杨春贵；人像漫画：孙晓纲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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