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理论中的社会心理学论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心理学论文,论题论文,精神分析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1)04-0055-06
一、引言
19世纪末20世纪初崛起于学院主流心理学之外的精神分析心理学，通常也被看作是最重要的社会心理学理论流派之一。美国西密执安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J.A舍伦伯格甚至将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西格蒙特·弗洛伊德作为20世纪社会心理学大师的第一人。但是，如果我们详细地审察当代社会心理学的内容就会发现，精神分析理论似乎缺少与当代社会心理学知识的更广泛的联系。在许多社会心理现象或社会行为的实质性解释上精神分析理论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当代社会心理学中，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行为主义、社会学习理论以及社会认知理论等各种理论学说对社会心理、社会行为的说明。那么，精神分析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心理学理论流派的根据是什么呢？查普林和克拉威可认为：“弗洛伊德对社会心理学的贡献是有限的”[1](P578)。那么，作为精神分析的整个学派是否也缺少对社会心理学的贡献呢？或者说，精神分析理论是否也同其他心理学流派一样主要是属于心理学范畴而不属于社会心理学呢？
显然，简单地否定精神分析理论的社会心理学价值是要冒极大风险的。的确，精神分析一开始与社会心理学并没有什么联系，它甚至仅仅是一种精神病的治疗方法。但是这一学派的创始人以及后来的代表人物并没有使这一理论仅仅停留在个性心理研究的层面上，而是从关注与人类心理活动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现象入手，使精神分析逐渐走上了社会心理学的道路，而且在长达几十年的精神分析运动中融及到了大量的社会心理学问题。可以说，在各种心理学理论流派中，精神分析是最具有社会心理学意义的心理学流派。至于为什么在当代社会心理学体系中，除了个体社会化理论及态度学说等少数的几个方面外，精神分析理论对社会心理学缺乏应有的影响，其主要原因有二：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随着社会心理学实验方法的确立，社会心理学的研究重心也随之发生了偏移，这种偏移使得精神分析社会心理学实验方法的确立，社会心理学的研究重心也随之发生了偏移，这种偏移使得精神分析社会心理学逐渐被排斥到了当代社会心理学知识的边缘。与当代完全尊奉实证主义原则的科学社会心理学相比，精神分析社会心理学显得极不合时宜。然而，我们马上就会看到当代社会心理学对包括精神分析在内的人文主义取向的排斥已经使社会心理学的道路越走越窄。第二，长期以来缺少对精神分析理论中社会心理学思想的概括。精神分析作为一个理论流派其内容丰富而庞杂，既有对一般心理动力的探索，也有对变态心理过程的研究，许多社会心理学论题就是与这些内容交织在一起的，当把它们从精神分析话语中“翻译”成现代社会心理学语言之前，人们往往会忽视它们的社会心理学价值。因此，在精神分析创立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重新发掘精神分析理论中的社会心理学论题，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这不仅可以系统地总结精神分析学派对于社会心理学的历史贡献，更重要的是通过考察以精神分析理论为代表的人文主义取向的心理学所特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期获得关于当代社会心理学的方法论意义的启迪。
二、精神分析中的四大社会心理学论题
精神分析，就其内容来看是一个十分庞大而复杂的理论流派，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代表人物那里，理论观点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别，我们很难估计在所有精神分析理论中到底涉及到了多少社会心理学的具体问题，但是，我们把各精神分析理论家的学说中具有社会心理学本质意义的内容加以概括则发现，精神分析理论中至少包括以下四大社会心理学论题。
论题之一：社会文化现象的心理根源
对于社会文化现象的心理根源的研究是早期社会心理学的一个基本任务。如E.A.罗斯指出：“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是由人类结合而产生的心理面(psychic places)和心理流(psychic currents)。”托马斯则认为，社会心理学是一种研究社会文化现象的主观方面的普通科学[2](P1-2)。与这些社会心理学主张一样，精神分析理论也是从探索社会文化现象的心理根源而涉入社会心理学领域的。
1913年，弗洛伊德发表了他自《梦的释义》出版之后最为自信的一本著作——《图腾与禁忌》，这部著作的出版标志着精神分析开始了社会心理学的历程。在该书中弗洛伊德把俄狄浦斯情结扩展到了对于社会文化现象的解释上，他指出：“宗教、道德、社会和艺术的起源都系于俄狄浦斯情结上，这和精神分析的研究中认为相同的此情结构成了心理症的核心不谋而合。”[3](P192-193)弗洛伊德认为，原始人类对图腾的崇拜活动就是出现在我们今天儿童身上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情绪表现。因为他相信，在人类的幼年时代原始人曾生活在这样一种状态中：一个充满暴力和嫉妒的父亲将所有的女性都占为己有，并驱逐了他的那些已经长大了的儿子们，有一天，被驱逐的儿子们联合起来，杀死并吞食了自己的父亲。继而儿子们后悔了，罪恶感使他们制定了两条戒律，(1)祭奉象征父亲的某种图腾动物；(2)宣布放弃那些促成他们和父亲发生冲突的女性。——这便是原始图腾崇拜以及外婚制的由来。总之，道德、宗教、艺术以及一切文明化的制度都是起源于某种心理动力——在这里就是俄狄浦斯情结，从这种心理动力中弗洛伊德得到了对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文化现象起源的说明。
弗洛伊德的这一思想在他的大弟子（后来又与其分道扬镳）卡尔·荣格那里获得了另一种形式的表述——集体无意识说。所谓集体无意识指的是存在于个人无意识深处的更深广、更隐晦、年代也更久远的东西，“他不是源于个人获得物，而是源于遗传的一般心理功能的潜能，即源于遗传的大脑的结构，这就是神话联想——即那些不需要历史传统或移植就可能重新萌发于任何时代和国土上的动机和意象”[4](P588)。荣格相信，曾经被原始人所获得的集体无意识内容，经过世代相传已经积淀在人的天性之中了。同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在人类活动中具有先验的决定作用一样，荣格也认为，集体无意识是个体按照他的祖先当时面临的类似情境所表现的方式去行动的先在的决定因素。进而，集体无意识也就成了一切社会文化现象的决定因素。因为无论是科学发明还是艺术创作，虽然与个人的努力分不开，但最后都得凭借集体无意识中的“原型”或“原始意象”。例如，荣格认为，“能量与能量守恒观念一定是某种潜伏在集体无意识中的原始意象”[5](P68)。这种原始意象在最原始的时代就存在，并以多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对魔鬼的信仰、魔力、灵魂不死的观念等。
弗洛伊德和荣格的这些充满着神秘主义迷雾的学说，显然得不到科学研究的证明。但是作为一种对文化与社会现象的心理学解释却不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因为一切社会文化现象包括各种文明制度都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所以其中涵括着人类心理活动的轨迹也是必然的。并且，这种对社会文化现象的心理学说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功能主义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理论中我们看到，探索文化现象的心理根源已经成了文化研究的一条重要原则[6](P56)。
论题之二：心理现象的社会文化决定
把社会文化要素看成是人的心理生活的决定力量，是精神分析理论中社会文化学派的基本观点。如果说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社会心理学主要表现在对社会文化现象的心理根源的探索上的话，那么，精神分析的社会文化学派则把这个过程颠倒了过来，认为人的心理活动主要取决于特定的社会文化条件。因此，寻求心理活动的社会文化原因便成了社会文化学派的自觉任务。而他们在这方面的一系列理论观点也就构成了精神分析中又一个最基本的社会心理学论题。
社会文化学派的开创者阿德勒否定了弗洛伊德的生理本能或性本能学说，强调人的行为是由社会力量所决定的。他认为只有研究了一个人的社会关系和他对别人的态度我们才能了解他的人格。正是阿德勒的这一主张使精神分析理论开始了从注重本能和个体因素到注重社会群体因素的转向。沿着阿德勒开辟的道路，社会文化学派的主将霍尼进一步将社会背景、文化因素以及人际关系对人的心理和人格发展的重要性提到了首位，使得社会文化因素对心理生活的决定作用成了精神分析理论的主旋律。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中霍尼指出，要了解神经症患者的人格，必须考虑他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模式。她认为，在现代西方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普遍存在着冷漠、对立、疏离和怀疑之感，这往往会使人体验到一种孤立无助的失意与惶惑，而生活在这样一个潜伏着敌意的世界里的人，难免从儿童时代起就会形成一种基本焦虑，并由此埋下了日后产生神经症的隐患。因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不能改变自私自利的状况，神经症的自私就会肆无忌惮地发展。概括起来看，霍尼所阐述的就是这样一个原则，即心理活动是特定文化与社会条件的反映，个人潜在的内心冲突实际上是他所处的文化中的某些特定矛盾的反映。
与阿德勒和霍尼一脉相承，精神分析学者沙利文和弗洛姆也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社会文化因素对心理生活的决定作用，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精神分析的社会文化理论。沙利文认为，人们在相互交往中形成的人际关系是人类心理过程（包括变态过程）的主要参数。从这一观点出发，沙利文提出了一个极其独特但却深刻反映了他的社会文化观的思想，即精神病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即社会心理学”[7](P166)。这一让人感到奇特的思想的前提是：精神病既不是先天的也不是由身体的构造决定的，而是由患者的人际关系受损造成的，人际关系的损伤造成了患者的焦虑，并进而导致了其整个经验世界的分裂。总之，精神障碍导源于不适宜的人际关系或社会关系。“精神病学所涉及的领域就是人际关系”[7](P167)。这种观点能否得到生物医学的承认暂且不论，但仅就沙利文对社会文化因素——人际关系——在心理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的强调来看，无疑是十分有价值的社会心理学思想。
同沙利文及其他社会文化学派的学者们相比，弗洛姆则更加注重在宏观层面上考察社会文化因素对人的心理活动的影响，弗洛姆认为人是文化的产物，“人的本性，他的热情和焦虑，都是文化的产物”[7](P173)。人创造历史的过程就是历史创造人的过程，社会心理学的任务就是对人的创造过程加以理解和解释。弗洛姆在其社会性格和社会潜意识等理论中深刻地揭示了社会文化因素作用于精神世界的机制。如弗洛姆认为社会潜意识就是通过语言、逻辑和禁忌这三把“文化滤斗”而形成的：一个文化的共同语言中的语法和句法规则通过其蕴涵的精神来决定哪些经验能进入我们的意识之中，哪些则不能；一种文化范畴中的逻辑规律则决定着其成员认定什么是自然的或合理的，决定着人们的思想方式甚至思想内容；而社会文化中的禁忌则对社会性格和社会潜意识起着塑造作用，那些被认为是不合理或危险的思想、情感或态度就会被排除在意识之外。通过文化过滤器的作用，任何一个特定社会中的不合理之处，都必然导致该社会成员对自己许多感觉和意识经验的压抑，这就是社会潜意识形成的文化机制。
总之，我们从精神分析的社会文化学派中看到了一种极具现代科学精神的社会心理学思想，即人类的一切心理活动，所有的思想情感，都是为特定的社会文化条件所决定的。
论题之三：群体心理问题
精神分析理论，特别是弗洛伊德的古典精神分析理论，常常被看成是一种个性心理学理论，这与精神分析学家的治疗对象是个体的患者不无关系。然而，精神分析决不仅仅是关于个体的心理学，包括弗洛伊德在内，精神分析学家们或多或少都涉及到了群体心理问题应是不争的事实。群体心理问题也是蕴涵于精神分析理论中的最基本的社会心理学论题。
在精神分析的范围内，首先对群体心理问题给予集中关注的当是弗洛伊德。为了实现精神分析理论从个体心理学向社会心理学的转变，弗洛伊德于1921年完成了他的《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一书。在该书中，弗洛伊德几乎完全接受了群体心理学的创始人G.勒朋关于群体心理的观点，认为群体之所以使人“着迷”，取决于这样三个因素：(1)从纯粹的人员数量上获得无敌感；(2)行为和感情的相互感染；(3)暗示感受性。除此之外，弗洛伊德还“试图用里比多的概念给群体心理学的研究带来一些启示”[8](P96)。他从精神分析特有的立场出发，强调联结群体的力量是那能把世界上一切事物联系起来的爱的本能。他认为暗示之所以能够影响人，是因为受暗示者具有与他人保持和谐的爱他人的倾向。换言之，只有体现这种爱的关系的里比多“才是构成群体心理本质的东西”[8](P98)。这就是弗洛伊德的群体心理观。可以看到，弗洛伊德是力图将群体心理的产生纳入他的精神分析的核心理论——里比多理论的框架之中。他的这种做法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批评，甚至认为他除了重复和肯定勒朋的观点之外，自己在群体心理方面并没有什么新的建树[9](P72)。对此，在这里我们不想多加评论，但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即弗洛伊德把群体心理研究看成是精神分析的份内之事，对群体心理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这在精神分析的体系内部无疑是极具社会心理学意义的“举措”。
弗洛伊德所研究的是属于动态的群体过程中的心理问题，这种群体被社会心理学或社会学称之为“群众”(crowd)，它属于群体的一种非常规形式——集体行为(collective behaviour)形式。弗洛伊德的研究集中地代表了精神分析理论对群体心理学中的集体行为问题的关注。除此之外，精神分析还从宏观的社会结构的层面上探讨了群体心理问题，或者说，该派理论家们还以诸如民族、部落等社会群体为对象进行了富有精神分析特色的群体心理研究。在这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弗罗姆的社会性格学说。弗罗姆认为，每个具体的人的性格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是个体性格，它体现的是同一社会群体中成员间的心理差异。二是社会性格，它是一社会阶级或文化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具有的重要的性格成分，“社会性格体现着一既定文化中的绝大多数人共同的性格结构的核心”[7](P174)。现代社会心理学认为“群体心理就是该群体全体代表在某种程度上特有的共同心理，也就是由共同的存在条件引起的对他们来说是典型的心理”[10](P185)。应该说弗罗姆的社会性格理论已经正确地揭示出了群体心理的本质，相对于行为主义的科学社会心理学对群体心理的否定而言，这是群体分析理论对社会心理学的重大贡献。而在文化人类学阵营中的精神分析学家那里，类似于弗罗姆的思想得到了更为准确和具体的表述。如拉尔夫·林顿的“基本人格类型”、卡丁纳的“基本人格结构”以及杜波依斯的“众数人格”等都是对类似于“社会性格”的群体心理问题的典型研究。当人们在感叹因缺少有效的方法而不能对诸如阶级、民族等这样的大型群体心理进行科学分析时[10](P179)，精神分析理论家们早已对此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甚至还使用了颇具科学意义的统计方法——“众数人格”正是通过人格资料的统计学处理而获得的一种属于民族、阶级等大型群体的人格概念。
论题之四：个性与群体或社会的关系问题
与一般心理学一样，社会心理学历来也十分重视对个性的研究，只是“对于社会心理学来说，研究个性的主要方面是个性与群体的相互关系”[10](P305)。可以说，个性与群体或社会的相互关系问题是社会心理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它既关系到对社会（群体）中的个体的心理活动的认识，也关系到对由个体组成的群体的心理现象的理解。纵观精神分析运动的整个历史，可以发现个性与群体或社会的相互关系问题几乎贯穿于精神分析的所有理论学说之中。而最具有代表意义的则是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和阿德勒的社会兴趣理论。在这些理论中，个性与群体或社会的关系问题得到了深刻的揭示。
弗洛伊德认为，在人格的构成中包含着本我（又称伊底id）、自我和超我三个部分。本我包括人类本能的性的内驱力和被压抑的倾向：“我们把它叫做一团混沌，一口充满沸腾的激动的大锅。”[11](P342)本我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不考虑客观现实的环境，只追求直接的满足，遵循的是快乐原则。但是本我并不能与外部世界直接接触，在本我的需要与现实之间必须实行有效力的和适当的联络。为了促进这种相互作用便从本我中发展出了自我，自我便成了自身和外部世界的仲裁者。自我所遵循的是现实原则，它参考现实来调节本我，使本我需要的满足能够通过适当的客体来实现。人格结构的第三部分是超我，超我是在童年早期发展来的，包括良知（心）和自我理想两部分。它代表着“每一种道德的限制，代表着一个力求完善的维护者，……超我被描述为人类生活的高级形式”[11](P344)。超我与本我处在直接的冲突中，它不仅力图延迟本我的满足，而且还使它完全不能得到这种满足。弗洛伊德以其特有的精神分析语言所描绘的人格结构图景，表明了他对个性与社会的关系的看法。即个性与社会始终处于对立和冲突的状态之中，因为超我代表的其实是社会或群体的道德和价值标准，它限制和阻挠人的本能需要的满足，在强大的社会道德标准面前，个性只能受到压抑。弗洛伊德还将这种对立推及到整个人类文明与个性的关系上。在《文明及其缺憾》中弗洛伊德指出，文明是以对人性本能的否定为代价的，而且还对人类成员的个性构成了限制。“在文明产生以前，自由的程度最大，……文明发展限制了自由，公正地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受到限制”[12](P38)。
如果说弗洛伊德强调的是个性与社会的对立的话，阿德勒注重的则是个性与社会的统一和联系。可以说阿德勒的整个个性心理学就是建立在个性与社会的整合的基础之上的。众所周知，阿德勒使用individual（个性）一词是取其拉丁文原意——“不可分”之意的，而不是与社会相对应的“个体”意思。这种思想在他的社会兴趣理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阿德勒指出，社会兴趣是指一个人与他人交往时产生感情和自居作用的一种固有的潜能，它的形式包括平时或困难时与他人的合作，帮助他人的准备状况，在与他人交往时保持着给多于取的倾向以及对他人的思想、感情、经验给予理解的能力等。阿德勒强调，个人的脆弱性和种种限制，使得他无法单独地达到自己的目标。个人为自己的幸福、为人类的福利所采取的最重要的步骤就是和别人发生联系，我们生活于和他人的联系之中，如果我们变得孤独，我们必将灭亡。所有的失败者，如神经病患者、罪犯、堕落者等，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他们缺乏从属感与社会兴趣，他们赋予生活的意义是一种属于个人的意义。鉴于这些，阿德勒对生活的意义的看法是，属于私人的意义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意义只有在和他人交往时才有存在的可能[13](P11-12)。
弗洛伊德和阿德勒在个性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的着眼点不同，所以他们的结论也不同。在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他们关注个性与社会的关系这一问题本身的社会心理学价值。无论是个性与社会的对立还是整合，它们都代表了精神分析理论对这一社会心理学基本问题的深刻的思考与探索。
三、对当代社会心理学的意义
上述四个方面是精神分析理论中所蕴涵的主要的社会心理学论题（当然不是全部论题）。从中我们发现，精神分析社会心理学在其理论及研究实践上具有如下几个突出的特点：其一，微观与宏观的整合与贯通。在精神分析理论的所有社会心理学论题中，几乎都涉及到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的社会心理学问题，而且，在这些论题中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不是割裂的、分离的，而是相互关联的、整合的。无论是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学说还是阿德勒的社会兴趣理论，抑或是其他社会心理学论题，我们都能看到从微观层面的个体社会心理生活到宏观层面的群体社会心理现象的逻辑过程。个体与群体（社会）、微观与宏观，对精神分析社会心理学来说都是其所考察的社会心理现象的两个端点，这种将微观与宏观整合为一体的理论特点，表明了精神分析社会心理学是极富辨证精神的哲学品质的。其二，对社会心理现象的深度探索。精神分析理论由于注重人类无意识动机的力量而被看成是一种深度心理学，同样，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上精神分析也具有突出的深度探索的特点。这种深度探索一方面表现为精神分析将无意识研究延伸引了社会领域，深入地探讨了“集体无意识”，“社会潜意识”、“社会性格”等社会心理问题，另一方面也是最具有价值的是精神分析（特别是社会文化学派）高度重视了与社会心理有着互动关系的社会文化要素。第一个方面使精神分析社会心理学在对属于某一社会、某一民族或某一时代的宏观社会心理现象的研究上，其深刻性远远超出了一般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尽管有许多观点并未得到普遍的认可）。而第二个方面则使社会心理问题与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联系起来，极大地增强了精神分析社会心理学的社会意义。第三，人文主义取向的研究立场。“在目的、对象和方法方面，精神分析一开始就离开了心理学思想的主流”[11](P321)。精神分析坚持的是与科学取向的心理学相对的人文取向。在研究上他们不是使用有控制的实验室实验，资料的收集也不是在系统的有控制的条件下进行的，而是强调质性分析，重视经验报告之类的主观方法。这一特点理所当然的也表现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之中。对于精神分析社会心理学来说，更强调的是人类心理活动的目的性和意义性，而不仅仅是他的客观性和可观察性。正是精神分析社会心理学的这些特点，使其对当代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具有了极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众所周知，自从F·阿尔波特将实验方法系统地引入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之后，实验室实验几乎成了社会心理学的唯一研究方法，“社会心理学已经几乎无例外地都成了实验社会心理学”[1](P587)。这固然对社会心理学从一种社会哲学或社会经验论发展成为一门社会科学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长期以来存在于社会心理学中的这种科学霸权主义，也带来了十分消极的后果。首先，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中形成了以方法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自F·阿尔波特以后的主流社会心理学几乎排斥了一切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只承认实验方法在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的价值，而否定其他方法的合理性。能不能成为社会心理学研究，唯一的标准就在于是不是使用了科学的研究方法。在社会心理学中，科学的本质被等同于科学的方法，科学与科学的方法被看作是同义的。在这种研究取向面前，研究者重视的是实验设计在形式上的完美和程序上的无懈可击，而忽视了研究内容的社会意义，致使社会心理学最终走上了抽象化的道路[14](P219)。其次，由于过分强调实验研究，还使社会心理学呈现为削足适履的状况，即只研究那些能够用实验方法精确测定的微观社会心理问题，而不触及与社会发展有着密切联系的宏观社会心理现象。又由于只重视研究方法的设计，缺少系统的理论构架，导致“社会心理学的理论与结论并没有构成一幅有条理的图像，相反还造成了大量散乱的、矛盾的原理和研究结果。”最后，过分依赖实证研究导致了社会心理学的非社会性或非文化性。社会心理学理应考察在各种社会或文化条件下人的心理活动的规律，而且来自文化人类学的证据也表明在不同的社会或文化形态中，人们在思想、情感和认知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不考察特定的社会和文化形态，就不可能真正认识人的心理活动的本质，也就无从认识社会心理的本质。由此可见，以实证主义作为方法论基础的科学社会心理学已经充分暴露出了它的局限性，改弦更张吸取人文主义的研究主张，将是当代社会心理学走出困境的正确选择。
20世纪末，心理学阵营中竖起了“非科学心理学”的大旗，而精神分析则是非科学心理学的代表，当然也是“非科学社会心理学”的典范。精神分析中的上述社会心理学论题，在当代社会心理学中也都是具有学科核心意义的根本性问题。
标签：社会心理学论文; 心理学论文; 精神分析论文; 弗洛伊德论文; 阿德勒论文; 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论文; 群体心理学论文; 社会文化环境论文; 心理学发展论文; 心理学现象论文; 活动理论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科学论文; 社会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