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图书馆思想概述_图书馆论文

20世纪中国图书馆思想概述_图书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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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是中国图书馆发展史上最重要的时期,这期间图书馆完成了两次深刻变革,即由近代藏书楼到图书馆,由传统图书馆到现代图书馆的转变。在20世纪中国图书馆发展嬗变中,产生了丰富的图书馆思想,然而对这些宝贵思想遗产的总结和整理却十分欠缺,能够见到的仅是一些零碎的局部的研究和论述,因而在跨入21世纪门坎,图书馆面临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等挑战时,有必要加强对上个世纪的图书馆思想历程的总结,以作为应对未来的理论和思想依据。

1 20世纪中国图书馆思想的历史地位

1.1 中国古代图书馆事业及管理思想

我国图书馆事业源远流长,如果从商代殷墟甲骨藏室算起,已有3000余年历史。在这悠久的历史中藏书楼时期占了绝大部分。我国古代藏书楼所孕育的图书馆思想是非常丰富的。商周至汉代,可以说是图书馆管理思想的萌芽和积累时期,这个时期的管理思想仅限于对书籍的管理,处于零散、局部的状态,藏书活动中表现出的藏书管理思想多属于一种自觉性不强的无意识行为。而自汉至清,是中国古代图书馆管理思想发展和趋于成熟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中虽然仍是以藏书管理为核心,但管理的体制逐渐完善,管理思想更加丰富。在体制方面,从商周的史官掌管藏书,到东汉建立秘书监制度,一直延续了1200多年,到清代建立完善的由文渊阁统管藏书的馆阁制度,可说在管理体制上随着藏书规模的日渐庞大而趋于臻密完善。在管理制度和方法上,书藏思想一直是古代图书馆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不论官家藏书,私家藏书抑或书院藏书,皆十分重视收藏和保护。只是到了清代,这种重藏的思想才有所改革。特别是清代书院兴盛,促进了一味重藏这种长期形成的观念的改变,为了解决藏书利用问题,在管理中出现了一些借阅制度和新的管理方法。在中国古代图书馆管理思想中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十分重视人的因素。自从东汉设立秘书监制度后,就十分重视其中官职的选用。宋代尤甚,洪迈曾称“国朝馆阁之选皆天下英俊,然必试而后命,一经此职,遂为名流。”(《容斋随笔》)馆职选任严格,一概由科举高第或在职官员中挑选,且必须经过考试。考试合格后才能担任三馆秘阁的低级官员如校勘等。担任馆职官员的工作必须接受考核,成绩优秀者方可升迁。这些都反映了我国古代图书馆思想的丰富和具有的特色。

1.2 20世纪中国图书馆思想的继承和创新

20世纪中国图书馆思想是古代和近代图书馆思想在新条件下的延续和发展。这期间虽然只有100年,较古代图书馆的历史要短得多,然而由于这一时期的中国图书馆经历了两次重大变革,即由封闭的藏书楼演变为开放的图书馆(20世纪初),以及在传统图书馆基础上建成基于互联网和现代信息技术的现代图书馆,使图书馆的职能发生了深刻变化,因而人们对图书馆的认识以及对于办图书馆的认识亦发生深刻变化,从而形成极其丰富的图书馆思想,它的辉煌是过去数千年的图书馆史上所不曾出现的。

20世纪中国图书馆思想在整个图书馆思想史上具有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从它的继承性方面看,它对数千年的图书馆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和扬弃,继承了其优良的传统。如藏书问题,它将旧式藏书楼单一的收藏发展成为系统的藏书建设和合作收藏的文献资源建设。从其创新性方面看,由于西方教育文化和图书馆思想的导入,使中国藏书楼发生了深刻的观念变化(这种变化是多方面的,将在下文分别阐述),最根本的变化是其功能性质的变化。旧式藏书楼的最主要功能在于它的文化传承性,图书馆在世代的文化传承中客观地与学术研究联结在一起,目录学家曾说过古之目录学实乃学术之史,不仅道出了目录学的本质,也道出了古代图书馆的本质,即古代图书馆也总是与学术联结在一起的。古代图书馆虽然也有教育的作用,而与它的学术性相比较其教育性就显得微不足道了。然而随着西方图书馆思想的导入,使图书馆的教育性迅速上升到主要的职能。这样,图书馆的类别就有了大众图书馆和学术图书馆之别,而大众图书馆就是面对广大民众向人们提供阅读需求的完全迥异于旧式藏书的新式图书馆。直到20世纪末,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尽管图书馆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是学术图书馆和大众图书馆这两种基本的图书馆类别仍然未变。

2 20世纪中国图书馆思想形成的影响因素

20世纪中国图书馆思想体系是非常丰富的,它的形成,有其自身发展的必然性,亦有其外部的诸多因素的影响。

2.1 传统图书馆思想的影响

我国古代丰富的图书馆思想对20世纪图书馆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影响有的是积极的,有的则负面因素甚多。如关于藏书的观念,正面的影响是重视藏书建设这项图书馆的基础工作,并在藏书建设的基础上提出关于合作发展藏书的文献资源建设这种新的理念,以及关于文献资源布局的一些新的模式,如地域布局模式和学科布局模式等,这些都极具中国模式和特色;但是传统的藏书观念也有许多束缚图书馆发展的地方,如重藏轻用思想始终成为图书馆全面向社会开放、向读者开放的天然屏障。又如传统目录学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20世纪中国目录学受传统目录学的影响,十分注重对图书馆藏书的宣传作用,在联合目录、专科目录等目录的编制方面都取得十分显著的成绩,从而促进了图书馆为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服务。

2.2 西方文化及图书馆思想的影响

西方文化及西方图书馆思想对20世纪中国图书馆思想的影响是一个大课题。20世纪中国图书馆思想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融合了近现代西方先进文化和图书馆思想的结果。在这方面表现较突出的如20世纪初新式图书馆建立时西方图书馆所倡导的全面开放的观念、平等服务的观念;又如80年代普及图书馆、建设图书馆网的观念,图书馆系统管理、综合规划(发展战略研究等)的观念,图书馆效益观念;90年代图书馆的人文管理观念等。这些均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

2.3 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

20世纪是中国政治、文化发生急剧变革的时期,这些深刻的社会变革不可避免地使作为文化事业一部分的图书馆受到影响,从而产生出一些极具中国特色和中国模式的图书馆思想。如二、三十年代的新图书馆运动,旨在普及图书馆,促进全民教育,提高国民素质,以强国强民,那时大部分县份都设立了图书馆或民众教育馆图书室。建国后某些时期,图书馆受政治影响,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图书馆的藏书和服务都由于“阶级性”而变得十分畸形、藏书中要清除那些“封、资、修”的成份,服务对象由全体人民群众变成了“工农兵”。在图书馆服务方面也形成了一些自己特有的东西,如图书馆重视为政治、经济、文化服务,图书馆为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项目服务,出于这样的目的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跟踪服务”、“专题服务”等服务形式。与国外图书馆不同的是,西方图书馆强调服务的“平等原则”,而我们则强调服务的重点原则和特殊性,这表现在服务中的区分服务等方面。在国外,往往强调图书馆的“专业性”,而我们则较多强调图书馆的“特色化”。这些都深刻反映了图书馆思想产生的特殊的文化背景。

2.4 科学技术对图书馆思想发展的促进作用

科学技术对图书馆、图书馆思想发展所起的作用是较为直接和明显的,尤其在20世纪表现得极为突出。图书馆某种新的思想的形成,开始可能由于一些外域的思想文化影响,但这种影响是缓慢的,因为观念属于文化的内层,其结构较为稳定,不可能在短期内迅速改变。而技术则属于文化的外层,其变化及对图书馆的影响往往表现得直接和显露。如在“藏用观念”上,图书馆“藏用观念”的变化、图书馆从封闭藏书楼走向开放的图书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印刷技术的不断发展,古代图书馆的书藏之所以长期“宝而藏之”,是由于印制的困难,书籍不易得到而成为少数人的专用品,待到近代机器印刷出现后,印刷成为一种产业,书籍可以大量生产,这便为图书馆走向平民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再如文献资源协调和共享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国图书馆界长期致力研究而未获解决,尤其在80年代,曾经提出全国文献资源保障体系的概念,以及实现的理论模式,进行过全国文献资源的大规模调研和分析,但在实践中却未能继续走下去。到了90年代后期,随着信息网络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从而在理论上为图书馆文献资源共享描绘了可行的蓝图,在实践上我国图书馆也正在一步步向这一目标迈进。因而,可以说,科学技术是促进图书馆发展和进步的原动力,从而对图书馆新理念、新思想的产生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3 20世纪中国图书馆思想的主要成果

20世纪中国图书馆的思想遗产是极为丰富的,但是长期来缺乏对这些思想成果的认真梳理和分析、总结。由于对之缺乏恰如其分的评价,以致一些宝贵的思想、观念长期以来不能占据主导地位,新的观念不能大行其道,旧的观念却时时困扰着人们,只有到了90年代,图书馆管理开始重视人文管理,关于人的观念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才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因而,对20世纪图书馆的思想成果进行认真总结,应当是我国图书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3.1 图书馆的开放思想

图书馆的开放思想是20世纪图书馆的主导思想,它伴随图书馆从世纪初走到世纪末,每一个时期都有其独特的内容。世纪初由近代藏书楼迈向传统图书馆时,“开放”的意义还主要限于图书馆的大门开始向社会敞开,阅读的权利由社会的上层转移到人民大众;80年代以后,传统图书馆开始向现代图书馆过渡,“开放”便具有了“全面”的意义,不但几乎所有藏书都可面向读者,而且读者不但可以走进图书馆,而且读者可以走进书库、走近书架,直接面对藏书,这时,“藏书”的“藏”便只具有了相对的意义;到了世纪末,随着网络环境的出现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图书馆的开放又赋予了新的意义,这时的图书馆与读者之间已无围墙可言,读者在图书馆外的某处可以在网上方便地利用图书馆的文献信息。

从整体上看,我国图书馆是由有限的开放逐渐走向全面开放的,但是由于藏书楼传统的悠长,由于体制和管理上的不完善,这种开放的步履就显得十分艰难,在图书馆的许多环节仍可见到过去封闭的影子。

如果从图书馆对社会开放和图书馆藏书向读者开架两个层次来考察,前者主要体现出图书馆功能的扩展,后者则体现图书馆的自我完善,体现图书馆的人文关怀。图书馆的开放性虽然在20世纪初新图书馆降生时才得以明显地体现,但古代藏书楼并非就是绝对封闭的。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古代藏书楼从整体看它是封闭的和保守的,但它同时也具有有限的开放性,这一点从其产生时就具有,藏书楼不论是政府的还是私家的、书院的,它都一定程度地对一部分人开放,不然,它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一种有趣的现象是,我国古代的目录学非常发达,而目录的主要作用是揭示和宣传藏书的,这就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藏书楼并不是绝对的封闭,在那里仍然存在着图书的流通,这一点已从近年来的有关研究中得到证实。但是藏书楼真正从封闭走向开放是在上世纪初,近代藏书楼随着中国社会的大变革而发生彻底改观,以社会教育机构的新面孔出现在世人面前。我国第一批省级公共图书馆(如湖南、浙江、湖北等)在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就出现了,从而为革命作出了思想和人才方面的准备,使人们认识到图书馆具备与当时倡导的新式学堂同样重要的教育功能,由此掀起了一场“新图书馆运动”,从而进一步推进了图书馆的“开放”。以“输入文明、开通智识”为己任的图书馆逐渐被人们认同其社会教育的重要功用,1904年建立的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其募捐启事上指出“改良社会不一途而效果莫捷于图书馆”,这种对图书馆的认识可谓是一种在较深文化层次上对西方的认识,这种认识较之洋务运动时认为以自己的“船坚炮利”来制夷这种物质层面的认识要高明多了,较之维新运动的领袖仅从体制方面考虑问题要深刻得多,教育以开通民智,在此基础上引进西方的民主和科学这是“五四”运动前后思想界打起的旗帜,而图书馆的开放正好迎合了这一社会潮流,这就是世纪初“开放”的图书馆能够迅速击垮沿袭了数千年的藏书楼的最主要的原因。

然而,这种运动式的对藏书楼的摧毁显然是难以彻底的,藏书楼在中国上毕竟有数千年的历史,厚重的文化沉淀并未因藏书楼形体的消失而逝去,因而藏书楼“封闭”的观念始终在左右着20世纪中国的图书馆,只是到了世纪末这种“封闭”的困扰才逐渐减弱。如果我们从文化层面来分析,20世纪中国图书馆始终在“开放”和“封闭”的矛盾中挣扎的现象就不难理解了。

3.2 平等阅读思想

这里的“平等阅读”概念实际上泛指读者到图书馆接受到的全部服务。平等原则是国际上图书馆共同遵循的重要原则,它实际上是图书馆开放性原则的延伸。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公共图书馆宣言中明确写道:“公共图书馆应当随时都可让人到馆,它的大门应当向社会上一切成员自由地、平等地开放,而不管他们的种族、肤色、国籍、年龄、性别、宗教、语言、地位或教育程度。”印度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著名的现代图书馆五法则的第二条明确写道:“书是供所有人使用的。”并解释说:“第二法则谨慎地坚持用户均等、学习机会均等及享乐机会均等的原则,不集合起所有的人——富人和穷人,男人和女人,陆地人和海上人,年轻人和老年人,聋人和哑人,强智力人和弱智力人,总之是地球上各个角落的人,不把他们引进图书馆这座学习的殿堂,第二法则是不会安宁的。”图书馆平等阅读的原则实际上是西方国家民主制度的一种反映,在20世纪的中国,虽然很早就打出了“科学”和“民主”的旗帜,但民主观念的深入人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需要一定的社会基础。因而图书馆的“平等阅读”的理念20世纪在中国的发育也并不十分完善。

20世纪初图书馆建立之后,尽管大门是向所有的人开放的,然而由于当时文盲所占比例极大,即是一些识得字的人,由于整日迫于生计,无暇来图书馆看书,因而图书馆的服务范围实际极小,那时期不但图书馆数量少,而且规模也十分小,如湖南省图书馆的藏书直到40年代末仅有10多万册。中国是一个有长期封建社会历史封建等级制度极深的国家,这种等级观念对图书馆的平等服务的影响也是较深的。在“阶级斗争”盛行的年代图书馆将许多种类的人排斥在服务对象之外,而主要是为“工农兵”服务,实际上连其主要对象知识分子也排斥了,在这样的条件下根本不可能有平等服务可言。改革开放以后,国际图书馆的平等服务理念逐渐被人们接受,然而在图书馆的一些服务领域对平等的认识并未取得一致,甚至将一些错误的作法误认为是先进的东西加以推广。

80年代以后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很快,在办馆思路上也大为解放,出现了一些新事物、新作法。如图书馆对一些重点读者实行一些重点服务、特殊服务:允许一些达到一定级别的专家教授进入书库选书;高校图书馆广为流行一种教师与学生相区分的“分流服务”,等等。因而在各类图书馆中实际上都存在着大量的这种的“差异”服务,实际上这种差异就是服务的不平等,陈誉先生曾大声疾呼对这些不平等服务进行深刻反省,他说,这种分流服务现象在国外境外早已消失,而合流服务和平等利用不仅是对所有读者人格的尊重,而且方便所有读者充分利用馆藏,可以充分发挥书刊的效益。然而这种呼吁并未能完全改变现实中的诸多不平等服务的现象。

在我国图书馆服务中出现的特色服务或曰特色图书馆的现象是一种需要认真研究的现象。这种特色图书馆从其馆藏来看,一定程度上带有专业图书馆的性质。然而一个公共图书馆如果办成了一个专业图书馆,其服务对象将受到极大的限制,必然影响其服务的大多数读者。因而公共图书馆的特色办馆应当是有限的,应当在为大多数人服好务的基础上考虑为一部分人服务,否则就违背了图书馆的平等原则,就是舍本求末。

中国图书馆基于自己的国情而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在服务中出现的一些作法具有独创性,在某些历史阶段亦产生过一定的作用。但服务的大的原则则是不容违背的,因而图书馆的平等服务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3.3 从注重规模到注重效益——内涵发展的办馆思想

与西方国家图书馆事业相比,我国图书馆长期以来基础薄弱,网点少,规模小。80年代开始,随着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图书馆事业相应得到应有重视和迅速发展。但是,图书馆的发展应遵循什么道路和原则,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1986年开始,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研究成为图书馆界关注的焦点,在大批发表的研究论文中,“关于图书馆事业发展‘软件’的思考”之类的文章特别引人注意,因为文章中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一是重视事业发展研究中人的观念的研究,一是在建设图书馆时要重视图书馆的实际效益。

如果说30年代前期是我国图书馆发展的粗放管理时期,那么经过80年代后期的事业发展战略研究,图书馆的发展则进入了相对理智的时期。事业发展战略中涌现出许多新的观念,其中核心思想是以效益为核心的思想,从而告别了盲目追求规模的作法。

人们在对80年代前期图书馆的发展作过一些考察,发现图书馆藏书经过快速发展后,图书馆藏书利用率并未能提高,利用率仍停留在30%、50%左右,而国外一些图书馆的藏书利用率却高达100%以上,甚至达到200%。在利用率上如此大的差距,使人们反思,前些年的发展是一种只顾规模不顾效益的发展,这种发展不可能是一种长期持续发展,当政府发现其对图书馆的投入不能产生相应的回报,将会考虑以后的投资规模。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应当走规模与效益并重,以效益为中心的道路。以效益为中心的发展道路实质上是图书馆内涵发展的道路,强调图书馆的内涵,讲求图书馆的科学管理,使图书馆在现有基础上为两个文明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成了90年代以来图书馆追求的重要目标。

3.4 从盲目自然发展到科学规划

图书馆是文化累积性极强的文化机构,图书馆的一些功能要通过长时间的持续努力才会获得好的收效,例如,某一图书馆的馆藏特色的形成往往需要十几年、几十年,甚至一百多年的时间。因而图书馆发展的科学规划、长期规划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图书馆的发展实际上处于一种自流盲目状态。自50年代至70年代图书馆受政治运动的影响,图书馆的所有工作都要围绕政治运动的中心来进行,1957年“反右”时,图书馆的重要任务是利用书刊揭批“右派”言论;1958年大跃进时,图书馆的重要任务则是收集各地“钢铁”、“粮食”高产放卫星的资料,图书馆将图书送到车间和田间地头;文化大革命期间,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图书馆由于其藏书大量充斥“封资修”内容而被关闭,后来局部开放,仅有极少量书刊可以借阅流通。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图书馆自然形成了这样的思维定势:每年只须围绕紧跟中心工作干,毋需考虑自身的特点和长期发展。遗憾的是,这种在特殊年份形成的思维定势也被一些人带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图书馆发展的新时期,甚至到今天,仍有一些图书馆领导在考虑来年图书馆工作时,习惯于根据政治形式来一些“即兴项目”,给图书馆工作造成不少失误。

有计划、按步骤的发展原则,符合科学管理的一般原则,这一原则是图书馆事业健康发展的基础,规划发展的观念早在50年代就引起人们注意,如1956年夏,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领导下,集中一些图书馆学、目录学专家和有关方面的代表共同拟定《图书馆学、目录学科学研究12年远景规划》(草案),其中涉及图书馆事业长期发展等问题。然而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的影响,规划未能执行。我国图书馆事业规划发展理念的真正觉醒是在1986年武汉大学全国中青年图书馆学情报学研讨会之后。规划发展理念的产生基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80年代初期图书馆事业的迅速发展,迫切需要科学规划的指导:二是30年代西方科学管理概念的导入,使图书馆界自觉地开始将管理学中的一些原则嫁接到图书馆管理中;三是为图书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结合找到了一个结合部——这便是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研究。

3.5 从个体经营到网络建设——协作观念的发展

在20世纪图书馆发展中可以清晰见到从分散到整体发展的脉络。这种发展随着图书馆功能的不断扩展而日益受到重视。

世纪初新建立的一批图书馆,其主要功能是开通民智、推进教育。这时图书馆主要是面向大众的。建国后,随着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对图书馆的藏书深度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但是如果每个图书馆都普遍收藏研究级以上的文献资料,显然既会造成一些重复浪费,又是各图书馆财力所难以支持的。因而图书馆间的合作在50年代就引起了人们的重视。50年代中期曾出台《全国图书协调方案》,建立全国性的中心图书馆委员会。但是在其后20余年间这种馆际协作协调活动并未有效开展起来,其主要原因大概在三个方面:体制,观念,政治背景。在体制方面,我国一直沿用一种条块分割的体制,这种体制是一种有限集中的体制,它重视“条”即“系统”中的合作和协调,而忽视了“系统”间的合作和协调,因而这种合作是局部的。观念的落后是图书馆合作长期处于较低水平的主要原因。这种分散的各自为政的办馆思想的主要思想根源在于长期存在的藏书楼思想的客观现实。而到了80年代,这种传统受到了来自西方的严峻挑战。80年代初,随着新技术浪潮的涌进国门,西方思想界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传到我国,作为嗅觉极为敏感的图书馆对之反应尤为快捷,图书馆开始尝试以新的管理思想来解决一些宏观现实问题。“系统”观念在80年代与图书馆网建设联系最紧的是关于解决我国文献资源保障体系的建设,在这一课题范围提出关于我国文献资源建设布局的学科布局和地理布局的两种主要模式,而地理布局主要是打破“条条”束缚强调集中统一管理,是一种较理想的体系管理模式。尽管由于体制和技术操作方面的原因使此等管理模式一度撂浅,但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数字图书馆建设的不断完善,一种在网络基础上的图书馆合作终将变为现实,到那时我们再来回顾80年代进行的这些讨论,更会体会到思想启蒙对于图书馆现代化建设的深刻意义。

3.6 从书本位到以人为本

中国是一个重传统的国家,而传统的主要承载物是书籍,因而中国人对书籍的膜拜是根深蒂固的。自从孔子删诗书订礼乐而有了众多经典之后人们对经典的敬仰就世代延续下来。这便是我国传统图书馆长期不变的书本位观念的历史渊源。

藏书楼的从贵族化走向平民化是对书本位思想的一次猛烈冲击,但是20世纪虽然书籍已脱下了贵族的外衣,可是它在中国远远没有达到能够普及的程度,特别是20世纪前半叶,书籍的出版仍然很少,在社会上仍然是稀缺之物,图书馆史上不乏这样的记载:一些50年代初省图书馆藏书仅有十数万册;为了保证书籍不丢失,有些图书馆还沿用解放前的铺保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图书馆将书籍妥善保管,使其能为更多的人们利用是无可非议的。然而将爱护书籍固化为“书本位”却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糊涂观念。普通的一本书和图书馆的一本书的存在具有着不完全相同的意义,一本普通的书可以有许多的用途,而它作为图书馆的一本书其功能就有了些微变化,其多重价值就变为了“流通借阅”这一主要价值。因而现代图书馆的书籍观就是如阮冈纳赞所说的“书是为了读者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观念,图书馆才会派生出一系列围绕读者的服务。以上这种“书”和“读者”辨证关系的观念在我国图书馆迟迟建立不起来,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与西方文化的差异,西方国家在中世纪后人本主义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从而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人文土壤,而中国是一个经历了长期封建专制的国家,引进的脆弱的人文思想很难成长和发育。20世纪中国图书馆中以书为本的思想几乎贯穿始末,不过中间也有一些变化,这就是书本位的思想到了80年代曾让位于以馆舍、现代化设备为核心的思想,从以书为本到以电脑为本体现出国人对物的崇拜和对人文的淡漠。不过在世纪末现代化的呼声中,人们倾听到一种新的声音:现代化过程中最关紧要的是人的观念的现代化,因而图书馆界出现了关于提倡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呼唤,尽管这种声音还不十分强大,但毕竟在图书馆中开始重视文化的深层,那种物质层面的东西开始让位于精神和观念。人们开始认识到对人(包括读者和图书馆员)的尊重是实现图书馆现代化转变的不可缺少的前提。

3.7 从以内务为中心到以读者用户为中心

在20世纪图书馆发展中可以发现管理中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图书馆十分注重自己的一些书刊资料整理等传统工作,而轻视面向读者的服务工作。在很多时候图书馆都十分强调其学术性,从而有意无意对读者服务工作采取轻视的态度。这本身在图书馆也形成了一个传统。

图书馆的内务整理,书籍的分类编目典藏在古代藏书楼有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从西汉刘向、刘歆在宫廷整理图籍、创制《别录》、《七略》,代代相沿,形成了以政府藏书为主线的体系,且历代的书藏整理都极重视图书的分类和目录的编制,从而形成官修书目、史志目录、私家目录的庞大体系和撰写提要等传统,图书馆及其主要工具目录学渗透到学术文化的许多方面,特别到了清代目录学成为一种“显学”,这种传统自然也给近现代的图书馆工作产生重大影响,在图书馆的大门敞开后,图书馆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分类编目上,对读者的服务长时期处于一种较低水平上。80年代以后这种状况虽然有所改变,仍未根本扭转这种局面。近几年这方面情况有所好转,随着图书馆信息技术的发展,图书馆功能发生变化,服务和咨询移到了前台,加之人文理念的逐渐深入人心,读者服务工作逐渐受到应有的重视。

3.8 体制、法制和人文理念

从文化视角看,观念形态是文化的内层,而管理体制和法规制度是文化结构中靠近外层的部分,因而人们认知的顺序便循着外表→里层、由表及里。20世纪中国近代图书馆从建立之初就十分注重法规制度的建设,20世纪上叶由教育部颁布的《图书馆规程》就有多部,如1915年的《图书馆规程》、《通俗图书馆规程》,1930年的《图书馆规程》,1939年的《修正图书馆规程》,1947年的《图书馆规程》。此外,比较重要的法规条例还有1910年的《学部奏拟定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摺》,1927年的《图书馆条例》,1930年的《新出图书呈缴规程》、《私立图书馆立案办法》,1939年的《图书馆工作大纲》,1944年的《图书馆工作实施办法》,1945年修正公布的《国立中央图书馆组织条例》等等。建国后政府颁布的关于图书馆的法规条例就更多了。这些条例法规对于图书馆事业发展和图书馆工作的规范化起到了良好保障作用。但是,法规条例的约束作用也给图书馆带来一些负面影响,由于法规的稳定性作用,使图书馆发展的新观念新思想受到一定程度的扼制,图书馆改革步伐缓慢。

图书馆的思想启蒙和人文理念是在80年代后期开始在图书馆蔓延发展的。图书馆界在现代化过程中不断进行反思,发现现代化中人的观念的现代化是根本的决定的因素,从体制、法制建设走向人文管理,将是我国图书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而管理的走向人文化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国图书馆20世纪产生了丰富的管理思想,除上述几个方面,其他诸如关于藏与用关系的理念,关于多种形式办馆的理念,关于建设特色图书馆的理念,关于多元服务的理念,等等。从这些特有的图书馆思想和理念中,我们可以窥见随着图书馆的发展人的观念的进化过程,以及人们在图书馆的现代化过程中不断的思考和不懈的追求。与先人的思想成果比较起来,我们对这些思想的研究和总结显得太过单薄,本文仅仅提出一个思想史的框架,限于篇幅和水平未能作深入的探析。权作引玉之砖,抛出以就教于对20世纪中国图书馆史有兴趣的广大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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