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图书版权贸易存在的逆差现象及解决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逆差论文,对策论文,版权论文,现象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23.4;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03)06-0159-05
版权贸易具有综合性、复杂性的特征。从宏观上说，它涉及贸易双方的综合国力程度、对外发展战略、科技发展速度和民族文化传统等方面；从微观上说，它既涉及到特定国度受众的思想意识、文化追求与价值取向，又涉及到出版人的出版理念、选题策划、营销技巧、开拓创新和果断决策，等等。而一国的版权贸易发展得如何，既取决于版权的引进，也取决于版权的输出。我国版权贸易存在的逆差现象，不仅制约着版权产业的全面发展，而且直接影响到我国出版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影响到中华民族先进文化的对外传播。
一、10∶1的逆差：难以实现百年梦想
中国版权贸易发轫于19世纪末期。据报载，1898年，辜鸿铭翻译的《论语》英文本由上海别发洋行出版。这是一本专为“受过教育的有头脑的英国人”翻译的书[1]。众所周知，《论语》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是儒家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华民族文化之精华。辜鸿铭将其译出英文本，是否获得译文稿酬以及如何获酬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毋庸置疑，他以中华民族拥有《论语》而自豪，所以他要介绍给西方，展示给西方，并且首选对象是“受过教育的有头脑的英国人”，这种向世界传播民族优秀文化、长我民族志气的壮举，可敬可嘉！
据报载，中国著作权人授权外国翻译出版的第一部作品，仍属于辜鸿铭名下。1924年，欧根·狄特利希斯(Eugen Diederichs)出版社出版了施密茨(Schmitz)翻译的德文版《中国人的精神》（辜鸿铭著《春秋大义》的另一译本）。该书的翻译出版得到了辜鸿铭的同意[1]。从《论语》英文本的问世，到《中国人的精神》授权翻译出版，时隔26年，足以看出辜鸿铭在北大执教的同时，将图书翻译、版权贸易当做一项事业来做。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从事过版权贸易的除了辜鸿铭之外，还有严复、林语堂、张元济等人，他们致力于思想文化传播，可以称为中国版权贸易的先驱者。
然而，中国版权贸易得以突飞猛进，驶入发展的快车道却是在发轫一个世纪以后的事情，确切地说，始于20世纪90年代。1992年10月15日和10月30日，中国分别成为“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的成员国，两个公约在中国先后生效。从此，我国的版权贸易呈现如火如荼之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据统计，自1995年到2002年，全国各图书出版社从海外共引进版权累计45 561项，向海外输出版权累计4 551项（如下表所示）[2]。
1995-2002年全国图书版权引进与输出情况一览表
从表中可以看到，八年来，我国图书版权引进数量一路攀升，平均每年以32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增。而输出数量尽管跌宕起伏，呈现波浪式，但从总体上说来，攀升是主流，八年来，平均每年以29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增。我们可以骄傲地说，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为中国的版权贸易开辟了广阔的新天地，尤其是加入WTO之后，出版人、版代人锐意进取，贸易步伐在加快加大，贸易成果丰硕喜人。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八年来，我国图书版权引进与输出的比例一直处于10∶1的水平线上波动徘徊。这意味着引进与输出的比例严重失调。贸易的双向性决定了输出与引进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或缺。因此，科学合理的版权贸易结构应该是二者共同发展，平衡推进。也惟有如此，中国的版权贸易产业才能快速、全面发展，中华民族先进文化才能走向世界，实现先驱们的梦想。
二、加大我国图书版权输出的战略意义
多年来，对10∶1的逆差现象人们似乎已经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从媒体报道来看，几乎是清一色的“引进”所取得的骄人成绩，而关于“输出”的报道十分罕见，即使有也仅是蜻蜓点水。每逢业内人士撰文谈及此事，或者有记者发表述评，也至多说明一下出现逆差的成因，至于如何采取相应的对策与举措扭转这种局面，则不多见。政府部门在管理上，侧重的是版权保护，而抓版权输出的力度则明显不够。在这里，笔者绝对没有厚此薄彼之意，版权保护固然重要，版权输出的战略意义也不容忽视，尤其是对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意义更是非同寻常。
1.促进我国知识经济发展的需要。进入20世纪后期，以电子计算机为标志的知识经济初见端倪，并越来越被世界各国所充分重视。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阶段所要建立的创业机制要求我们必须适应知识经济到来的新形势，“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3]。图书作为知识传播的载体，版权贸易作为知识产业，是知识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扩大版权输出，将有力地激发我国出版业生产适销对路的图书精品，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通过出口创汇，使版权价值得到深入开掘，进而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这既是建立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创业机制的需要，更是绷紧我国知识经济每一根链条的实际行动。
2.抵御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需要。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文化全球化的浪潮亦奔腾而至。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文化强势，借助互联网等现代传媒手段，有意识、有计划、有步骤地向包括我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大肆推行其文化价值观、社会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通过潜移默化的渗透，使处于西方文化影响下的网民自觉不自觉地认同和接受，进而怀疑和否定自己的民族文化，造成价值标准的混乱和精神上的迷惘，最终导致对民族文化认同产生危机，如此这般，达到消解民族文化、实现世界文化“西化”的目的。这种渗透与倾销严重侵犯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主权。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图书的版权输出，则成为实施文化发展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无论是科学技术类、文化教育类、文学艺术类，还是少儿读物类、医药卫生类，其实质输出的都是中华民族先进文化，都是将我们的民族文化融入世界文化，使之成为世界文化的主流。也惟有如此，才能有力地抵御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粉碎其“西化”的图谋，以确保我国民族文化的安全，维护我国的文化主权。
3.全面提升我国国际地位的需要。“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3]。由此，我们必须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就要受侵略、遭颠覆，不仅表现在经济上、科技上、军事上，还表现在文化上。扩大我国的图书版权输出，意味着我国的文化与文明得到了输入国民族与民众的认同与接受，也是对我国图书思想价值、科技价值、艺术价值以及学术价值、应用价值等等，一句话，对其文化含金量、文化价值的鉴赏与肯定。这种认同与接受、鉴赏与肯定，使我国在文化领域的国际地位得到提升，进而也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得到提升，以全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三、缩小图书版权贸易逆差应采取的对策
产生逆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学者指出：“这里固然有综合国力的对比及语言障碍等方面的因素，但无论如何这种出口逆差只能说明我们的文化仍处于劣势，文化产业的实力及影响力仍不能与我国的国际地位相称，在文化思想的建树与知识的创新上尤其显得薄弱。”[4]此言一语中的。可见，受综合国力、语言障碍、文化发展态势等因素的影响，扭转图书版权输出的逆差局面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由此说来，这种逆差仍将持续一段时间。
尽管如此，我们不能等闲视之，无动于衷，必须主动出击：从宏观上说，要把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放在首位，“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3]，综合国力提高了，就为我们的各项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次，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将我们的文化劣势变成我们的文化强势；再次，扎实深入地开展中外文化交流，在交流中，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大力传播中华民族先进文化，进而赢得世界各族人民的广泛认同。这是目前逐步缩小贸易逆差、未来彻底扭转逆差局面的基础性工作。与此同时，从微观做起，采取切实可行的一系列对策与举措。
1.加大对外宣传力度，充分展示我国图书精品的文化价值。从图书的选题策划、组织稿源，到编辑加工、装帧设计，都要力求精益求精，惟有将图书做成精品，才有希望走向世界。所谓“有希望”，是指精品图书的文化价值还有一个被引进国度的民族与民众所了解和认识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大对外宣传力度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因此，出版社要舍得投入，精心组织，精心策划，踊跃参加国际书展和国际图书贸易洽谈会。以展为媒，以会为媒，与各国建立友好往来与业务联系，提高信誉，扩大输出。同时，有关部门亦应适时举办这样的书展与书会，通过书展与书会的辐射力与凝聚力，提高我国图书产业的国际影响，创造我国精品图书被认同、被欣赏、被引进的机会。
2.面向世界图书市场，超前运作，直接策划对外输出版权的图书选题。一般说来，版权输出，都经历了一个先国内后国外的运行过程。它是针对国内读者需求而出版，在国内图书市场取得可观的销售业绩之后，才进行策划，如何向国外输出。实践证明，在国内行情看好的图书，国外未必看好，版权未必能输出去。反过来，在国内反应平平的图书，译到国外，大受欢迎的境况也不乏其例。由此，引发笔者的思考：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针对某一国度特定读者群体的阅读需求，整合我国的出版资源，进行“量体裁衣”、“度身制作”，在选题策划阶段，就着眼于适销对路的版权输出，将大有可为。例如，珠峰在我国境内，每年5月，都有世界各地的登山爱好者来这里攀登、探险，挑战极限。以此为选题，进行策划，并着眼于版权输出，可以做成纪实，也可以做成科普，图文并茂，不仅会受到全球登山爱好者的欢迎，也会满足一般读者的阅读需求。如此，立足本土，开掘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选题，面向世界图书大市场，则真正将书业做大做强。
3.发挥版代机构的职能作用，使之成为版权输出的中坚力量。我国第一家版权代理机构成立于1988年，至今，已发展为28家。从总体上看，15年来，我国的版权贸易取得如此可观的业绩，这些版代机构功不可没。但是，我国加入WTO之后，“让中国出版业走向世界”这一时代主题，已不再是号召、鼓舞和凝聚人心层面上的意义了，而进入“必须走向世界”和“如何走向世界”的本质性实施阶段。作为职能部门，加大版权输出的力度，缩小逆差，版代机构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具体说来：一方面，要充分了解国外出版商社的出版规划、品牌特征和选题取向，进而洞察整个图书市场的供求状况；另一方面，在挖掘、盘活本地乃至全国固有的版权资源的同时，掌握图书市场最新的版权信息，对于有输出前景的新书投放市场，版代人应有一种战略眼光，将其置于国际市场上，预测国外出版商社以及读者的反响。要形成一种思维定式。如此着眼于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信息畅通，反应灵敏，才能捕捉商机，成为版权输出的中坚力量。
4.为了清除语言障碍，培养版权输出专门人才。懂版权、善营销、精通外语，是版权贸易人才必备的素质。而人才匮乏，是长期以来制约、困扰我国版权产业发展的瓶颈。为使我国的版权贸易走向繁荣，人才培养已成为关键一环，这一点，业内已达成共识，毋需赘言。鉴于影响图书版权输出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语言文化障碍，笔者在这里提出培养专门人才的构想。即：从加强中华民族先进文化传播力度、抵御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战略高度出发，从外语高等院校中，逐年选拔一定数量的优秀毕业生，进行系统的图书出版、版权贸易专业培训，专门从事输出工作。他们精通母语，熟悉并掌握我国精品图书的文化价值；他们在校所学专业又是特定语种或第二外语，由他们从事版权输出工作，既有助于了解西方出版业的状况、版权交易的过程以及有关规则，又有助于了解外国出版商社的图书出版结构和出版特色，从而能准确地把握两个民族文化之间的契合点，在供给与需求、输出与引进之间架起一座稳固的桥梁。并且，这种营销的过程，也是清除语言障碍的过程，是增强引进国度的民族与民众对中华民族先进文化认同感和亲密度的过程。
5.解剖典型，分析案例，对版权输出进行规律性探索。据报载，1935年9月，林语堂的《My Country and My People》经赛珍珠代理在美国出版，旋即登上全美畅销书排行榜之首，四个月内连印七次，又很快售出欧洲多种文学翻译权。中国作家在美有如此影响，林语堂是第一人[1]。由此可见，西方图书市场的门槛并没有高到不可跨越的地步。取得如此令人扬眉吐气的销售业绩，恐怕连林语堂本人也始料不及。此书产生如此轰动效应，取决于作品的内容，也取于那个特定年代美国读者的思想意识、价值取向与审美追求。虽然今天已经时过境迁，但作为输出的典型案例，其研究价值、探索价值不可多得，我们将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既要从成功的典型上积累经验，也要从失败中总结教训。譬如，某一图书输出项目半途而废，运行中夭折，权作交了“学费”，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训也难能可贵。只要在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中进行规律性探索，深入开展理论研究，用以指导实践，我国的图书版权输出一定会走出低谷，攀上峰巅。
6.制定政策，宏观调控，国家对版权输出给予必要的扶持。据业内人士介绍，“为了输出文化、输出思想，或者为了使自己的图书产生国际影响，西方国家有时不惜成本，设立专项基金，对本国输出有较大影响的著作给予资金支持。”例如，河南人民出版社引进的《德国工人运动史》得到了德国工会基金会的资助、《中国之欧洲》（上、下）争取到了法国大使馆的资助，等等[5]。为了传播中华民族先进文化，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我国在图书版权输出方面，也应出台相应的政策。例如，依据图书的性质与内容，对输入国的引进可以减免版税或适量补贴；对国内出版社的版权输出，可以减免出口的纳税额；就国内某一出版社而言，可以在引进与输出方面规定比例，如此，既可以控制出版社在图书引进方面哄抬版税、无序竞争现象的发生，又对版权输出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通过经济杠杆的作用，相应的政策调控与扶持，必将开创我国版权输出工作的新局面。
此外，应建立激励机制，嘉奖为图书版权输出做出贡献的单位与个人。通过表彰奖励，增强业内人士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在出版界乃至全社会，造成一个弘扬、传播中华民族先进文化无上光荣的舆论氛围。
西方有观察家曾经预言，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这意味着中国将以巨人般的强盛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中华民族必将实现伟大复兴的发展态势，决定了汉语将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推广与普及，由此，因为语言障碍使中华民族先进文化难以进入西方主流社会必将成为历史。可以说，未来我国图书版权输出的前景十分广阔。就现实来说，尽管逆差存在，但粗具规模的年输出量，特别是2002年较之2001年将近翻一番的增长速度，十分令人鼓舞。只要我们正视现实，深入调研，潜心探索，不断创新，版权贸易的逆差将逐步缩小，一个平衡推进、互动双赢、全面发展、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版权产业，必将早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