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传统与民族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民族精神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阐发史学传统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同实现现代化大业有密切关系。中国优秀史学遗产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认真发掘和总结其中包涵的不断加强的民族凝聚力，在不同时代奋发进取、建树出色业绩的伟大创造力，在任何情况下视国家民族利益至上的强烈责任感，和勇于反抗侵略、不屈不挠争取光明前途的精神，以这些生动教材教育群众，将是学术界对振兴中华所作的贡献。
“文化热”在我国兴起历时已有十几年，从80年代掀起热潮，90年代中仍不衰退，依然吸引着学界和许多人们的关注，其中有着极为深刻的原因。我以为，最重要的是两项：
第一，我们民族在几千年的久远历史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对于全人类文化作出杰出的贡献，不仅表现出中华民族的高度智慧，并且显示出民族的优秀精神。今天处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我们用现代观点阐发传统文化的精华，总结民族的优秀精神，赋予新的时代意义，加以发扬光大，这是激发爱国思想、提高民族自尊心的必要条件。对于民族文化中存在的消极落后的东西，我们也要通过总结将之剔除，消除其不良影响，并努力采取有效的弥补措施，包括学习外国进步文化和根据我们现时代的经验进行新的创造，这对于建设民族新文化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文化史研究还为学术工作提供了新视野、新思路，注入新的灵感。以往我们的学术工作成就巨大，但毋庸讳言，又存在分科过细和局限在单学科范围内思考问题的缺点。近代以来各个学科门类的出现和明确划分，是认识史上的巨大进步，促进各门科学趋于精密和系统化。但伴随而来的缺点是过分强调学科之间的界限，削弱了学科之间本身固有的联系，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事实上，人类社会本来就是一个整体，80年代以来兴起的文化史研究，恰恰注重对社会生活、时代思潮、民族心理、文化价值相互间的联系，作宏观的整体性考察。这种重视整体性考察的特点，正好弥补我们以往研究工作的不足。整体性研究，从社会生活和学术观点的广泛联系和相互比较进行考察，能开阔我们的视野，丰富智慧，增加灵感。
就史学研究而言，我国历代史家辈出，史学典籍极为丰富。以往对中国史学的研究，尽管成绩可观，但也存在就典籍论典籍的缺陷，而未能足够重视对优秀史著中文化蕴含的发掘。实际上，由于历史学本身是过去社会生活的反映，因此它又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我国历史上志士仁人的活动，学者先哲的学说、主张，以至平民大众的心理、习俗，大量的正是靠历史典籍记载下来的。文化史研究所强调的整体性，有力地启发史学史研究者更加自觉和充分地考察优秀史著如何反映了时代的脉搏，怎样体现出我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发进取，勇于创造，不畏强暴，从不屈服于外来压迫的精神。由“文化热”所引发的这种“视角的转换”，大大推进了对史学传统研究的深度，反过来又有助于加强我们对民族精神丰富内容的认识，成为今天激发我们振兴中华的巨大力量。以下即从最为突出的四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从历史记载的连续性看民族的凝聚力
我国史学传统可以追溯到很早。相传夏代有史官终古，殷代有史官向挚。商代甲骨文中已有大量记事的卜辞，并有意识地保存备查。周初的记载还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1〕更说明殷商时代对历史记载的重视。到西周初年，即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典籍《尚书》。这部商代和周初历史文献的汇集，不仅有宝贵的文献价值，而且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因而成为几千年间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典籍之一。影响我国达几千年的“殷鉴”观念，即是在这时形成的。《尚书·召诰》篇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酒诰》篇说：“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十分明确地提出以殷朝灭亡的历史为鉴戒，警惕周重蹈覆辙。
历史是昨天的现实，今天是历史的发展，总结历史的教训可以作为今天国家治乱兴亡的鉴戒。这种重视历史、作为现实社会教材的思想，我们祖先在3000年以前即已产生，这就成为我们民族的一笔精神财富。此后从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开始，我国就有明确的纪年， 从此连续不断。至春秋末年，儒家创始人孔子把历史作为教育学生的主要教材之一，并依据鲁国国史记载而修成《春秋》，成为我国第一部史事、史文、史义三者结合的最早的编年史。孔子重视历史记载对后人产生极大影响，战国时期产生了《左传》、《国语》等著作，到西汉武帝时代，伟大史学家司马迁以“继《春秋》”为己任，著成不朽的《史记》，不仅记载了自传说以来中华民族全部的历史，而且把周初以来“殷鉴”的思想大大向前推进，提出“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2〕，成为整个中古时代历史学很有光辉的命题。
中华民族自西周初年“殷鉴”思想的提出，到司马迁“原始察终”思想的形成，若以西方哲人黑格尔的话作为参照系来评价，恰恰标志着历史意识达到自觉和臻于成熟的阶段。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一书中有以下论述：“‘历史’这样东西需要理智——就是在一种独立的客观的眼光下去观察一个对象，并且了解它和其他对象之间合理的联系的这一种能力。所以只有那些民族，它们已经达到相当的发展程度，并且能够从这一点出发，个人已经了解他们自己是为本身而存在的，就是有自我意识的时候，那种民族才有‘历史’和一般散文。”“历史对于一个民族永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靠了历史，才能够意识到他们自己的‘精神’表现在‘法律’、‘礼节’、‘风俗’和‘事功’上的发展行程。……假如没有历史，他们在时间上的生存，在本身中便是盲目的——任性在多种形式下重复表演而已。历史使这种偶然性停止”。〔3〕黑格尔的话说明，重视历史记载对于一个民族的发展而言是极为重要的尺度，表明它已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有了“自我意识”，能从以往历史经验中吸取智慧，总结出有规律意义的东西，按照它来确定未来的行动，以达到更合理的政治、社会状况。换言之，以史为鉴，使中华民族能够不断获得智慧和激发创造力，选择未来行程的方向，在经历挫折之中不断发展。这也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珍视历史传统的意义所在。因此黑格尔又通过对比中国的和印度的发展情况，而十分感慨于两者在历史记载连续性上的巨大反差：“中国人具有最准确的国史……中国凡是有所措施，都预备给历史上登载个仔细明白。印度则恰好相反。”〔4〕
中国史学的发达，历史记载的世代连续、绵延不断，是举世无匹的。历史记载的长期连续性，即是我们民族强大生命力和凝聚力的明证。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历史记载保持连续不断。中华民族这种强烈的历史感，其实质意义即是重视民族自身的由来、发展，并且自觉地将它传续下去。自司马迁首创纪传体通史《史记》之后，班固继之撰成纪传体断代史《汉书》，以后历代相因，一直到清朝修成《明史》，一共完成了纪传体史书二十四部。《二十四史》是自有文字以来前后相接的历史巨著，共3200多卷，是世界各国历史著作中所仅有的。另外两种重要体裁的史书，编年体自《春秋》以后，有《左传》、《汉纪》、《后汉纪》、《资治通鉴》等，直至《明通鉴》；纪事本末体，有《通鉴纪事本末》至《明史纪事本末》等，也都能贯穿古今而自成系统。
修史工作在中国古代备受重视，许多史家把撰史视为名山事业，当权者也视保存历史记载是一代大事。唐初李世民在诏书中说：“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自身之龟镜。”〔5〕把历史视为治国者的教材。 至清代龚自珍更进一步说：“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灭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先，必先去其史。”〔6〕则更认为史学直接关系到天下兴亡、 民族存灭了。
我国历史记载的长期连续，体现出古代儒家经典所概括的“生生不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奋发进取、不屈不挠的精神，保证我们民族虽然历经劫难，却能衰而复兴，蹶而复振！值得注意的是，当历代鼎革之际，继起的皇朝都十分重视修纂前朝历史，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也不例外，以此作为朝政大事。元朝至正三年（1343），即诏令纂修宋、辽、金三史。清朝入关第二年（1645），即下诏修明史。由于实际未进行，至康熙十八年正式设馆纂修，至乾隆四年最后定稿，历时60年。元、清两朝如此重视修撰前朝历史，表现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对于中原先进文化的认同感，当然也增强了全民族的凝聚力和生命力。
二、从史学的演进看民族的创造力
中华民族昂扬奋发、勇于创造的精神，不仅表现在古代物质财富、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项的发明建树上，而且突出地表现在史学的演进上。由于中国史学蕴积深厚，历代备受学者和一般士大夫的重视，因而各个时期的史学都能取得独特性成就，显示出不同于前人的时代风采。先秦、两汉时期，《左传》、《史记》、《汉书》这三部史学名著的先后产生，即堪称为民族伟大创造力在文化上的缩影。
《左传》是在史事上解释《春秋经》的，而它所记史事丰富翔实，展开了春秋时期政治、军事和社会生活的生动图画。全书以年为经，以事为纬，记载详略得法，前后联贯，尤其做到了相当深刻地反映社会矛盾，并开创了记载完整人物形象的先例，如晋文公、郑子产、伍子胥等。《左传》又擅长写战争场面，写行人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以真情至理，巧妙地运用辞令，维护本国主权，折服了对方。因而被刘知几赞誉为：“若斯才也，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7〕《史记》这部巨著的宏伟规模， 则与西汉皇朝处于鼎盛局面相适应。杰出史学家司马迁的一生，基本上与汉武帝同时，当时，西汉国家达到空前的统一，开拓边境，兴造制度，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学术各方面都产生了杰出的人材，司马迁在构建史学体系上的恢宏创造力，正与这一时代特点相适应。司马迁一生多次到全国旅行、访问，考察史迹，了解各地形势、物产、民情、风俗，《史记》的成功包含有他从民众中吮吸的营养，寄托着他对祖国壮丽山河的热爱。司马迁因替李陵辩护遭受屈辱的宫刑，但他从悲愤中奋起，用生命完成这部不朽的巨著。《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8〕为著述宗旨。 从纵的方面贯通古今，自远古一直写到汉武帝时代，总结了以往的全部历史，叙述其变化；尤其重视历史时势的“变”和推动社会前进的改革措施。在横的方面记载了政治、经济、军事、典章制度、学术文化、人物活动、天文地理、河渠工程、医药卜筮，以至民族关系、中外关系等，一句话，把当时中国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置于历史考察的范围之内。这样做，在先秦《左传》、《国语》等书成就的基础上，根据当时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最大限度描绘了社会史的丰富内容，这不但在中国，乃至在世界文化史上都有重大意义。在历史编撰上，司马迁也有很高的成就。他把过去初具规模，或尚属草创阶段的史书形式，加以综合、改造，创造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裁形式互相配合的成熟的著史体例，容量广阔，规模宏大，足以表现一个时代的全史，后代学者盛赞说：“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9〕 “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信史家之极则也。”〔10〕《史记》在文学上也有高度的成就，当之无愧地是世界文化史上的瑰宝，远传东西方各国。仅是取材于《史记》改编而成的剧目，即有《卧薪尝胆》、《赵氏孤儿》、《伍子胥过关》、《虎符》、《屈原》、《渑池会》、《将相和》、《马陵道》、《荆轲》、《鸿门宴》、《霸王别姬》、《萧何月下追韩信》、《卓文君》等，令世代观众赞叹不已，感动落泪。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史记》的雄奇创造力和久远生命力！在《史书》成书以后约一百七八十年，东汉明、章时期产生了纪传体史书又一杰作《汉书》。《汉书》上起高祖，下迄王莽，断汉朝历史自为一书，在当时，具有驳倒俗儒尊古卑今意识的进步意义。与班固同时代的学者王充在其《论衡》一书中曾尖锐地批评俗儒“好褒古而贬今”的偏见，指出这些人迷信古代达到荒谬的程度：“俗好高古而称所闻，前人之业，菜果甘甜；后人新造，蜜酪辛苦。”并分析俗儒之所以形成这种颠倒历史的看法，是因为他们自生下来读的就是记述和颂扬三代的书，“朝夕讲习，不见汉书，谓汉劣不若。”〔11〕因此他断言若果有一位擅长著述的人修成这样一部“汉书”，记载汉代的政治功业，让读书人从小诵习，那么这部书的价值便可与《尚书》、《春秋》相媲美。班固恰恰以成功的史学实践回答了时代的需要。他不满意“以汉代继百王之末”，要独立修成一部汉史，这种认识和努力实具有破除浓厚的复古倒退思想的积极意义。班固的创造性还表现在解决了司马迁以后历史编纂的难题。《史记》产生之后，后人相继补作，自褚少孙至班彪，先后有10余人之众。然则这些续作绝大多数流传不下来，证明若只限于修修补补，史学便无法前进。班固以过人的见识和创造才能实现了重大突破，撰成纪传体断代史的巨著。从此为历史编撰开了一条新路，以后自《三国志》、《后汉书》至《明史》一直沿用，说明断代为史与中国封建皇朝更迭的周期性特点相适应，所以章学诚推崇《汉书》为历史编撰上“不祧之宗”〔12〕。
唐代史学在纪传体史书编撰方面获得了显著成就，并确立了官修前代正史的惯例。贞观三年（629），诏令狐德棻、李百药、 姚思廉、魏徵等分别修周、北齐、梁、陈、隋书，房玄龄为总监。贞观十八年（644年），命房玄龄主修晋书。再加上李延寿所撰《南史》、 《北史》，成于唐初的纪传体“正史”共有八部，占了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但朝廷设局监修又带来互相掣肘、互相推诿、压抑史家独立见解的弊病。于是有刘知几总结史法的得失，提倡敢于抒发个人见解的“独得”之学。他著成我国古代史学批评的第一部名著，痛切地批评朝廷官僚对修史的干预：“凡居斯职者，必恩幸贵臣，凡庸贱品，饱食安步，坐啸画诺。”〔13〕致使任史职者“每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头白可期，而汗青无日。”“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14〕确能打中监修制度的要害，表现出高明的史识和非凡的勇气。故梁启超对刘知几作了高度评价：“史学之有人研究，从他始，这好像在阴霾的天气中打了一个大雷，惊醒了许多迷梦，开了后来许多法门。”〔15〕所以唐代史学，既有编撰正史的显著成就，又有针对监修制度的弊病而发的史学理论名著。这两个方面，都是中华民族创造力在唐代历史条件下的特殊表现。
又如清代乾嘉考据学，在整理历史文献上作出很大成绩。这一时期史学向“窄而深”方面发展，其成就不能低估。如郭沫若所说，若欲研讨古史，不利用清儒成绩，是舍路而不由。他又说，乾嘉学者“虽或趋于繁琐，有逃避现实之嫌，但罪不在学者，而在清廷政治的绝顶专制。聪明才智之士既无所用其力，乃逃避于考证古籍。”〔16〕清初因时代剧变的刺激，曾出现学术经世致用思想的高涨。此后，自康熙中至乾隆年间，一方面是统治者屡兴文字狱，不准学者关心现实问题，另一方面是社会出现相对稳定，封建经济发展，为学者潜心研究提供了物质条件，结果乾嘉史坛出现了考证学繁荣的局面，产生了考史三大家和其他众多学者。
纵观整个传统文化演进的趋势，每个时代都出现内涵和风格迥异的文化高潮，战国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初实学，乾嘉朴学，无不阶段分明，而又各具特色，如群峰竞秀，各放异彩。史学作为传统文化发达的一门也是如此，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独特成就，在史学长河中一再出现巨大的波峰。
三、史家旨趣与“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
我国历代优秀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怀抱高度责任感，以救世安民为己任，形成了优良传统，同广大群众的生产和斗争一同推动社会前进，这是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修己以安百姓”，北宋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清初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名句集中体现了这种精神，千百年来一直是激励人们崇高爱国心和强烈责任心的巨大力量。历代优秀史家撰成有生命力的史著，也正是由于把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精神灌注到史书之中，崇善黜恶、激浊扬清，讴歌志士仁人的业绩，从而世世代代产生了广泛深远的教育作用。
孔子著《春秋》，是第一次有意识地把“史义”灌输到“史事”、“史文”之中，通过褒贬书法表达他的社会理想，希望实现诸侯各国共同尊奉周王室、社会有序发展的所谓“天下有道”时代。因此，中国史家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根本观念来自孔子。司马迁著史以“继《春秋》”自任，且达到极大的成功，郭沫若为韩城司马迁故里所题的诗句“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可谓恰如其分。《史记》全书突出地体现出西汉的时代精神，他记述并赞扬“汉兴，海内一统”，扫秦繁苛，发展生产等历史功绩。同时，他又出于对国家民族强烈的责任心，尖锐地批评汉武帝连年征伐的政策。他不怕专制皇帝的淫威，在《平准书》中直书无隐，指出长期大规模出兵，造成士卒大批死亡，民众困苦不堪，造成“天下苦其劳”、“财赂衰耗而不赡”的危险局面，并正告当政者要“见盛观衰”。又在《货殖列传》中批评汉武帝“与民争利”，主张放任发展，让人们自由获得财富。《史记》久远生命力的秘密，就在于他从关心民众生活和国家前途出发，形成了不同于官方思想的独立思想体系。《汉书》产生在东汉初年，处于封建专制加剧的儒学“法典化”时代，不可避免地打上时代的印记，而全书仍然具有进步的思想倾向，表现出班固关心民众的社会责任感。《汉书》既宣汉，又据实暴露统治阶级的罪恶。如揭露土地兼并恶性发展，贫者无立锥之地。诸侯王及外戚奢侈纵欲，无法无天。地方豪强为非作歹，居民白天不敢出门走路。揭露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成为进身任官的阶梯，是打开为利禄奔竞之门。自武帝以后“以儒宗居宰相位”那班人物，如公孙弘、匡衡、张禹、孔光等，都是“服儒衣冠，传先王语，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17〕，尖锐地挟击这些以儒学大师进身的显赫人物，都是庸禄自私、巧于饰己、专事谄媚之徒，根本不配居于宰相地位，对他们表示极度蔑视。尤其是，班固在《刑法志》中既记载西汉刑法取得的进步，又举出大量史实批评汉朝刑法的苛滥。他以长段议论，强调刑律不公是关系到封建政治全局的严重问题。并且严厉批评东汉初年，将判重罪、多判罪当作狱吏能干的标准，狱吏上下互相驱使，加害于无辜者，因此他强烈地主张要根据现实情况，删除繁苛的刑律，制定简明而能“便民”的新律令。读着班固出于关心民众而发出的痛切的议论，我们不能不肃然起敬。
唐、宋时期著名史学家杜佑、司马光都继承了由孔子、司马迁开创的史家关心国家命运的传统。安史之乱后，国势显赫的唐皇朝一下子陷于衰微破败，形势的变化刺激人们寻找改革的办法，救治社会弊病。杜佑《通典》的撰著即适应这一时代需要，“实取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寻找“匡拯之方”，〔18〕让史书直接为现实政治变革服务。他明确提出“教化之本，在于足食”，全书八典以“食货”为首，而食货又以“田制”为先。杜佑把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特别是历代土地关系的变革，放在首要地位加以论述，证明他对国家治理和民众生活的深切关注。司马光著《资治通鉴》，进一步把史学经世致用传统推向新的阶段。这部294卷的巨著， 书名即突出地显示出他撰史是为了“资”封建国家之“治”，以历史上治乱兴衰的教训，作为当政者的历史教科书，因此“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19〕书中对历代政治、经济的兴衰，政风、用人的得失，以及民众生活、民族关系的状况，均有翔实的记载。尽管司马光在政治上态度比较保守，但是他著史态度严肃认真，所提供“资治”的东西是可靠的史实，这是《通鉴》成为继《史记》之后最优秀的通史巨著的根本原因。
明清之际著名学者顾炎武、黄宗羲处在朝代鼎革、“天崩地解”的形势下，分别撰成著名的史论《日知录》和《明夷待访录》，实是代表当时有识之士总结明朝灭亡教训，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残酷、腐朽进行严厉的抨击。《日知录》虽有不少谈考据，但其重点是讲“治道”。顾炎武明确地区分“亡国”和“亡天下”，他说：“保国者保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20〕成为近代以来激励人们爱国精神的警句。书中有力地批评理学空谈严重毒害知识分子，“以明心记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最后造成“神州荡覆，宗社丘墟”的惨剧！〔21〕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是一部反对君主专制的破天荒著作，闪耀着民主思想的光芒。黄宗羲尖锐地揭露、批判封建政体的腐朽和罪恶，爆发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呐喊，〔22〕书中这些战斗性内容具有早期启蒙的意义，一直到中国历史进入近代，这部书还起了鼓舞青年人献身革新的事业的作用。
四、近代爱国主义史学与探索民族救亡之路
由于封建统治的腐朽和列强的野蛮侵略，中华民族在近代饱经忧患，灾难深重。然而，民族屈辱的命运激起民众的英勇反抗和志士仁人前赴后继摸索救国之路。中国近代爱国主义史学的高涨，正是对于探求救国之路的有力推动。
近代志士仁人探索救亡图强的道路包括互相紧密联系的两大主题，一是发扬中华民族酷爱独立自由、不屈不挠的精神，动员广大民众抗击列强侵略，保卫国家神圣的领土和主权，二是批判封建制度的腐朽，认识中国的落后，学习西方的民主制度和先进文化，同时发扬本民族的优秀遗产。包括近代杰出爱国史家魏源在内的一批先进人物，确实把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提高到新的高度。魏源是近代史开端时期爱国史家的代表人物。他在鸦片战争前已经认识到清朝统治的腐朽，时代大变动即将到来，并搜集清皇朝前后期国势升降变化的史料。至鸦片战争爆发，他满怀爱国义愤从事著述，及时撰成《圣武记》，探索清朝的盛衰，同时从乾隆末年以后政治、军事的腐败，揭露鸦片战争中致败的原因。《海国图志》的著成是魏源更重要的贡献，这部著作突破了封建时代对外国闭塞无知的旧格局，系统、大量地介绍外国史地知识，第一次把世界的真实面貌展示在国人面前。魏源明告西方列强东来，“遇岸争岸，遇洲争洲”，使东方国家面临严重威胁，呼吁中华民族百倍警惕，奋起反抗：“此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智者所宜讲画也。”〔23〕他大声疾呼改变对外部世界闭目塞听的颟顸状态，把了解外国作为当务之急，做到瞭彼情伪洞悉机宜，同时明确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成为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国家寻找救国真理的起点。《海国图志》受到了社会各方面人士的欢迎，在国内多次刊刻，证明魏源的思想随着时代而前进，他所撰成的爱国史学著作反映了抗击侵略、了解西方的迫切需要，它对近代社会的积极影响直至本世纪前期。梁启超在1924年著书仍评价说：《海国图志》一书奖励国民对外之观念，“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历史上之关系，不得谓细也。”〔24〕
魏源所开创的近代爱国史家学习外国、探求图强之路的传统，被黄遵宪和王韬所继承。黄遵宪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撰成近代爱国史学又一名著《日本国志》。他以驻日使馆参赞身份到日本，正值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他体察日本社会的巨变，认识到学习西方、维新改革，确实使日本走上由弱变强的道路。他还直接阅读卢梭、孟德斯鸠的著作，对民权学说由“惊怪”转为信服，“心志为之一变，以为太平世必在民主”。〔25〕由祖国本土形成的革新观点和爱国热忱，促使他克服种种困难，著成《日本国志》，及时地向国内介绍日本学习西方、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经验，并且成为中国人观察世界潮流的窗口，对于戊戍运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较黄遵宪稍前一点，有王韬著成《法国志略》，把法国历史介绍给国内，特别表达了以法国的富强和进步激励国人觉醒，打破闭塞陋习的深刻寓意：“方今泰西诸国，智术日开，穷性尽理，务以富强其国，而我民人固陋自安，曾不知天壤间有瑰伟绝特之事，则人何以自奋？国何以自立？”〔26〕书中对于法国当代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和贸易的一套办法，如银行、商会、邮政、铁路都有评论，尤其介绍法国300 年来科学技术的发明，记载国会根据公众意见制订法律，选举统领、首辅的制度，对于当时有识之士要求变革中国旧的封建体制，都有启迪的意义。
本世纪初年，新史学思潮涌起，对于激发爱国主义和推进思想启蒙意义尤为重大。梁启超于1902年撰成《新史学》，倡导实行“史界革命”，即用国民意识和进化论哲学为指导，创造出符合于“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这一时代需要的新史学，发挥激励爱国心和团结合群之力的巨大作用。〔27〕同年，他著成《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用进化发展和阶段性演进的历史观点论述中国数千年学术思想之变迁，尖锐地批判专制政体和文化专制造成的祸害。梁启超撰成的多种史学论著，以及夏曾佑的通史著作，都是“新史学”理论的出色实践。至“五四”时期，为新史学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还有运用“二重证据法”考证古史的王国维，和开创“古史辨”学派的顾颉刚，他们的史学成就与中国社会近代化的方向和“五四”运动反封建的潮流是相符合的。
新史学的成就，又被“五四”以后崛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吸收。郭沫若于1929年著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它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其奠基之时，便成为革命党人寻求民族解放正确道路的伟大事业之重要组成部分。他以科学的历史研究，帮助革命者认清中国要走全世界各国的共同道路，并对未来的光明前途树立坚强的信心。抗战时期，范文澜在延安先后著成《中国通史简编》（1941）和《中国近代史》（1945）。这两部著作，全面、系统地阐明中国几千年历史，一反历来剥削阶级美化统治者所作所为、污蔑人民大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的旧观点，用阶级斗争的主线解释中国的历史，肯定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推进历史的作用。这两部产生于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中的著作，标志着历史进步史学家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精神达到新的飞跃。戴逸教授评价说：“这两部杰出的著作，……第一次系统地说出了革命者对中国历史的全部看法”，“是时代精神的体现，教育、影响了后代历史学家，也教育、影响了千千万万的革命者”，成为“当时许多革命干部案头的必读书。”〔28〕在抗日战争这场决定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不仅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人成为这场伟大斗争的一员，其他爱国史学家也依据本人所处的具体环境，同全国抗战军民同命运。陈垣八年抗战间处在危城北平，不怕特务迫害，处处表现出凛然的正气。他在课堂上向学生讲《日知录》和《鲒埼亭集》， 以顾炎武的经世思想和全祖望的民族气节激励学生。在著述上，他将爱国思想熔炼在阐发历史上人民的正义斗争和气节之士坚守民族大义的著作中，写出《明季滇黔佛教考》、《通鉴胡注表微》等有名史著，产生了很好的影响。陈寅恪颠沛流离，到达昆明任教，他为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作序，同样表达出高尚的民族气节，表明在国难当头情况下，两位史家以热爱祖国、坚守志节相勉励。顾颉刚于“九一八”事变后，即在北平发起组织“禹贡”学会，从事维护祖国版图的边疆历史地理研究。继又提倡以通俗读物形式，宣传抗日主张，因此受日本特务迫害，他辗转到达西北、西南一带，继续抗战宣传和学术工作。中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战，终于打败极度野蛮凶残的日本侵略者，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伟大精神在抗战中得到空前大发扬，而在人民胜利的巍峨丰碑上，也记载着进步史家的功绩。
阐发中国史学传统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同我们当前振兴中华的宏伟事业无疑有密切的联系。历史已经行进到20世纪的最后路程，新的21世纪即将到来，我们处在继往开来的伟大时代。未来的世纪将更加大有希望，又将更加充满挑战。我们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继续发展壮大自己，就要在大力学习外国先进事物的同时，不断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更加激发民族创造力。当今国际间激烈的竞争，关键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结底又是人的素质的竞争。对于我们来说，就迫切需要加强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教育，这是关系到我们民族前途的重大事情！中国几千年史学的优秀遗产是我们的先人留下来的一笔宝贵财富，认真发掘和总结其中包涵的不断加强的民族凝聚力，在不同时代奋发进取、建树出色业绩的伟大创造力，在任何情况下视国家民族利益至上的强烈责任感，和勇于反抗侵略、不屈不挠地争取光明前途的精神，以这些生动、深刻的教材来教育广大群众，提高全民素质，这就是我们学术界在这继往开来时代对振兴中华所作的贡献，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光荣责任。
注释：
〔1〕见于《尚书·多士》。
〔2〕《史记·太史公自序》及司马迁《报任安书》。
〔3〕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三联书店1956年版， 第205页，第206页。
〔4〕《历史哲学》，第204页。
〔5〕《册府元龟》卷五五四《国史部·恩奖》。
〔6〕《龚自珍全集·古史钩沉论》。
〔7〕《史通·杂说上》。
〔8〕分别见司马迁《报任安书》及《史记·太史公自序》。
〔9〕郑樵：《通志·总序》。
〔10〕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各史例目异同”条。
〔11〕分别见《论衡·超奇》篇及《齐世》篇。
〔12〕《文史通义·书教下》。
〔13〕《史通·辨职》。
〔14〕《史通·忤时》。
〔15〕《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16〕《读随园诗话札记》。
〔17〕《汉书·匡张孔马传·赞》。
〔18〕《通典》自序。
〔19〕司马光：《进书表》。
〔20〕《日知录》卷一三“正始”条。
〔21〕《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条。
〔22〕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篇。
〔23〕魏源：《海国图志叙》。
〔24〕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25〕《东海公来简》，即黄遵宪致梁启超信（1902年），《新民丛报》第十三号。
〔26〕《重订法国志略·序言》。
〔27〕见《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
〔28〕戴逸：《时代需要这样的历史学家》，《近代史研究》1994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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