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流行经济学的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共十四大明确地把市场经济确立为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从而使我们的经济学不得不作较大的修改和调整。根据修改调整后的各种版本的经济学教材的内容，我们发现这种修改和调整不过把西方流行经济学的一些原理和思想揉了进来。殊不知西方流行经济学早已陷入危机的困境。凯恩斯主义破产了，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合理预期学派也并没有给这种经济学带来多少生气和活力。它们都同属于被西斯蒙第斥之为财富学派的经济学。基本理论大同小异，谁也没有提出一点堪称革命性的思想理论。虽然它对我们仍不乏参考借鉴意义，但绝不是可以攻玉的它山之石。在这一点上，我们若没有清醒的认识，学他人亦步亦趋，不仅我们的经济学难有创新和生气，而且以之为决策的理论根据，我们的经济建设也不免会走弯路。鉴于这一原因，现对西方流行经济学危机的根源略作分析。
西方流行经济学只能是工业社会的经济学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分成若干个历史阶段的，但所依据的中轴原理不同，就会得出不同的划分。马克思以财产关系为中轴的概念顺序，把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丹尼尔·贝尔则以生产和技术为中轴，把人类社会划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这些划分，就已有的而言，有十数种之多，但任何一种划分都有它的便利英明之外，也有它的混沌模糊的地方。笔者倒不是特别偏好丹尼尔·贝尔的划分，而是认为他的这种划分很有助于说明西方流行经济学的危机。
也许是一种巧合，西方流行经济的形成刚好与工业社会的萌芽时期相吻合，西方流行经济学的鼎盛又刚好与工业社会的成熟相吻合，而工业社会开始步入后工业社会时，它的危机也接踵而来了。
丹尼尔·贝尔认为，工业社会是经济化的社会，那就是说，它们的活动以职能效率原则为中心，它迫切需要的是“以少求多”，并选择更加“合理的”行动途径实现“以少求多”。在这个社会，机器处于主导地位，生活的节奏决定于机器的速度。能源代替了体力，提供了提高生产率——以少求多的艺术——的基础动力。能源和机器改变了劳动的性质。技术被分解为比较简单的组成部分，过去的手工业者为两种新人物所代替——工程师，他们负责布局设计工业流程；半熟练工人，他们是机器与机器之间的人的齿轮——直到工程师的才智创造出一种新的机器来取代了他自身。这是一个协调行动的世界，人、原料和市场为商品的生产和分配而密切配合。这是一个有进程、有规划的社会，商品的各部分都按确切的时间和确切的比例装配起来，以加速流通。这是一个有组织的世界——等级森严的官僚阶层体制的世界——人被作为“物”来对待，因为协调物比协调人容易。因此，在职务与人之间要作出必要的区分，这在企业组织图上表现得最充分。
不难发现，西方流行经济学就是对这种社会现实的一种抽象和概括。因为供给人的物、商品、效用太稀缺，人的需求无以获得充分的满足，饥寒时刻还会威胁人。因而，物、商品、效用就成了这个社会的主宰，人成了它的附庸。人只有先存在，才能寻求更多更高的自我肯定，整个社会组织生产也就是为了物。只要能实现“以少求多”，把人变成物，甚至变成不如物的物，也在所不惜。为了获得这一定的物——价值产品，人也心甘情愿把自己变成物。因而这种经济学就直接成了这个社会实现“以少求多”的一门艺术，一门学问。它教人理财，教人积累财富，就是不教人如何实现其自身的发展和完善。它把人自身的发展和完善也纳入物、商品效用增值的范畴来考查，物成了人的目的本身。在这里，人的尊严、人的价值都是用物来衡量的。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工人有饥寒之忧，大老板也有倒闭破产跳楼之虞。为消除这使人更为不快的忧和虞，工人不得不把自己贬为一个机器的附庸，大老板也不得不把自己变成赚钱的机器。西方流行经济学，不仅是对这种以物为中心的社会的概括和抽象，而且是以这种以物为中心的社会现实为前提的。这种社会现实的任何改变都会使这种经济学相形见绌，乖漏难合。
工业社会一旦发展成熟，就会升华和核变，逐渐进入后工业社会。丹尼尔·贝尔把后工业社会的特征归纳为五点：1.经济方面：从产品生产经济转变为服务性经济；2.职业分布：专业与技术人员阶级处于主导地位；3.中轴原理：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它是社会革新与制定政策的源泉；4.未来的方向：控制技术发展，对技术进行鉴定；5.制定决策：创造新的“智能技术”。笔者认为，最核心的变化是稀缺性的缓解，保障人的生存和健康的需求供给已相当充分，工人不再有饥寒之忧，大老板也不再有破产跳楼之虞。人们虽然仍然需要物，但物现在不再是人的目的本身，而仅仅是实现人的自我肯定的手段和工具。人的尊严和地位不再由其所占有的财富的多少来衡量，它仅仅成为衡量人的尊严和地位的一个无足轻重的标准。人们可以用对物的占有来显示自己的尊严和价值，但更主要的是由自我的更多更高层次的肯定来显示自己的尊严和价值。
按照丹尼尔·贝尔的定义，西方发达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进入后工业社会。其实，由工业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这进程不仅是渐进的，而且是不知不觉地进行的。与其把服务业超过工业、白领工人超过蓝领工人作为标志，还不如把饥寒之忧的最终消除作为标志。饥寒之忧的最终消除就可以使人们的追求升化，把自我肯定由生存这个低层次上升到全面发展和完善的高层次。西方流行经济学自己也感到难以解释透的自愿失业的出现和比例上升，也刚好是与饥寒之忧的最终缓解同步。人若没有饥寒之忧，谁也不会把自己出卖给资本家去作机器的附属物，除非他感到听听机器的轰鸣本身就是一种享受和满足。饥寒之忧的消除不仅是饥饿纪律的解除，而且是以物为中心的社会向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的转变的开始。人不再受饥寒奴役，也就不会再受物奴役，甘愿依附于物，作物——机器的附庸。虽然仍可用更多的安逸引诱人，让人为了获得更多的安逸而甘受物奴役。而对这种更多的安逸和受物的奴役所忍受的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的评价会因人而异，并受文化习俗左右。这时，这种形式的劳动供给就不再受边际工资量的影响，而是受边际工资增长量影响。也就是说只有当边际工资增长很大时，这种劳动供给才会增加。法定假日期间，工厂的工人，给他双倍三倍的工资，他们也不愿加班，相反，科学工作者、文艺工作者、理论工作者，并没有人给他们分文加班费，他们仍伏案苦思不息，其原因也就在此。前一种劳动相对劳动者来说则是一种真正的牺牲，在劳动过程中他无法获得什么欲望的满足，这种牺牲只有当他获得工资收入之后并用它来实现自己相应欲望的满足才能补偿。相反，第二种劳动相对劳动者来说，它本身就是一种欲望的满足，没有外在的补偿，他也乐意去干，因为没有什么需要补偿。进入后工业社会后，这第二种形式的劳动会不断增加。但西方流行经济学并没有这两种劳动的区别。同时，进入后工业社会之后，专业与技术人员阶级处于主导地位，这不仅意味着这个阶级将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而且意味着第二种形式的劳动也会在整个社会劳动中占主导。在西方流行经济学中，只存在第一种形式的劳动。劳动就是对闲适和享乐的牺牲，而牺牲必经用工资来补偿。在整个经济运行中，起主导作用的阶级则是有投资决策权的资本家阶级，或者企业家阶层。他们投资的目的就是寻求资本的最大增值——利润，从而才能使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实现总的均衡。而当这两类人变为统一的专业技术人员时，社会的整体目标也会发生变化。专业技术人员阶级上升为社会的主导力量之后，社会的整体目标就由专业技术人员阶级所寻求的目标来体现。他们的目标不再是资本家的利润最大化，而是人的本身的发展和完善，实现最充分的自我肯定。这种人的自身发展完善和自我肯定并不仅仅是物的积累和增长所能实现的。因而使西方流行经济学所寻求的目标——最大化的利润、最大化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会与这个社会的目标发生偏离。
综上所述，西方流行经济学只能是工业社会的经济学，人类社会全面进入后工业社会之日，也就是它的终结之日。但也许有人会说这还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日子，也用不着思考一种新的经济学来取代它。我们都知道，作为工业社会的经济学的西方流行经济学并不是工业社会来临后才形成，而是形成于工业社会的萌动时期。况且后工业社会相距我们已并不遥远。以饥寒之忧和破产跳楼之虞的最终消除作为标志来计算，开始进入后工业社会的人口大约已占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而实际上已摆脱饥寒煎熬的人口已占五分之四。只是还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经不住更多安逸的引诱而作了物的奴隶，这与工业社会形成的文化习俗的影响有关。同时，由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完善起来的有限责任公司制度的广泛实行，破产跳楼之虞也已大幅度减缓。西欧、北美及日本，可以说已全面进入后工业社会，西方流行经济学已开始走向终结，只是因为新的经济学尚未形成，从而使它还能苟延残喘。
西方流行经济学的两难选择：享有安逸必须忍受不安逸
西方流行经济学从一形成就实际上假定，人都有趋利避害、趋安逸避劳苦的本能，概莫例外。也就是说，人的欲望，主要是或者说唯一是寻求安逸。能睡则不坐，能坐则不立，能立则不行，能行则不跑，尽量避免使肌体劳顿。同时，又充分实现肌体感官的刺激和满足。味不嫌甘，目不嫌美，甚至淫乐女色也不嫌众。这种安逸的欲望是无限的，永远也无法充分满足。而要实现这种安逸欲望的满足，没有物的效用是不可能的。因而，生产总是多多益善。一方面供给会给自己创造出需求，只要供给物具有一定效用，能为人的安逸欲望的实现提供一定的满足，就一定会有人需求。另一方面，需求又会给自己创造出供给，只要人寻求安逸的愿望能具体化为一定的物，总有人去创造这种供给，以满足其需要。因为供给的同时，他也获得了自身需求的满足，他可从别人需求的满足中获得补偿，使他可把这种补偿用作自身欲望满足的手段。也正是因为建立在这种假设的基础上，才形成以物为中心的西方流行经济学。
承认寻求无限的安逸是人的重要的和唯一的欲望，就必须用物的无限供给来满足。但物的供给本身却又造成了不安逸。比如，一个想在位置上移动一定的距离，他不愿忍受行途的劳顿，那么办法只有两个。或者让他人代步，抬着走，但这不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规定。抬他的人要付出多倍于他自己行走的劳苦。或者由车马代步。如果以马代步，但却要忍受喂养马匹的劳苦及马粪马体臭气的不快。若以车代步，开车比行走安逸得多，但要付出学开车的辛劳和造车的劳苦。由此可见，获得一点安逸，却要付出多倍的不安逸，若不愿付出这多倍的不安逸，就不可能获得安逸。
这种两难选择，从多种形式表现出来：
一是个人获得一定的安逸，自身要忍受一定的不安逸。一些人贪口味之甘，获得口舌片刻之惬意，但导致营养过剩，体型发胖，不得不付出行动不便之累和形体臃肿之不快，不得不付出多倍的不安逸去减肥。长期以车代步，获得了行走的安逸，却使肌体松驰萎缩，不得不另外付出时间、金钱和体力的代价去锻炼身体，以维持肌体的正常功能。相反，高加索山区的农民，食不贪口，以瓜果蔬菜为主食，行不懒步，终日上山下岭奔波不息，不仅免去了减肥和锻炼身体的不安逸，而且长寿一百多岁而无健康之虞。
二是一部分人获得安逸，而让另外一部分人忍受不安逸。上游居民肆无忌惮地把生活生产污水直接倾注到河流里，甚至把垃圾也倾倒到河水里。他们获得了不作处理的安逸，却让下游居民蒙受了巨大苦难。住在河边，看着水流，没水用，不得不到远处去搬水，并且还要忍受恶臭之不快和感染疾病之虞。一部分人以车代步，获得了行途安逸，但把毒气洒向车后，让他人承担空气污染的不安逸，甚至因此染上各种疾病而遭受病魔折磨。
三是消费者获得一定安逸，而让社会为之忍受不安逸的痛苦。机场建在城市附近，乘飞机的人来去便捷，省去了车上的片刻颠波，但却让整个城市的居民忍受震耳欲聋的噪音折磨，甚至把人逼进精神病院去呻吟。
四是生产者获得一定便利，而把不安逸转让给周围居民。一座化工厂建在市区，可省去原料和产品运送的部分麻烦和职工的往来奔跑，但得由整个城市居民忍受所排放的毒气的侵害。一些生产者为图采矿取石的方便，把美景如画的青山绿水弄得刺刺拉拉如疮痍横生，让人行走不便，心神难宁。更甚者是小汽车的生产，厂家得到丰厚利润，职工获得高额工资，但把不快都推向了社会。其一，家庭小汽车的增加是小汽车生产者获利的前提，甚至是把社会经济推向表面繁荣的前提，但它却造成交通拥挤，交通事故增加。这些不便和苦难都是社会的。其二，增加了汽车，必须增加道路建设，这种负担也是社会的。其三，道路增加，把大片大片土地变成了水泥块，破坏了原有的植被，造成气候的改变和失调，苦难仍是社会的。其四，小汽车进入家庭，迫使家庭不得不为之另建车库，城市不得不为之建造停车场。这些不便和代价又是社会的。其五，小汽车增加后加油贮油设施必须增加，从而使火灾发生率和损失率都上升了。这又是社会的不安逸。其六，小汽车使用后的旧胎、车架须堆放，使垃圾用地增加了，并使绿茵大地变成了毒气臭气四溢的垃圾场，若予以处理又要增加社会的负担。其七，可以说最大的不安逸可能要算它所排放的毒烟和发出的噪音，它们给人带来的痛苦和疾病都得受害人自己忍受。
西方流行经济学旨在为人们指出一条获得最大福利的途径，也就是说让人的安逸欲望得到最充分的满足。但是，以物为手段实现的安逸却总是以更大的不安逸为代价的，它永远也无法使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获得净福利。即使一定的安逸的获得不会造成外在的不安逸，它所寻求的这种福利不过最多持平。一定的安逸，必须用一定的物的效用来实现，而这具有一定效用的物的生产却需付出很多的牺牲。工人要承担劳苦的不安逸，资本家也要付出“节欲”抑制当期享乐的牺牲。由此以观之，这种经济学就成了十足的“不经济学”，是把人引向苦难和不安逸。
这种不经济学作为一种流行经济学，不仅教人如何去获取物以满足其安逸的欲望，而且还内化为人们的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把人都变成了一个个物欲难填的怪物。人在这里没有自主选择的余地，只能驯驯服服地听从物的奴役和召唤。发现哪种物具有增添人的安逸的效用，也就涌向哪种物。或者卖身为奴，或者杀人越货，也都在所不惜。几乎所有的社会罪恶都源于此。为获得具有增添人的安逸的效用的物，贪污受贿，值得，干！不过冒点儿暴露被查办的风险，况且还有可能不暴露。只要能获得这种物，拦路抢劫，行走梁上，也值得，干！况且不一定被抓获。只要能获得这种物，卖淫作娼，也值得，干！不仅如此，它还无谓地引起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攫取占有物多，安逸欲望满足充分的人会自以为是，耻高气扬，鄙夷轻视攫取占有物少，安逸欲望满足不充分的人。而后者又会因此忌妒仇恨前者，矛盾和冲突也就不可避免了。
也不难发现，这种不经济学作为流行经济学流行时间愈久，奉行愈好，则对人类社会的危害愈大。这主要表现在有限的资源的浪费和挥霍上。为谋求行途的安逸，大片的土地变成了光秃秃的水泥马路，挤占了人类活动和可资利用的空间。生产汽车要耗费大量资源，使用汽车还要耗费能源。人长期以车代步为防下肢萎缩和退化必须经常锻炼，而锻炼身体还要再次耗费资源。贪口舌之欲，多吞下的超过健康所需的食物是种浪费，营养过剩得去减肥，还要再次浪费一些资源。而这所有的浪费中莫过于广告。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一年的广告费用也得以数十亿计，所有的广告商都像妓院的鸨母一样，怂恿“良家妇女”去向顾客献媚，娇忸作态，使尽挑逗他人“淫欲”的伎俩。首先是意志薄弱的人为其所吹嘘的安逸效用所诱惑，买下这不过是稍作改进多点功能的产品，使占有人增加一点无足轻重的安逸。比如小汽车能自动上锁或升降车门玻璃。接着，因为攀比心理的作用，一批又一批人随后就范。制作广告是种浪费，逼人看广告研究广告又是一种浪费。前者是物的浪费，后者则是生命的浪费。让人把有限的时间花在了这个无聊的广告上。人们购买并使用这产品本身又是浪费，消费任何一种产品都必须投入一定的时间或者其他资源，更不说尚可使用的旧产品的抛弃造成的浪费。另外还有一个更大的浪费，人被这种物引诱后，不得不再卖身为奴，作物的附属以换取工资来购买产品。谁都知道，美国只有不到世界百分之五的人口，却消费了占世界总能源消费量的近一半，占世界人口不到百分之二十的发达国家却消费了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能源。能源如此，其他资源又何偿不是如此。它们实际上都是无谓地浪费掉了。不错，美国人均寿命比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平均寿命要长，但却比世界平均寿命长不了多少。相比高加索山区的一些村庄，其平均寿命还要短三分之一以上。不错，实现人类社会进步的科学技术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成果都是在美国取得的，但用于科学技术研究的资源会有它所浪费的多吗？
数理化不是西方流行经济学的出路，计量经济学只能是一种资源管理技术
经济学向数理化的方向发展，是上一世纪中叶已出现的一种倾向，但把它当作一种时髦，可是世纪之交的事。到本世纪中叶之后，这种时髦已达冲天之势。经济学上的任何问题似乎只有用一大堆数学方程表示并予以推算，才算是一种真正的经济学。这种极端从欧美流行的教科书也可得到证明。所用数学的难度愈大，经济学愈高级。没有运用数学分析的经济学教程是初级的，一般地运用了微积分和矩阵表达式的教程，则算是中级的，只有运用数学硕士以上的数学专业人员才能看懂的数学的才算是高级的。不是用它所研究的问题本身的深度，而是用它的表达形式和分析方法来作为划分其层次的标准，这简直是这门学科本身的堕落。正是有一位伟人说过，只有运用了数学的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若把这个话绝对化，那么中国古老的算命术也是一门历史悠久的科学了。它强调“数”和“算”，只不过未把复变函数、偏微方程……等玩意儿加进去罢了。理论本身的贫乏，靠一种高深的形式来掩饰，可以达到暂时欺骗人的效果。但如鲁迅先生所言，捣鬼有术、有效，然而也有限。欺骗毕竟只能获得暂时的效果。
更有甚者是，有一些善良的人，企图通过经济学的数理化发展来拯救经济学，摆脱经济学的危机。如果经济学像马戏团魔术师手里的戏法，这目的完全可以达到。魔术师能无中生有，若无中生出的有愈多愈大，愈会使人觉得神秘。经济学数理化的程度愈高，也会使人产生这种效果，觉得经济学成了一种神秘不测、高不可攀的大学问。可惜的是，经济学不是戏法，而是一种经验科学，它的真伪要接受现实经验的检验。水晶球为你预测的未来，你的真实经历否定了这种预测。女巫可以说是因为你的不虔诚，水晶球与你开玩笑了。经济学家可不能抱怨社会不虔诚，而使经济学向社会开了玩笑。
数理化不是西方流行经济学的出路所在，道理很简单。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不是自然物，而是人的活动。人是有意志的存在物，它不受自然规律制约和决定。可揭示自然规律的数学并不能揭示人活动的规律。也许这个话太绝对，但至少可以说，数学的现有发展水平不足以揭示具有自由意志的人的行为规律。不错，数学和物理存在一种内在统一性，坐在书房推导出来的数学新发现和新理论，几乎总可在物理实验中得到检验。数学中和谐的美在自然界中有对应，逻辑推理的结果可能弥补人的感官的不足或偏移。人却是一个地道的奇怪存在物，一方面，他们的行为不是被决定，而是选择的结果。正是这一点使人与自然物区别开来了。对动物而言，是饥不择食，它食的行为是由它的饥决定了的。但人却不一定，朱自清宁肯饿死，也不食美国的救济粮。人若成了一个被决定的存在，那他也就不再是人了。人有欲望，欲望可引诱人的行动。但欲望不同于本能，人的欲望源自于人的自我肯定的主体性，并且多种多样。由那一种欲望决定其行动，这有人的意志在发挥作用。一定的人选择以什么样的形式来实现自我肯定，却是很难确定的。有人选择了冒险驾机飞越冷战的界限，并降落在敌对大国政治中心象征的原苏联红场上的形式，有人选择了向世界第一强国——美国总统开枪的形式……这些似乎非常荒唐，但却是现实的。这些，都既不能从数学的逻辑推导中得到启示，也不能用数学方程来摸拟。另一方面，人又憎恶被决定。企图以某种方式来决定支配人的行动，只会带来人的反感和反抗。任何人都会讨厌有人对他指手划脚，你有绝对的权力迫使他按照你的意志去作也是如此。
同时，就西方流行经济学已有的数理化的结果来看，数理化丝毫没有丰富经济学理论，至多对已有的理论用数学的形式给予了论证。数理经济学的集大成者瓦尔拉，他的一般均衡分析，除了对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作了数学论证，什么也没有说明。盐泽由典不甘拾人牙慧，不愿落入均衡理论的窠臼，而选择了对商品生产和商品循环进行数理化的描述，著成别具特色的数理经济学——《数理经济学基础》一书，翻断装订铁钉，也无法从夹缝中找到一点新思想和新理论，甚至毫无贬讥地说，随便找一本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的干部辅导简易读本也比它所包含的信息量大。另外，再以美国的通用教科书为例来说明这个结论的普遍性。雷诺兹的《宏观经济学——分析和政策》属于初级教程，罗伯特·E·霍尔和约翰·B·泰勒著的《宏观经济学——理论、运行和政策》属于中级教程，而奥利维尔·琼·布兰查德和斯坦利·费希尔的《宏观经济学》则为高级教程。就前两者进行比较，霍尔和泰勒的中级教程，篇幅是加大了近五分之二，但增加的只不过是些图表，所谓理论上的增加不过是刚走红的理性预期理论在书中有所反映。而布兰查德和费希尔的高级教程，篇幅又增加五分之一强，但增加的只是一串串的人名和数学方程。若想获得真正的启发，还不如回头去看雷诺兹的初级教程。
笔者否认经济学向数理化方向发展的作用和意义，但却并不否定计量经济学的一定作用和意义。计量经济学与数理经济学并不是一回事。数理经济学只不过是用数学的形式来表示和论证经济学的理论和思想。而计量经济学则是运用统计方法对经济关系进行分析的一种技术，运用它通过对相关经济变量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可以帮助宏观经济决策部门和微观经济主体进行预测，从而使各种资源得以充分地利用。也可以直接建立模型，模拟经济活动，为各种经济活动主体提供决策参考。但其作用和意义亦不可夸大，它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门可用于资源管理的技术。无论是预测的结果，还是模拟决策，都不能绝对化，只作为一种参考值对待。谁都明白，掌握了配色技术也不一定能成为一名画家。计量经济学运用统计方法对经济关系进行量的分析时，必须作出一系列的假定，有些明文分析，有些则认定为是不言而喻的。但这些假定，只要稍稍偏离现实，其分析结果就会失真。但往往即使认定为不言而喻的假设却也不十分现实，而所分析的假设条件又是层层叠加，其中任何一点的失真，都会在运算中放大其偏差的影响，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计量经济学在运用统计方法进行分析时，往往通过人为地赋给权数值的办法来处理经济因素之外的原因对经济变量的影响。而这种权数的赋值带有极大的随意性，如对某项经济变量进行预测时，若发现其结果偏离了不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就可断定的可能性时，一般都采取对权数所赋值进行调整的办法。这实际上说明经验判断比计量经济学更可靠。从而使计量经济学的作用大为降低，仅仅对不具经验的人才具有参考价值。而这种权数的赋值的随意性又是不可避免的。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对经济变量的影响因素很多，且都是以非量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而影响又是现实存在的。
第三个原因是，计量经济学的预测和决策都是建立在对以往经济变量的相关分析之上的，而以往作用于经济变量的因素与将作用于经济变量的因素在量、质、种诸方面不可能绝对同一。过去已发生的，将来不一定发生，过去未发生的，将来有可能发生。日本大阪——神户地震，只是1994年才发生，并未年年发生。原苏联1991年的8.19 事变也只是1991年发生过。两者不存在绝对的同一性，以过去为依据的预测就只能作为一种参考。
第四个原因是，已有统计资料的真实性问题，任何统计资料所提供的数据都是近似的，不可能绝对准确。兴师动众，要求甚为严格的人口普查，就不免会有误差，况且以抽样调查确定的数据。
第五个原因是，计量经济学本身的局限性。任何一个计量模型，无论它是如何复杂艰深，都不可能像用数字描述一定质量在空间运行的轨迹那样，几乎可以做到绝对准确无误。计量经济学不可避免地要进回归处理，这本身就是一个很粗略的近似值，以之为依据如何能作出精确的预测和决策呢！
总之，经济学问题，在进行定性分析的同时进行定量分析是必要的，但定量分析绝不可能代替定性的分析，并且定量分析还必须以定性分析为基础。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西方流行经济学走向数理化不是出路所在，以计量经济学来取而代之也不是出路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