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板门店事件的起源与美国的反应_板门店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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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70年代初,朝鲜半岛南北双方所谓的“缓和”仅仅是昙花一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韩国于1972年7月4日发表的联合声明,因为韩国确立“维新”体制而沦为空中楼阁,双方关系再度紧张。从1973年开始,南北双方就西海五岛的领土之争以及朝鲜与美韩沿非军事区的对峙,经常发生海上冲突和陆上军事摩擦,①最终在1976年8月酿成一场重大的国际危机——板门店事件,险些使朝鲜半岛再次陷入战火。

       目前,对1976年板门店事件的研究成果大多出于美国军方学者之手。他们较为详细地阐述了以美国第八集团军为核心的联合国军采取的行动举措以及美国的危机管理行为,认为朝鲜方面为了在国际政治上获得收益,故意向联合国军发起挑衅并蓄意谋杀了美国军官,声称事件的责任应完全由朝鲜政府来承担,无视事件发生的偶然性。鉴于这些学者的身份和职业的局限性,其对事件发生原因的看法难免带有官方立场和主观色彩。②至于少数非军方学者的研究,亦并未在美国军方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取得新的突破。③而且,囿于美国政府外交文件解密规则的限制,他们皆没有利用档案文献深入探讨美国与板门店事件发生缘由之间的密切关联,更没有剖析福特政府对事件所作决策中蕴含的巨大风险。如今,有关板门店事件的美国相关档案已经解密。本文拟利用这些档案资料和新近解密的东欧诸国文件,尝试使用国际政治认知学派的相关理论解析事件发生的美国因素,并考察和评价福特政府对事件的处理,进而揭示影响美国领导人做出最终决策的原因。

       一、美国对朝鲜认知的思维定式

       1976年8月18日,朝鲜和美国的军事人员在板门店共同警备区(Joint Security Area)④发生严重的肢体冲突,结果双方多人受伤,美方两名军官死亡。这就是在国际社会引起轰动的板门店事件,也是自1953年设置共同警备区以来发生在该区域内的第一起人员死亡事件。由于它源于美军砍伐位于区域内的一棵白杨树,双方人员围绕这棵大树发生冲突而致美方并未实现砍树目的,所以又称“白杨树事件”。⑤

       事件发生后,美国负责处理全球危机的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迅速召开两次会议,讨论如何处理由事件引发的朝鲜半岛危机。经过激烈的争论,福特政府决定在外交上和韩国协商,在军事上放弃报复性军事打击,通过调遣强大的兵力炫耀武力,并强行实施砍倒白杨树的“保罗·班扬行动”⑥。

       美国之所以展现出如此强硬的姿态,源于其决策层普遍认为,板门店事件是平壤方面的蓄谋行为,是一次故意的挑衅⑦,有损美国作为资本主义阵营首领的威信。美国需要采取强硬行动震慑对手,切实维护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威信和颜面,增强韩国、日本等亚洲盟友在冷战对抗中的信心,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美国《国家情报每日电报》在事件发生的翌日甚至直截了当地判定,“北朝鲜几乎肯定打算在昨天发生的板门店事件中,让美国人员伤亡”⑧。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华盛顿决策层还是美国情报机构在提出此类看法时,都没有提供任何可靠的证据。用基辛格的话来说,他们的认知基于一种故有“印象”(impression)⑨,认定朝鲜具有强烈敌意。这显然与朝鲜战争结束后美朝双方长期的敌对休戚相关。自艾森豪威尔以来,美国历届政府决策层皆比照朝鲜战争爆发前朝鲜的行为,将美朝之间发生的事件,尤其是美方有人员伤亡的事件,视为朝鲜方面的故意挑衅。这在“普韦布洛”事件和“EC-121危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⑩福特政府对板门店事件的判断亦是如此。

       从心理学角度来讲,人都有保持自己原有认识的趋向。当人们接收新的信息的时候,总是下意识地使新的信息与自己原有的认识保持一致,这就是所谓的认知相符现象(cognitive consistency),是导致错误知觉(misperception)的重要因素。(11)毋庸置疑,在板门店事件中,美国决策者对朝鲜的长期“印象”就是认知相符现象的典型反映,导致他们对该事件产生了错误知觉。事实上,现有档案资料可以充分证明板门店事件是一次意外的偶发事件。关键在于: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件?

       若要正确认识此事件发生的深刻原因,必须要考察事件发生前朝鲜半岛的国际局势。但令人遗憾的是,美国军方学者的分析无一例外地把事件的发生,视为朝鲜采取的国际政治举措的必然结果。这与华盛顿决策层的认识是一致的。美国中央情报局高层和《国家情报每日电报》为8月18日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准备的情报简报,也都肯定了朝鲜的主观故意,并称朝鲜这么做是为了实现两个目标:其一,利用美国正在举行的总统大选,煽动美国民众反对美军继续驻扎韩国的情绪;其二,服务于朝鲜在科伦坡不结盟大会上的外交努力,为它在大会上发表的观点——美国是朝鲜半岛局势紧张的主要来源——提供证据,支持它向大会提交的要求美军撤出韩国的决议案。(12)从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记录来看,美国决策层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完全认可了这种判断。

       可以看出,不论是美国军方学者还是美国官方,皆认为事件的发生缘于朝鲜方面事先策划好的阴谋,以故有的“敌人意象”(image of enemy)思维定式判断对方的行为和对策,而都无视事件发生前美国和韩国一系列军事行动对朝鲜半岛局势的影响,特别是对担忧国家安全的朝鲜政府的强烈刺激。

       二、福特政府升级局势的行为

       早在1976年4月,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要求,中央情报局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评估“北朝鲜在1976年可能采取的主动行动”。文件认为,朝鲜将会采取“出人意料的军事行动”,发动有限的军事攻击,“不排除苏联和中国继续给予援助,从而挑起美国对另一场朝鲜战争的恐惧,使美国和韩国就适当的反应陷入辩论和争论,并且最终能够引起美国政策中有利于北朝鲜的变动”。这份备忘录对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影响颇大,以至于该机构提出,“万一如中央情报局的研究所预想的那样,北朝鲜(可能发动)有限的军事攻击……我们应当做出准备”,拟定“一系列能够有效地反击平壤行动的富有想象力的和灵活的反应”。(13)

       对于1976年朝鲜发表的指责美韩军事挑衅活动的激烈言论,华盛顿官方更是忧心忡忡,加强了对朝鲜主动攻击的幻想。朝鲜“强烈抗议美国军事侦察机于5月6日在北朝鲜商船上空飞行”,同时指责说,美国耍了一个不计后果的花招,企图在朝鲜半岛“制造挑起一场新战争的借口”,事件已构成一个“危险的军事冒险,也许会导致无法预料的后果”。另外,朝鲜还指控韩国“5月25日从金化郡一带的南方一侧哨所用57毫米无后坐力炮向北方发射,进行严重的军事挑衅,并接连用扩音器对北方进行诽谤宣传”,同一天“在江原道高城沿线也发生了类似情况”。对此,“朝鲜中央通讯社谴责南朝鲜试图加剧在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将要发动另一场战争”,并警告说,如果美国和南朝鲜“坚持这种挑衅,那么朝鲜人民军哨兵将采取有力的报复措施,使挑衅者为此彻底付出代价”。(14)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推测,朝鲜之所以要逐步加强对美韩挑衅的谴责,是在做准备工作,“通过采取一些有限(军事)行动狠狠打击美韩军队——例如击落侦察北朝鲜商船的美国巡逻飞机——来引起朝鲜半岛的紧张(状况)”。鉴于此,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国防部应当警告美国司令官们,在从事这些侦察期间要提防北朝鲜的攻击”。(15)在5月27日朝鲜西北岛屿军事对抗之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就批准向韩国出售“单人携带的、肩扛发射的地对空武器系统”,即红眼导弹。这款先进的武器本来在当时受美国军售政策的管制,不许向韩国出售,但是福特政府专门为韩国人设置了一个例外,“将允许出售数量有限的红眼导弹用于保卫西北诸岛的特别目的”。(16)这种明目张胆的对韩武器销售行为只能刺激朝鲜采取某些对抗行为,使得半岛局势变得更为紧张。

       事实上,美国对于朝鲜半岛发生的事情过于敏感了,对朝鲜行为的认知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根据匈牙利外交部的解密档案,在1975年4月印度支那革命取得胜利之际,金日成访华,就以何种方式解决朝鲜半岛分裂问题和中国领导人展开会谈。“中国方面坚决强调朝鲜和平统一的重要性”,(17)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的两次公开讲话,以及中朝两国联合公报都强调:中国坚决支持朝鲜人民争取自主和平统一祖国的斗争。(18)此后直到1976年上半年,金日成在多个场合,包括与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托多尔·日夫科夫(Todor Zhivkov)的非公开会谈中,继续强调朝鲜将会选择和平方式统一国家,同时以朝鲜的军队人数和武器装备明显弱于美韩两军为证据,驳斥西方通讯社的报道,即朝鲜将向南方发起攻击的谣言。(19)1976年6月,金日成在接见丹麦社会主义人民党代表团时依然声称,“现在,美帝国主义在加紧备战,大肆叫嚷什么我们要‘南侵’。说我们这样一个小国要威胁一个企图称霸世界的大国,这是说不通的。凡是神经正常的人,是谁也不会相信的。敌人叫嚷的‘南侵威胁’是掩盖他们北侵野心的烟幕,是企图使他们的战备活动合法化的诡辩。我们是决不会先动手的”(20)。所以,无论从国际舆论还是从社会主义盟友关系来看,朝鲜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像美方所推测的,在1976年发动有限的军事进攻。

       然而,福特政府依据“敌人意象”思维定式,只强调朝鲜方面的激烈言辞,并将其视为朝鲜进行有限军事行动的前兆,却对朝鲜领导人主张和平、缓解紧张局势的讲话充耳不闻。正如国际政治认知学派的一位学者所说的,对对方原有的刻板印象是一种绝对性很强的认知方式,这常常会把复杂的和互不相关的事件压缩到连贯一致的模式中去,从而形成固定的模式再用于分析形势,结果往往会导致偏见或错误知觉。(21)这种惯性认识显然主导了福特政府的对朝决策。美韩两国宣布于1976年6月28日至7月7日,在韩国浦项一带进行“韩美海军、海军陆战队联合水陆两栖训练”(22)。这是自朝鲜战争结束以来,美韩两军司令部首次将各自的演习结合起来举行的大规模联合军演。福特政府希望借此恐吓朝鲜方面,以阻遏对方发动有限的军事攻击。

       毋庸置疑,美韩联合军演再度加剧了朝鲜半岛原本就比较紧张的局势。1976年8月5日,朝鲜政府发表了措辞严厉的声明,呼吁“美国必须立即停止反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新战争挑衅阴谋活动和一切侵略行为,立即撤走运进南朝鲜的核武器等大量杀人武器和军事装备……如果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力量起来揭露和声讨美国和南朝鲜傀儡的新战争挑衅阴谋活动,进一步积极支持朝鲜人民为实现祖国的自主和平统一的正义斗争,就可以在朝鲜防止战争,维持和平,早日实现朝鲜的统一。”(23)

       美国方面认为,朝鲜此前仅在1968年“普韦布洛”事件和1969年EC-121危机期间发布过两次这样的正式声明,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朝鲜对半岛局势的紧张程度。在美国已经意识到半岛处于紧张气氛的情况下,1976年8月6日其驻韩军队居然以白杨树阻挡了其哨所视线为由,前往共同警备区砍伐白杨树。这一行为自然被朝鲜警备人员视为故意挑衅。他们向美军士兵发出警告,并阻止其实施砍伐,美军识趣地撤回。(24)应当说,在局势敏感期,在彼此直接接触的地方,任何一方都需要尽量避免做容易被对方视为挑衅的事情。像在共同警备区砍树这样的事情,即便美军确实有实际需求,也应暂停下来,待形势缓和后再做。然而,8月18日,美军在事先没有和朝方充分沟通的情况下,再次组织人员对白杨树进行所谓的“修剪”。这一次美军士兵根本不理会朝鲜警备人员的警告,径直走到大树下面,在对方的眼皮底下挥舞斧头,大肆“修剪”杨树。对此,朝鲜警备人员十分恼怒,他们认为对方所砍伐之树“是我方种植和长期精心培育的。这树是我们管理的,应事前同我们商量,不能不经商量就单方面砍伐”(25)。

       需要说明的是,在1976年9月6日新协议签署之前,非军事区中的军事分界线在共同警备区是不存在的,也不发生作用,没有规定限制彼此进入对方一侧。即,共同警备区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双方能够频繁接触的地方。这一点得到美国领导人的确认。基辛格在向福特汇报时曾说过,“我们的部队有时进入该区域(共同警备区)他们的部分”。(26)而且美国官方亦承认,由于“整个区域就是一个共同的区域”,朝鲜人有权利反对美国人砍树。(27)这表明,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无论哪一方在共同警备区做任何事情都需要和对方协商,美方不能不经朝方同意便单方面砍树。朝鲜将美国的单方面行动视作“反对我方(朝鲜)的严重挑衅行径”(28)。这对余怒未消的朝鲜警备人员情绪的刺激作用可想而知。双方就砍树一事理论时情绪严重对立、不断升级,发生肢体上的冲突在所难免。最后,极度愤怒的朝鲜士兵失手打死了美方军官。

       三、板门店事件发生的偶然性

       当事人之一,担任“联合国军”军事委员会委员的美国陆军上校唐·布斯(Don Boose),在板门店事件发生时正在共同警备区工作,并同朝鲜人一起就该事件进行调查和谈判。2011年7月13日,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已经认真地研究了该事件,坚信对两位美国军官的杀害不是被计划好了的,而是由在场的北朝鲜人民军警卫部队军官所煽动的打斗的结果,当时场面失控。最引人注目的证据就是,北朝鲜人根本就没有准备去利用该事件以达到宣传的目标,并且没有准备处理也许本来就会导致的任何军事升级(状况)。”(29)布斯提出的证据恰恰印证了朝鲜人对美国采取系列行动的反应。

       朝鲜方面不仅在“保罗·班扬行动”实施时保持冷静克制,而且在那之后通过军事停战委员会积极和美方接触,尽力平息事态。据美国《国家情报情况报告》称,在“保罗·班扬行动”及围绕该行动的军事活动期间,“没有进一步的证据表明北朝鲜对美军向南朝鲜的调动做出任何军事反应,对砍树行动也没有任何军事反应”(30)。民主德国驻平壤代理大使施泰因赫费尔(Steinhofer)在发回国内的电报中称,在观察了朝鲜对美方行动的反应后,他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朝鲜的确不想要使局势进一步恶化,那也许会引发几乎难以控制的升级”。(31)如果朝鲜蓄意制造板门店事件,故意要在半岛引发紧张局势,那么它就没有必要主动平息事态。如果说这是由于他们摄于美国的军事威力而退缩,那么为什么在“普韦布洛”事件和EC-121危机时他们也没有退缩半步呢?

       另外,虽然美国认定事件是朝方故意挑衅的预谋行径,但是美军也没有提供确凿的证据。(32)不仅如此,由于美军人员在事发现场拍了许多照片,以至事后美国领导人无法有力地解释事件不是美方故意挑起的。

       事发当天,基辛格在和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举行会谈,还专门提到了板门店事件,并且语气咄咄逼人。当基辛格谈到从美方拍摄的照片中得知美军军官被打死的情况时,黄镇马上追问:“为什么美国准备了照相机?”基辛格并未直面回答。黄镇接着尖锐地指出:“照相机在那儿,弄得这好像是你们为事件做了准备。”接二连三的质疑令基辛格很被动,先前谈话中的逼人气势顿时荡然无存,他只能尴尬地解释道:“照相机的原因是,经常(有美国士兵)在事件发生地附近的哨所拍照。”(33)

       然而,对于相机为何会出现在现场的原因,基辛格也一直心存疑问。在1976年8月19日举行的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上,基辛格首先发问:既然美军有照相师在那里,为什么他们不首先向对方发出将要拍照的警告,以阻止事件发生呢?与会者中并没有人对此作答。参谋长联席会议代主席詹姆斯·霍洛韦(James L.Holloway)只是简单地应答,“我们没有收到来自史迪威关于此问题的令人满意的答案”。也就是说,只有史迪威才能够解释清楚,但他并未做出解释。基辛格甚至有些怀疑板门店事件和美军故意挑事有关。他接着问到,为什么在得到要和美国临时代办一起去见韩国总统朴正熙的特别指示后,史迪威依然独自一人前去?基辛格担心史迪威借处理板门店事件之机擅自扩大在战区的权力,曾一度考虑由驻韩大使馆单独处理该事件。与此同时,基辛格还意识到一个问题:既然美军士兵的砍树行为在对方眼里也许意味着制造事端,那么为什么在砍树之前,美军指挥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呢?还是他们故意去砍树,向朝鲜士兵挑衅呢?代理国防部长威廉·克莱门茨(William Clements)同样有类似疑问。让他尤其不解的是,美军砍树人员都配备了武器,他们怎么能够遭到痛打致死呢?包括基辛格在内,无人接着这些疑问继续追问下去,会议后面讨论的问题也没再涉及这些问题。(34)这已经充分表明了与会者的态度:对驻韩美军砍树行为的追究到此为止。因为不管怎样,驻韩美军属于美国,他们的任何举措都是为了美国的利益,所有的疑问只能不了了之。

       由此可以推断,板门店事件是一起美朝双方长期对抗中的“偶发”事件,也是此前美、韩两国一系列行动的必然结果,显然这种偶然之中蕴含着某些必然的因子。但不管怎样,福特政府以“敌人意象”思维定式判断朝鲜的行为,根据历史敌对印象把一件原本“偶发”事件僵化地看作对方的预谋行动,并在事后采取具有明显挑衅意味的“保罗·班扬行动”,这是极其冒险的举措。虽然福特总统否决了基辛格炮轰朝鲜军营的鲁莽建议,但他还是批准实施了一项应对复杂军事事件的行动计划(35),其中同样蕴含着难以预料的风险。对此,驻韩美军参谋长辛洛布(John K.Singlaub)十分担心会激怒朝鲜进行反击,那么美国恐怕不得不使用核武器。(36)果真如此,朝鲜局势将因此行动计划而失控,后果不堪设想。倘若不是朝鲜方面采取克制态度,当时的局势很有可能演变成一场局部战争,辛洛布担心的事情也许便会发生。

       总之,在朝鲜半岛这个多方势力并存的东北亚热点地区,福特政府对涉及朝鲜半岛安全事务的突发事件不具备较强的处理能力,其应对是欠妥当的。

       1976年的板门店事件,对美国而言唯一可取的是华盛顿决策层没有采取对朝鲜的军事报复行动,从而没能使事态最终向战争方向发展。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影响了福特政府对板门店事件的决策呢?

       其一,与亚太地区国际局势的发展休戚相关。1975年春,美军全面撤离越南,在亚太的冷战战略受到沉重打击。及至板门店事件发生时,美国不仅在亚太的战略元气尚未恢复,而且越南惨败后国内民众及公共舆论亦不会支持对朝鲜动武。再加上,中美关系缓和及迈向双方关系正常化的进程,都对东北亚趋向和平态势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几乎每一次中国领导人在和美国领导人会谈时,都会提及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对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性。(37)在没有征得中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福特政府不可能草率地在朝鲜半岛上引燃战事。

       其二,美国大选的牵制。当板门店事件发生时,美国总统竞选处于关键时刻。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正在堪萨斯城举行,确定由谁来代表该党参加全国大选。福特的主要精力皆放在选举上,考虑如何对付党内强劲对手里根,实在没有多余精力应对遥远东北亚的突发事件。但凡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提出的军事报复的主张,福特都会予以否决。(38)

       其三,朝鲜的和平诚意使得美国在国际上保全颜面,美国再无必要与对方撕破脸皮。板门店事件发生后,朝鲜持十分积极的态度配合美国对事件做出处理。美方每次提出召开军事停战委员会会议,皆被朝方所接受,而且后者还就如何避免事件重复发生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这些行为无疑表现出朝鲜方面的和平诚意。在这种情况下,倘若美国继续顽固坚持军事报复,那么它将承担战争责任而遭受国内外舆论的谴责。所以,朝方积极解决问题的态度也对美方的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但不管怎样,需要再次强调的是,福特政府的决策部门和情报机构,都没有全面评估整个事件。比如,评估一下在美韩不断进行军事调动和军事演习的环境中,朝鲜领导人的感受如何?美韩的做法是否对朝鲜的国家安全是一个强烈的刺激?对方会做出何种反应?半岛局势是否会变得紧张?美国方面完全凭借朝鲜方面的反美言论展开某些军事部署和演习,根本不考虑朝鲜在国家安全上的感受。当受到刺激的朝鲜有所反应、发表措辞严厉的声明时,美国反而认为是朝鲜在半岛制造紧张局势,继而采取行动恫吓对方。华盛顿高层往往根据朝鲜政府的宣传性反美言论,在“敌人意象”思维定式下揣测朝鲜的意图,而非换位思考、检讨自身的问题,从己方行为中剖析对方激烈宣传的原因何在。事实上,针对美韩军事活动,朝鲜发表措辞强烈的声明只不过是愤怒情绪的表达而已,并非代表其实际所为。如果美国决策者把朝鲜的激烈言论当作其实际行动的前兆,那么他们就产生了错误知觉。

       应当看到,朝鲜政府对国家安全的切身感受是别的国家所体会不到的,美韩的军事活动已经威胁到其国家安全。要知道,美朝两国之间就实力而言存在着相当大的不平衡。更何况,朝鲜对国家安全一直非常敏感,这和它历史上周边大国林立、一直缺乏安全感、总是需要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现实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板门店事件发生前,朝鲜认为,半岛局势已经很紧张并已威胁其安全了,否则也不会连续发表措辞激烈的声明。实际上,只要美国一天不从韩国撤军,朝鲜就会随时感受到威胁。只要朝鲜半岛和平协议没有签署,那里的局势就会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尤为重要的是,只要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不摆脱自以为是的冷战思维,不抛弃对朝鲜“敌人意象”的思维定式,这种状况便不会得到有效缓解,朝鲜半岛的和平与安定仍将长路漫漫。

       注释:

      

      

      

       ①关于朝韩在西海五岛上的领土之争(又称“北方限界线”之争),可参见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北朝鲜国际文献项目(North Kore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tion Project,简称NKIDP)公布的16份解密文件,《北方限界线争端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Northern Limit Line Dispute”),《北朝鲜国际文献项目电子卷宗》(NKIDP E-dossier)第6辑,2012年,http://www.wilsoncenter.org/sites/defanlt / files/NKIDP_eDossier_6_Origins_of_the_Northern_Limit_Line.pdf,2014年12月30日;关于朝韩陆上军事摩擦,参见《事件年表(1974—1976)》(Chronology of Incidents(1974—1976)),朝鲜战争退伍军人国家展览馆和图书馆(Korean War Veterans National Museum and Library,Springfield,IL,USA)。另可参见美国国会图书馆致国会的报告,迪克·K.南托:《北朝鲜:1950—2003年的挑衅年表》(Dick K.Nanto,“North Korea:Chronology of Provocations,1950-2003”),《国会报告》(Report for Congress),美国国会图书馆,查询代码:RL30004。

       ②代表作有:理查德·莫布利:《朝鲜砍树事件再考察》(Richard Mobley,“Revisiting the Korean Tree-Trimming Incident”),《联合部队季刊》(Joint Force Quarterly)2004年第35期;康拉德·德拉特:《板门店的谋杀:战区指挥官在危机解决中的角色》(Conrad DeLateur,Murder at Panmunjom:The Role of the Theater Commander in Crisis Resolution),美国国务院对外事务研究所第29次高级研讨会(

Senior Seminar,Foreing Service Institute of U.S.Department of state),1987年3月;理查德·海德、弗里斯科·肖特和罗伯特·麦克法兰:《危机的解决:马亚圭斯和朝鲜对抗中总统决定的制定》(Richard Head,Frisco Short and Robert McFarlane,Crisis Resolution:Presidential Decision Making in the Mayaguez and Korean Confrontations),西景出版社1978年版。

       ③《1976年的斧头谋杀事件》(“The Axe Murder Incident,1976”),道下德成:《1966—2008年北朝鲜的军事外交运动》(Narushige Michishita,North Korea's Military-Diplomatic Campaigns,1966-2008),劳特里奇出版社2010年版,第五章。

       ④共同警备区是坐落于板门店的一个小区域(又称“停战村”),是一处800米的圆形地带,由“联合国军”和朝鲜军队警备,属于韩国和朝鲜双方行政管理权之外的特殊区域。正中央建有军事停战委员会会议室。1976年板门店事件发生之前,该区域内不像非军事区那样划定一条双方不可越雷池半步的军事分界线,朝鲜人民军和“联合国军”警备人员能够随身携带武器(手枪或非自动步枪)在区域内自由活动。

       ⑤美方声称,其砍树的理由是大树影响了其两座哨所之间彼此观察的视线。参见《美国国务院公报》(U.S.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第175卷,美国政府印刷局1977年版,第388页。

       ⑥保罗·班扬(Paul Bunyan)是西方历史神话传说中著名的伐木巨人。为了形象地体现行动的特征、炫耀美国的军力,“联合国军”总司令理查德·G.史迪威(Richard G.Stilwell)特地以“保罗·班扬”来命名这次砍树行动。参见约翰·K.辛洛布:《危险使命:20世纪的一名美国士兵》(John K.Singlaub,Hazardous Duty:An American Soldie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顶峰书业1991年版,第373页;《国防部电报证实在支持保罗·班扬行动时一架美国直升机受损》(“Defense Cable Confirms Damage Sustained by a U.S.Helicopter in Support of Operation PAUL BUNYAN”),1976年8月21日,解密文献参考系统(DDRS),文件号:CK3100559253;康拉德·德拉特《板门店的谋杀:战区指挥官在危机解决中的角色》,第15页。有关福特政府对板门店事件的反应和对策,参见理查德·莫布利《朝鲜砍树事件再考察》,第108—115页;理查德·海德、弗里斯科·肖特和罗伯特·麦克法兰《危机的解决:马亚圭斯和朝鲜对抗中总统决定的制定》,第149—216页;邓峰《福特政府对板门店事件的反应与对策》,首都师范大学第二届国际关系史青年论坛会议论文,2013年3月。

       ⑦除华盛顿决策层外,美驻韩军队总司令史迪威和参谋长约翰·辛洛布皆持同样的看法,参见约翰·K·辛洛布《危险使命:20世纪的一名美国士兵》,第369—370页。朝鲜方面则认为,“这一事件是美帝有计划地挑起的”,“是为了发动战争而事先进行的有计划的阴谋活动”,参见《人民日报》1976年8月21日第5版。

       ⑧《朝鲜:非军事区事件》(“Korea:DMZ Incident”),《国家情报每日电报》(National Intelligence Daily Cable)1976年8月19日星期二,中央情报局网站:http://www.foia.cia.gov/best-of-erest/CIA-RDP79T00975A029200010032-2.pdf,2013年1月30日。

       ⑨《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记录》(“Minutes of Washington Special Actions Group Meeting”),1976年8月18日,《美国对外关系,1969—1976)(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69-1976)第E-12卷,第282号档案,美国政府印刷局2011年版,第4页。

       ⑩梁志:《“普韦布洛”号危机决策与美国的国际危机管理》,《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邓峰:《美国与EC-121危机:对1969年美国大型侦察机被朝鲜击落事件的研究》,《世界历史》2008年第2期。

       (11)罗伯特·杰维斯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

       (12)《朝鲜:非军事区事件》,《国家情报每日电报》1976年8月19日星期二;《中央情报局副局长为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8月18日会议所作的情况说明:北朝鲜》(“DDCI Briefing for 18 August WSAG Meeting:North Korea”),1976年8月18日,《美国对外关系,1969—1976》第E-12卷,第282号档案,第11—14页。

       (13)《国家安全委员会幕僚杰伊·泰勒致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的备忘录》[“Memorandum from Jay Taylor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Scowcroft)”],1976年4月22日,《美国对外关系,1969—1976》第E-12卷,第277号档案,第2—5页。

       (14)《国家安全委员会幕僚托马斯·J.巴恩斯致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的备忘录》[“Memorandum From Thomas J.Barne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Scowcroft)”],1976年5月28日,《美国对外关系,1969—1976》第E-12卷,第280号档案,第1—2页。对于5月25日韩国的军事挑衅,朝鲜方面在军事停战委员会第375次会议上专门提供了对方炮击的大量证据,包括“敌方炮弹落点的照片和炮弹弹片”。关于朝鲜谴责性声明的详细报道,参见《人民日报》1976年6月9日第5版。

       (15)《国家安全委员会幕僚托马斯·J.巴恩斯致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的备忘录》,1976年5月28日。

       (16)美国国家档案馆国务院对外政策核心文件电子数据库(Central Foreign Policy Files,Access to Archival Databases),文件号:1976STATE119817,http://aad.archives.gov/aad/,2015年5月26日。

       (17)《匈牙利驻朝鲜大使馆致匈牙利外交部的电报》(“Report,Embassy of Hungary in North Korea to the Hungarian Foreign Ministry”),1975年7月30日,《第53号冷战国际史项目工作论文》(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 53),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2006年8月,第52页。

       (18)《人民日报》1975年4月19日第3版,1975年4月26日第2版,1975年4月28日第1版。

       (19)《民主德国驻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索菲亚大使馆》(“GDR Embassy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Bulgaria,Sofia”),1975年6月18日,贝恩德·谢佛:《自负破碎:1971—1975年的北朝鲜统一政策》(Bernd Schaefer,“Overconfidence Shattered:North Korean Unification Policy,1971-1975”),第2号冷战国际史项目工作论文,2010年12月,第13号档案;《民主德国驻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的电报:托尔多·日夫科夫同志与金日成的会谈信息》(“Telegram from the GDR Embassy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Bulgaria,“Information about the Talks between Comrades Todor Zhivkov and Kim Il Sung”),1975年6月18日,詹姆斯·珀森主编:《缓和之后:1973—1976年的朝鲜半岛》(James Person,ed.,After Détente:The Korean Peninsula,1973-1976),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2011年版,第423—425页,http://www.wilsoncenter.org/publication/after-detente-the-korean-peninsula-1973-1976,2015年3月26日。除了金日成和日夫科夫的会谈外,另见金日成于1976年3月28日同日本政治理论杂志《世界》主编的谈话、1976年5月29日答南斯拉夫通讯社国际部主编问,以及1976年5月31日同旅日朝鲜人祝贺团的谈话,参见金日成《金日成著作集》第31卷,外国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42—62、114—121、133—143页。

       (20)金日成:《金日成著作集》第31卷,第214页。

       (21)雅科夫·弗尔兹伯格尔:《世界在他们头脑中:外交决策制定的信息处理、认识和感知》(Yaacov Vertzberger,The World in Their Minds:Information Processing,Cognition,and Perceptions in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5一127页。

       (22)《人民日报》1976年6月21日第6版。

       (23)《人民日报》1976年8月7日第5版;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编:《朝鲜劳动党文件选集(一九七六年)》,1978年版(内部资料),第175—179页。除了这份声明,朝鲜政府还在当天发表了关于朝鲜半岛局势危险的备忘录,表明了相同的立场。详见《罗马尼亚驻平壤大使馆发给罗马尼亚外交部电报:关于朝鲜半岛的局势》(“Telegram from Romanian Embassy in Pyongyang to the Romani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Bucharest,Situ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1976年8月6日,詹姆斯·珀森:《缓和之后:1973—1976年的朝鲜半岛》,第659页。

       (24)理查德·海德、弗里斯科·肖特和罗伯特·麦克法兰:《危机的解决:马亚圭斯和朝鲜对抗中总统决定的制定》,第155—156页。

       (25)朝鲜中央通讯社授权发表的声明,参见《人民日报》1976年8月21日第5版;另见中央对外联络部编:《朝鲜劳动党文件选集(一九七六年)》,第190页。此声明的英文版本,参见朝鲜中央通讯社《8月18日美朝在板门店非军事区的宪兵冲突》(“U.S.,DPRK DMZ Guards Clash at Panmunjom 18 Aug,Korean Central News Agency”),1976年8月18日,詹姆斯·珀森主编:《缓和之后:1973—1976年的朝鲜半岛》,第662页。

       (26)(1976年8月30日上午10点41分至下午12点28分》(“August 30,1976,10:41 a.m.—12:28 p.m.”),《国家安全顾问会谈备忘录合集》(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s Memoranda of Conversation Collection),福特总统图书馆(Gerald R.Ford Presidential Library),文件编号:GRF-0314。

       (27)《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记录》,1976年8月18日,《美国对外关系,1969—1976》第E-12卷,第282号档案,第4页。

       (28)《人民日报》1976年8月21日第5版。

       (29)希拉·三好·伊格尔:《兄弟之战:朝鲜的未尽冲突》(Sheila Miyoshi Jager,Brothers at War:The Unending Conflict in Korea),诺顿公司2013年版,第562页。另根据朝鲜劳动党一位外逃官员的说法是金正日策划了事件,但他又说金日成不知情(道下德成:《1966—2008年北朝鲜的军事外交运动》,第88页)。姑且不论其所言是否属实,即便是真的,也只能说明事件系金正日个人行为所致,不能代表朝鲜政府的意图。尽管原民主德国解密档案表明,金正日早在1974年便被定为朝鲜主体事业的接班人(贝恩德·谢佛:《金正日的崛起——来自东德档案的证据》(Bernd Schaefer,The Rise of Kim Jong Il-Evidence from East German Archives),北朝鲜国际文献项目第4号电子卷宗,2011年12月),但在其全面掌权之前,朝鲜的对外政策或国际事务依然由金日成直接掌控。

       (30)《国防情报局文件:国家情报形势事后报告》(“DIA Document:National Intelligence Situation Report Post-Mortem”),1976年10月18日,数字化国家安全档案(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文件号:KO00217,第31页。

       (31)《民主德国驻朝鲜大使馆致罗尔夫·贝特霍尔德的报告:有关“斧头谋杀事件”的报告》(“Report from the GDR Embassy in the DPRK to Rolf Berthold,Report on the ‘Axe Murder Incident’”),1976年8月31日,詹姆斯·珀森主编:《缓和之后:1973—1976年的朝鲜半岛》,第723页。

       (32)《史迪威将军致海军中将汉尼芬的电报》(“General Stillwell's Cable to Vice Admiral Hannifin”),1976年8月19日,解密文献参考系统,文件号:CK3100068213。

       (33)《黄镇和基辛格的会谈备忘录》(“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Huang Zhen and Henry A.Kissinger”),1976年8月18日,詹姆斯·珀森主编:《缓和之后:1973—1976年的朝鲜半岛》,第220号档案;《会谈备忘录》(“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1976年8月18日,《美国对外关系,1969—1976》第18卷,美国政府印刷局2008年版,第950页。

       (34)《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记录》,1976年8月19日,《美国对外关系,1969一1976))第E-12卷,第285号档案,第2、5页;《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朝鲜》(“Washington Special Actions Group Meeting,‘Korea’”),1976年8月19日,詹姆斯·珀森主编:《缓和之后:1973一1976年的朝鲜半岛》,第680页。

       (35)《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记录》,1976年8月19日,《美国对外关系,1969—1976)第E-12卷,第285号档案,第2页。

       (36)约翰·K.辛洛布:《危险使命:20世纪的一名美国士兵》,第376页。

       (37)有关1974年10月至1975年12月中美双方高层涉及朝鲜问题的一系列会谈,参见《美国对外关系,1969—1976)第18卷,第88—137号档案,美国国务院历史学家办公室网站:http://history.sr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9-76v18,2015年6月10日。

       (38)理查德·海德、弗里斯科·肖特和罗伯特·麦克法兰:《危机的解决:马亚圭斯和朝鲜对抗中总统决定的制定》,第3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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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板门店事件的起源与美国的反应_板门店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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