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川[1]2017年在《台湾民众政治意识的建构及其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面临着重要挑战和危机,如何解释、维持和发展两岸关系是对台研究的重中之重。文章试图根据国际关系社会建构主义的核心理论来分析台湾民众的政治意识,以期通过对政治意识建构的研究,探寻推进两岸关系的新路径。论文的主要观点是将政治意识看作为一种由台湾民众在社会互动中造就的共有知识(文化),这种政治意识反过来又建构了台湾民众的身份和利益,进而规约台湾民众在政治过程中的政治行为。除了对背景理论知识的铺陈外,其行文逻辑分为叁条线索:首先是对建构主义视域下台湾民众政治意识是什么进行了界定,包括定义、主体(施动者和施动中心)、面向("实在"和"想象")以及表现类型(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其次是对政治意识的表征及其如何建构进行了探讨,政治意识的表征有"主我"和"宾我"两种形态,前者的建构通过自我假定、自我修正、自我内化叁个阶段来完成,后者主要是通过正和的互助和寻找有效的他者来得以实现;最后是对台湾民众政治意识的时代追问,得出了"台独"不可行性的同时台湾问题域外因素也难以消解的结论。
王洪涛[2]2010年在《中美结构性矛盾辨析》文中认为在新世纪的中美关系中,中美结构性矛盾成为双方冲突的核心。研究结构性矛盾首先需要确定结构的含义。西方学者理解的中美结构性矛盾就是中美在国际体系中的矛盾;而中国学者对中美结构性矛盾的理解更偏重于中美关系本身结构中的矛盾。本文首先应用结构主义理论提炼出中美关系“自行车”式的基本结构,中美之间的复杂联系构成了自行车的基本框架,结构性合作与结构性矛盾组成自行车的两个车轮。主动轮提供动力,代表的是能够推进中美关系发展的结构性合作因素,包括复合型相互依赖、文明的交流、复合型机制、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和反恐因素。从动轮代表的是能够阻碍中美关系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因素,包括意识形态分歧、文明的差异、地缘政治竞争、“崛起”与“守成”大国的冲突和台湾问题。然后,根据解构主义的理论分析中美关系结构的发展及其规律。最后根据建构主义的理论探讨了解决中美结构性矛盾的消解路径。中美结构性矛盾既包含结构性因素,又包含非结构性因素。在新的历史时期,中美关系必须直面根本性的分歧,而无法继续搁置争议。中美结构性矛盾中的非结构性因素成为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的新空间。“崛起国”与“霸权国”的冲突中包括中国和平发展的和平本质、全球化的发展环境、大国和平和合作的时代与和平崛起的先例等非结构性因素。地缘政治竞争包括美国的地区实力平衡战略、东亚各国寻求地区稳定、中国威胁的非现实性与美国稳定东亚局势的意愿等非结构性因素。意识形态分歧与文明的差异包括冷战后意识形态的斗争逐渐淡化、文明的交流与融合和错误知觉等非结构性因素。台湾问题包括中美希望避免冲突、两岸交往日益密切、美国对台军售受到很大制约等非结构性矛盾。根据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因素,本文描述了未来中美关系可能出现的叁种情景:全面冲突、混沌状态和战略互信。在处理中美关系的过程中应该预防全面冲突,促进合作关系,巩固机制成果。
薛力[3]2004年在《台湾问题：一种建构主义的分析》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从分析台湾问题这一概念的内涵入手,阐明在对台湾问题的认识上现有四种主要观点的不足,进而运用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台湾问题的产生、发展及国内外因素展开分析。最后得出六点结论,并提出几点的政策建议。本文认为,李登辉-陈水扁时期台湾问题表现为台独,这是一种新的国家认同,属于政治认同,其基础是文化认同,即台湾人的族群认同。台湾人族群认同萌芽于日本人殖民统治中后期,以二·二八事件为转折点,台湾人族群认同初步形成,然后分为两条线曲折发展。在海外先后以日本和美国为中心,在两国的支持下,台独势力从事台湾人族群认同的建构;在岛内,表现为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随着台湾经济发展,行政革新带来的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以1979年美丽岛事件为标志,台湾人族群认同加速发展。国民党解严后台独势力在岛内汇流,民进党成立、李登辉上台后台湾人族群认同转为国家认同,表现为对主权国家的诉求。民进党以合法政党的身份推进台湾人的新国家认同,李登辉则利用执政地位有系统地推行去中国化,以图从根上切断台湾人的中国人认同。李登辉对大陆虚与委蛇,对美日极力争取利用。在他们的推动下,台湾人的族群认同急剧发展,以致到1999年,台湾“朝野”在新国家认同上的“共识”得以公开宣示――这就是李登辉的“两国论”与民进党的“台湾前途决议文”。台湾人的新国家认同塑造至此大致完成,台湾人成了政治生活的主流,外省人被边缘化。这在2004年“大选”中得到确认。本研究也显示:台湾人族群认同与新国家认同的建构、谋求“公投入宪”还意在打消美国台海战略中抑制台独的一面。基于上述分析,大陆对台政策在保持战略威慑的同时应当注意培育台湾人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这是台湾问题的治本之道。在现有建构主义理论的案例研究中,行为体(agent)是在受外来影响后改变身份与利益,属于“被改变身份者”。本文展示行为体身份和利益的建构是内外两方面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以内为主),且显示行为体是“想改变身份者”,这一研究拓展可能具有普遍意义。
陈丽颖[4]2017年在《国家间互信理论的研究》文中指出国家间的信任问题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热点话题。基于国际关系的实践,越来越多的国家决策者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但是国际关系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明显不足。国家间互信既是一种心理状态,也可以是一种对外政策。它从信任的概念而来,是一种双向的互动。这一问题的研究有着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意义。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来说,系统的研究国家间互信的影响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复杂作用有助于丰富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主要流派的微观基础;从国际关系的实践来说,这一研究有助于把握国家间关系的实质和规律,特别有助于中国制定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尤其是对美国的政策。本文主要从叁个维度展开国家间互信的理论研究:理性选择维度、情感心理维度和文化认同维度。本文用1967-1979年中美关系从对抗、孤立到缓和与合作的进程作为案例进行分析,验证这叁个维度在中美两国互信形成和维持的体现。国家间互信理论中的理性选择主要是指决策者通过对自己国家利益的界定,分析双方的实力对比以及外在第叁方威胁因素,进行一系列的信号传递和反馈,以实现自身的目的。这一的维度的主要理论基础是信任研究的理性选择路径研究和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首先,信任理论中的理性选择学派认为信任几乎等于合作。行为者通过对对方的能力和过往行为的评估,如果可以对对方产生积极预期,认为对方的行为有利于自己的利益,才会信任对方。其次,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是以理性选择作为理论假设的,它认为国家必然追求权力和安全。其中,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国际间不存在信任,而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某些条件下,国家间可以互信并且合作。然后,本文结合了信任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性选择理论得出结论:国家间通过多次的信号传递和反馈进行重复博弈,表达自己的意图,了解对方的意图,计算双方的相对实力,最后可以互相形成对对方行为的积极预期,也就是相互信任。国家间互信理论的第二个维度是情感心理维度。这个维度里主要包含两个层次。一方面,国家政策的决策者个人的性格特征和情感状态会影响其对其他国家的信任程度。另一方面,两个民族之间的情感链接程度也会影响国家之间的互信关系。信任理论中的情感因素的作用和国际关系中的情感心理研究共同成为国家间互信理论中情感心理研究路径的理论基础。从决策者的角度看,乐观、宽容、理想主义的决策者更容易对其他国家的产生积极预期。而决策者之间的良好的情感关系(对对方的尊重、体谅、欢迎等行为)有助于其产生信任对方国家的心理状态。另一方面,两个国家的民众之间有较好的互动历史,因而产生的友好的关系会有助于国家间互信的形成和维持。国家间互信的第叁个维度是文化认同维度。两国之间的国际信任水平受到民族主义文化和总体信任文化两个主要因素的影响。而总体信任程度较高的国家的国际信任水平一般也较高。国家间互信的文化维度更多体现在两国文化的认同程度对互信关系的影响。两国的文化传统越接近,彼此间建立信任的可能性越大。文化因素对国家间互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化会影响彼此行为关系中信号的传递方式和理解方式;二是文化活动可以促进两国之间的了解,有助于形成国家间互信。在案例分析部分,中国和美国在1967-1979年之间关系缓和的进程中贯穿了两国之间互信形成和维持的过程,体现了互信理论的叁个维度是有机统一、互相建构的。中美两国的缓和,是双方的决策者从国家的战略利益角度出发,对各自的实力和意图进行了计算,并认识到共同的第叁方威胁,通过不断的信号传递和反馈,建立了初步的互信。同时,双方在交往中不断增进情感关系,在决策者之间和民众之间建立了一定的共同情感。在中美互信形成的过程中,双方在利益上的分歧以及文化上的差异使得关系经历了停滞甚至倒退。最终,中美两国的决策者审时度势,在交往中增加了了解,对彼此的关切也有更深的理解,形成一定的共同利益和情感纽带,并对文化差异能够求同存异。中美缓和进程在国家间互信的叁个维度的共同影响下,两国之间从试探开始,经历了波折,最终实现了关系的稳定和一定程度的互信。国家间互信理论的叁个维度的关系如下:首先,这叁个维度不依赖于彼此而存在,但是国家间互信的产生至少需要其中的某一个因素。理性选择基础的互信是国家间在一定情境下,对彼此相对的力量和信号的交换产生的。情感心理基础上的互信是决策者和民众之间通过不断的互动交流,对彼此的品质产生积极的评价以及情感链接而产生的。文化互信是由于国家间在文化上的同质性产生的,信任文化的相似程度也有助于文化上的互信。其次,国家间互信的理性计算的信任是国家间互信的基础,情感上的互信可以帮助双方建构共同利益,也就是巩固理性基础上的信任。但是,国家间长期缺乏利益上的共同点,会损害情感上的链接。而文化上的互信可以显着的改变理性计算和信任的内在倾向,它可以产生一种范围更深、程度更广的互信。文化上的信任也有助于国家解读理性的信号传递,建构理性的信任。另外,文化上的互信也有助于情感上的认同,培育决策者和民众之间的情感信任。可以说,文化上的互信是最稳定和最坚固的一个维度。最后,国家间互信的叁个维度和互信的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理性计算基础上的信任最普遍,可以说一种初级信任,并不是很稳定,是情境型的。具有情感心理维度的国家间互信可以说是一种中等程度的互信,它需要一定的理性互信为基础,但又不完全依赖于理性计算而存在。具有文化维度的国家间互信是一种信任的较高程度,这种信任的稳定性也是最高的。所以,国家间的高层次互信需要同时具备理性共同利益、情感链接和文化认同这叁个维度。这种类型的互信中的叁个维度具有良好的互动关系。
杨林坡[5]2017年在《国际关系中的国家话语研究》文中认为语言是人类独有的生物和社会机能。借助于语言进行沟通、交流,不仅是人们日常生产、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人们不断被社会化的基本方式,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进化的主要推动因素之一。话语,是“人们对语言的具体使用”,也是“使用中的或被使用的语言”,前者指的具有“行动意义”的言语行为,后者是具有“知识意义”的文本。社会中的话语,既是客观存在的观念事实,也是社会事实在一定程度上的反映。国际关系研究中,“国家人格化”的理论假定,将人的诸多特征赋予国家,“国家也是人”,国家具有与人相似的语言机能、话语能力和话语需求。那么,国家话语在国际关系中也具有相应的作用。国家话语是什么、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及如何发挥作用等,是本文要研究的问题。国家话语是一个国家有目的、有意识地使用语言表达观念、观点、意愿等的国家行动。一个国家的话语,是它关于“自我”、“他者”、“国际社会”等总体认知的反映,也是其它国家认识这个国家的主要素材和依据。国家话语行动,是一个国家参与国际社会、进行关系互动的行为方式。国家通过话语行动向国际受众传递具有特定意义的信息,通过影响它们的社会认知,影响它们的决策与行为方式;“对观念、观点等的表达”、“对行为合法性、合理性等的辩护”、“对社会事实的叙述”,是国家话语行动的叁种主要类型。国家间话语互动,是国家间的观念互动。话语互动,不仅是国家利用语言进行权力或利益博弈的形式,而且是增进关于社会情景、互动事实、对手及共同关注的问题,优化“社会认知”,降低或减少错误知觉的主要渠道。“谈判”和“商讨”,是国家话语互动的两种典型的理论模型。“谈判”是以“讨价还价”的方式对利益进行的切割与分配,谈判中的话语是“工具性话语”,强调的是行为体的“工具理性”,谈判中国家的话语行动遵循的是“结果性逻辑”;“商讨”是以“讨论、辩论”的形式对不涉及直接利益的“问题”的探究,旨在达成对问题的“一致认知”或“理性共识”,商讨中的话语是“知识性话语”,强调的是行为体的“交往理性”,商讨中的话语行动遵循的是“论辩性逻辑”。国际关系现实中,不存在纯粹的“工具性”或“知识性”话语,两者往往交错存在于话语互动之中,本文将之定义为“实践性话语”。关系实践中,国家话语是通过影响国家的“认知”而发挥作用的。行为体层面,国家将自己的观念、利益诉求、外交政策等对外宣示,旨在赢得“他者”对自己利益的尊重、认同和支持;关系层面,一方面,国家利用话语的“工具性作用”,以强制或非强制的方式,“说服”其它国家尊重、认同、支持自己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利用话语的“知识性作用”,通过改变其它国家关于相关事实的社会认知,塑造有利于自己利益实现的“关系状态”。本文以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美两国关于“台湾议题”的“谈判”和当前“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对话”(与“商讨”意思相近)为案例,说明国家话语在关系互动中的作用机制。狭义上,国家话语权,是一个国家的话语在国际社会及具体关系中的“权力效应”。所以,一个国家话语权的大小,取决于这个国家的“话语”在国际社会中的认同度。认同度越高,话语权越大。根据“话语”与“知识”的关系,“解构”不利于自己的话语、“建构”有利于自己的话语,是一个国家构建话语体系、增强国际话语权的基本理念;“战略传播”、“战略沟通”、“国际议程设置”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实现、提升国家话语权的基本方式和策略。当前,对中国而言,“中弱西强”的话语权状况是一个基本的事实,这不仅不利于中国良好国际形象的塑造,而且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构成了潜在的威胁。为了打破长期被西方国家垄断的话语权,扭转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弱势地位,中国正积极构建“国家话语体系”,提出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等的国家发展理念,“解构”西方话语中“国强必霸”、“大国兴衰”、“零和博弈”等的知识逻辑;倡导“和谐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大国关系”等的社会关系治理理念,“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内涵的知识逻辑,通过有效的国际传播、战略沟通及国际议程设置等方式,提升中国国家话语权。
李鹏[6]2006年在《从“战略竞争者”到“利益相关者”:美国对华战略定位转变与台湾问题——一种建构主义的分析视角》文中指出身份、认同和利益对美国对华战略定位的变化有着重要的影响。小布什政府上台后,美国对华战略定位经历了从“战略竞争者”到“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转变。“利益相关者”意味着美国开始考虑以非敌对的心态接受中国作为崛起中大国的身份。希望与中国在强调共同利益中与美国和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社会建立集体认同。规范中国崛起的政策行为,鼓励中国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利益相关人”的战略定位下,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核心矛盾不可能改变,但反对“台独”有望成为中美共同的“义务”和“责任”,美国会强化要求中国以“负责任的”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并以台湾的“民主”作为样板,迫使中国接受和融入西方的民主价值理念。
尹占文[7]2008年在《冷战后中国国际形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大国的兴衰是国际政治演化的必然现象。近代世界史的发展表明:一个大国的崛起是以硬实力增长为基本内容的物质性成长和以软实力增长为基本内容的社会性成长的统一。大国实力的增长必然会对现存的秩序提出维护或变革的要求,但大国不同的成长方式对主导秩序的维护或变革方式各不相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实力在不断增强,与此同时,中国面对国际社会的各种不同反应不断调整身份、不断探索实现社会性成长的发展道路。中国如何实现和平崛起方式与和平崛起目的的有效统一、如何在最大程度上让国际社会读懂自己的和平发展道路、如何最大限度地减轻来自外部的发展阻力以降低崛起的成本等等这一系列问题是当前中国必须冷静思考并慎重解决的关键问题。在全球相互依存的时代,“软权力”日益成为国家实施外交战略、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资源,而国家形象是软权力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国家对外决策的重要背景因素,同时也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间权力和利益博奕的重要手段。简言之,国际形象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考量软实力的有效变量。对于中国来说,目前最大的“战略威胁”之一在于其“国家形象”。对于世界而言,中国首先必须得到国际社会的信任。中国目前最大的战略挑战,都于其“国家形象”相关。中国如何看待中国,以及他国和世界如何看待中国,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未来。国家形象直接关系到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声誉资本”,而“声誉资本”的缺乏则会增大改革的风险。中国要想实现和平崛起,就要旗帜鲜明地向外界表明以什么样的身份和怎样的国际形象一道参与世界的发展。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中国必须正确了解自身在国际社会的角色定位和他者眼中的国际形象,只有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作出利于自身发展的战略决策,尽量避免在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中由于身份认同困境而造成的外界对中国国际形象的误读现象,为顺利实现和平崛起创造条件。
徐赐成[8]2015年在《中学生历史意识建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历史教育是在历史知识的学习、生产和传播过程中,通过沟通个人与社会、历史与现实,从而完善人格修养、涵养人文素养、培育公民能力,进而服务人生发展和促进社会健康的学习实践活动。历史意识是关于主体与过去、现实与未来之间关系的集合及其价值判断和方法确认,历史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帮助学生建构自己的历史意识,历史学习的本质在于建构科学的历史意识。国际历史教学界在最近四十余年里,始终把历史意识研究作为现代历史教育、教学的核心课题。历史意识与历史教育相辅相成,却又深隐于具体的教学实践之中,以至于教学难题的解决过程往往忽略它的存在,有教学无教育的历史课堂并未因持久性的争论而改变,原因即在于此。因此,历史学习应该以历史意识建构为中心,通过具体的教学实践,诱导中学生历史意识的发生,引导其历史意识建构,促进其历史意识的体认,这是历史教育和历史教学的本质规定性。本文共分七个部分,即绪论、结论各一,以及本论五章。绪论由四部分组成。“选题缘由”聚焦于教科书、历史教学研究和历史课堂教学实践叁个问题纷争点,引出选题及其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在“研究回顾”部分,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探讨为什么历史意识研究得以成立,以及该研究应有的立脚点。“相关概念解析”部分对“历史认识”、“历史理解”与“历史意义”等概念及其关系做了讨论,藉以促进对“历史意识”的理解。“研究的思路和方法”简要陈述了本研究的基本途径、方法和研究重点。第一章“历史意识及其学习价值”,在梳理“历史意识”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得出了“历史意识是对历史与现实关系的认知”的初步结论,并从历史学习的角度,初步解释了“历史意识”的内容和结构,进而明确了“历史意识”的教育功能和学习价值。第二章“以历史意识建构为中心的历史学习”,以教育心理学和学习科学理论为基础,在讨论影响历史学习的基本因素及其作用的基础上,分析了学生历史学习动机的价值和运用问题。文章认为学生历史意识的建构是以有质量的历史学习为途径的,而有质量的历史学习应以历史意识建构为目的和追求。第叁章“中学生历史意识的发生”,主要从“教学设计”、“教学方法”和“教科书”等角度,讨论学生历史意识产生问题。这里主要基于心理学基本知识,立足于历史教学实践的重要环节,讨论历史教学怎样激发、促进和引导学生历史意识的发展。强调学生历史意识建构需要积极的教学设计和实践,从而促进和提升其活动质量和水平。基于“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重点探讨以历史意识建构为中心的历史教学设计的理论基础、科学流程、方法策略和主要误区。第四章“中学生历史意识的建构”,从历史学科课程论、知识论、方法论叁方面讨论中学生历史意识的建构问题。“历史知识与历史意识的建构”根据知识分类法,具体说明不同知识类型与历史意识存在怎样的建构可能；“历史理解与历史意识建构”基于以理解为中心的学科教学理念,认为沟通与理解是建构历史意识的一般方法；情感和态度,则是历史意识建构的重要途径和价值体现。第五章“中学生历史意识的体认”,旨在通过教学现场所呈现的实例,透析历史教学的显性和隐性问题。显性问题即常规性、习惯性抑或是典型性、普遍性的教学问题,本研究主要通过课例分析,从教学互动、问题解决、史料解读等问题中分析历史意识培养的现状,并辨析其间的关系,以便找准学生能否建构历史意识的事实性依据。隐性问题则是被忽略、被隐瞒抑或是看不清、抓不住的问题,诸如情感、态度、信仰等问题。这些问题与历史意识的发生、建构,不仅直接相关,往往还更为真实、持久。这些问题的解决及其教学实践,需要研究者、实施者和管理者的共同回应,并统一于历史意识的培养和建构过程中。“结论”是对本文的总结。着眼于对有智慧的历史教学的认识,把建构历史意识视为历史教学的核心动力,强调历史意识建构是一个自主、积极的学习过程,也是一个历史智慧的生成和积极自我建构的过程。有效历史教学的本质是有助于学生的历史意识建构的学习过程。本研究力求理论联系实际,从实践中发现问题,再把理论运用到实践中解决问题。希望这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赵磊[9]2006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联合国的外交政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运用主流建构主义理论,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联合国的外交政策。所提出的核心理论假设是:中国与联合国的互动实践形成了文化结构,即共有观念,特定的文化结构建构了中国的身份、利益和外交政策。研究过程中,论文将建构主义与层次分析方法结合,力图从“国际体系”、“行为体间”及“行为体内部”不同层面来全面分析影响中国外交政策的文化结构因素。此外,在静态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本文创立了研究中国对联合国外交政策的动态演进模型,以期提供分析、预测外交行为的简单量化方法。通过文本分析,本文将中国对联合国的外交政策分为叁个时期:第一阶段是1949-1971年,中国将主权利益作为对联合国外交政策的出发点;第二阶段是1972-1989年,中国与联合国的互动走上正常轨道,发展利益成为中国考虑对联合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指标;第叁阶段是1990-2004年,中国与联合国友好相处,以负责任的心态重视对联合国各方面行为的总体考量。在经验验证部分,文本指出,50、60年代,中国与联合国互动起点始于朝鲜战争。此后,双方互视为敌人。在“革命的社会主义国家”身份定位下,中国对联合国外交政策的突出特点是挑战;在美国间谍案、台湾问题、西藏问题、中国代表权等问题上与联合国针锋相对。70、80年代,各层次文化结构逐渐缓和,中国与联合国走上“正常化”道路。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以“工具性”视角审视对联合国的外交政策。进入90年代,中国与联合国在“规范合作”基础上,形成了助益双方的“制度性环境”;在联合国“正面激励”作用下,中国以“负责任大国”的身份主动建构与联合国的“集体认同”。在案例验证部分,本文证实,观念性因素决定了中国对维和行动的行为特色。“稳步推进”由“参与者”上升为“引导者”是未来中国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主要行为趋向。
周秋君[10]2010年在《中国与欧盟：一种集体身份动态系统的建构主义分析》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旨在用一种社会学的视角发掘中国与欧洲联盟合作的动力,揭示观念、身份等社会性要素在中欧30年(主要时间跨度为1975-2005年)互动历史中的功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本文作者构思了一个建构主义的分析路径,并将其概念化为“国家互动的双向度路径”,以此重新解读中欧关系的深层属性。所谓“双向度”,实际指的是国家在互动过程中所涉及的两个向度上的互动事实,即行为体一方面与处于转型之中的国际体系发生互动关系,另一方面与对方行为体进行互动。作者主要使用两个概念来诠释上述两个向度的问题：在体系向度上,国家与国际体系进行互动的方式是“国家社会化”,即,中国或者欧盟各自以内化国际体系规范的方式来适应变动中的国际体系；而在单元互动向度上,国家互动的方式则体现为“身份互构”,即,中国或者欧盟分别通过持续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国际身份并同时建构与对方的关系来适应这一组双边关系。本文的分析路径主要来源于两方面：理论方面,灵感主要来自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社会理论,尤其是建构主义与英国学派的启发,它们为本路径的构思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实践方面,中欧30年互动的历史也为文本的研究议程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资源。本文作者希望通过这样一种社会学的视角对甲欧关系进行重新解读,以实现两个目的：一是反映目前还较少为学者所涉足的国际关系的社会属性,二是揭示国际关系的动态性特征。从本文所做的中欧关系案例中基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国家间互动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观念互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论是互动双方所进行的“国家社会化”抑或是“身份互构”,都是动态的而非静止与先验的。唯有始终将这些概念置于不断变化着的国际背景之下,方能更加理性地讨论中欧集体身份形成的可能性,也才能更加客观地认识与理解中欧关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参考文献：
[1]. 台湾民众政治意识的建构及其影响研究[D]. 许川. 东南大学. 2017
[2]. 中美结构性矛盾辨析[D]. 王洪涛. 中共中央党校. 2010
[3]. 台湾问题：一种建构主义的分析[D]. 薛力. 清华大学. 2004
[4]. 国家间互信理论的研究[D]. 陈丽颖. 南京大学. 2017
[5]. 国际关系中的国家话语研究[D]. 杨林坡. 中共中央党校. 2017
[6]. 从“战略竞争者”到“利益相关者”:美国对华战略定位转变与台湾问题——一种建构主义的分析视角[J]. 李鹏. 台湾研究集刊. 2006
[7]. 冷战后中国国际形象研究[D]. 尹占文. 电子科技大学. 2008
[8]. 中学生历史意识建构研究[D]. 徐赐成. 陕西师范大学. 2015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联合国的外交政策[D]. 赵磊. 外交学院. 2006
[10]. 中国与欧盟：一种集体身份动态系统的建构主义分析[D]. 周秋君.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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